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因伐尔特记载，佛陀的人格化也是在迦腻色迦统治时期：“佛的人格化最初出现在迦腻色迦时的某些钱币上，那自然是无可争议的史实。”[6]

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据张骞报告，在大夏到处有城邑，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张骞还说他在大宛看到了“七十余城”，应当也是真实的。

贵霜帝国靠征服起家，它征服的地方很多，因此其民族必然众多，居民的成分也必然非常复杂，如伊朗人、希腊人、西徐亚人（或称斯基泰人）、帕提亚人、印度人等。

贵霜人长期生活在阿姆河一带，那里水源丰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大夏人口稠密。张骞曾经说过：“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张骞是在公元前128年来到大夏的，当时大月氏人还没有到达大夏，而大月氏来到大夏以后，其势力大增，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大夏的生活，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混合经济。据《汉书》记载，到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人统治的地区人口已经达到40万，虽然其中的大月氏人只占少数。在贵霜人统治之下，五翕侯统一，形成了一个统治集团。到公元1世纪贵霜人在大夏或巴克特里亚建立国家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比例大约是1∶3或1∶4。但大月氏人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司马迁说其控弦者可一二十万，班固和范晔都说其胜兵十万，这使其足以控制其统治的地区。

关于贵霜帝国的社会生活，张骞说，大夏人是过定居生活的，大月氏人在征服大夏以后，也从过去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入定居。大夏原来的居民有手工业者、商人、农民。大夏以土地肥沃、矿产丰富而著名。阿姆河及其支流被最大限度地用来灌溉农田。波斯帝国统治时期建的坎儿井——地下水道，能把水从山上引下来，灌溉更多的农田。考古发现证明，大月氏人没有中断这种水利系统，而是保存了它，而且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所改进。大月氏人自己并不一定有很多人从事农业，但他们作为这个地方的统治者，必定非常重视扩大农业基础。大月氏人统治时期来到这里的人，如斯基泰人等，可能都从游牧转入了农业。

大夏人“兵弱畏，但善贾市”，他们有一些有市场的城镇，市场上有各种货物，随着大月氏人来到大夏，中国人也随之来到了大夏，经营商业。张骞甚至见到中国竹子，人们推测它们可能是到大夏来经商的中国人带来的，或是到大夏经商的印度人从中国带来的。所以，大夏不仅有国内的商业贸易，还有对外的商业贸易。贵霜帝国充分利用了自己同中国、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关系，把丝绸之类的中国货带进了西方的市场。由于贵霜帝国曾经控制了犍陀罗和印度河河口之间的地区，因此，它也就统治过今天的阿富汗一带，有这样一个有利的特殊地位，从而也控制了从中国经过开伯尔隘口到达印度河河口的巴巴里坎，继而西去的丝绸贸易。经过这里的商旅可以得到安全保障，并通过海路由波斯湾到达两河流域的三角洲地带。有学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贵霜帝国给当地带来了政治的稳定与和平，使粟特人和大夏人加强了他们的商业活动。为了加强同罗马世界的联系，他们开通了新的道路。贵霜帝国的商业情况可以从其丰富的钱币中得到证明。他们同外部世界尤其是同罗马的贸易顺差，可以从他们发行了大量的金币，以及在印度发现了罗马钱币的窖藏这两件事情上得到清楚的印证。因伐尔特认为：“如果一经考察由迦腻色迦发行的其他金币，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事实就会显露出来，这就是他的铸币，并不是为了国内使用，而是为了对外贸易。这不仅表现在币面的铭文使用的是希腊文，就连那描绘在一个奇特台座边沿外表上的30来个神像，也都是采用希腊、印度和伊朗语的名字，并且，其中的大多数也是来自巴比伦和查拉塞尼王国。”[7]

贵霜人使用金铜复本位制。他们发行的铜币数量很大，其流通地区也非常广。考古发现的事实证明，贵霜帝国的经济和城市生活是很繁荣的。

[1] 参见叶公贤、王迪民编著：《印度美术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2]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第75～76页。

[3]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第48～49页。

[4]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第50页。

[5]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第76～77页。

[6] 见[美]H.因伐尔特：《犍陀罗艺术》，李铁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7] [美]H.因伐尔特：《犍陀罗艺术》，第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