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族是中国西部一个有着悠久农业传统的古老部族。周族的始祖后稷，名叫弃。这个名字看上去有些奇怪，原来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弃的母亲叫姜嫄，是有邰氏的女子，有一次在野外游玩，看到巨人的脚印，非常好奇，不由自主地便踩了上去。结果她刚踩上去便感觉自己身子动了一下，竟然就怀孕了。怀胎十月之后，姜嫄虽然把孩子生了下来，但是她担心这个来历奇怪的孩子会给自己带来不幸。于是她便把孩子先后丢弃到小巷里、深山密林中、河面的冰上，可每次都有奇异的现象发生，动物们纷纷出来保护这个孩子。孩子不但没有因被丢弃而死去，反而活得很健康。姜嫄觉得可能有神灵在保佑这个孩子，于是就改变了初衷，把孩子抱了回来并抚养成人。因为开始是想把他丢弃的，所以姜嫄给他取名叫弃。这是周族起源的最早传说，不免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但可以发现这与商族始祖契出生的传说颇有类似之处，多少反映了当时还带有原始母系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特点，而弃可能是周最早的父系氏族首领。传说弃在小的时候便喜欢种植麻和豆类等农作物，长大后更是用心钻研种庄稼的学问。弃能够因地制宜地种植各种作物，是一个擅长农耕的好手，他带动周围的人一起提高了周族农业的收成。弃的事迹传到了帝尧的耳朵里，尧于是就任命他为管理农业的官。由于管理农业有功，到帝舜时弃被封于邰。当时农官的称号叫后稷，因此人们又叫他后稷。由于周人世代都保持着优良的农业传统，大约在整个夏代，周族的首领一直都是后稷之官。以上这些传说无论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至少可以反映出周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以农业为生的古代部族。
到了夏代末年，周先公不窋做首领的时候，天下大乱，不窋失去后稷的官职，被迫带领部族“自窜于戎狄之间”，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杂居一处。在那里，他们和羌族的姜姓部落结成联盟，互相通婚。不窋死后，他的儿子鞠作了首领，鞠死后，又把位置传给了其子公刘。公刘是周人历史上重要的一位先公。公刘虽然居于戎狄之间，但他重修后稷之业，尽力农耕，使部族的农业和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口日渐增多。为了使部族得到更好的发展，公刘决定带领周人迁居到泾水流域的豳地（大概在今陕西省彬县和旬邑之间）。《诗·大雅·公刘》就专门记载了这次迁居的事迹并歌颂了公刘的功业。到了豳地之后，周人很快安定下来，丈量开垦土地，建立房屋，繁衍人口，还有了自己的武装，平时亦兵亦农。周族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公刘迁豳是周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史称“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死后，周代的先公先后经过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等世。
等公叔祖类死后，他的儿子古公亶父成为了部族的首领。古公亶父是先周历史上的又一位著名的先公。史载他继位以后，继续实行后稷、公刘治理部落的各种办法，重视发展农业，受到了族人们的拥戴。周人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却引起豳地附近戎狄等游牧部落的觊觎。这些部落经常攻击周人，并贪得无厌地向周人勒索粮食财物。但是他们拿走财物之后照样进攻，肆无忌惮，严重妨碍了周族的发展。对此，周族民众十分愤怒，欲与戎狄决一死战。古公亶父为避免族人流血牺牲，毅然率领族人离开豳地以避戎狄。他们渡过沮水和漆水，越过梁山，到达岐山（今陕西省岐山县）之下的周原，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周原地势平坦，土地十分肥沃，很适于农业生产。古公亶父下令让族人们开垦土地，建造好宗庙和房屋，还在外面修起了坚固的城墙。他又下令废除戎狄的生活习惯，打破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建立以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组织。周开始设官定职，建立“五官有司”（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管理庶务。在古公亶父的悉心经营下，周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国势逐渐强盛，为周人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周人也于此时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大门。后人在《诗经》里对古公亶父赞扬道：“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称颂周人翦商的事业自此开始。实际上当时周人并不一定有灭商念头，但之所以后来具有灭商的实力和此时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由于古公亶父的伟大功绩，周的后人尊他为太王。古公亶父迁居周原，使周族社会得到很大发展，国家机器也初具雏形。直到周文王迁丰（今陕西省长安区西北），周原一直是周人的都邑。
古公亶父有3个儿子，大儿子叫太伯，二儿子叫仲雍（或称虞仲），小儿子叫季历。季历娶妻太任，非常贤良。他们的儿子出生后，有吉祥的预兆发生，太王很喜欢他，便给这个孙子起名叫“昌”，希望他能昌盛周族，并想将来把王位传给这个孙子。可是按照惯例，他应该传位给太伯，为了日后能把王位传给这个孙子，他便想先让昌的父亲季历继位，然后再由昌接着做周的君王。太伯和虞仲知道了父亲有意让季历之子昌继位，因此离开周原逃到蛮夷之地以成全父亲的心愿。这便是《史记·周本纪》中所谓“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之事。季历继位以后，仍致力于太王的事业，并努力搞好和商王朝的关系。在得到商王朝的支持之后，季历开展对扰乱边境的戎狄部落的反击，并逐步向外扩张。据《竹书纪年》记载，周“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伐余无之戎，克之”，“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周人的向外扩张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所取得的成功仍是巨大的。这次扩张不仅一洗多年受戎狄欺辱之苦，也解除了来自西方的威胁，保证了边境的安全，扩大了领土疆域，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周族此时已显示出蓬勃向上的气势，正如《诗经·大雅·皇矣》歌颂的那样：“维此王季……受禄无丧，奄有四方。”周人虽然势力大增，但是，周毕竟还是在商统治之下的一个方国，其迅速崛起终于引起了商王的猜忌，双方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商王文丁将季历骗到了王都，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杀害，商周之间的矛盾由此激化，这一事件也预示着商周间更大冲突的到来。
季历死后，其子昌继位，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为了报杀父之仇，文王曾仓促出兵伐商，但却被商打得大败而归。文王冷静下来，认识到周此时虽然比从前已经强大了不少，但与商王朝相比在实力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他不得不改变斗争的策略，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商王朝，接受商王的封号为西伯，周原甲骨文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证明文王还是以商王朝所册封的“周方伯”的身份出现的。但文王却暗中为灭商做着积极的准备。《尚书·无逸》记载：“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周文王治理国家达50年之久，使得他能够持续不断地把灭商事业推向前进。为了达成目标，文王励精图治，遵循后稷、公刘的祖训，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还不忘祖父古公、父亲季历以来的做法，礼贤下士，广收天下人才。史称他“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求贤若渴。文王每天为了招待贤士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所以像当时著名的贤人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乃至商的大臣辛甲等都成了文王的座上宾，相继辅佐文王。而在翦商事业中居功至伟的姜尚（姜子牙）也是周文王所物色的贤才。姜尚虽然满腹经纶、才华出众，但在商一直怀才不遇，到老也未能实现他的抱负。后来他听说周文王礼贤下士，认为实现自己多年理想的机会来了，就到岐山西南的渭水边钓鱼，以静观事态的变化，待机出山。文王有一次出行游猎路过这里，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文王大喜，当即同车带姜尚回朝，并拜他为军师，尊为太公。周文王得到姜尚之后，如虎添翼，积极地制定各种计策来打击商王朝的统治基础。
文王一方面抓紧发展经济，扩充军队；另一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以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更多的诸侯。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是通过周人自己领地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老”[2]的示范作用解决了虞、芮相邻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这件事的影响很大，使许多诸侯国纷纷前来归附，标志着周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开始取得对商王朝的优势，周的声威也非以往可比。文王在这一年开始正式称王，并成为诸侯心目中可以取代殷纣王的“受命之君”。文王称王时在位已近40年，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周的国力已大大增强，周与殷商王朝的关系也酝酿着根本的转变。文王受命称王，实际上是宣布周人政治上的独立，表明自己已脱离了商王朝的中央政权，与商王朝的关系也由附属国变为匹敌相抗的独立国家。至此周人面对政治腐败、日益衰落下去的商王朝完全抛弃了“以服事殷”的假面具，开始了翦商的军事行动。
周文王首先向西北方向用兵，先后征服了犬戎、密须2个小国。这2个国家分别位于周的北方和西方，征服它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周人的后顾之忧，使己方在东进时能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从周原卜辞上可以发现，周还曾对西南的蜀国用兵。接着，文王组织力量东进，先击败耆、邘等商王朝的属国。耆、邘两国位于周人的东方，距商纣王所在的朝歌已经不算遥远，两国的灭亡使商王朝感到了威胁。商臣祖伊便向纣王提出警告说上天快要结束我殷朝的运数。但耆、邘毕竟只是商王朝外围小国，纣王对此并没有太当一回事。紧接着，文王又进攻商的重要同盟国崇国，崇侯虎是商王的亲信，对周的崛起有着很高的警惕性。此前他曾向纣王进谏，指出西伯（周文王）积德行善收买人心的行动是别有企图，将会对商不利。纣王虽然囚禁了西伯，但不久西伯又被周人用美女宝物换了回来。同时，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消灭崇国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消灭崇国标志着战争已推进到商王朝的腹地，周人亦由此获得了关中平原大片丰饶的土地，使这里成为支持灭商事业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基地。《诗经·大雅·文王》中记载文王“即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在消灭崇侯虎之后，把国都由岐迁到丰（今陕西省长安区沣河西岸），周的政治中心又进一步东移。由于不断的对外战争，周人获得了大量的俘虏和财物，并在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商王朝的包围，灭商计划的达成也指日可待。
文王为灭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他还未来得及完成翦商的夙愿，就在迁都丰邑的第二年去世了。他去世后，其子姬发继位。姬发即是赫赫有名的周武王。武王继位后，任命姜尚为军师，负责军事，并尊称他为“尚父”；弟弟周公旦为辅，负责政务；召公等人亦为辅佐。他继承父志，营建了新都镐京，继续积极准备灭商。
此时，雄踞东方数百年的商王朝在纣王的残酷统治下，已经分崩离析、岌岌可危。不仅普通民众与商朝统治者离心离德，而且统治阶层内部也已发生分裂。纣王杀害比干，囚禁箕子，一大批商朝重臣出逃奔周。在这种形势下，武王拉开了伐纣战争的序幕。
他首先“东观兵于孟津”（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是当时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有800多诸侯和部落首领前来会合。诸侯们纷纷向武王表示，是灭掉商朝的时候了。但武王这次出兵，更多的是一种试探。武王认为此时周的力量还不能完全胜过商，翦商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把这次观兵当成了一次军事演习和外交盟会。武王得到众多同盟者的支持，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取得了对商王朝的优势地位。
又过了两年，武王觉得伐商的时机到了，便率领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同前来助战的各诸侯盟军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友军在孟津会合，浩浩****向朝歌进军。军队于甲子日早晨抵达商郊牧野。武王在这里举行了誓师大会，誓词历数商纣罪恶：商纣只听信其所宠爱的妇人之言，背弃自己的祖先，对祭祀的大礼不闻不问，轻蔑地遗弃了他的家国，对同族的兄弟不加任用，对四方重罪的逃犯反而又是推崇尊敬，又是信任使用，还让他们作大夫、卿士等要职。这些人为害百姓，违法作乱于整个商国，现在他要代表上天对商纣实行惩罚，鼓励士兵要勇往直前，如果不努力作战，那么就要受到军法的刑戮。这就是目前仍能见到的《尚书·牧誓》所记载的大致内容。
此时商纣王一方面召回征伐东夷的军队，另一方面临时武装大批奴隶前来应战，双方在牧野展开激战。据说商军达70万人，《诗经·大雅》中记载“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可见商军规模之浩大。不论其数量是否有夸饰之嫌，此时商朝军队的战斗力和斗志与周比起来无疑是相去甚远。武王以虎贲、戎车为主力，甲士徒兵配合向商军发起攻击。由于商军离心离德，无心为纣王卖命，甚至阵前倒戈，配合周军反攻纣王，致使牧野一战商军全线崩溃。商纣王逃回朝歌，登上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投火自焚而死。武王挥师迅速占领了朝歌，商王朝至此灭亡。
武王进入城中，来到商纣自焚的地方，亲自发箭射纣王的尸体，射了3箭然后走下战车，又用轻剑刺击他，并用黄色大斧斩下了纣王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示众。然后又到纣王的两个宠妃那里，两个宠妃都上吊自杀了。武王又向她们射了3箭，用剑刺击，用黑色的大斧斩下了她们的头，悬挂在小白旗上。武王做完这些才出城返回军营。第二天，大臣们拥护着武王，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典礼，象征着周得到天命，取代了商成为新的天下共主。
关于牧野之战，不少古籍都有记载，最为详细的是《尚书·牧誓》。从前人们对于它的成书年代和真实性还有所怀疑，但是1976年在陕西临潼发现了一件西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利簋”，从铜器上刻有的铭文来看，这是当时一个叫利的贵族随同武王参加了牧野之战，为了纪念自己在战争胜利后得到武王的赏赐，特地制作了这件青铜器。而铭文上所记的“珷（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有）商”与《尚书》的记载是一致的。利簋是一件可作为西周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既验证了传世文献的真实可靠性，也为西周初年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周王朝建立之后，商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小邦周”从臣服于“大邦殷”的方国，一跃成为统治四方的主宰。双方之间的冲突和统治集团内部潜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势仍然显得十分错综复杂。一方面，周人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商人千方百计地想要报仇复国。“小邦周”如何来统治“大邦殷”，又如何从“大邦殷”亡国的教训中汲取经验教训，成了摆在周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殷商突然之间灭亡的事实，使周人对天命的信仰开始有所动摇，他们不由发出“天不可信”、“唯命不于常”的疾呼，并进而以史为鉴，反思天命的归属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移。
根据《史记》的记载，周虽然打败了殷商，但武王不但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反而晚上焦虑得睡不着觉。周公去看望他，问他为什么。武王说：“上天不享用殷朝的祭品，从我没出生之时到现在已经60年了，郊外怪兽成群，害虫遍野。上天不受殷的享祭，抛弃了殷，才使我们取得今天的成功。上天建立殷朝，任用的贤士有360人，虽然说不上重用他们，但也没有排斥他们，才使殷朝维持至今。我还没有确定上天是否会保佑我们周朝，哪里顾得上睡觉呢！”从上面的记述可以知道，当周初统治者胜利了之后，没有骄傲，而是非常惶恐，居安思危，睡不着觉。为什么呢？殷朝曾经非常强大，是“天邑商”、“大邑商”；而周是一个小邦，是“小邦周”。商周过去是有过君臣关系的，不过是类似诸侯和天子一样，周带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强大的殷王朝怎么一下就被“小邦周”给打倒了，周打败了纣王，可武王想到的却是他们现在已经处在原来纣王的地位上，他们不是因为胜利而感到骄傲，反而感到了恐惧，感到了自己也存在着灭亡的危险。所以才要以史为鉴，检讨殷亡周兴的原因。整个《周书》里反反复复讲的都是这个。周初的统治者在当时有很多这样的言论，如《尚书·酒诰》记载，“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这是周公对他的弟弟卫康叔说的话，意思是我要告诉你这些话，古人说，“人不必要拿水照镜子，重要的是以老百姓当镜子”。周公引的古人的话在《史记·殷本纪》中的《汤征》里，即“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否”。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看到水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看到老百姓的样子就知道自己的政治好坏。所以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能够不以殷的灭亡为鉴吗？除此之外，《尚书·召诰》里还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以夏为鉴，也要以殷为鉴，因为我们的国王受命为天子，和夏、殷的命运是一样的。这说明虽然夏商周是3个朝代，但是它们之间有相同的东西，商纣虽然不是夏桀，可他们的灭亡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的处境和夏商一样，如果搞不好，和夏商也是一样的结果。所以到《诗经·大雅·**》的时候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文王》也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骏命”就是大命、天命，“不易”有两解，一是不容易，二是不改变。如果要能够以史为鉴的话，那么天命就不会再转移。周公的以史为鉴，有一部分是直接的经验，比如来自他父亲文王；还有一部分是殷人的记载，像《尚书·无逸》所讲的那些有德商王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