战国时期，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聚集了一大批知识精英。他们不从事治理工作，专心从事学术研讨活动，对当时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思考和热烈的论辩，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今天仍能读到的伟大著作，如《管子》、《慎子》、《荀子》等，这些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稷下学宫，以它无与伦比的杰出贡献和崇高声誉而载入古代中国文明的史册。

一、百家汇聚

稷下学宫最初由齐桓公设立，时间大概是战国初年。当时已经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给予特别的尊崇。不过，这个时候没有太大的影响。战国中期，特别是齐威王改革后，齐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再次提升，齐国的统治者更加重视稷下学宫。特别是齐宣王，尤其喜欢文学游说之士。齐宣王给稷下学士特别的优待，下令授予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邹奭、慎到、环渊等76人“上大夫”的官衔，让他们超脱繁杂的政务，只管议论，并在临淄最为宽阔的大街为他们建起住宅，高门大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尊崇他们，让天下诸侯的宾客都知道，齐国能招揽天下的贤士。结果，稷下学宫复盛，最多时竟至数千人，在古代世界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

稷下学宫汇聚了百家人物，是学术争鸣的好场所。这里不限国别，也不限学派，真正做到了五湖四海，诸家并存。齐国人邹衍、邹奭属于阴阳家。齐国人田骈、接予、楚国人环渊属于道家。赵国人慎到属于法家。司马迁认为他们都学黄老道德之术，从中发展出各自的学说。战国后期的儒家大师荀子，赵国人，曾多次到稷下游学，也多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主持人），成为百家争鸣的学术领袖。至于齐国人淳于髡，当属于小说家或杂家，如果可能，应该归入滑稽家的行列。

据司马迁记载，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邹衍因善谈天文地理而号称“谈天衍”，司马迁说他著书，有《终始》、《大圣》等10余万言。后世目录书著录有《邹子》100多篇，已经亡佚，清朝人马国翰有辑本。慎到著有《十二论》，刘向校书时《慎子》有41篇，在法家，如今尚有《威德》、《因循》、《民杂》、《知忠》、《德立》、《君人》等篇。环渊著《上下篇》，《汉书·艺文志》说他是老子的弟子，著录有《蜎子》13篇，今亡佚。接予有《接子》2篇，已亡佚。田骈善于辩论，无人能够折服，仿佛事天，故号称“天口骈”，著有《田子》25篇，也已亡佚。邹奭善于修饰邹衍的学说，仿佛雕镂龙纹，所以齐人称之为“雕龙奭”，著有《邹奭》12篇，今亡佚。

二、稷下学士

稷下学士有着许多有趣的故事，生动地表现出当时学术争鸣、学术与社会及政治的密切关系。淳于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淳于髡，齐国人，博闻强记，无所不学，尤长于谏说，以善辞令和外交的齐国名相晏婴为榜样，学得“承意观色”的功夫。一次，有人推荐他勤见梁惠王，梁惠王与他相见，随后又屏退左右，独自一人再次接见他。可出乎意料的是，两番面对梁惠王，他却始终无语。梁惠王感到很蹊跷，事后责问推荐者说：“你称道淳于先生，说管子、晏子都比不上他，可见了寡人，没有一句话。难道是寡人不够与他言谈的资格吗？这是为什么呢？”推荐者转告淳于髡，淳于髡说：“没错，我前番见王，王志在驱逐；后次再见，王志在音声。我所以默然啊。”推荐者禀告梁惠王，梁惠王大惊，说：“哎呀！淳于先生真是圣人啊！前番淳于先生来时，有人送来良马，还未及察看，恰巧淳于先生来了；后次淳于先生来，有人献来歌传，未及试听，恰巧淳于先生来。寡人虽然单独接见他，可心里一直在惦记着良马和歌者呢。的确有这事啊！”后来，淳于髡又见梁惠王，两人相谈三天三夜，没有倦容。梁惠王想以卿相之位待他，他谢绝后便离开了。通过这个故事，可见稷下先生在当时君主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稷下先生的卓异风采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齐威王改革时淳于髡就曾讽喻当政者邹忌，为齐国的改革作出过特殊的贡献。

齐国人称淳于髡为“炙毂过髡”。所谓“炙毂过”，是指润滑车轴的油匣，即使遇火烧而油不尽。这是说淳于髡智慧多，像润滑车轴油匣中的油一样用不完。

上述稷下学士中，大多数人的著作已经亡佚，邹衍有少量孑遗，保留在其他文献中，至于他的思想，读者可在下章第一节中了解到。慎到有6篇文章保存下来，荀卿的著作《荀子》西汉后期刘向校书时就已成形，基本内容保留至今。

慎到的学说以“势”论最为著名。“势”说的是君主统治的根据，即权势地位。他认为，没有权势地位，尧舜也不能统治3个人；有了权势地位，桀纣就可以乱天下，可见权势地位的重要。不过，权势地位从何而来呢？对此，慎子有深刻理解，他认为权势来自“分”，即名分。所谓名分，其实是法律规定的权利和地位。他举了一个例子，街上一只兔子在跑，一定会有很多人在后面追赶，谁抓住就是谁的；可是市场上堆满了兔子，不给钱，没有人敢拿。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名分是否确定。街上跑的兔子名分没有定下来，即没有归属于某人，所以人们可以追逐。市场上的兔子已经属于某人了，其他人自然无权随便拿取。可见，势是由分决定的，这就叫作“分势不二”。而决定分势不二的是什么呢？恰恰是法，是制度。因此，慎子主张法治，主张遵守法律，即使在国家管理上，也要以法制为准，有了法制，甚至可以不听君主的。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思想，给后人以很大启发。

荀子书中的许多内容，表面看来是针对社会上的流俗之见的，其实，在理论上却是针对孟子的，虽然他们都自以为继承孔子。孟子也曾游学稷下，也属于稷下先生之列。他宣扬天命，相信天和人总有某种相应的关系，人有所愿，天必应之。荀子则主张天人相分，认为天的运行有自己的常规，不会因为人的需要而有所改变；人对于天只能“制天命而用之”[33]，遵循自然的规律而行事。也就是说人们应当顺应自然，不能随意造作，破坏自然。

孟子宣扬性善论，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仁、义、礼、智皆源于这四端。荀子则认为，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饥而欲食，劳而欲息，这是自然而然的。满足欲望是人的本性，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没有节制，任其无限膨胀和发展，就可能引起恶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有恶的倾向。孟子主张性善论，是为了他的仁政说服务的。人有恻隐之心，统治者也有恻隐之心，政治也应体现恻隐之心，所以应该实行仁政。荀子主张性恶论，是为了他的礼的学说做铺垫的。在荀子看来，人类是群体动物，要想在自然界生存，就一定要有群体优势，否则就无法生存。可是人性有恶的倾向，如果无法控制，有些人就会占有得多，另外一些人就会占有得少，甚至一无所有。这样就无法形成群体，没有群体，就无法战胜自然，因而也就无法生存。怎样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需要礼。礼作为社会规范，首先具有养的功能，荀子叫作“养人之欲，给人之求”[34]，即承认人的生存需要，使人的基本欲望得到满足，否则人类无法存在。由此可见，礼是人类生存的保障。那么，礼靠什么供养人呢？礼本是限制，即根据身份地位分得自己应得的东西。这就叫作分，又叫作名分。有了名分，按名分占有财富，这样的社会就是有秩序的社会，就可形成稳固的群体，就可面对自然，就能生存下去。

孟子和荀子都强**育的重要性，但出发点不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可是由于后天外界恶劣环境的熏染，善良的本性便有可能汩没。所以人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教育，以涵养扩充这微小的善的种子。荀子则不同。他认为，人性有恶的倾向，如无节制，任其发展，就会变得邪恶，危害社会。如果说社会上有善，那是因为人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通过教育和修养得来的，是后天努力的结果。由此可见，教育是必需的。不过，由于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劣，虽有教育，人仍然有可能突破礼教的束缚，做出恶劣的行径来。这就需要有法的制约。孟子的教育观是发扬和扩充本性中良善的本质，所以强调仁爱的教育。荀子的教育观是限制人性中恶劣的倾向，所以主张礼教和法制并用，声称“隆礼重法而王”。

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涉及自然观、人性论、伦理和社会政治学说。孟子和荀子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自我反省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古代中国人类精神觉醒的优秀代表。

当然，慎到、孟子和荀子的思想，都得益于稷下学宫良好的理论氛围，都离不开当时学术争鸣的有利条件。在稷下学宫中，儒、法、道、阴阳等派别并存，除了《慎子》、《孟子》和《荀子》，还有哪些著作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思想呢？

三、《管子》思想

有学者认为，今本《管子》保留了稷下学者的思想和言论，从中可以看到稷下学宫中学术争鸣的盛况。

《管子》是托名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一部著作。刘向《管子叙录》称《管子》86篇。《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中著录有《筦子》86篇。班固自注：“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颜师古注：“筦读与管同。”这就是刘向整理的那个本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管子》目录恰恰是86篇。可是《史记》张守节《正义》却说：“《七略》云：‘《管子》18篇，在法家。’”刘歆是刘向的儿子，父子两人见到两个不同的版本，这是为什么呢？有学者根据《韩非子·五蠹》和贾谊的某些说法以及《史记·管晏列传》，认为在西汉后期刘向校书编订今本《管子》以前，曾经有另一本《管子》，可称《管子》的原本。这本《管子》的原本反映了齐国法家的思想，可称为“管仲学派”，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刘向编订的后一本《管子》，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管子》，不但把这个学派的思想资料包容在内，还把稷下学者的著作也收录了进来。班固在编著《艺文志》时，大概觉得18篇法家《管子》已经包括在86篇《管子》内，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单独著录了。究竟是否如此？还不好说。不过，今本《管子》中的确有与《韩非子》、《史记》所说相一致的内容；也有与其他派别相近的思想内容。它们究竟应该分为两部分呢，还是一个统一体呢？学者对此存有争论。据我的考察，今本《管子》读起来，虽有看似各家的内容，但大体上却可以相互协调，统一在一起，既有稷下学者的贡献，又更像人为的编订和统一。这些内容作为治国学说，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果理解为齐国统治者有意把稷下学士的著作整合起来，作为齐国的治国方略，也未尝不可。

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稷下学士的思想贡献，还是让我们按照各家各派的痕迹，给予归纳。

首先，与法家相近的思想内容。

《韩非子·五蠹》记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所以《管子》应该是法家著作。《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篇中还提到《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其书世多有之”。其中《牧民》、《山高》，属于治国纲领；《轻重》、《九府》，当属理财学说；《乘马》属于运筹学。均见于今本《管子》（《山高》为《形势》）；《九府》，目录所无。（司马贞《索隐》：“按《九府》盖钱之府藏，其书论铸钱之轻重，故云轻重九府。”）此外，今本《管子》中有《权修》、《立政》、《七法》、《版法》、《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明法》、《治国》等篇，皆与法家思想相近。

如果《牧民》是管子法家思想的代表，那么，齐国法家就很有自己的特点。管仲治理齐国，强调通货积财，《管子》中多有关于货币的篇章，这也符合实际情况。

其次，与其他家思想相近的学说。

《幼官》、《宙合》、《水地》、《四时》、《五行》，近似阴阳家学说。《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等与道家学说相合。《兵法》乃类似兵家之言。《弟子职》似为稷下学宫的学者守则。如果说《管子》中的各篇有稷下学士中各家各派的贡献，这不会有错。但是，若这样就说《管子》是一个大杂烩，是各家各派文章的汇编，似乎还早了一点。很明显，这些近似各家的篇章，几乎没有哪篇是纯粹的某家学说，都是掺杂着与其他家相似的思想的。

例如，与阴阳家相似的《幼官》、《四时》、《五行》，讲究按时行令，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春夏生长，要善于养护，秋冬肃杀，要懂得收藏，这就有儒法并用的倾向。与道家相近的几篇如《心术上》、《心术下》、《内业》等，还明确地包含着礼法并用的内容。再以《牧民》为例，篇中大讲天时地利，重四时，务财用，这比较近似阴阳家；强调“四维”是最重要的，所谓“四维”即礼、义、廉、耻，这似乎又是靠近儒家的；接着又讲“四顺”，所顺者，民心也，这与儒家和道家都有相通之处；尤其是这篇还大讲“省刑”、“禁文巧”，反对“繁刑”，这些提法恰恰是针对法家的；与法家相近的，只有“仓廪实”、“衣食足”这一条，但也不是从耕战的角度，而是从使民保持礼节和荣辱的意义上谈的，这毋宁更像是儒家，与荀子很靠近。

总之，对于《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问题，学者是有争论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管子》一书凝结着古人的智慧，是稷下学者的集体贡献。特别是书中讨论了许多重要的时代课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例如，关于寓兵于农的治军理念，礼法并用的统治原则，官吏管理的刑名之术、政顺民心、倾听民议、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发展农业和鼓励工商的经济主张以及关于国家起源与人性假设的深刻思考。这些在西汉前期曾经一度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在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即使到了今天，这些思想仍然焕发着勃勃的生机，给人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