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顺应历史潮流灭掉了强大的商王朝，建立起周王朝。商王朝虽已灭亡，但其残余势力仍很强大，商族遗民人数众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隐患，甚至严重威胁着西周政权的生存。为了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武王、周公及之后继位的成王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来巩固西周政权，为西周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4.1 鄂叔簋。西周早期。上海博物馆藏

武王在西周王朝建立以后，马上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稳定形势。首先，为控制原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采取了一面安抚笼络，一面加强监督的方法，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墟一带，让他继续管理商王朝的遗民。其次，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墟的附近，辅佐武庚并监视商朝遗民的动向，这就是史书中所谓的“三监”。显然，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周灭商，是小国对大国的胜利，胜利已来之不易，但要以小国统治大国更加困难。表面上看封武庚于殷是让其奉守先祀，不绝殷后，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稳定形势的临时措施，因为周人当时尚无力直接统治新征服的广大地区。最后，为了安抚民心，给那些商王朝有威望的大臣平反，武王先后释放了被纣王囚禁的箕子以及百姓；在深得民心的商朝贤臣商容的里巷表彰商容；派闳夭整修了比干的坟墓，表示尊敬；命令南宫括用鹿台的财物和钜桥的粮食赈济贫困。他还论功行赏，分封有功的臣属。根据《史记》记载，武王为了表示对古代君王的尊敬，“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团结了这些古老的异姓贵族，也起到了收拢人心、巩固统治的作用。另外在由西向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武王对功臣和亲属进行分封，其中太公望（姜尚）是第一个受封的。武王把尚父封在营丘，国号为齐；把弟弟周公旦封在曲阜，国号为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弟叔鲜于管；弟弟叔度于蔡；其他人各自依次受封。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周初的政治形势虽仍很严峻，但也得到了暂时的安定，这些被封的大臣和亲属，也成为加强西周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武王实行安抚分封之后返回了镐京，并制订了许多安邦治国的计划。比如他为了更好地控制东方，还看中了洛邑这个地方，并想在这个地方建立新的都城。但可能是因为过于劳累忧虑，还没等他来得及实施这些计划，便于灭商后的第2年病逝了。武王死后，其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即位时年纪尚小，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孩子，所以暂时由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佐成王处理政事，甚至曾一度践天子位代行天子之事，史称“周公摄政”。周公权力的增大，招致王室诸兄弟的猜疑，留在殷商故土任三监的管叔、蔡叔等对此更是不满。他们散布流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认为周公独揽大权，将对成王不利。周王室内部出现了动**不和，使得以武庚为首的不甘心亡国的殷旧势力觉得有机可乘。因此武庚串通管叔、蔡叔、霍叔三监，并纠合了徐、奄、熊、盈、薄姑等方国对周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西周政权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对此，周公旦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和胆略，首先稳定了周王朝的统治核心，取得召公奭和太公望的坚定支持。接着，他向王室成员和各路诸侯指明讨伐叛乱是上天旨意，是文王事业的继续，不管是什么人参与叛乱都要予以惩罚，并最终使王室成员和各友邦诸侯认识到叛乱的严重性和平叛的必要性。周公经过一番“内弭父兄，外抚诸侯”[3]的工作，统一了内部，组成平叛大军，亲自带兵东征，将以武庚为首的叛乱迅速镇压下去，杀掉武庚和管叔，将蔡叔流放。接着周公又挥师东进，一举消灭了参与叛乱的东方诸国。这次东征，前后一共用去3年的时间。直至此时，周王朝才算彻底地消灭了商王朝的残余势力，逐步实现了对东方广大地区的控制。在周公的努力下，完成了武王未竟的心愿，这次战争标志着周人灭商事业的最后完成，也是周初政治局面由动**趋于稳定的一个转折点。

周公东征的胜利，使周王朝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实行更有效的统治。当时，为了加强对广大地区特别是殷商故地的控制，周公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分封。周公杀掉武庚以后，首先把未参加叛乱的商王之子微子启封于宋。宋是旧殷地的一部分，因为微子启对周人比较顺从且在商人中较有影响力，所以封他于宋可以安抚商王朝的遗民。周公接下来就是广泛地分封同姓诸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至于分封的具体情况，根据《荀子·儒效》的说法：“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看来周公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子弟就有53位之多，有的文献记载还不止此数，可见周初分封规模之大。这些被封的姬姓诸侯，基本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人。例如，文王的弟弟被封在东虢、西虢；文王儿子们的诸侯国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曹、毕、邓、原、郇、郜、雍、滕等国；武王的儿子有封在晋、应、韩、邘等国；周公的儿子被封在凡、蒋、邢、茅、胙、祭等国。这些在广大新征服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大小诸侯国，既是一个个独立的政治统治中心，又是拱卫周王朝的大小据点。

纵观周初的分封，在众多封国中，与王室关系最密切者主要有东方的齐、鲁，中原的卫，北方的燕、晋诸国，它们是当时拱卫周室的主要力量。

图4.2 齐侯匜。西周晚期。顾榴先生、沈同樾女士等捐赠。上海博物馆藏

太公望是周王朝的三朝元老，为周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周建国之初，他最初被封在吕（今河南省南阳市）。为平定武庚叛乱，他和周公、召公一起东征，贡献卓著。成王将新征服的薄姑氏的土地封给了他。太公望于是建都于营丘（今山东省临淄市），国号齐。太公望初到封地以后经过艰苦的斗争才站稳了脚跟，其后又经过对夷人的征服，控制了山东北部的大片地区。他在齐国实行“简其礼、从其俗”的政策，对人民“劝以女工之业，通渔盐之利”[4]，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使齐国成为周时经济富庶、面积辽阔的一个诸侯国。武庚叛乱平定以后，周公继续留在成王身边辅政，他的儿子伯禽便代他受封到奄国故地，建都于曲阜，以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伯禽就封之后，继续打击活动在这一带的淮夷、徐戎等反周势力，努力拓展疆土，推行礼仪教化，稳定了该地区的形势。鲁国成为周王朝在东方的主要依靠力量，同齐国一道为稳定周王朝的东土做出了贡献。

图4.3 鲁侯尊。西周康王时期（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捐赠。上海博物馆藏

卫国是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后，周王朝在殷商故地新封的一个诸侯国。始受封者是武王和周公最小的弟弟康叔。卫国地处中原黄河、淇水之间，又是殷商故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地安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周王朝整个统治的稳固。因此，周王朝对此十分重视，康叔就封之前，周公担心他年轻没有统治经验，就一再告诫，要他到卫之后，多向殷商遗民中的贤人请教王朝兴亡的道理。周公还强调在治理卫国时要尚德慎罚，敬天爱民；施用刑罚要遵循一定的准则，并规定了刑律的条目；强调用德政教化殷商遗民，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为避免商末以来殷贵族腐化堕落风气的侵蚀，周公还特别作了《酒诰》一篇，指出商末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荒腆于酒”。因此，周公要求周人必须节制饮酒，规定了严厉的禁酒条令。康叔遵循周公的教谕，到封地后得到了不少殷商贵族的支持，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终于消除了商人的反抗情绪，维护了中原的稳定，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燕国是周王朝北方的一个大的诸侯国。史载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召公身居太保要职，因为要在镐京辅佐成王，于是让大儿子去燕地主持国政。燕国的封地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以北2.5千米处的董家林村附近，此地已发现一座西周城址和大批西周时期的墓葬。墓葬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证明了该墓地是包括燕侯在内的燕国贵族墓地。特别是1986年出土的太保盂和太保罍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周初封燕的史实，至此，数千年来争论不休的燕国始封地得以最终解决。燕国地处中原与北方草原的交接地带，占据通往辽海和北方草原地区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燕国成为周王朝统治北方地区的主要依靠力量。从辽西大凌河沿岸屡次出土燕国青铜器的情况看，燕国的势力当时可能已达到辽西地区，这大大扩展了周王朝的统治区域。

唐叔虞是成王的弟弟，成王在扫平叛乱之后，把他封在黄河、汾水以东的唐地。唐最早是夏人的故地，自商代以来戎狄各部族又杂处于此，形势相当复杂。为了尽快建立起有效的秩序，唐叔虞在封国内因其旧俗，采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5]的灵活政策。由于这个政策照顾到了具有不同传统的各个部族的利益，因而得到人们的拥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唐地形成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局面。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迁居到晋水旁，改国号为晋。

图4.4 晋侯稣钟。厉王（公元前9世纪中叶）。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8号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在周公大规模分封诸侯之后，成王、康王乃至历代周王陆续又有所分封，但规模已远小于周初的分封。如宜国是周康王时期在南方的一个重要封国。1954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发现一组西周青铜器，其中有一件宜侯夨簋，该器有120余字的长篇铭文。该篇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夨为宜侯，并赐予土地、附庸、弓矢之事。该器的形制、花纹和铭文表明它是成康时期铸造的。据此可知，宜国之封当不晚于康王。宜侯是仲雍的后人，原为虞侯，在康王时也许是为了和北方另一个虞侯相区别而被改封为宜侯。有学者猜测，这个宜国可能就是后来的吴国。而周王封宜国于长江下游地区，表明周王朝对这一地区早已建立起有效的统治。

图4.5 组玉佩。西周。河南省平顶山市应国墓地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可以看出，周人代商而起之后最初试图建立的，也许不过是效仿商代政治模式的方国联盟，以周为联盟之领袖。武王克商之后不久就从殷地领兵而归。对于殷商遗民，武王还是采取夏商以来的一贯做法，并没有消灭商国，而是封了纣王之子武庚做他们的首领，继续作为邦国联盟的成员之一服从于周。但不久后形势发生变化，发生了武庚勾结三监反叛的事件。虽然最终叛乱得到平息，但周公总结教训，深感商人立国已久，虽然灭亡，但余威犹存，而周作为新生力量，统治还很不牢靠，若政治上完全承袭商代的做法，恐怕多有不利。于是，周公决定实行大规模的分封，“封建亲戚，以蕃屏周”[6]，改变商代那种方国联盟的政治格局。周公将周王朝改造成为一个大规模的以同姓诸侯为主、异姓诸侯为辅的政治统一体，强化了周王的王权和诸侯国对中央的臣属关系。周公为了维护西周的政权和加强统治阶级的内部秩序，在吸取前朝制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周人自身的传统和历史实际，制定了一系列能够区分尊卑亲疏的典章制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周公“制礼作乐”。所谓的“制礼作乐”包含了分封制以及其他很多重要的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诸侯有着具体的内容。《左传·桓公二年》载师服之言曰：“吾闻国家之立，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所谓天子建国是指周天子分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分封诸侯时要举行册封仪式，周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册命的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以及官属、奴隶、礼器、仪仗等。如《左传·定公四年》详细地列举了分封鲁、卫、唐三诸侯国的内容，其中说到“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诸侯受封后即成为相对独立的诸侯国的国君。按规定，诸侯要对王室承担戍守疆土、出兵助王征伐、纳贡、朝觐述职、随王祭祀等义务。除此之外，诸侯国内的事务均由诸侯自理。诸侯依照天子分封的形式，亦分封子弟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封地称作“采地”或“采邑”。卿大夫之下有士，士封有食地，士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其下不再分封。这样，等次分封的结果形成了由诸侯、卿大夫和士组成的各级封君。这些大小封君有严格的尊卑等级，周天子是其共主。尽管周初这种分封制度与后世大一统国家的中央集权制还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且周天子实际控制的土地也不过邦畿千里，但周初这种自上而下的分封制，使得周王对天下的控制已远比夏、商二代强，王权较以前也更为集中，西周亦因此而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图4.6 兽面纹卣。西周早期。上海博物馆藏

图4.7 曲折雷纹卣。西周早期。上海博物馆藏

在周代实行的其他重要制度中，与分封制密切相关的是畿服制和五等爵制。畿服制，就是周代人将王都以外的地区，按其与王朝的关系以及离王都的远近划分为几个大区域的一种制度。《国语·周语》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周代称王朝职官为内服，诸侯等为外服。服即服事于王之意。王朝直辖地区称邦畿，也称甸服。外服之地又可按照各邦国、部落同王朝关系的亲疏以及所负担职贡的轻重，分为不同的服。总而言之，畿服制实际上是关于周王朝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关系的一种规定。其中甸服为畿内，侯服、宾服指华夏诸族，要服、荒服者则指远近不同的夷狄。显而易见，此种制度实际上是以尊卑、亲疏、内外、远近为标准的等级制度在国家政治区域划分方面的反映。至于畿服制到底有没有在周代严格地实行，我们不得而知，其中很有可能含有很多理想化的成分。关于五等爵制，《周礼·大宰》郑玄注云：“爵为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是说诸侯爵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下尚有卿、大夫、士等3级。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先秦文献中对五等爵制也屡有提及。《左传·襄公十五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国语·周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由这两条记载可知五等爵与畿服制密切相关。《国语·楚语上》：“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为师旅”，这表明五等爵同为天子臣属，但级别高低有所不同。《左传·昭公十三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这是说诸侯纳贡轻重与爵位高低有关，爵位高者，其纳贡重些，级别低者纳贡较轻。由此可知，五等爵制从本质上看是西周贵族内部等级关系的制度化。与畿服制一样，五等爵制是否真的为周代所实行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怀疑，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有待于更多新史料的发现了。

图4.8 父庚觯。西周早期。上海博物馆藏

西周的分封制、畿服制和五等爵制的制定和实行都基于当时的宗法制。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族制系统，但与氏族社会时期的平等血缘关系已有本质区别，宗法制是一种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制度。宗法制的具体内容大致如下：周天子由嫡长子继承世袭，每代天子都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父位，奉祀先祖，是为周族的大宗，嫡长子的兄弟分封为诸侯，称为小宗。在诸侯国内，每世诸侯之位也由嫡长子继承，是为诸侯国内的大宗，他的诸弟被分封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在其采邑内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在自己的采邑内亦为大宗，其余诸弟封为士，为小宗。士亦由嫡长子继承，其余诸子不再分封，为平民。简而言之，诸侯于天子为小宗，但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而在本族内则为大宗。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嫡长子继承父位（大宗），庶子分封（小宗）。

在宗法制度下，大宗与小宗的关系是一种等级从属关系。小宗必须服从于大宗，受大宗的治理和约束，周天子是天下大宗，也是政治上的共主。宗法制提倡尊祖，但不是所有子孙都有祭祀祖先的权利，只有大宗才有主祭宗庙的特权，小宗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后者只有通过敬宗，即通过对大宗的尊敬才能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当时，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各级大宗通过对祭祀特权的垄断，进而掌握国家政权。所以说宗法制也是政权、族权和神权相结合的一种产物。由此可见，宗法制从表面上看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而实际上并不在于区别亲疏，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血缘关系的纽带是用来加强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图对全国实行更有效的统治，血缘关系要服从于政治关系。宗法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亲疏不同的血缘关系来确定财产和政治权力的分配，用以强化当时的统治秩序。前面所说的分封等项制度也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前者可以说是宗法制度的具体体现，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宗法制度。它们互为表里，相互依存，共同成为支撑西周王朝统治大厦的重要支柱。周代的礼乐制度使生活在广大地域上的人们突破之前狭小血缘组织的桎梏，从而形成一种以语言文字、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为纽带的精神凝聚力量。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一个来源多样、由多个不同血缘民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逐渐有了心理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及归属感。可以说，周代的礼乐制度使中国历史自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周王朝除了用分封诸侯来控制局面，还自灭商之日起便计划在洛邑营建东都成周，以强化对广大东部地区的统治。武王生前立下建都计划，但很快就去世了。周公东征胜利以后，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建立东都的必要性，便将这一计划迅速付诸实施。成王派召公奭到洛邑察看地形，周公亲往监督营建，建筑王城和成周二城。王城故址在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成周故址在今洛阳市白马寺以东的汉魏故城一带。成周建成以后，周人把镐京称为宗周。为进一步分化瓦解殷人的反抗力量，周公把参与叛乱的殷人强行迁往成周，在王城派驻八师军队，以监视殷人和整个东部地区。按召公奭的说法，东都地处天下之中，更是诸侯朝会，四方入贡的理想之地。东都的建立对于加强周王室对东部的控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传说在周公摄政的时候，年幼的成王有一年得了重病，周公十分着急，便向上天祷告，祈求成王健康，并愿意代替成王去死，祷告完毕将祷词收藏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成王长大之后，有人在他面前说周公的坏话，引起成王对周公的猜疑。周公便离开了成王，跑到南方去避难。一个偶然的机会，成王看到周公当年的那份祷词，不由为自己无端怀疑周公而感到后悔，连忙派人将周公请了回来。从此成王对周公深信不疑，比以前更为尊重了。周公摄政七年以后，周王朝的政权渐渐稳定下来，成王也已长大成人。于是周公还政于成王，而自己仍北面就群臣之位，继续辅佐成王。成王亲自处理国政之后，对周公的教诲一直不敢忘记，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成王在位30多年，西周王朝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发展，天下十分安定。成王去世后，太子钊继位，是为康王。康王在召公、毕公等顾命大臣的辅佐下，生活节俭，专心处理政事。他在位20余年，天下一片兴旺繁荣的景象，史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措）四十余年而不用”[7]，周王朝发展到最兴盛的时期。康王死后，他的儿子瑕继位为昭王。《史记》有“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的记载，根据《竹书纪年》中的相关记载，这应该是讳饰的说法。昭王在位时曾用很长时间和力量征伐南方荆楚等方国，但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昭王不仅丧失了军队，而且自己也落得个淹死在汉水中的下场。昭王的死，使周王朝的军事力量和声威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之后，他的儿子满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周穆王。他继承了父亲扩充疆域的壮志豪情，即位后东征西讨。东至九江，西抵昆仑，北达流沙，南伐荆楚，《穆天子传》更是以他为主人公。其中记载了许多四处巡游的传说，最有名的是他驾八骏马游历昆仑山见西王母的故事，虽属小说家言，也可见其旅行嗜好流传后世的名声之大。不论怎样，昭、穆二世在成康以来国势强盛的基础上，大肆进行南征北讨，虽然扩大了周王朝的影响，但也过多地消耗了国力，西周王朝逐渐难以支撑，所谓“王道衰微”已露端倪。

图4.9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礼村出土，1951年潘达于女士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