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也是三晋之一。赵与秦共祖，仲衍曾为商朝大戊驾车，后世有蜚廉，他有2个儿子，哥哥叫恶来，事殷纣王，后为周所杀，他的后代为秦；弟弟叫季胜，也就是赵的祖先。季胜的曾孙名叫造父，善于驾车，曾事周穆王，西行见西王母，乐而忘返。结果东方发生变乱，周穆王日驰千里，返回平叛，事后论功，封造父赵城（今山西省洪洞县），是为赵氏。第7代叔带，正值周幽王无道，离开周来到晋国，事晋文侯。5代以后逐渐强大，有赵夙，晋献公时为将，立有战功。赵夙的孙子赵衰，追随公子重耳出亡，重耳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赵衰受封居原（今河南省济源市西北），为大夫，参与国政。晋文公返回国家执掌政权及称霸，大多是赵衰的计策。其子赵盾任正卿，执掌国政。赵盾的儿子赵朔曾任下军主帅，其孙赵武复为正卿。这时赵氏与知、中行、范、魏、韩5家合称六卿。到赵武的孙子赵简子（名鞅）时，击溃范、中行两家势力，攻占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在晋国专政，拥有的城邑与诸侯相当。到赵襄子（名毋卹）继位时，赵氏与知、魏、韩合称四卿，分了范和中行两家的故地，赶走晋出公。知伯骄横，向韩、魏索地，韩、魏不得已而答应，再向赵氏索要，遭到拒绝。知伯便率领韩、魏攻打赵氏于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眼看要攻破城池，赵氏暗中联合韩、魏，反而攻灭知伯，分其地。到赵襄子之孙烈侯时，与韩、魏一起列为诸侯。也正是这个时期，赵国开始改革。赵国改革有两件大事值得一书。

一、公仲连改革

公元前403年，赵烈侯被周威烈王列为诸侯。赵烈侯喜欢音乐，便问担任相国的公仲连说：“寡人有喜欢的人，可以让他成为高贵的人吗？”公仲连回答说：“可以让他富裕，却不能让他高贵。”烈侯说：“好的。郑国的歌者枪和石两个人，我要赏赐他们每人万亩田。”公仲连说：“是。”却不予。过了一个月，烈侯从代（今河北省西北部、山西省东北部）回来，问歌者田是否已经赏赐。公仲连回答：“找了，没有找到合适的。”过了一段时间，烈侯又问，公仲连就是不给，还称病不朝。这时番吾（今河北省平山县）君从代来，对公仲连说：“您实在是想做好事，却未知如何来做。您担任相国，于今已4年，推荐士了吗？”公仲连回答：“还没有。”番吾君说：“牛畜、荀欣、徐越都可以推荐。”公仲连便推荐3人。到了上朝的时候，赵烈侯又问歌者田怎样了。公仲连说：“正在派人选择良田。”这时，牛畜以仁义和王道来开导赵烈侯，赵烈侯开始颜色和缓，有容纳之意。次日，荀欣建议选拔贤能担任官职，徐越建议节俭财用，考核功劳，赏赐无不得当。赵烈侯喜。派人对公仲连说：“歌者田暂时停止吧。”任命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师是教化之官，中尉掌军事，内史负责财政。

关于这次改革，史家的文字虽然不多，却很重要。牛畜教以“仁义”和“王道”，是要赵烈侯有远大理想，要为了远大理想而克己纳谏。这是根本前提，没有这一条，就没有改革的事业。荀欣建议选拔贤能担任官职，徐越的建议重点在于“考核功劳”、“赏赐得当”，两人的建议是一致的。任用官员要凭才能，官员任命后，怎样保证行政效率？这就要做好考核工作，考核工作做好了，赏赐得当了，官僚机构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当时变法的核心举措。春秋以前，官员的任用主要凭血统、看出身，出身贵族，便天然有了担任官职的条件，没有贵族血统，能力再强、才能再优，也与官职无缘。春秋战国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废除靠血统担任官职的旧制度，开创凭德才担任官职的新制度。这是推动世卿世禄制向官僚科层制转变的根本举措。公仲连不同意赵烈侯要给歌者贵族身份的想法，只答应可以使他们富裕，与时代发展的这个潮流是一致的。牛畜等人的建议，其实就是公仲连的主张。公仲连的改革使赵国的行政管理从宗法制转到了官僚科层制的新轨道。

赵烈侯儿子敬侯元年，赵国正式定都邯郸。敬侯十一年，与韩、魏分晋地，迁晋孝公于端氏（今山西沁水），以为食邑。后来，赵国又夺取端氏，迁晋孝公到屯留（今山西屯留），以为食邑。成侯十六年，郑国取屯留，晋孝公之子晋静公沦为编户齐民，晋国至此彻底灭亡。

二、武灵王胡服骑射

公元前325年，成侯之孙雍即位，他就是武灵王。武灵王可是一位足智多谋、雄才伟略的君主。即位之初，武灵王年少，未能听政。有博闻师3人，左右司过3人。武灵王听政后，首先给先王贵臣肥义提高待遇，国之三老年龄80岁以上的，每月致礼。大概在武灵王即位的第3年，发生了“五国相王”事件，许多国家的君主纷纷称王，唯独武灵王不这样做。他说：“无其实，敢处其名吗？”令国人称自己为君。因为这时的赵国多次兵败于秦，丧人失地，国势困顿。武灵王避开直接交锋，暗中侦伺强敌情形，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参与了拥立韩、秦等国君主的活动，争取到有利的邦交形势。公元前307年春正月，武灵王在信宫召开会议，召肥义，商议天下大事，一连开了5天才结束。随后，武灵王北略中山、代，西至黄河，召楼缓，与他商议，说：“我先王根据世道的变化，以长南藩之地，凭借漳、滏之险而建立长城，又取蔺皋狼（在西河郡），在荏打败林胡，但功业仍然未就。如今中山就在我们的腹心之地，北有燕国，东面有胡，西面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来救，这将使社稷危亡，怎么办啊。凡有高世之名的，必有遗俗之累呀。我要胡服！”

楼缓说：“好！”

不过，武灵王的这一动议却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一天，肥义在旁，武灵王问他：“我现在想沿着襄主的足迹，在胡狄之乡开辟土地，这是没世不见的功业……（实行胡服骑射）用力少而功多，可以不尽百姓之劳，而增加简子、襄子之功啊！凡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悍民之怨。现在我要教百姓胡服骑射，世上一定会批评我。怎么办呢？”

肥义说：“我听说，要做事，过于怀疑则无功；要行动，过于怀疑则无名。大王既然定下违背世俗之见的策略，恐怕不要顾虑天下的议论。凡论最高德行的，不会与世俗相和；成就大功业的，不会与众人相谋划。……愚蠢的人即使事情办成了还是不知其然；智慧的人事情尚未成形就已经了解了。大王有何怀疑的呢！”

武灵王说：“我不再怀疑胡服了……胡地、中山，我必有之！”

于是，武灵王下令实行胡服骑射。

武灵王知道，要实行胡服骑射，首先遇到的障碍一定来自王亲国戚。于是便派人通知公子成，讲了一番亲戚要相互帮助的道理，要求他胡服上朝。公子成却以胡服变更古道、违逆人心为由给予拒绝。武灵王亲自前往公子成家，请求他同意胡服。他说：所谓服，是用来便于行动的，所谓礼是用来做事的，圣人因地制宜，因事制礼，是用来利民而厚国啊。你看那断发文身、交臂左衽，是瓯越之民的习俗；染黑牙齿、描画额头、鱼皮做冠、以草织衣，那是吴国之俗。所以，礼和服装不同，以便利为准则是一样的。地方不同而“用”也变化；事情不同而“礼”也更改。如果可利其国，圣人不会让“用”只有一个；如果可以方便其事，圣人也不会使“礼”只有相同的……我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秦、韩、楼烦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所以，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而居之民，将何以守黄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东胡、楼烦、林胡）、秦、韩之边。过去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这，不论愚蠢还是聪明，都心知肚明。早先中山靠着齐国的强兵，侵暴我地，绑架我民，引水围鄗（今河北省柏乡县），若非社稷神灵保佑，则鄗几乎不守；先王以此为羞，而怨恨未能报仇。如今骑射之备，近可以观上党之形势，远可以报中山之怨，可您却碍于中国的旧俗，违逆简主、襄主之意，恶变服之名，忘记鄗城之羞，这不是寡人所期望的啊。

公子成听罢，深受触动，再拜稽首，说：臣愚昧不达于王之义，胆大妄言世俗之见，臣之罪也。大王要继承简主、襄主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吗！

于是，公子成拜受胡服，第二天，穿着胡服上朝。这样，胡服令开始颁布。

不过，仍然有人反对。赵文、赵造、赵绍、赵俊等人纷纷劝阻武灵王，不要胡服，遵循旧法方便。武灵王坚决地回应道：

那么多先王，风俗并不相同，效法哪个古呢？那么多帝王，也不是相互沿袭的，遵循哪个礼呢？伏羲、神农，只重教训，不行诛杀；黄帝、尧、舜，虽有诛杀，并不迁怒；到了三王，都是随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的。所以，行礼不必只有一条途径，便国也不必效法往古。圣人的兴起，并非相互沿袭而成，夏、殷的衰落，也不是变了礼才导致的。如此看来，与古相反，不必否定，遵守古礼，也不必赞扬……在圣人看来，有利于身体的才叫作服，方便于做事的才叫作礼。凡进退的节度，衣服的规制，都是用来整齐普通民众的，不是用来品评贤者的。所以民众只能混同于流俗，唯有贤者才能与时俱变。有谚语说：“用书来驾驭，不会尽马之力。”以古治今的，是不明白事情的变化。遵循法的作用，虽不足以为世俗所称颂；但效法古代的学问，却肯定不足以规制当下。尔等不明此义呀！

于是武灵王推行胡服，并下令招聘善于骑射之人。

第二年，武灵王的势力进入中山，到达宁葭（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向西进入林胡之地，到达榆中（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北），林胡王献马。胡服骑射很快收到成效。此后连年进攻中山，中山城池陷落，损失惨重，逼得中山王献城请和。

公元前299年（武灵王二十七年），武灵王禅位给儿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武灵王想要身着胡服，率领军队，专门到西北攻取胡地，企图从云中、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境内）直接南下袭击秦国。为了勘察秦国地形，了解秦王为人，武灵王本人伪装成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道使者是武灵王，但见面时感到此人容貌壮伟，气度非凡，与身份不符，便派人驱逐。武灵王快马奔驰，出得关后，秦人经过仔细了解，才知道那是武灵王，大吃一惊。公元前296年（赵惠文王三年），赵灭中山，把中山王迁到肤施（今陕西省肤施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