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的祖先与周同姓，韩万被晋国封到韩原（今山西省河津东），称韩武子。其后三代有韩厥，号为韩献子，列为晋国六卿之一。他就是保护赵氏孤儿的主要人物之一。到其后代韩景侯时，与赵、魏一起列为诸侯。

从现有史料来看，战国时期韩国的改革起步较晚，而且文字极少，最有名的，就是韩昭侯时期的申不害改革。

申不害，京（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南）人，京原属郑国，所以申不害应为郑国人。公元前375年（韩哀侯二年），郑国被韩国灭掉以后，成为韩国人。哀侯之孙昭侯即位后，申不害受命改革。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申不害是主张术治的，他的学说原“本于黄老而主刑名”[4]，曾著有《申子》一书，现已失传。唐朝类书《群书治要》第36中引用了《大体》篇。据这篇和其他文献中零星引用的文字可知，申不害的所谓刑名之术，目的是为了加强君主集权。具体做法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说的是官员选用和考核方法；另一部分说的是君主个人如何侦察、惩治臣下的奸邪行径的办法。

前者属于法制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术，即指根据能力而授予官职，然后再根据所任职务，监督、考核官员的行政绩效。君主和臣下之间订立契约，君主根据契约来检查臣下的所作所为，要求臣下做到名副其实，即工作要称职、言行要一致。其所作所为达不到契约要求的，要处罚；超过契约要求的，不但不予奖励，更要处罚。只有完全一致的，才可受到赏赐。因为他要求臣下做到“治不逾官，虽知弗言”[5]，即所作所为不得超越职责的要求，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即使知道，也不能随便说。这是官僚科层制度内的一条基本原则。

后者属于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为了达到整治臣下的目的，君主要把术藏在内心，暗中侦伺臣下的行动。它一方面要君主不露声色，表面上似乎无所作为，装作听不见、看不见、不知道，不暴露自己的欲望和智慧，使臣下无从窥探君主的意图，因此也就不会被臣下设计和利用。申不害把这叫作“独断”。另一方面在暗中则要求君主采取主动，对臣下施展各种办法，进行侦察。

韩昭侯对申不害的刑名之术心领神会，在实际生活中频频施展，《韩非子》中保留了一些这样的事例，有一次韩昭侯醉后睡着了，负责帽子的官员看了，担心君上着凉，便给他加了一件衣服。韩昭侯醒来，发现有衣服加在身上，很高兴，便问左右：“谁加的衣服？”左右告诉他：“是负责帽子的官员。”昭侯便同时惩治了负责衣服和负责帽子的官员，他认为负责衣服的官员失职，而负责帽子的官员越职。

还有一次，韩昭侯问道：“吹竽的人太多了，我无法知道哪个吹得好。”田严回答说：“一个一个地听。”

韩昭侯之时，黍的种子一度非常昂贵。昭侯派人到仓廪调查，发现果然有官吏大量盗窃黍种出售。

以上几则故事，说的是君主考核臣下是否称职，是否越权；赏罚要得当，不能随便赏赐；要重视调查，调查要具体，不能笼统。这些做法大体上还是有价值的，可以纳入法制的范畴。当然，术治还有阴谋权术的另一面。一次，韩昭侯把手指握在手心，攥成拳头，谎称掉了一片指甲，到处寻找，显得很着急，情急之下左右有人剪下自己的指甲交了上来。韩昭侯通过这个办法察知左右是否诚实。

还有一次，韩昭侯派人到县里，发现南门外有黄犊吃路边的庄稼。他告诫下属保密。然后下令：“当今庄稼长苗之时，有法令严禁牛马入人田中，可是官吏不以为事，致使牛马甚多入人田中，命尽快将其数目举报上来。否则将重治其罪。”于是三乡举而上之。韩昭侯看了，说：“所报不全，再去调查！”这才把南门外黄犊吃路边庄稼的事举报上来。官吏都以为昭侯明察，个个惊恐，不敢为非。

这两件事，被韩非纳入“挟知而问”[6]的范畴，意思是：关于某事，君主先行得知，但密而不发，然后责问臣下，以此发现臣下是否诚实。这其实是观听的小伎俩，属于术治的末流，有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已经涉嫌**侦察。这些不但无法制度化，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说不出口的。把这种做法当作重要的话题来论述，这说明当时的世道险恶、人心浇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韩国法治改革是不彻底的。对此，过去的史家一般采用《韩非子·定法》篇的说法，认为是只注重术治，而忽视法治。

术中本来是有法的，勘验刑名可以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但韩昭侯无力改变韩国法制混乱的局面，也就不可能真正发挥术中法治的这一面，而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另一面的阴谋权术上。韩非的分析虽未能如此具体，但大体上指出了问题所在。如果把改革事业建立在阴谋权术上面，危险是可想而知的，因为阴谋权术本身是不受约束的。对此，《韩非子》中也保留了一些有价值的记录，赵国曾派人通过申不害向韩国请求援兵，来进攻魏国。申不害想对韩昭侯说，又怕韩昭侯怀疑自己里通外国，不说又怕得罪赵国，便让赵绍、韩沓先查看韩昭侯的行为举止，然后再说。这样，内则可以知道韩昭侯之意，外则可以有得赵之功。

韩昭侯曾对申不害说：“法度很容易实行啊。”申不害说：“所谓法，就是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如今君既然设立法度却听从左右之请，这就是为什么法难以实行啊。”韩昭侯说：“寡人到现在才知道如何实行法治啊，哪里还听他人之请啊。”一天，申不害请求韩昭侯给他的堂哥一个官做。韩昭侯讥讽说：“这可不是我所向您学到的东西啊。听从您的请求不就坏了您的道理了吗？还是不要听您的请求吧！”申子马上辟舍请罪。

可见术是双刃剑，一面是法制，另一面是阴谋。申不害教韩昭侯实行带有法制色彩的术治，可他自己又在侦伺昭侯的行动，有以术行奸之嫌，由此暴露出术治的矛盾：不仅可做君主治理臣下的手段，还可用来当作臣下对付君主的手段！至于他言行不一、为自己的堂哥当官请托昭侯，更生动地表现了改革本身的不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