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代是一个承上启下和继往开来的历史时代，它是连接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个西方古典文明的巅峰时代的一座桥梁，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但是，由于这段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过渡性和特殊性，希腊化时代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忽视、冷遇甚至诟病，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逐渐成为能够与城邦时代的希腊“平起平坐”的研究领域。那么，希腊化时代是如何被学界发现的？这个时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又具有哪些不同于希腊城邦时代的历史特点呢？

一、“希腊化时代”的发现

希腊文明与希腊化时代 在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学者们撰写的希腊史都是以马其顿人入主希腊和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作为结束。这种写法是基于以下的看法，即马其顿的称霸与此前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的霸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因为马其顿人是否具有希腊民族的身份是十分令人怀疑的，而马其顿人所建立起的亚历山大帝国更是与古希腊的城邦相去甚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城邦失去从前的独立和自由。因此，古希腊的文明也就自然而然和令人神伤地寿终正寝了。

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这里面涉及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马其顿人是不是希腊人？如果不是希腊人，那么他们对希腊的征服就与波斯人的入侵具有相同的性质，其入主希腊必然会造成希腊文明的毁灭和中断；但如果他们是希腊人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历史就不能被简单地看作希腊文明的终结，而是希腊文明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启。现在的研究表明，马其顿人虽然地处希腊城邦文明的边陲，但他们无论从种族、语言、宗教还是习俗上看都属于希腊大家庭中的一员，只是历史发展有些滞后罢了。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城邦时代旧有的“各别主义”相对立的新的“泛希腊主义”的民族认同观念的逐步形成和强化为马其顿人完成希腊的统一和建立帝国创造了理论上的依据[1]。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那就是古希腊的文明真的随着马其顿的征服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以及城邦独立地位的失去而终结了吗？应该说，历史发展的史实给了这个问题以很好的回答，那就是随着马其顿人的军事征服活动，希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但没有立即消失，反而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全面和大范围地传播到了希腊城邦所在地以外的一个更为广阔的地区。因此，19世纪之前人们对希腊化时代的忽视与其说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城邦文明的狭隘的依恋及对马其顿人和亚历山大帝国的某种偏见上面，这种态度极大地阻碍了学术界对希腊化时代做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在希腊化时代的研究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前，在对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上，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格罗特撰写的12卷本的《希腊史》最具有代表性。这部长篇巨著在很多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上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代表了那个时代希腊研究的认识水平。比如，关于希腊文明的起点，格罗特的论述虽然开始于传说时代，但他认为希腊的信史时代是从第一届奥林匹克竞技会即公元前776年开始的，因为爱琴文明尚未被发现，荷马时代的研究也没有起步。同样，他把希腊文明的下限定位在公元前301年，即亚历山大帝国分崩离析的时代，原因就在于他把马其顿人和亚历山大完全看成是像薛西斯和大流士那样的野蛮人，因此亚历山大时期就自然成了古希腊文明的衰落乃至于消亡的时期，此后的历史也就失去研究的必要性了。在该书的序言中，格罗特这样写道：

“亚历山大之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变得狭窄而且堕落了——再也吸引不了读者，或者说再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了……整个来说，从公元前300年起，到罗马并吞希腊这段期间，其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其价值充其量不过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先前几个世纪的历史罢了。”[2]

正是出于这种对希腊古典城邦文明的偏爱，使当时以格罗特为代表的希腊史研究者没有也不能够对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化王国时代做出明确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除了主观的偏见，后城邦时代的希腊历史在资料上的匮乏和缺失[3]，希腊化王国时代各个地区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等因素也是当时的历史学家难于对这个时代进行综合研究的客观原因。

德罗伊森与希腊化时代研究 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开创者是德国史家德罗伊森。1833年，他出版了《亚历山大大帝传》，在学界最先揭示出亚历山大大帝对全世界的影响。1836年他又出版了《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在这本书中他首次赋予hellenism一词以“希腊化”的全新含义，即“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这个概念随即被学术界所采纳。1843年，他又出版了希腊化研究的第三部力作《希腊政治制度形成史》。1877到1878年间，他对这三部书进行了重新修订，并合为一部再次出版，名为《希腊化史》，至此，他的希腊化时代研究的体系最终形成[4]。正是通过德罗伊森的研究，“希腊化时代”不仅开始真正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古典学研究的一个明确和重要的分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个时代对后来的西方历史所产生的不可或缺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在地中海和东方世界的传播，就不会有罗马文明对希腊文明的继承和发扬，也不会有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的产生。正如卡特利奇所言：“正是亚历山大的征服使得中东地区希腊化，而这在后来成了强大的罗马帝国的东半部。正是在罗马帝国东部的这片地区产生了基督教，并从那里开始传播。但是基督教虽然产生于东方，它在某些最有政治影响的形式中却成了西方的，而它也实际上成为了西方文明的支柱。”[5]总之，从德罗伊森以后，由马其顿人和亚历山大所开创的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不再被简单地看成是希腊文明的衰亡时期，学者们逐步认识到，希腊的文明不但没有就此终结，而且还得到了空间上的拓展，并在与非希腊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从而迎来了希腊文化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高峰。

当然，作为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开创者，德罗伊森身上也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一方面，他研究希腊化时代既有学术探讨的目的，也有为当时德国统一制造理论依据的意图。他在研究中试图证明，只有依靠马其顿的军事和武力才能完成希腊的统一并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地区，这种观点正为德国完成统一后新帝国的缔造与对外扩张制造了理论上的依据；另一方面，“希腊化”概念的提出带有十分明显的希腊中心主义的色彩，把“文明”和“先进”的希腊文化传播到“野蛮”与“落后”的东方地区的预设前提为亚历山大的东征披上了一件神圣与合理的外衣，这种看法既掩盖了东征的侵略性质和对广大被征服地区所带来的奴役与破坏，也忽视了希腊和非希腊文化交流的双向性，抹杀了东方文明对希腊化时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希腊化时代研究的进展 在德罗伊森之后的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希腊化逐渐成为古典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进入了一个著述不断、名家辈出的时代，涌现出了包括伯里、罗斯托夫采夫和塔恩在内的众多希腊化时代研究的专家。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希腊化时代的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使从前资料匮乏的状况大为改观。除了对已有文献资料的考订和研究之外，碑铭、纸草、遗址、遗迹等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或出土也使得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变得越来越清晰。20世纪80年代以后，希腊化研究进入到“修正时期”，传统的“希腊中心观”受到了全面的挑战，包括沃尔班克、巴迪安在内的新一代希腊化史家越来越倾向于把希腊化时代的文化视作希腊—马其顿人和近东的非希腊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

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希腊化时代”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过程。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虽然在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仍存在着不少争议和分歧，但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了解和认识还是变得越来越全面、清晰和客观。下面我们就从政治、经济方面对希腊化时代的历史特点作一些初步的总结和归纳。

二、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特点

政治制度的东方化倾向 与希腊化时代的经济和文化成就相比，希腊—马其顿人对东方世界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完全失败的。不论是希腊城邦时代的政治理念还是马其顿的君主制都没有在希腊化世界生根发芽，恰恰相反，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希腊人却全面接受了东方世界所固有的君主专制政体和王权神化传统。虽然希腊城邦政体的躯壳还保留在希腊人建立的众多城市中，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是一些好看的摆设罢了；从本质上讲，这些城市已经不是昔日独立和自由的希腊城邦了，而沦为了王权和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希腊化时代在政治上的特点首先表现为政治制度的东方化。

这种东方化的过程早在亚历山大东征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在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埃及之后，亚历山大在埃及故都孟菲斯接受加冕而成为新一代的法老。随后他还穿越沙漠来到锡瓦的绿洲参拜了埃及最高的神祇阿蒙神，被尊为阿蒙之子，还自称获得了神的秘密旨意。在这个时期发行的一种银币上，亚历山大的头上戴着阿蒙神的角，很好地说明了他对埃及宗教的认同。这些举措无疑是对希腊政治传统的第一次公开的破坏，因为在希腊人看来，即使是国王也只不过是一个凡人罢了。高加美拉战役大获全胜之后，亚历山大的军队继续进军巴比伦。在巴比伦，亚历山大重演了埃及所发生的一幕，他下令修复被波斯人破坏的巴比伦主神马尔都克神的庙宇，并举行了向当地的神祇献祭的仪式。在攻克了波斯帝都之后，亚历山大开始更加全面地推行其“东方化政策”，他开始在一些场合穿着波斯式样的服装，任用波斯人担任一些重要的官职，甚至把经过希腊式训练的波斯人编入东征军队，为此，“他选出3万男孩，延聘老师教授他们希腊语文，用马其顿的训练方式让他们精通各种武器”[6]。此外，他还以身作则地推行马其顿人和波斯人的通婚政策。实际上，亚历山大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实施这些措施，除了对波斯人的“好感”之外，还有着更为深远的目的，正如沃尔班克所言：“亚历山大对波斯态度的转变和他转变其军队的尝试，从一支仍旧主要对马其顿人残余势力施加影响的马其顿军队转变为仅对其效忠的世界性国际军事力量，在许多方面预示着希腊化时代的个人君主制度所依赖的军事基础。”[7]

这些举措自然在马其顿和希腊人中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尤其是亚历山大要求他的部下也像波斯帝国的臣民对待他们的国王那样行“匍匐礼”（Proskynesis ），这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在希腊的传统中，只有神灵才能够享受这样的礼遇。“对马其顿人而言，国王是他们同类中的第一人，而对波斯人而言，国王是他们的主人，而他们则是他的奴隶。”[8]这场“礼仪之争”引发了亚历山大和部下之间最严重的对抗和冲突。正如阿里安所言：“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亚历山大的心已经完全东方化，他已经很少考虑马其顿的风俗习惯，甚至连马其顿人都不放在眼里。”[9]虽然亚历山大使用了十分强硬的措施暂时化解了这些矛盾，但问题依然存在。东征结束后，他把跟随自己完成了东征计划的马其顿和希腊的士兵遣散回家，继续义无反顾地全面推行他的“东方化政策”。亚历山大把新帝国的都城设在了巴比伦，成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式的君主。“亚历山大早已不把自己仅仅看作希腊统治者，而是阿契美尼徳王朝的继承人。他希望成为东方的这个新的亚洲帝国的国王，并且能得到人们的承认。”[10]虽然这种政策的推行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但亚历山大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在他去世以后，他的继承者们在自己的统治区域继续执行他所制定的这一基本国策，从而彻底完成了这一政治东方化的进程。

希腊化王国的统治政策 首先，在希腊化时代的各个王国，都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国王掌握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下设系统的官僚机构。在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构成上层统治阶级的主体的前提下，为了加强统治的需要，希腊化王国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把当地的上层贵族吸纳到统治机构当中来，这样的一种统治方式与其说是希腊化时代的产物，不如说是这些被征服地区原有统治秩序的一种延续罢了，尤其是在下层社会和广大的农村地区，原有统治方式保留得更为完好。对于这种政治上表面的“统一”和实质的“多样”，沃尔班克这样写道：

“对于希腊人而言，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可以来去自由，如果准备去碰运气的话可以去提供高职位和财富的地方。但一旦人们脱离希腊—马其顿管理阶层，那么就不再存在这样一个世界了。亚洲和埃及的不同民族大众发现他们是这些希腊统治者的臣民，但他们中的每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社会传统、不同的土地所有制系统，对待国王和国家的不同态度将民族从不同的王国中分割开。”[11]

其次，希腊化王国的统治者们在接收和保存了原有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对作为这些地区统治基础的原有宗教信仰也采取了宽容的政策，继续推行王权的神化政策，只不过把希腊的神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统治者崇拜是当时的大多数希腊化王国所共有的习俗。”[12]王室纷纷编造自己家族的神圣体系，并发展出一套崇拜仪式。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把赫拉克勒斯视为自己的祖先，托勒密王朝大力推行狄奥尼索斯崇拜，塞琉古王国则把他们的祖先追溯到阿波罗神，原因在于，“继承亚历山大王位的那些新国王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篡位者，因此他们都渴望寻求宗教支持以使他们的权力合法化，强化其新王朝的要求”[13]。不过，从总的情况来看，在整个希腊化时代，东方的各路神灵却更为盛行，希腊人开始大规模地接纳埃及和近东的神，“希腊人和希腊背景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敬拜埃及诸神，他们经常把那些埃及神看成是希腊的神”[14]，而且希腊化的东方各国社会下层的传统信仰体系依旧完好地保存着。故而，“不论是统治者崇拜还是东方神灵崇拜，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希腊的东方化，而不是东方的希腊化。这两者在希腊化时代的盛行，乃是希腊人在宗教领域向东方传统妥协的证明。”[15]

不过，由于政治传统、民族构成和统治地域上的不同，希腊化时代的三个重要的王国在王权的强弱和统治权力的集中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其中，托勒密王朝基本上沿袭了古代的法老专制政体，民族相对单一，统治区域变化不大，所以政治上的变动较小，权力也最为集中；塞琉古王朝民族众多，地域广阔，要实行埃及那样高度的中央集权十分困难，因此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权稍弱，统治者对遍布于王国境内的希腊城市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和自治的认可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希腊化时代的三个王国中，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的王权最为松弛，因为一方面，“不管他们的权力有多么微乎其微或者被怎样的忽视，马其顿人民终究是在政府中维持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国王和人民处于相同的地位”[16]；另一方面，其治下的希腊城邦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自治状态，包括阿卡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在内的新型城邦联盟在维护联盟各邦的独立和自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朝的统治者也常常利用给予希腊城邦以一定自由的方式加强自己的统治，可以说，“‘希腊自由’的口号便开始被不停地宣传，以作为他们赢得希腊人民支持的一种手段”[17]。因此，安提柯王朝基本上延续和维持了原来的马其顿王国的统治秩序，只是通过驻军和赋税等方式维持着王国的统治。从总的情况来看，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制度包含和融合了马其顿王权、波斯和埃及的君主制度及希腊城邦的自治传统等多种因素，呈现出混合政体的特征，其中，君主专制仍然是政治制度的主流[18]。

政治上走向统一的趋势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希腊化时代是一个在政治上走向区域一体化的时代，城邦政体下不可能完成的建立统一国家的任务在这一时期最终成为现实。从林立的小国发展成为统一的国家既是希腊化时代政治生活的需要，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9]虽然遍布于希腊化时代各个王国的希腊城市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自治传统，有些城市中甚至依然存在着诸如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以及公民的各种公共活动场所，但作为希腊城邦本质特征的公民团体的集体自治权已经不复存在，封闭和狭隘的城邦观念正在逐渐消失，个人开始走出城邦公民的狭小天地，成为更大规模的政治团体的一员，曾经十分明确的城邦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城邦时代所不能想象的大规模授予外邦人以公民权、普洛克尼亚制度（Proxenia ）和庇护习俗的流行正是这种一体感的直接反映[20]。例如，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从阿卡亚城邦联盟的运作中就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不同于城邦时代的新的变化和趋势：

“在过去，曾有许多人试图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们联合起来，实行同一政策，为共同利益服务。但是没有人能将它实现，因为他们的努力不是为了公众自由的事业，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在我生活的年代，这个目标获得如此大的进展，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实现。他们不但建立了一个联盟和友好组织，他们还采用相同的法律法规、重量单位、度量标准和货币制度，还任用共同的行政官员、委员会委员和法官。而且，除了人们没有一个共同的避难所这一事实之外，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可以说就是一个城市了。”[21]

社会经济走向整体性的趋势 与希腊化时代在政治上出现了一体化趋势相合，这个时代的经济发展也表现出了从分散走向整体的特点。

各个地区从前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海上和陆上通道的日益畅通、标准货币的出现与广泛使用以及货币交换体系的建立，都对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希腊城邦时代“雅典的小规模生产制度被大规模商业的成长与剧烈的利润竞争所取代”[22]，不论从产品的种类和生产的规模，还是从商品的流通量上都比古典时代的希腊有了很大的提高，各种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和腰缠万贯的大商人自由地奔走往来于希腊和东方的大大小小的希腊城市之间，贸易越来越国际化了，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经济共同体”，各个地区之间在原料、产量和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竞争也日趋激烈。正如杜丹所言：“在亚历山大远征之前，对希腊人的经济活动来说，地中海东部是一个死胡同，由埃及人、腓尼基人和波斯人相互猜忌地把守着。在远征之后，希腊人的经济活动找到了一条通往中亚、印度、阿拉伯和非洲东岸各市场的康庄大道。”[23]

国家对经济控制的加强 在希腊化时代，作为政治上所表现出的权力集中和君主权力的加强这一趋向的要求和反映，各个希腊化王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国家经济和计划经济，这是不同于城邦时代的个体和私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显著特征。正如杜丹所言，“东方对于这种新经济组织的贡献，似乎是由各国王在各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中所起的作用来表明的。埃及的托勒密诸王与古代的国王法老一样，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及帕迦马的阿塔罗斯王朝与古代波斯的阿开密尼王朝一样，在理论上他们都是他们王国中一切活的和死的东西的主人。……在东方的各王国中，产生了经济的国有主义，这是当时国王具有神性的一种必然结果。”[24]

在马其顿，从腓力二世以来在经济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国家的控制下有组织地开发自然资源，比如木材、金矿和银矿，这使我们想到了色诺芬在其撰写的《雅典的收入》一文中所提出的把银矿收归国有，并向个人出租国有奴隶进行开采的建议，这个建议恰恰说明了当时银矿开采业的私营性质。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不仅垄断了货币的发行，还对几乎所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包括所有产油的果类、芝麻、蓖麻油、矿石、盐业、硝酸钾以及明矾等——实行专卖制度，同时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所有活动都课以各种名目的税收。托勒密设立的主要国家官员就是财政大臣，其手下的地方财政官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从居民手上收取各种租金和税费。“当时在托勒密统治时期的埃及，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都没有在哪一方面能够逃脱政府监督的。政府对几乎所有行业都征收重税并实行定价管制，这确保了所有的利润都最终流进托勒密国王的财库里面。”[25]可见，托勒密王朝在接受埃及的专制政体的同时，也逐渐适应、继承和接纳了其原有的经济体制。例如，通过对托勒密时期奴隶制发展的缓慢性和特殊性的分析，颜海英指出，希腊时代的古典奴隶制度不可能对埃及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托勒密统治者在实行自上而下的“希腊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自下而上的“埃及化”。[26]

塞琉古王朝的经济政策也与埃及相仿，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监管和控制。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经济为王权服务，通过税收聚敛财富，满足中央政府的各种需要。因此，杜丹指出，“希腊化时代对于各种商业行为征税的原因，多半是属于政治性质的，而不是经济或财政性质的。”[27]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希腊化时代经济的繁荣和进步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乃至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和不平衡性。

从地域上说，由于战乱、资源分布以及经济基础等原因，马其顿和希腊人并没有因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而使他们自己和家乡受益，“马其顿王国的财富从来没有达到后来在埃及和其他希腊化邦国发现的发展水平”[28]。在希腊化时代，在希腊本土的经济日益萎缩和衰败的同时，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却发展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经济中心的向东转移成了必然的结果。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小亚的帕迦马取代了雅典和科林斯等希腊城邦成为希腊化时代新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希腊—马其顿人大量地移民东方正是这一转移的重要表现之一。

从时段上看，整个希腊化时代以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毁灭科林斯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为上升时期，后期为下降时期。如果说亚历山大之后王朝建立之初的几代君王还能够励精图治、大力发展经济的话，那么后来的统治者们则日益陷入政治腐败和内忧外困的泥潭之中，经济的衰落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另外，在希腊化时代，丰富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繁荣的市场经济和货币流通、奢侈富足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仅限于城市和上层社会，在更为广大的农村地区，人口众多的农民在重重赋税的盘剥下依旧过着朝不保夕的困苦生活，在那里，物物交换依旧占据主要的地位，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人们仍然生活在固有的传统信仰和风俗习惯之中。

[1] 徐晓旭：《古代民族认同中的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 转引自陈恒：《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3] 陈恒指出：“虽然希腊化时代有名可查的学者达1100多人，但那丰富多彩的作品仅有少部分保存下来，这就和从伯里克利时代所传下来数量众多的文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希腊化时代的材料大多已丢失了，如雅克比（F.Jacoby，1876—1959）的宏伟选集《希腊历史学家残篇》（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15卷）出版于1923—1958年间，该书包括800多位已‘丢失’的在希腊化时代进行写作的希腊历史学家的片段。”见《希腊化研究》，第4—5页。

[4] 陈恒：《希腊化研究》，第6—8页。

[5] 保罗·卡特利奇：《亚历山大大帝：寻找新的历史》，第220页。

[6] 普鲁塔克：《亚历山大》，ⅩⅩⅩⅩⅦ，见席代岳译本，第1242页。

[7]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24页。

[8]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25页。

[9]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Ⅶ.6。

[10] 保罗·卡特利奇：《亚历山大大帝：寻找新的历史》，第90页。

[11]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63页。

[12]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108页。

[13]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203—204页。

[14]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107页。

[15] 崔丽娜：《试析希腊化宗教中的东方传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6]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69、70页。

[17]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79页。

[18] 杨巨平：《试析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9] 王大庆：《古希腊城邦：向帝国时代转型的困境与趋势》，《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

[20]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139页。

[21] 转引自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147页。

[22] 陈恒：《希腊化研究》，第55页。

[23]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61页。

[24]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62页。

[25]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98页。

[26] 颜海英：《托勒密埃及奴隶制评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27]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57页。

[28]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