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的起源

史学是古希腊人留给后世的又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一般认为，古代希腊史学起源于《荷马史诗》。不过，尽管《荷马史诗》在主题选择、叙事模式、语言风格等方面对古代希腊史家有重大的影响[1]，但归根结底仅仅是一种神话和英雄传说，与历史学有本质区别。首先，诗人荷马认为他所吟唱的内容是出于缪斯的启示，所以需要请求神赋予其灵感，并常常求助于神的权威来回忆往事[2]，还没有自觉探寻、研究和求真的意识。其次，《荷马史诗》所记录的主要是神的活动和半神半人的英雄的业绩，而非普通人的活动，神权的色彩非常浓厚。与此相关，《荷马史诗》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缺乏时间连续性的观念，没有意识到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当然也就不会用过去来解释现在[3]。

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著名农民诗人赫西俄德的诗篇里，可以看到古希腊人的历史意识有所进展。在长诗《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视为从黄金时代经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至黑铁时代不断退化的过程，表达了对人类历史连续性和发展趋势的朦胧认识。与诗人荷马一样，赫西俄德“歌颂缪斯告诉他的事情，他也知道缪斯并不总是讲真话，但是却没有办法来核对自己从她们那里获得的灵感”[4]。

古风时代以降，随着希腊城邦的兴起和大殖民运动的开展，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的思想开始从诗歌的形式过渡到比较偏重于思维的形式”[5]，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伊奥尼亚地区，出现了一批散文纪事家，用散文体叙述所见所闻、历史传说乃至城邦的历史，并以批判态度对待历史记录，区分事实与虚构。作为伊奥尼亚散文纪事家的出色代表，赫卡泰乌斯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检验古希腊人的各种旧闻传说。在《谱系志》中，他开篇便申明：“我写的是我认为真实的东西，因为希腊人所拥有的许多故事似乎对我来说是荒唐可笑的。”[6]不过，尽管赫卡泰乌斯具有了批判和求真意识，但还没有发展出具体有效的历史批判方法。而且，他批判性的调查研究只限于遥远的过去，仍属于神话传说领域，而非历史领域。这“既表明他从神话中解放历史的愿望，又说明他还不能区分二者”[7]。直到希罗多德《历史》的出现，历史学才真正地从神话中独立出来。正如著名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所言：“传说的笔录之转化为历史科学，并不是希腊思想中所固有的，它是公元前5世纪的发明，而希罗多德则是它的发明人。”[8]

二、古典时期的史家

古典时代的史学是希腊史学最为辉煌的时代，出现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三位著名的史学家。他们在历史思想方面所表述的深刻认识，在历史编纂方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希腊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是小亚细亚西南部哈利卡纳苏斯城人，兼有希腊多利亚人和卡利亚人的血统。其家庭在当地属名门望族，据说与诗人帕尼阿西斯（Panyassis）有亲戚关系。在希罗多德青年时代，其家族参与了反对当地僭主吕戈达米斯的政治斗争，希氏因此而被迫移居萨摩斯岛。希罗多德曾外出游历，足迹遍及西亚、北非、希腊半岛、地中海沿岸[9]，这无疑为其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约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了希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雅典，并与当时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等社会名流来往密切。约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移居到雅典在意大利南部营建的殖民城邦图里伊，直到公元前425年前后离世。

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在校注希罗多德的《历史》时将其分为9卷，每卷各冠一位缪斯女神的名字，故此书又有“缪斯书”之称。关于《历史》的内容结构及各卷成书之先后，尚存在较大的争议[10]。一般认为，全书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卷至第5卷27章，基本是按照波斯帝国发展的年代顺序写成的，叙述了波斯帝国的兴起和扩张经过，直至伊奥尼亚人发动叛乱，引发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对希腊的进攻。自第5卷28章至第9卷，是全书的第二部分。从叙述伊奥尼亚人的起义开始，较为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希波战争的经过，直至公元前479年希腊人取得普拉提亚和米卡列战役的胜利、波斯人退出爱琴海地区为止。第一部分与交代希波战争的历史背景有关联，但结构松散，内容庞杂，中间夹杂了大量与主题无关的插话，还包括一些奇异荒诞的异闻传说，体现出浓厚的地理学和人种志的色彩。第二部分虽然也包含了一些插话，但并没有对主题内容构成较大影响。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进行了较完整而系统的叙述，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军政大事方面，地理学和人种志的色彩已经褪色了。一般认为，全书前后两大部分迥然有别，实际上反映了希罗多德从散文纪事家至历史学家的转变。

图7.3 希罗多德头像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开篇便宣称《历史》的内容是他本人的调查研究成果，属于作者本人所有的，作者亦应对其负责[11]。在叙述了波斯人和腓尼基人关于希腊人与异邦人在远古时期互相掳掠妇女而互相敌视的传说之后，希罗多德说：“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述。下面我却想指出据我本人所知是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然后再把我所要叙述的事情继续下去……”[12]这些话表明希罗多德自觉地意识到历史事实与历史叙述的关系。“运用文献作为实证恰好是区别希腊史学与史诗特有的方法。”[13]“历史学是一个希腊名词，原意只是调查和研究。希罗多德采用它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从而‘标志着一场文学革命’（正像一位希腊文学史家克罗瓦赛所说的）……正是使用了这个名词及其含义，才使得希罗多德成为了历史学之父。”[14]

通过对证据的探询和批评，希罗多德不仅保存、整理了原有的传说和事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历史引向更广阔的未知领域，去发现新的事实，从而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甚至使之延伸至当时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世界，从而在西方史学上开创了社会文化史传统。其《历史》一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详细记载了西亚、北非、希腊众多地区的地理环境、土地出产、民族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名胜古迹、政治历史等，俨然一部古代世界的“百科全书”。对此，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史家狄奥尼修斯评论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到更高的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的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15]

《历史》一书中的史料可分为以下三类：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口述资料。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史诗、抒情诗、神谕、散文纪事家特别是赫卡泰乌斯的作品，可能还有一些官方档案文献等[16]。考古资料主要包括古物碑铭和其他实地调查材料[17]。口述资料则包括目击者的证词和传闻，此部分材料构成了《历史》的重要资料基础[18]。由于希罗多德的主要撰述目的之一“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因此“有闻必录”自然成为他处理史料的一项基本原则[19]。不过，希罗多德对待史料已采用了批判的方法，从而超越了前辈学者赫卡泰乌斯。首先，希罗多德自觉通过实地调查来获取史料。其次，希罗多德自觉把目击者的证词、传闻等口述资料相区别，并对其真实性作出判断。希罗多德虽然秉持“有闻必录”的原则，但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相信目击者所告诉他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在实际上对他们的叙述是严加批判的”[20]。例如，对于涅乌里斯人每年变成狼一次，斯奇提亚地区长着山羊腿的民族等荒诞无稽的传说，希罗多德则直接宣称其不可信。如果希罗多德无法证实哪一种说法更为可信，他便采取存疑的方法，把多种说法都列举出来。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不仅意味着史学的诞生，“还标志着批判性著述的开端，尽管它实际上还很朴素。虽然我们可能认为希罗多德有些轻信，但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21]。

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以人的活动和成就作为其叙述和研究的对象，并试图解释人类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原因。不过，希罗多德也记载了大量神谕、朕兆、灾异、梦兆、奇迹、幻象、占卜等各种形式的天命神意，以解释人事中的成败得失。然而希罗多德对神意和命运的认识，实际上蕴含了对人类社会内在秩序的探索。他说，“因为一切事物和这些事物的适当分配都是由它们（神）来安排的”[22]，所以才称其为神。如果有人骄傲自大，“力图占有更好的地位和取得比他命中应得或神应赐给他的更多的福祉”[23]，则会招致神的妒嫉、惩罚或命运的打击。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曾自诩为世上最幸福的人，“在梭伦走后，克洛伊索斯从神那里受到了一次可怕的惩罚，神之所以惩罚他，多半就是由于他自视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24]其他诸如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特斯，波斯国王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薛西斯等人的结局莫不如此。“原来神除了他自己之外，是不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25]人若犯有重大恶行或过分残暴，也会引起神的忌恨和报复[26]。有学者认为，对于希罗多德而言，“妒嫉是维持正义的力量”[27]。在希罗多德看来，无论国家的兴衰抑或个人的成败都应遵循某种秩序。他认为：“人间的幸福是决不会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28]，“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车轮上面的，车轮的转动是决不容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29]

尽管在《历史》一书中神经常出现并且“喜欢干扰人间的事情”，但是希罗多德十分重视从人事上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希罗多德以吕底亚僭主克洛伊索斯作为其正式叙述的开篇，因为在他看来，克洛伊索斯是“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人”，也是“在异邦人中间第一个制服了希腊人的人”[30]。在对希波战争原因进行探讨时，希罗多德从人事上作出解释。这种重人事的特征在《历史》的后半部分对希波战争的叙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希罗多德指出了薛西斯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以及希腊人在抗击波斯入侵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智慧、对自由的珍爱、对法律的尊重。希罗多德指出，希腊人正是凭借智慧和法律，才勇敢地驱除了贫困和暴政[31]。斯巴达的强大在于斯巴达人对法律的敬畏[32]，而雅典的兴起在于雅典的民主制[33]。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从人事上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已形成为一个重要特点。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6年）生于雅典的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其父名为奥洛拉斯（Oloros）。修昔底德所在的德谟叫做哈利莫斯（Halimous），该德谟距离雅典卫城约7千米，其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很高，德谟中浓厚的政治氛围无疑有助于培养他对政治的热情和兴趣[34]。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便开始着手著述[35]。公元前430年，雅典暴发瘟疫，修昔底德也被感染，但幸免于难。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当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由于他未能及时解救被斯巴达人围攻的军事重镇安菲波利斯，被以叛逆罪放逐。修昔底德说，流亡生涯为其写作提供了便利，使他有机会看到了战争双方的行动，特别是伯罗奔尼撒一方的行动，而且也使他有闲暇深入研究战争的进程[36]。直到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修昔底德才结束长达20年的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雅典。

图7.4 修昔底德头像

在余生中，修昔底德继续撰写、修订其著作，直至去世[37]。

与希罗多德追求博闻强识、喜好搜罗奇闻逸事不同，修昔底德则将希腊古代传说以及与其叙述主题无关的社会文化方面的事实排除出历史之外，只专注于记述当代的军政大事，从而开创了后世西方政治军事史的传统。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伯战史》）主要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雅典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发生的、对希腊城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场战争。全书主题明确，结构严谨，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博大松散、枝蔓丛生形成了鲜明对比。全书分为8卷，较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对战事展开叙述，从而使各卷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第1卷，修氏阐述了撰述目的和方法，通过古今比较，说明他所描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战争”，并考察了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和表面原因。第2卷至第5卷第24节记载了从战争爆发至《尼西阿斯和约》的签订前十年（公元前431—前421年）的战事（所谓“阿基达玛斯战争”）。第5卷的其余部分叙述了签订《尼西阿斯和约》期间（公元前421—前415年）的相关史事。第6卷和第7卷详细记载了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始末。第8卷叙述战争的最后阶段，即狄西里亚战争或伊奥尼亚战争。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他试图记述战争的整个过程，直到公元前404年“拉西第梦人及其同盟者摧毁雅典帝国，占领长城和比雷埃夫斯为止”[38]。然而修氏最终并没有完成原定写作计划，其著作记事至公元前411年冬便戛然而止，甚至连最后一句话也没有写完。

修昔底德撰史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他个人的经历、观察和目击者的证词，间或也运用了史诗、地方编年史、档案、铭文等文献和考古证据。但修昔底德使用文献资料大多“与过去的历史有关”。“我们认为最保险的历史研究方法在修昔底德看来只是第二位的，只有在不可能获得确实和详细资料的情况下，用来替代直接的观察。”[39]在修昔底德看来，诗人和散文编年史家的记载均难以凭信，“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事实”，而散文编年史家“追求的是吸引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真相”[40]。对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观察所得和目击者的证词，修昔底德确立了严格的批判原则。他说：“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41]

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还包括了大量的演说词。据学者统计，演说词占全书内容的近四分之一，特别是在前三卷，演说词几乎占了三分之二[42]。对于演说词，修昔底德也明确提出自己的处理原则：“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43]由此可见，修昔底德较希罗多德更进一步对不同类型史料的价值及其局限作了区分，并把对史料的批判提升到方法论的层面，确立了史料批判原则。因此，修昔底德在史学求真方面一直是古代史家的典范，近代实证主义史家更是将其视为批判的、客观的、科学的历史学家的先驱。

修昔底德撰史致力于叙述人的历史，在他那里，宗教神灵是没有地位的。如果说希罗多德在叙述和分析一些历史事件时，还相信天命神意的作用，修昔底德在《伯战史》中则将神严格排除出历史之外，较彻底地斩断了神人之间的联系。他引用伯里克利的话：“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44]《伯战史》虽然记载了尊奉神灵之事，但那是反映当时人们的行为。修昔底德自己分析和解释历史事实，则断然地将神灵的作用排除在外。修昔底德叙史中也提到地震、水灾、月食等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或多或少对人事有影响。例如，优俾亚的奥罗比伊、佩巴里修斯等地发生大水灾，对城市造成重大破坏。修昔底德从自然界本身寻找水灾发生的原因，认为水灾是地震引起的，并解释了地震引起水灾的原因[45]。对于把自然现象作为占卜或预言吉凶的做法，修氏作了无情的抨击。在修氏看来，自然现象虽然对人事有一定的影响，但那只是一种外在物的影响，与人事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修昔底德虽然将神灵排斥出人类历史之外，但又承认的确有另一种“命运”的力量会干预人事。不过，《伯战史》中的“命运”（tyche）是一种超乎人力预见和控制的客观力量，和神的意志无关。它通常表现为偶然、幸运等人力无法预料的事件，往往与人的智慧（Intelligence）、谋算（Calculation）、预见力（Foresight）相对立。命运的影响经常干扰人们理性的判断，并使事件的发展与人们的计划相背离[46]。虽然，修昔底德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47]。总的来说，《伯战史》中的命运只是修昔底德对那些他认为无法预测和控制的偶然事件的解释。《伯战史》记载伯里克利的话说：“当事物的发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时候，我们常常归咎于我们的命运。”[48]修昔底德的命运说进一步体现出了天（自然）与人相分的趋势。

修昔底德主要以人性为切入点来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49]。《伯战史》中“人性”一词有较为广泛的涵义，包括天生的、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作为历史学家，修氏特别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即人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等[50]。修昔底德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叙述了爱皮丹努斯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希腊人一般认为，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不可避免，修昔底德则认为，这些事件只是战争的表面原因。斯巴达最终决定对雅典宣战，其原因不是为了帮助盟友，而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51]，这实际上表现了人性中的权力欲望和被沦为弱者的恐惧。修昔底德叙史以雅典和斯巴达的矛盾与争斗为中心，至于其他国家卷入战争的原因，在修昔底德看来，也可以从人性中寻求解释。西西里战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的一次重要战役，修昔底德对那些参战的希腊诸邦的动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有些国家是帮助雅典人征服西西里的，有些则是帮助叙拉古人保卫西西里的，他们之所以联合起来，既不是出于正义，也不是因为种族纽带，而是因为利益关系，或是强迫所致[52]。“利益和强迫”不外乎是人性的表现，即对权力、荣誉和财富的追求，对获得自由的渴望或丧失自由的恐惧等。人性对权力的渴望、对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追求，同样体现在城邦内部的斗争之中。在人性中的各种欲望面前，正义成为人们不屑一顾的东西。修昔底德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科西拉革命期间发生的种种暴行，并且深刻地指出：“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是贪欲和野心引起的统治欲，以及从党派斗争的暴行所表现出的**。”[53]此所谓“统治欲”和“**”正是人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

修昔底德据人性解释历史，也表现在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上。在《伯战史》第一章，修氏略述了希腊世界的早期历史，清楚地表述了历史进步的观念：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物质生活的进步和希腊诸邦之间联系的加强。正是从古今的联系和比较中，修昔底德有力地说明了他所生活的时代较之古代“伟大”，他所描写的战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战争”。那么，联系古与今，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修氏指出：是人性，是人的欲望、好斗性和情绪。他说，早在部落时代，占有肥沃土地的人因拥有较多财富而扩大权势，从而引发“纷争，导致公社瓦解”[54]。米诺斯帝国清除海盗，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和维护自身的安全[55]。僭主们追求的是“个人的安逸和家族势力的扩大”[56]。斯巴达早就开始干涉他邦事务，要把自己的政体形式强加给它们，等等。不仅具体历史事件的原因，而且古往今来的历史变化都可以从人性中寻求解释。并且由于“人性总是人性”，人性是不变的，将来发生的事同样也可以从人性中得到解释。所以他断言，读他的书可以“理解过去的事和将来发生的类似的事”；他的书是一部鉴往知来、“垂诸永远”[57]的著作。

总之，修昔底德认为，欲望、好斗性和情绪等人类非理性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它们又通过具体的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结合或冲突，从而形成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人性的表现，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修氏视不变的人性为历史的本质，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对古希腊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色诺芬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年），雅典人，生于埃尔希亚（Erchia）村社的一个富有之家，其父名为格力卢斯（Gryllus）。色诺芬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早年曾师从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同窗。公元前401年，色诺芬受友人之邀，加入了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征召的希腊雇佣军，企图助其争夺王位。在库纳科萨之役中，小居鲁士阵亡，其后希腊雇佣军原来的首领也被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的军队诱杀。在此紧急关头，色诺芬被推举为临时领袖之一，率领这支万余人的远征军在波斯军队的围追堵截下从两河流域北部取道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翻越高加索山，历尽艰辛，于公元前400年抵达黑海南岸，最后撤回到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公元前399年，色诺芬离开这支军队，同年，雅典宣布了对他的放逐令。公元前396年，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斯率军在小亚细亚对波斯作战，色诺芬投身于阿哥西劳斯麾下。公元前394年，色诺芬随阿哥西劳斯回到斯巴达，斯巴达政府在奥林匹亚附近的斯奇卢斯（Scillus）赏赐他一处居所和一块土地，还把一些战俘送给他做奴隶。色诺芬在此处潜心著述，一直生活了二十余年。公元前377年，斯巴达与底比斯开战，斯奇卢斯重归伊利斯人之手，色诺芬逃亡到科林斯。公元前369年，雅典解除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他把两个儿子送回雅典，并在雅典骑兵中服役，但他自己则一直在科林斯终老。

图7.5 色诺芬头像

色诺芬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且勤于著述，是古希腊的多产作家之一。他著有《希腊史》《长征记》《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辩护》《拉西第梦的政制》《阿哥西劳斯传》《居鲁士的教育》《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等，其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

《希腊史》和《长征记》是色诺芬的两部代表性史著。色诺芬撰写《希腊史》意在补续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其叙事始于公元前411年，止于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全书共7卷，前两卷叙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公元前411—前403年）史事，首卷开篇第一句话即与修昔底德止笔处相衔接，在写作风格上也与修氏《伯战史》相一致，如按照年和季顺序撰写史事，大量援引演说词，很少提及天命神意等。第3卷记载了斯巴达与波斯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战事。第4卷至第7卷的叙述主要围绕斯巴达及其国王阿哥西劳斯的事迹展开。与前两卷相比，后5卷在叙事风格上也有明显不同，不仅脱离了修昔底德严格按照年和季的记事顺序，而且关于占卜、神谕的记载大大增多，并屡屡把很多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发展结果归结为天命神意[58]。不过，色诺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亲眼目睹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甚至许多史事都是他亲身所经历的，因此他的记载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中期的许多希腊史事主要有赖于色诺芬的这部著作而流传下来，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

《长征记》是色诺芬最负盛名、流传最广的一部著作[59]。全书共分7卷，按时间顺序记载了色诺芬早年参加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征召的希腊雇佣军并率部由波斯返回希腊的亲身经历，因此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书中记录了当时波斯帝国的许多真实情况，细致描述了希腊雇佣军所途经的广大区域内的地理风貌和当地居民的风俗人情、经济生活，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此书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军事教科书，包含了丰富的战略战术思想，体现了色诺芬本人在战略战术、军队建设、作战指挥等方面的卓越军事才华，并对后世西方战争及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据阿里安的记载，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与波斯帝国会战前，就利用此书作战前动员，以鼓舞士气[60]。色诺芬极富文采，这在《长征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此书叙事简洁流畅、自然生动，颇具感染力，读来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一直被后人视为古希腊散文写作的典范，至今仍是学习古希腊文的范本之一。色诺芬也因此赢得了“阿提卡蜜蜂”的美誉。

在史书编纂体例方面，特别是对于传记体史书的创立，色诺芬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在《希腊史》中就非常注意集中叙述历史人物的活动，而其《阿哥西劳斯传》则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传记体史著的代表作。《阿哥西劳斯传》是色诺芬为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斯所作的传记。由于阿哥西劳斯对色诺芬有知遇之恩，又是他的保护人，因此色诺芬在此书中对其多溢美之词，把阿哥西劳斯描绘成拥有公正、自制、理性、智慧、勇敢、文雅等诸多美德和品质的完美英雄。尽管色诺芬为传主歌功颂德有损此书的史料价值，但毕竟保留了有关斯巴达社会历史的一些珍贵材料；更为重要的是，此书与古希腊著名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的《艾瓦格拉斯传》一起开创了西方史学编纂中的传记体体例。后来，古希腊的史学家们开始逐步把传记作为史学著作的一种形式，认识到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重要性，最后终于达到了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那样的高峰。

色诺芬对古希腊史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扩大了历史学的记述范围和研究领域。如前所述，色诺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渊博的知识，一生著述颇丰，涉及政治、哲学、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其著作成为后人研究古希腊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如《拉西第梦的政制》是一部记述斯巴达政治制度的专著，涵盖了斯巴达人的政治、军事、法律、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内容，是研究古代斯巴达社会历史的重要原始材料。与其他希腊古典史家相比，色诺芬更为重视城邦和奴隶主家庭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因素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这两部著作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最早的经济专著，集中反映了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和主张[61]。《经济论》是一部语录体的古典经济学著作，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农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讨论了管理好家产的方法；在第二部分中，色诺芬提出，操持家务是妇女的天职，家政训练应该成为女子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色诺芬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并主张把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管理设为一门专门学问。《雅典的收入》是色诺芬晚年的作品，它主要针对战后雅典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讨论了如何改进雅典的税收制度，增加财政收入，维持雅典的财政平衡等问题。色诺芬在以上两部经济专著中，最早使用了“经济”一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古代城邦奴隶主经济理论，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古希腊城邦的经济事务，对于研究古代希腊社会经济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毫无疑问，色诺芬是希腊古典后期成绩最为卓著的历史学家，因而在古代色诺芬就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列为古希腊三大史家。不过，正如近代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色诺芬无论在治史态度上还是在取得的史学成就上，都难以与其前辈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相比[62]。有论者指出，色诺芬虽然“多才多艺，但不是像修昔底德那样的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尽管他有才华横溢的撰述风格，但他并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引人入胜”，因此，“色诺芬不能算作第一流历史家”。《希腊史》是“色诺芬雄心最大、下功夫最多的一部书……打算把这部书写成修昔底德历史著作的续篇”，但是，“这部书远远不如修昔底德的著作，在准确和公平两方面都有缺陷，而且笔调沉重”[63]。的确，色诺芬缺乏对历史变化和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因而无法像修昔底德那样对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也缺乏修昔底德那种科学的批判态度和求真精神，他虔诚地相信神谶、梦兆和预言，经常把史事的发展变化视为神的干预和神意安排的结果。在史料取舍方面，色诺芬不仅没有像两位前辈史家那样进行认真批判审核，而且往往表现出以个人的政治好恶来选择史料和评判史实的不良倾向。由于色诺芬自身政治立场的关系，《希腊史》一书明显地反映出袒护斯巴达的倾向，有意回避一些对斯巴达不利的史事，甚至对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底比斯对斯巴达的重大军事胜利等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只字不提，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体现出随意剪裁史事、歪曲历史真相的不良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公元前5世纪晚期修辞学的兴起以及希腊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虚假粉饰之风的滥觞相适应的，可以说是虚夸之风在史学领域里的表现。后来，这种风气随着古希腊城邦危机的不断加深而继续发展。希腊化时代出现的为君王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御用史学，实际上就是这种与史学求真精神相悖的不良治史倾向的极端表现形式。

三、希腊化时代的史家

希腊化时代的史家和史学的变化 在希腊化时代，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和希腊化的进展，史学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史学记述范围的扩展。亚历山大的东征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史学记述的地理范围也随之扩展。例如，亚历山大远征之前，希腊人对印度知之甚少，只听过一些传闻，而没有实际调查。而在希腊化时代，伊奥尼亚人麦加斯提尼（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前290年）利用出使北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之便，撰写了一部4卷本的《印度志》，描述了印度北部的自然地理、风俗人情和社会历史等，书中首次记载了婆罗门教，并提及了印度种姓制度。有论者认为，该书对希腊化世界的影响犹如后世马可波罗的游记对当时欧洲的影响[64]。另外，亚历山大的东征以及此后开启的希腊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希腊与东方亚非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希腊文化的直接影响下，一些东方国家里也出现了用希腊语写成的本国史著，包括著名的埃及祭司曼涅托所撰的埃及通史《埃及史》和巴比伦人柏洛萨斯（Berossus）撰写的3卷本的古巴比伦通史《迦勒底》等。

第二，传记史学的繁荣。希腊化时代是传记史学的繁盛时期。特别是由色诺芬等人在古典时代晚期开创的歌功颂德型的传记写作此时已蔚为大观，有关亚历山大文治武功和日常生活的传记史著与回忆录大量涌现，如托勒密一世的《亚历山大战争回忆录》、公元前4世纪的史家克莱塔卡斯的《亚历山大传》、埃及人克里奥米尼的《亚历山大本纪》、卡利斯提尼的《远征波斯史》、攸麦尼的《亚历山大起居注》、卡里兹的《亚历山大故事》等。以上诸书旨在为君王树碑立传，其中包含了很多虚妄和神化亚历山大的内容。在此影响之下，希腊化世界掀起了一股传记写作风潮，而且传主的取材范围由原来的国王、僭主扩大至文化名人，诗人荷马，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个人传记随之出现，甚至还出现了名妓传记。传记作者一般都着眼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65]。

第三，地方志的兴盛。希腊化时代，特别是在公元前350—前200年之间，地方志的编纂在希腊非常流行，其特点为按年代编排史事，注重探究神话和诸种宗教仪式的起源，文字较为简单，所以有别于正式的史著。由于这种形式的历史著作主要产生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地区，因此又被称为阿提卡地方志。该时期阿提卡地方志编纂家的代表是麦加拉人安德洛兴和菲罗科鲁斯。阿提卡地方志保存了许多当地的古代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西西里学派史家提迈乌斯（Timaeus，约公元前352—前256年）也是这一时期地方史家中的杰出代表，编撰了通史巨著《西西里史》和一部《皮洛士战争史》。

第四，大规模的古文献整理。对包括史著在内的希腊古代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是希腊化时代史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创办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宫和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希腊古代图书和文献资料，众多优秀的学者亦云集于此。亚历山大里亚的博学者和校注家们对当时的希腊古代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包括比对版本、校勘文字、文法注释、划定卷次等，现存的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古希腊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是经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整理后才流传后世的。如著名的文法学家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据说一生校勘、注释了800卷书籍，其中包括赫西俄德、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尤以校订荷马的著作而闻名，是他最先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划分为24卷，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所以有论者断言：“古希腊文化后期是博学而不是行动的时代；是深入钻研并把知识分类的时代，是文法家、语言学家、书斋历史家的时代。”[66]

第五，“普世”观念的出现。希腊文οｉκουμε′υη一词，在希腊古典时代意指希腊人居住的地方。而至希腊化时期，该词已有整个世界即普世的意思[67]。这种思想观念的改变是与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所面临的历史局势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的。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人虽然已经认识到了人类世界的统一性，但“仅仅是一种地理的、而非历史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意识并不是一种历史的意识。普世历史、世界历史的观念，还是不存在的”[68]。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涉及亚洲、非洲和欧洲众多国家的史事，具有十分开阔的世界视野。不过，希罗多德所谓的世界大抵还只是地理上的联系，而没有深入的历史联系。同样，埃浮鲁斯的《历史》一书尽管汇集了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众多希腊城邦的史事，但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史著作。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战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当时希腊人所熟知的世界中很大一部分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世界’就成为某种不止于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东西。它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整个的亚历山大帝国这时共享有一种希腊世界的单独历史。潜在地，则整个‘普世’都共享着它。”[69]普世观念的出现，意味着普世史的撰写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在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实践的进一步推动之下，终于在希腊化末期史家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转化成了现实。

波利比乌斯 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4—前122年）是希腊化时代末期即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168——前30年）最重要的史家。他出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麦伽波利斯城（Megalopolis）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莱考塔斯（Lycortas）是希腊亚加亚同盟的主要领袖之一。公元前168年，波利比乌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时期曾任亚加亚同盟的骑兵指挥官，战败后被作为人质解送到罗马。在罗马，波利比乌斯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高尚的品质深得罗马上层的宠信，并得到西庇阿家族的庇护，成为罗马名将小西庇阿的良师益友。波利比乌斯客居罗马长达16年之久，曾随小西庇阿远征迦太基，是罗马不断对外扩张，直至征服地中海世界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者之一。同时，波利比乌斯也得以目睹罗马的一些档案资料。这一切都为他写作《历史》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是波氏的一部传世名作，全书共40卷，现存前5卷及其他卷的一些片段。记事始于公元前264年，讫于公元前145年，即以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为起点，以罗马击败希腊亚加亚联盟后对希腊地区事务的处理为终结。第1、2卷为引言部分，简述第一次布匿战争及战后罗马、迦太基等邦国的情况（公元前264—前220年）。自正文始，采用编年史体例，以奥林匹亚德纪年为序，详细叙述公元前220—前145年地中海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第3卷至29卷记述罗马对地中海地区的征服（公元前220—前168年）。第30卷至39卷是扩充内容，叙述罗马对地中海地区的统治（公元前168—前145年）。第40卷是全书索引。

波利比乌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这种经历和身份赋予了他在史家修养及撰史方面的独特视角。首先，波氏继承了前代希腊史家撰写当代史的求真传统，非常重视史家撰述的真实性。他认为，在历史作品中真实应当是凌驾一切的。所谓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身；历史若失去真实，就会变成无稽之谈[70]。历史学与悲剧和修辞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真实[71]。其次，波氏强调了史家亲历和个人经验在撰史中的作用。他认为，史家拥有必要的政治军事等经历，既能保证历史记录的真实性，而且可以令读者得到相关的实用知识[72]。

波利比乌斯在《历史》中多次提到，他写的是一部实用的历史。读者通过阅读这种史著，可以把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运用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相似事件，这就是历史学的功用。他认为其作品最大的用处，在于对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单单陈述一个事件的发生，当然是有趣的，但没有教育意义，而当这种叙述再把事件发生的原因加以补充说明时，历史研究才能有益。”[73]波利比乌斯已自觉地区分事件发生的原因与事件的借口或开端，并致力于探讨罗马由一个蕞尔小邦“是如何，依靠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使整个世界都臣服于它单独的统治之下”[74]。波利比乌斯首先关注的是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原因。他认为，罗马政体由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因素混合而成，具有极大的优势。罗马的三个政治机构——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分别代表这三种政体的成分。依靠这种政体，罗马人追求的“任何目标都能实现”[75]。其次，在军事方面，罗马军队由公民组成，较之迦太基的雇佣军和马其顿的军队具有更强的战斗力[76]。而宗教在“保持罗马国家的凝聚力”上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77]，等等。

波利比乌斯分析地中海世界统一于罗马这一历史巨变时，频繁地使用了“命运”一词。他说：“我们所处时代特点的令人惊愕之处在于，命运迫使几乎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服从同一目标（即罗马的统一）。”[78]此处的“命运”，并非一种托词，而是有深刻涵义的，这说明地中海世界的统一并非出自罗马人的意志，而是包括罗马在内的地中海所有国家的活动都受到“命运”的驱使。地中海国家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或与罗马对抗或与罗马结盟，结果却无不事与愿违；而罗马人“正是通过别人的错误决定使自己得益，发展并确立了自己的权力”[79]。地中海国家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却促进了罗马征服的成功，这不是它们的目的，也非罗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这就是“迫使几乎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服从同一目标”的“命运”。可见，波利比乌斯所谓罗马获得成功的“命运”实际上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带有某种必然性的意义[80]。他对历史变化的考察是立足于人事的，具有人文主义的特点。

波利比乌斯在《历史》中也表述了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他以公元前220年为界，把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公元前220年以前，“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分散的。每一件事无论就其目的、结果和发生的地方而言，都是孤立的，彼此间没有什么联系。而这一时期以后，历史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非洲发生的事也牵涉到亚洲和希腊，而所有发生的事都趋向于一个目标。”[81]在这段话中波氏指出了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在前一阶段，历史事件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而后一阶段即“普世”的历史阶段，历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地发生的事都联系在一起，并趋向一个目标——罗马的统一。在他看来，这两个历史阶段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因为，一个由无联系的事件构成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历史阶段形成的前提。所以他声称，正文（即“实际历史”）所述的历史是“一个单独的整体，有一个公认的开始，一个被确定的过程，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果”[82]。可见，波利比乌斯是把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的这段历史从地中海全部历史发展过程中割裂出来作考察的。当然，波利比乌斯对具体史实的分析并未完全否定公元前220年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联系，他在《引言》中叙述一些史实，也意在表现这种联系。但是他没有从宏观上考察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在他的历史思想中没有构建起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念[83]。

需指出的是，虽然波利比乌斯把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以为历史是静止不变的。波利比乌斯注意到历史在时间上的纵向发展与横向空间内容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也表现在变化中。波利比乌斯认为其《历史》是真正的“普世史”（General History），并自称是“第一位写普世史的作家”[84]。波氏所言，正是从其书内容横向广通地中海世界来说的。在横向空间方面，波氏把公元前220—前168年间地中海世界所有国家的活动都囊括在罗马与迦太基、马其顿和塞琉古之间所进行的四次大战之中。他写第二次布匿战争，突出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又如一根无形的引绳，把整个地中海世界牵动起来。历史横向空间以地中海国家分合、战和的方式发生紧密的联系。他还指出，历史横向空间内容的联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地中海国家活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至叙利亚战争时期，地中海地区矛盾的焦点已转化为罗马与塞琉古的斗争。此两者的斗争，又引发了地中海世界激烈的动**。从地中海国家的活动中，波氏深刻地揭示了历史横向空间内容错综复杂的联系及其变动。历史横向空间内容的联系及其变动，又导致历史在纵向上的变化。对此，波利比乌斯有一段著名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和安提柯的战争导源（deriving its origin）于和腓力的战争，和腓力的战争导源于和汉尼拨的战争——战争与战争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性质的事件发生，但都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标。”[85]在这段话中，波利比乌斯清楚地表述了两点思想：一是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历史事件的发生在时间上先后相连（当然也应包括公元前168年以后的历史事件），历史纵向变化具有连续性；二是上一次战争“导源”了下一次战争的爆发。波利比乌斯所谓“导源”指的是历史空间内容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下一次战争的原因已经孕育在上一次战争之中。总之，波利比乌斯描写公元前220年以后的历史，把四次大战与罗马巩固其统治等五个点连为一线，又从横向空间内容上显示五个点的形成以及点与点之间的“导源”关系，从而展现了罗马如何一步步地把地中海世界置于其统治之下。在波利比乌斯的思想中，历史纵向发展（罗马征服进程）是横向空间变化的产物，纵向发展的结果又是横向空间内容联系形成的基点[86]。呈现在时间中的纵向发展与横向空间内容的变化是他所撰写的这段历史变化的两个方面。

波利比乌斯的史学继承并且发展了前辈史家的思想，他反对希腊化时期史学出现的粉饰虚夸作风，强调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坚持史家的人文精神，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来的希腊史学传统一脉相承。他在希腊化时期普世观念的影响下考察历史的变化，尽管对历史变化的认识仅限于一段历史，然而他认识历史变化时所具有的整体意识，足以反映出希腊历史思想的巨大进步，并且对后世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参见C.W.Fornara，The Nature of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1983，pp.62-63，76-77.A.J.Woodman，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Four Studies，London，Portland and Sydney，1988，Charpt 1，pp.1-69.

[2] 荷马：《伊利亚特》，Ⅰ.1；Ⅱ.484-492。《奥德赛》，Ⅰ.1；Ⅻ.189-191。参见G.Nagy，The Best of the Achaeans，Baltimore，1979，p.95.

[3] E.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and Modern，Chicago and London，1983，pp.7-8.

[4] A.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5]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页。

[6] 转译自M.Grant，The Ancient Historians，London，Reprinted，1995，p.19.

[7] J.Boarddan，J.Griffin and O.Murry，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Oxford，1986，p.188.

[8]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页。

[9] 有学者曾对希氏的旅行范围提出了质疑。参见O.Armayor，“Did Herodotus Ever Go to the Black Sea？”，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vol.82（1978），pp.45-62.

[10] 参见J.Marincola，Greek Historians，Oxford，2001，pp.22-23.

[11] 詹姆斯·鲁斯：《西方最早写战争史的史家——希罗多德与〈希波战争史〉》，杨俊明译，《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2] 希罗多德：《历史》，Ⅰ.5。

[13] A.莫米利亚诺：《历史与传记》，张强译，原文载M.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第174-203页。

[14] 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49-50页。

[15] 转引自卢里叶：《希罗多德论》，载王嘉隽《历史》中译本卷首，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2页。

[16] 学者认为，书中关于波斯地方官制、税收（Ⅲ.89）、道路驿馆（Ⅴ.52）、军队来源、水师船只（Ⅶ.60-99）的记述可能来源于波斯官方文献。参见W.W.How and J.Well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Oxford，1912，p.27.

[17] 参见S.West，“Herodotus' Epigraphical Interests”，Classical Quarterly，vol.35（1985），pp.278-305.

[18] 关于《历史》中口述资料的来源及其真实性，在学者间存有争议。参见D.Fehling，Herodotus and his “sources”：Citation，Invention and Narrative Art，Francis Cairns LTD，1989；G.S.Shrimpton，History and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Montreal，1997.

[19] 希罗多德：《历史》，Ⅰ卷首语，Ⅶ.152。

[20]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57页。

[21]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35页。

[22] 希罗多德：《历史》，Ⅱ.52。

[23] 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39页。

[24] 希罗多德：《历史》，Ⅰ.34。

[25] 希罗多德：《历史》，Ⅶ.10。

[26] 希罗多德：《历史》，Ⅱ.120，Ⅳ.205。

[27] M.Grant，The Ancient Historians，p.49.

[28] 希罗多德：《历史》，Ⅰ.5。

[29] 希罗多德：《历史》，Ⅰ.207。

[30] 希罗多德：《历史》，Ⅰ.6。

[31] 希罗多德：《历史》，Ⅶ.102。

[32] 希罗多德：《历史》，Ⅶ.104。

[33] 希罗多德：《历史》，Ⅴ.78。

[34] 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Baltimore，1987，p.2.

[3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Ⅴ.26.

[3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Ⅴ.26。

[37] 关于修氏死因及去世地点的争论，参见谢德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14页。

[3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Ⅴ.26。

[39] A.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第55页。

[4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1。

[4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

[42] M.Grant，The Ancient Historians，p.88.

[4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

[4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43。

[4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Ⅲ.89。

[46] M.Grant，The Ancient Historians，pp.105-106.

[47] J.H.Finley，Thucydides，Oxford，1942，pp.312-315.J.Marincola，Greek Historians，Oxford，2001，pp.87-88.

[4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40。

[49] M.Reinhold，“Human Nature as Cause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In Studies in Classical History and Society，Oxford，2002.

[50] 此说详见易宁、李永明：《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另，关于修氏《伯战史》中“人性”一词的不同表达方式及涵义，参见易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人性”词义释》，《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

[5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3。

[5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Ⅶ.57—58。

[5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Ⅲ.82。

[5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

[55] S.Forde，“Power and Morality in Thucydides”，in Thucydide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ton Rouge，2000，p.153.

[5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7。

[5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

[58] Xenophon，Hellenica，Ⅴ.4.1.关于色诺芬的宗教观，参见J.Dillery，Xenophon and the History of His Times，London，1995，pp.179-186.

[59] 中译本参阅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60]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Ⅱ.7，8。

[61] 参阅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62] J.B.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London，1909，pp.151-152.

[63]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45-46页。

[64]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61页。

[65] 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66]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70页。

[67] H.G.Liddell and R.Scott，Greek-English Lexicon，Oxford，1929，p.1033.

[68]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66页。

[69]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67页。

[70] Polybius，The Histories，Ⅰ.14.

[71] Polybius，The Histories，Ⅱ.56；Ⅻ.25，28a.

[72] Polybius，The Histories，Ⅻ.25，27，28.

[73] Polybius，The Histories，Ⅻ.25b.

[74] Polybius，The Histories，Ⅰ.1.

[75] Polybius，The Histories，Ⅵ.10，18.

[76] Polybius，The Histories，Ⅵ.24，39.

[77] F.W.Walbank，A Commentary on Polybius，vol.Ⅰ，Oxford，1957，pp.741-742.

[78] Polybius，The Histories，Ⅰ.4.

[79] Polybius，The Histories，ⅩⅩⅩⅠ.10.

[80] 易宁：《论波利比乌的“命运”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81] Polybius，The Histories，Ⅰ.3.

[82] Polybius，The Histories，Ⅲ.1.

[83] 易宁：《论波利比乌〈历史〉的编纂体例及其思想》，《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古代中国的通史与西方的普世史观念》，《求是学刊》2012年第6期。

[84] Polybius，The Histories，Ⅴ.1.

[85] Polybius，The Histories，Ⅲ.32.

[86] 易宁：《论司马迁和波利比乌的历史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