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哲学

古代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末至前6世纪，在小亚细亚的米利都等邦，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哲学家。从公元前7世纪末至前1世纪，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城邦时代的自然哲学、古典时代哲学的繁荣、晚期城邦时代哲学的衰落。

一、早期城邦时代的自然哲学

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产生于伊奥尼亚。伊奥尼亚是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此地区位于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道。公元前7世纪，这一地区的工商业相当繁荣。古希腊最早的自然哲学家就诞生于伊奥尼亚。

米利都学派 米利都是伊奥尼亚的一个著名城邦。这里产生了古希腊最早的自然哲学学派，即米利都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

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前547年）是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米利都城，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自然科学家，学识渊博，被人们列为希腊七贤之一。泰勒斯无著作传世，有关他的哲学思想的资料主要见于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引述。泰勒斯最早探讨了万物的本原问题。亚里士多德说，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皆源于水，又复归于水。他“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热本身就是从湿气产生，靠湿气维持的。他得到这个看法可能是以此为依据，也可能是由于万物的种子都有潮湿的本性，而水则是潮湿本性的来源”[1]。泰勒斯把万物的本原归之于水，从自然界本身寻找万物的本原，摆脱了神学的世界起源说，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1—前547年）是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继承了泰勒斯从自然界探讨万物本原的思想，并且在认识本原的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说：泰勒斯把万物的本原归之于水，水虽能够说明冷、湿东西的生成，但却无法说明与之对立的火等东西的生成。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无规定者”，“无规定者”无固定性质和形状，不生不灭。从“无规定者”中分离出对立物（如冷与热、湿与干），对立物在自身产生的旋涡中彼此结合形成宇宙万物。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似乎只是一个纯粹否定性的概念，然而恰恰由于这种否定，它获得了无所不包的存在以及能动性的积极意义”[2]。在对本原问题的探讨上，阿那克西曼德的思考比泰勒斯更为深刻。

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约公元前585—前525年）提出“气”是万物本原的观点。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指的是一种无定形、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气”尽管有具体东西的意思，但也含有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特征。阿那克西美尼指出：空气是宇宙的基始。“一切存在物都是由空气的浓厚化或稀薄化而产生。运动是永恒地存在的。大地的第一次进于存在是由于空气的压缩。大地是扁平的，因此为空气所支撑着。至于太阳，月亮和其他星辰，都是从大地产生出来的。”[3]阿那克西美尼用“气”的稀散和凝聚运动来说明事物的产生，表明他已开始提出了事物的质和量的关系问题[4]。

米利都学派哲学家从自然界本身探讨世界本原问题，与宗教神学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把某种物质的元素作为万物的本原，已经初步意识到世界所具有的统一性，尽管他们的认识还带有原始、素朴的特点。

阿那克西美尼逝世后约30年，米利都城被波斯军队焚毁，米利都学派因之而中断，但此派的哲学思想在伊奥尼亚的萨摩斯、爱菲斯等城邦发展起来。

毕达哥拉斯学派 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地区，有不少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城邦。这一地区的工商业虽不及伊奥尼亚发达，但学术思想较为活跃，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哲学学派，即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因其创始人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年）而得名。毕达哥拉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之和）就是由他证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存在的时间很长，从公元前6世纪后期至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时期，长达800余年。这里主要介绍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主要以南意大利的克罗顿岛为学术活动中心。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不同于米利都学派，他们不从物质元素中寻求万物的本原，而是把事物共有的一种量的属性关系——“数”视为万物的本原。他们指出：“从一产生出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一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与不定的二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形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5]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在存在上和可认知性上都先于整体自然和万物”[6]。

毕达哥拉斯学派意识到事物包含着对立面，“对立是存在物的始基”[7]。作为万物之始的“一”，本身就有奇与偶两种因素，“一”加奇数为偶数，加偶数则为奇数。他们认为，对立面存在着和谐，因为事物之间存在一种规定的数量比例关系。宇宙中各星体的大小、距离、运行速度等都有规定的数量关系，因此“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8]。和谐也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所以一切都是和谐的。友谊就是一种和谐的平等”[9]。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对立与和谐说，反映了他们不仅从自然界而且从人类社会的变化中寻求规律的思想。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希腊哲学史上较早提出了灵魂问题。他们把灵魂分为感觉部分和理性部分。“灵魂的理性部分是不死的，其余的部分则会死亡。”[10]肉体死亡后，灵魂发生转移，“灵魂依照命运的规定，从一个生物体中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11]。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说，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出现，在希腊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米利都学派创始的从自然界物质寻求万物本原的哲学思维，经过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等哲学家的发展，形成了古希腊的唯物论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把先于物质而存在的抽象东西（“数”）作为万物的本原，这种哲学思维经过爱利亚学派的发展，开辟了古代希腊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

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前480年）出身于爱菲斯城邦创建者安德罗克罗家族，原是王位的继承人，但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而醉心于学问。赫拉克利特著有《论自然》一书，今仅存残篇。他的著作多用寓言来表述思想，而且文字艰涩，所以他又被称为“晦涩的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继承米利都学派的思想，从自然界的物质中寻求万物的本原。他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12]。火浓缩为气，气浓缩为水，水浓缩为土；土稀散产生水，水稀散产生气，气稀散回到火。从变化的火、水、土、气四元素中产生万物。赫拉克利特的“火”具有物质性，这点与米利都学派的思想是相通的，但他发展了米利都学派的思想。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万物是通过“火”的燃烧而产生的。在此过程中，“（事物）旧质毁灭，使新质的事物得以产生”[13]，而米利都学派如阿那克西美尼所谓“气”的稀散和凝聚，只不过是从量的变化来说明万物的产生。

赫拉克利特指出，事物存在相互依存的对立面，如疾病与健康、好的和坏的等。但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不同，他认为对立面存在斗争和统一。他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我们身上的生和死、醒和梦、少和老始终是同一的。前者转化，就成为后者，后者转化，就成为前者”[14]。斗争促使对立面的转化，“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15]。赫拉克利特对事物变化的认识，已具有较为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在希腊哲学史上，赫拉克利特最早把运动作为哲学问题来思考。他指出，事物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一切皆流，无物常住”，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因为当你第二次踏进这条河时，遇到的已不是原来的河水，而是新的河水。他还指出，尽管宇宙万物处在不停的变化中，但变化中是有规律可循的。他用“逻各斯”来表述规律的存在。他说：“万物都从火产生，也都消灭而复归于火”，“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16]。

在认识论方面，赫拉克利特较早地区分了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他肯定感性认识的作用，“凡是能够看到、听到、学到的东西，都是我喜爱的”。他还指出，仅认识事物的表象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认识事物的真理——逻各斯，“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17]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辩证法思想，对古希腊乃至后来欧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

爱利亚学派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在南意大利的爱利亚城邦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学派，即爱利亚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克塞诺芬尼、巴门尼德和芝诺。

克塞诺芬尼（约公元前565—前473年）是伊奥尼亚的科洛封人，后定居于爱利亚。在哲学思想方面，克塞诺芬尼大力抨击希腊传统的神学观。他指出，传说的诸神都是人们按自己的形象构造出来的，真正的神只有一个，它在容貌和思想上都不像凡人，并且“永远保持在同一个地方，根本不动”[18]。这个唯一的神用心灵的思想使万物活动。克塞诺芬尼所说的唯一的、不动的神“就是象征整个宇宙的抽象的一般的神”[19]，是对宇宙的一种高度抽象认识。在克塞诺芬尼之前，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作为万物本原的“数”也具有抽象意义，然而源于“数”的万物仍存在运动变化。克塞诺芬尼的“唯一的神”则是不动的。克塞诺芬尼的学说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有重大的影响。

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前445年）曾师从克塞诺芬尼，著有《论自然》一书，现尚存若干残篇。巴门尼德哲学的核心是“存在”。他指出：“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存在者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能消灭，因为它是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它既非过去存在，亦非将来存在。因为它整个在现在，是个连续的一。”[20]“存在”是“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21]。巴门尼德认为，“存在者”就是存在，它是静止不变的，无产生与消灭，是连续与不可分割的。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受到克塞诺芬尼的影响，但他以“存在”这一哲学范畴取代了克塞诺芬尼的唯一、不动的“神”。在希腊哲学史上，巴门尼德最早把存在与非存在、运动和静止作为哲学的问题提出来了。

巴门尼德指出，“存在”是可以被思想且与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这里所谓的“思想”，指的是理性认识。思想既是认识活动，又是思想的内容和对象，所以“思想的内容也就是存在的内容”，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22]。思想对存在的认识，所得出的是真理（aletheia，英译truth）。真理是“通过推论和证明的方法得到的普遍知识”[23]。在巴门尼德的学说中，真理作为一个哲学的范畴已具有了确定的意思。而真理与另一个哲学范畴意见（doxa，英译opinion）是相对的。巴门尼德指出，意见来源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有本质的区别。理性认识是对唯一不变的“存在”的认识，所得出的真理是恒定不变的，没有任何矛盾；而感性认识的对象是现象界的事物，现象界的事物存在对立的原则，如轻和重、冷和热，所以由感性认识得出的意见是变化的，不可确定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谈到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但其说与巴门尼德的学说有重大的区别。巴门尼德有关真理和意见的学说，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分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并且割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巴门尼德的哲学标志着古代希腊哲学思维的重大变化。他之前的哲学家大体上都以本原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由此而得出种种万物生存的理论。巴门尼德受克塞诺芬尼的影响，以唯一不变的、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存在”作为哲学的最基本范畴。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静与动、真理与意见等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这些范畴成为后世西方哲学的重要问题。巴门尼德的哲学为后世希腊哲学开辟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巴门尼德的学说没有被时人所理解，遭到众多的责难。他的学生芝诺挺身而出为老师辩护。芝诺（约公元前490—前430年），出生于爱利亚。他自称以“保卫巴门尼德的那些论证”为己任，通过否定“多”和“运动”来反证巴门尼德“存在论”的正确性。芝诺否定“多”用了两个重要的论证：

第一个论证：如果“存在”是多，就会陷入无限大和无限小的矛盾。因为“存在”是多，就应由若干部分组成，而此每一部分又由若干部分组成，依此类推，“存在”是无限之大；另一方面，多部分组成的“存在”是可以分割的，而其每一部分又可以再分割，依此类推，“存在”可以无限分割，又是无限之小。

第二个论证：如果“存在”是多，就会陷入数目上有限和无限的矛盾。因为“存在”是多，此多与实际数目相等，“存在”数目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多部分组成的“存在”之间必然还有另外一些事物，这些事物之间又有另外一些事物，依此类推，“存在”数目是无限的。

据以上两个推论，芝诺指出，“存在”只能是“一”。

芝诺否定“存在”有运动的论证主要有四个，在哲学史上称为“四个悖论”。下面介绍其中的两个论证：

阿基里追龟：全希腊最善跑的阿基里追龟，他刚跑完与龟相距的距离，龟又向前爬行一段距离，依此类推，阿基里永远追不上龟。这个推论表明，运动必须通过一段空间距离，但这段距离可以无限分割而成为无限多的空间距离，而要通过无限多的空间距离是不可能的，所以运动是不可能的。

飞矢不动：飞出的箭在不同时刻总是占据一个与它本身相同的空间，静止在某一点上，所以箭的飞行只是一系列静止状态的总和；或者说，飞矢不能在它所不在的地方运动，也不能在它所在的地方运动，所以说运动是不可能的[24]。

芝诺通过揭示运动中时间和空间的有限与无限、运动的连续性和间断性之间的矛盾，指出“存在”只能是静止的“一”。他的推论从逻辑上反证了事物之中包含了对立与矛盾。芝诺的逻辑推论方法对后世希腊哲学思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芝诺没有意识到一与多、运动与静止实际上是存在辩证统一关系的。

原子唯物论学派 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古代希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学派，即原子唯物论学派。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5—前435年）和阿那克萨哥拉（约公元前500—前428年）是此学派的先驱者。此学派的重要哲学家是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

留基波（约公元前5世纪）是爱利亚人，曾师从巴门尼德和芝诺。他的著作没有留存下来，有的学者认为，后世整理的德谟克利特著作目录中的《大宇宙系统》，可能是留基波的著作。德谟克利特是留基波的学生，他们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大体上是相同的，古代学者通常将二人放在一起研究。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出生于希腊北部色雷斯的阿布德拉城，他的学识十分渊博，被称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德谟克利特的著作有《小宇宙秩序》《论自然》《论人性》等。

德谟克利特的哲学学说继承了伊奥尼亚学派的思路，重视对本原问题的探讨。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一种不可分割、不可穿透、数量无限、永恒存在的物质微粒；原子的内部充实、无空隙，不存在任何变化；原子是同质的，没有性质上的不同，只是在形状、大小和位置上有区别。原子是“存在”，虚空则是“非存在”，但它们都是实在。“存在者”并不比“不存在者”更实在。虽然原子作为一种实在，其内部没有变化，但它作为整体则是能动的。不同形状、大小的原子在虚空中结合和分离，形成万物的生成和消亡。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有联系，他们都认为“存在”是不可分割的、不变的，但巴门尼德的“存在”是唯一的，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存在”）在数量上则是多。原子作为“存在”不可分割，但由原子结合而成的物体则是可以分割的。物体的形成和消亡，就是原子的聚合和分离。这就表明物体的内部结构具有连续性和间断性。实际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爱利亚学派“一”与“多”、连续性和间断性的死结。

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肉体和灵魂的本原也是原子，只不过灵魂是一种更精致的圆形原子。原子之结合，形成人；两者之分离，则是人的死亡。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具有感觉和理智的功能。构成身体的原子有感觉功能，而灵魂中有一个特殊部分在脑部，具有理智的功能。人的感觉产生于外部物体与感官的接触，外部物体放射出自身的影像，从而为人的感官所接受。感觉对外部事物影像的认识是暧昧的，而且由于认识主体的差异，还存在相对性。理智则能认识事物的本原，即原子和虚空，这是对真理的认识。德谟克利特指出，理智虽优于感觉，但不能脱离感觉，“感觉给理智提供影像原料；理智则能纠正错误的感觉，透过现象，洞悉原子和虚空的内在真理”[25]。“感觉和思想是由透入我们之中的影像产生的；因为若不是有影像来接触，就没有人能有感觉或思想。”[26]可见，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之上的。

德谟克利特以原子论为基础，提出了对社会伦理问题的认识。他指出，暗淡和粗糙的原子运动造成人的感官享受，然而却给人的心灵带来痛苦，圆润、精致的原子则造成人心灵的愉悦。“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27]人幸福的最高境界，是使精神处于一种宁静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就要保持适度和节制，追求知识。德性源于智慧，德谟克利特把追求知识作为人的最高道德修养。据古代学者记载，德谟克利特一生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而是孜孜不倦地从事哲学和科学研究。

德谟克利特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哲学学说，是古代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德谟克利特发展了伊奥尼亚学派朴素的本原说，从物体内部结构探讨本原与物体的关系。他汲取了爱利亚学派“存在”的不变性以及“存在”不能从“非存在”中产生的思想，然后则从原子的结合与分离，回答了“一”与“多”、变与不变以及事物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等问题。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哲学代表了古代希腊自然哲学的最高成就。自德谟克利特之后，古代希腊哲学进入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代表的新的发展时期。

二、古典时期哲学的繁荣

古典时代是希腊城邦发展到极盛，之后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希波战争之后，随着海外市场的开拓、大量财富的涌入，希腊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此时期的哲学思想空前繁荣，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从对自然的探讨转到了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问题的探讨。智者学派首开一代辩论之风气，苏格拉底寻求道德的“普遍定义”，把对人自身的认识上升到对普遍知识的追求；柏拉图以“相”论为中心，创建了西方第一个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集前人哲学思想之大成，构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哲学体系，把希腊哲学推进到鼎盛阶段。亚里士多德之后，随着希腊城邦的衰落，希腊哲学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伦理问题成为哲学家们更为关注的问题。

智者学派 “智者”原泛指有才智和某种技术专长的人。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智者主要指那些招收门徒，讲授修辞学、论辩术和政治知识的人。智者学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学术群体，这一学派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有相近的学术志趣，有共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这一学派最著名的学者是普罗泰哥拉和高尔吉亚。

普罗泰哥拉（约公元前481—前411年），阿布德拉人，长期居住在雅典。他曾从德谟克利特问学，并与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私交甚好。普罗泰哥拉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据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其意为：每个人所见到的都是真实的。某人视一物为美，而其他人亦可视之为丑。以每个人的看法作为认识事物的标准，则同一事物可以为是亦可为非，可以为善亦可为恶，一切相反的认识均可为真实。这就是说，事物的是非、真假都依据个人的判断，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普罗泰哥拉还指出“知识就是感觉”，由感觉而来的都是真理。普罗泰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有相对主义的色彩。他强调感觉的作用，而忽略理性认识的作用。不过，他把人的认识作为研究的对象，强调人的认识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在希腊哲学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高尔吉亚（约公元前483—前375年），出生于西西里岛的雷昂底恩，曾作为使节出使雅典。他的修辞学和演讲术造诣很高，颇得时人的赞誉。高尔吉亚对爱利亚学派的“存在论”提出责难。他对三个著名命题作了推论，一是无物存在：假设有物存在，它可能存在，亦可能不存在，亦可能存在又不存在；二是无法认识物的存在：若有物存在，则此物可被思想，换言之，不存在的东西不能被思想，然而人却可以思想并不存在的飞人等怪物；三是即使存在者可以被认知，也无法说出，语言和存在物是不可转换的两类东西。高尔吉亚的论证具有不可知论的特点，但是他指出了存在与非存在、思维与存在、思维与语言之间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对后世哲学家有重要启发意义。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前399年） 苏格拉底是雅典人，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士。苏格拉底的学问十分渊博，而且擅长辩论，在雅典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政治上，苏格拉底支持贵族政治。雅典民主派推翻“三十僭主”贵族寡头统治之后，苏格拉底以“不敬城邦神而引入新神”等罪被判处死刑，他在监狱中自杀身亡。苏格拉底没有著作存世，有关他的思想主要见于其学生克塞诺芬尼的《回忆录》和柏拉图的“对话集”中。

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标志着古希腊哲学发生了重大转变。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召回，引入城邦之中，引入希腊人的家庭之中，使之成为探求生活和道德的学说。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主要关注万物的本原问题。苏格拉底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本原问题的探求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为，对本原的探讨源于人的认识，而人是有其生存目的的，有对自身完善性的追求。此目的就是“善”，“善”能“担当一切，包罗一切”[28]，所以一切认识都应最终归于对“善”的认识。据此，苏格拉底引出一个著名的命题：“美德即知识。”他认为，人的美德有具体性、相对性的特点，美德会因人所见所感而异，然而，在具体的、相对的美德之上，还有更高的美德“善”。“善”不是凭所见所感而来的，而是来源于理性的思考，是对人生存目的的思考。这种理性思考所得出的“善”，才是真正的知识。苏格拉底所谓理性思考之“善”，实际上指的就是具体道德之“共性”。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追寻的是道德的“普遍定义”，即道德之概念的定义。在苏格拉底看来，这种美德、知识是永恒的、具有普遍性的绝对真理。

人怎样才能认识具有普遍意义的“善”（知识）？苏格拉底大概受其母亲所从事的助产士职业的启发，提出所谓“助产术”的方式。他指出，知识蕴藏在人们的心灵之中，所以要帮助人们把知识这个“胎儿”生出来。苏格拉底传授学问时，采用讨论的方式，他提出问题，层层追问，不断揭示回答者话语中的矛盾，从而引导他们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引导他们对认识事物普遍性的兴趣。不过，苏格拉底并没有给美德下最终的定义，他认为，美德的定义——真理存在于追求之中。

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方法，是从逻辑推理中发现矛盾，然后引导问题探究者不断深入。此种思维方式继承和发展了爱利亚学派的思想。他对美德定义的追求，表现出深刻的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思维。不过，苏格拉底尚未对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作出讨论。

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对后世希腊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之希腊哲学，如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等都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有直接的联系。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 柏拉图是古代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构建了西方第一个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年轻的时候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触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和智者学派的思想。他20岁的时候开始从苏格拉底问学，时间长达8年之久，是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被迫离开雅典，游学于西西里、南意大利等地。柏拉图晚年的时候返回雅典，在雅典城外的阿卡德谟圣殿附近的花园创办了一所学园，这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学园。除先后两次应邀到叙拉古城邦之外，柏拉图一直在学园从事研究和讲学。柏拉图一生著述宏富，流传下来的作品大体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作品有《美诺篇》《斐多篇》《会饮篇》《国家篇》等，后期作品有《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等[29]。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主要包括相论、知识论、宇宙生存论和国家理论等内容。

1.前期作品的相论和知识论 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苏格拉底对“普遍定义”的追求还局限在对社会道德普遍性的认识上，柏拉图则把这种对“普遍定义”的追求扩大到对一切事物根本原因的认识，提出了“相论”。相论是柏拉图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

在古希腊文中，“相”（idea）原意为一物的样子。idea与动词idein（看）同根，而idein又是动词eidein（看）的一个变格。从后一动词得出“相”的同义词“形式”（eidos），对于“相”和“形式”两个概念，柏拉图没有作出严格的区分。[30]

图7.1 柏拉图头像

柏拉图所谓的“相”，在后人看来就是指同类具体事物的共同名称。例如，各种各样的桌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桌子”，此即各种各样桌子之相。从各类美的事物中，可以得出“美”的认识，此即具体美的事物之相。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学派时指出：那些主张“相”的人，不过是在原来的事物之外加上一个同名的东西[31]。不过，柏拉图引入“相”这个概念，则是表述其对事物之本质（即本体）的认识。柏拉图认为，现象界的事物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相才是真实的存在。相是不可分割的，也不可组合；相是恒定不变的，不仅先于具体事物而且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人不能感知相，相只有通过理性来认识，它是“思想的对象，是不能被看见的”[32]。柏拉图的相论与爱利亚学派和苏格拉底的思想有明显的承袭关系。

柏拉图的前期相论强调相先于可感事物而存在，并且与可感事物分割在两个世界。那么具体事物与相存在什么关系，两者之分割是在空间上、价值上抑或在逻辑关系之上，柏拉图对此并没有作出论证，但他提出了一种“分有说”（见《斐多篇》）。柏拉图指出，具体事物的存在是分有了相的部分内容。“一个东西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美本身出现于它之上或者为它所‘分有’。”[33]例如，美的衣服、美的雕塑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们分有美的相。不过，柏拉图也指出，这种“分有说”只是一种比喻。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又提出了一种“摹仿说”，认为具体事物摹仿相而存在，是相的摹本，相是具体事物的原型。柏拉图的“分有说”和“摹仿说”已注意到相（本质）与具体事物的关系，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他比爱利亚学派前进了一大步。

柏拉图以相论为基础，在人的认识方面提出了知识论。他指出，现象界的具体事物是变动不居的，所以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只能得出“意见”（doxa）。“意见”与知识（episteme）是相对的，知识是真实的存在，意见则是对真实存在摹本的认识；知识是理性对相的认识，意见则是感觉对具体事物的感知。但是人怎么能够通过理性思维认识相？柏拉图在《美诺篇》和《斐多篇》中提出了“回忆说”。他说，相是先验的存在，在人出生之前，相已经存在，但人出生之后忘记了，不过人的感觉能诱发灵魂回忆起相。在《会饮篇》中，柏拉图进一步提出“向上引导”（epagoge）说，即从具体事物开始，一级一级向上引导，最后达到对相的认识。例如，从认识人的形体美、法律的美、制度的美、学问的美，最后到认识美的相即美自身，一级一级上升。这种认识方法反映出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不过，柏拉图所谓美的相之前的美，还只是从具体中概括出的一般共性，而不是相本身，相本身仍然是超越经验的。所以柏拉图指出，从一般的美到美的相有一个跳跃（eksaiphnes）过程。至于如何跳跃，柏拉图没有具体说明。[34]

柏拉图的前期相论，还有一些未说明之处，例如：相作为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它只能是有价值的而不能是负价值的。美是有价值的，而丑则是负价值，那么如何解释丑的存在？柏拉图指出，相是孤立的，相与相之间没有联系，他所谓的相只具有自身的同一性，而“决没有异于自身的和相反的东西在自身之内”[35]，这样的相怎么能与最高的相（善）联系起来？对于这些问题，柏拉图后来已意识到了，并且在后期相论中作出了一定的修改。

2.后期作品的相论和知识论 柏拉图在后期著作《巴门尼德篇》中，用八组推论证明“一”与“存在”的关系，试图解决相的孤立性问题。在第一组推论中，他先假设“一”就是“一自身”，是一个绝对孤立的相，然后经过推论得出结论：这个孤立的“一”本身具有否定性，是不能被认识的。在第二组推论中，他对“一”和其他相的关系作出推论。他指出，“一”与其他相既有差异，亦有联系。他举例说，如果有人说我是“一”又是“多”，并不令我惊异，我是“多”，指的是我有左右两边、上面和下面、前面和后面，所以多内在于我；说我是“一”，指的是“我是我们七人中的一人”[36]。柏拉图认为，“一”和“多”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多”会转化为“一”，“一”会转化为“多”[37]。可见，柏拉图已修改了前期相论的相具有孤立性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巴门尼德篇》所说的相与前期的相还有一点不同，即它们没有伦理价值，也不具有直接感知的性质（如热、湿之“相”），但依然可以普遍地用于陈述和组织经验。也就是说，纯概念（相）经过逻辑推论可以自成为一个逻辑体系。柏拉图这一学说对亚里士多德“以存在的存在”为中心的“第一哲学”有很大的影响，奠定了西方哲学本体论范畴体系的基础[38]。

柏拉图对前期相论的修改，在《智者篇》中也有表述，他提出了“通种论”。柏拉图指出，存在和非存在、动和静、同和异这三对种（即相）是可以普遍运用的。他运用逻辑推论证明了它们每一对既是对立的亦是相互联系的，某一种与其他的种既有区别亦有联系。他指出，存在、静、动是三个相互区别的种，存在不是静，也不是动；然而就存在而言，它或是动的存在，或是静的存在，或是又动又静，所以这三个种是可以相互联系的。动和静是两个对立的种，然而就它们自身而言都是“同”（自身同一），所以它们都分有了“同”；动和静是相对的，动不是静，静也不是动，然而它们都异于与它们自身相异的种，所以它们都分有了“异”。所以，这四个种是可以相互联系的。柏拉图的“通种论”揭示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两个对立的概念（相）既对立又统一，概念与概念之间存在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关系。黑格尔指出：“柏拉图的思辨的辩证法，这是从他这里开始的辩证法，是他著作中最关重要的，但也是最为困难的部分。”[39]

柏拉图的后期作品对相论作了修改，随之而来的是其知识论的变化。在《泰阿泰德篇》等作品中，柏拉图表述了对知识和意见的新认识。《泰阿泰德篇》提出了“蜡板说”。柏拉图指出，可以想象内心有一块记忆女神内莫绪涅赐给的蜡板。我们可以把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印在蜡板上。“留在蜡板上的是已经认识的东西，是想（知）的对象。”[40]我们把后来看到的、听到的东西放在蜡板原来留下的印象中，两者相合便是真的，反之则是假的。“蜡板说”透露出知识来源于感觉的意思。在同篇中，柏拉图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知识是可以传授的。他说，算学家可以计算外在的数，也可以计算头脑中的数，尽管他没有说明头脑中的数是从哪里来，但他并没有否认这种头脑中的“数自身”是知识，而且这种“数”是可以传授的。“数”和蜡板的印记与前期的相所具有的先验论特点不同，它们都是人出生后灵魂从经验中获得的[41]。可见，柏拉图的后期相论力图说明感觉、记忆和理性之间的联系，相与可感事物分割在两个世界的观点已经出现明显的变化。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柏拉图并没有作出详尽的论证和最终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