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魏国开展改革活动较早，成绩也较大。

魏国的祖先毕公高与周同姓，有人说是文王之子，武王伐纣，被封于毕（今陕西省咸阳市毕原）。晋献公时有毕万，为献公车右武士。毕万在伐灭霍、耿、魏的战役中立有战功，封于魏（今山西省解州芮城县），为大夫。后来魏氏有庶子犫追随公子重耳流亡国外，重耳返回晋国当上国君，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命犫继承魏氏的家业，为大夫，死后谥为武子。到魏献子时，晋国公室卑弱，魏氏与中行、范、知、赵、韩六家强大，被称为六卿。晋顷公时魏献子执掌国政。他与儿子魏侈两代人，都联合赵、韩，攻范、中行氏。到他的曾孙魏桓子，联合赵襄子、韩康子伐灭知氏，分其地。这样，晋国就从六卿变成了三家。这就是有名的“三家分晋”的故事。公元前403年（魏文侯四十三年），魏与赵、韩一起被周室列为诸侯，有史家把这年当作战国开始之年。

桓子的儿子名叫斯，他就是有名的魏文侯。魏国的改革就是从他开始的。

魏文侯以“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1]为由，广招人才，首开战国礼贤下士之风。大臣纷纷举荐人才，一时之间朝野济济。吴起任西河（今山西、陕西之间黄河沿岸一带，治所在今山西省汾阳市）守，西门豹为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令，乐羊伐中山（今河北省保定、石家庄一带），李克守中山故地，屈侯鲋任太子师傅。魏文侯自己又以孔子弟子卜子夏、子贡弟子田子方、子夏弟子段干木为师，学习儒家经典，每次路过老师的住处，没有不扶轼致敬的，由此，誉满诸侯。魏文侯招揽人才，目的是为了实行法制改革。这场改革以李悝为首。

李悝，魏人，曾担任魏文侯的相。《汉书·艺文志》法家类首著李悝所作《李子》32篇。据《晋书·刑法志》，李悝对法律素有研究，著有《法经》，其中有盗、贼、囚、捕、杂、具6篇，可惜原书已经失传了，只能根据其他文献，略知大概。所谓《盗法》，针对的是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行为；所谓《贼法》，对象是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囚法》，指有关审判的法律；《捕法》，指追捕逃亡的法律；《杂法》内含“轻狡”（轻狂）、“越城”（偷越城墙）、“博戏”（赌博）、“假借”（欺诈）、不廉（贪污贿赂）、**侈（荒**奢侈）、逾制（超越等级使用器物）共7种违法行为；《具法》指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这6篇内容有一个总的目标，就是惩治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违法犯罪。《法经》究竟是个人法学著作还是国家法典我们尚不清楚。不过，后来商鞅从魏国入秦，就带着这部《法经》。《法经》之所以能够主持秦国的法制改革，并取得巨大成效，实在要感谢李悝的商鞅。再后来的《秦律》、《汉律》，也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补充扩展而编定的。

历史上说李悝实行“尽地力之教”，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其一，“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意思是同时种植粟（小米）、黍、麦、菽（豆）、麻5种农作物，以免作物单一，一旦遭灾，损失惨重。其二，“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意思是耕作时要努力而精细，收获时要快速而及时，这样才能避免各种不虞之害。其三，“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埸”。住宅周围栽种桑树，菜园整齐，有各类蔬菜，田间土埂也要种植各种瓜果。可见，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实是尽最大可能，利用资源，发展农副业，提高产量。[2]

李悝还进行了粮价改革，叫作平籴法。《汉书·食货志》生动地记录了其内容，粮食价格，太贵了伤害城市居民，太贱了伤害农民。城市居民受到伤害就要离散，农民受到伤害则国家就要贫穷。所以太贵和太贱，对于国家和人民同样会造成伤害。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要伤害城市居民，还要对农民有益。如今1个农夫养活5口之家，种地100亩。1年的收入，每亩1石半，全部粟米就是150石。扣除什一之税15石，剩余135石。食用，每人每月1石半，5人1年就是90石，剩余45石，每石30钱，总共1350钱。除掉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掉300钱，还余1050钱。衣服，每人平均用钱300，5人1年用1500百，尚缺450。不幸而有疾病死丧费用及上缴赋敛，还未计算在内。这就是为什么农夫经常贫困，没有耕田的积极性，导致粮价腾贵的原因啊。善于平抑粮价的，一定要密切关注收成，年成丰歉皆可分为上、中、下3等，上等丰年为平时的4倍，能余400石；中等丰年为3倍，余300石；下等丰年为1倍，余100石。小饥荒只能收100石，中等饥荒收70石，大饥荒30石。所以，上等丰年政府从农民那里收购300石，留下100石；中等丰年收购200石，下等丰年收购100石，使民众刚好足用而粮价平抑而止。小饥荒时便把下等丰年收购的粮食发放赈济；中等饥荒时则把中等丰年收购的粮食发放赈济；大饥荒时则把上等丰年收购的粮食发放赈济。这样，即使遇到水旱饥荒，粮价也不会腾贵，民众也不至流散。这就叫作取有余以补不足啊。[3]

早在2000年前，古人能想到这么细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当时天灾频繁，小农经济脆弱，魏国在当时能支撑强国地位，可能与这种管理有关。不过，这个政策到底实行了多久，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