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建立起来的亚历山大帝国虽然随着亚历山大的亡故而迅速瓦解，但他融通希腊和东方世界的理想在经济领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首先，经过亚历山大的东征，希腊人的视野和活动范围又一次得到了极大的扩展，陆上和海上交通的畅通和拓展无疑对希腊化各国的国内经济以及海外贸易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随着东征的脚步，希腊式的城市及其城市生活方式也被带到了广大的东方地区，其中有些城市是建立在从前的居民点上，但更多的城市则是新建的。在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及印度，以亚历山大命名的新城就有几十座之多，这些城市既是维持希腊和马其顿人在东方的统治、传播希腊文化的据点，也成为新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城市化进程无疑是希腊化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再次，东征不仅使希腊人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和资源，而且还得到了数量巨大的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除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发放远征军的军饷之外，更大的一部分都进入了流通领域。希腊化国家广泛地铸造和发行货币，希腊的货币体系也由此拓展到整个地中海和东方地区，与城邦时代相比，金融和信贷等经济领域也出现了长足的进步。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在希腊化时代，由于社会矛盾、战乱以及人口减少等因素，占据希腊本土的马其顿王国不但没有从东征中直接获益，其社会经济反而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而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和西亚的塞琉古王国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却日益繁荣，经济中心的东移成为希腊化时代经济发展的一种值得关注的趋势。

一、农工商业的发展

农业 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虽然通过军事征服在广阔的东方地区得到了更多的土地、财富和各种资源，但他们自己的家乡却由于人口的减少、无休无止的战乱以及国内的纷争而日益衰败，尤其是在农业上，土地荒芜，民不聊生，本来就十分艰难的希腊农业越来越陷入窘迫。

与此同时，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希腊人的大量迁入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地区土地的开发和利用，使那些自古以来就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的产粮区更加繁荣。亚历山大曾经下令在巴比伦修筑河道、沟渠和堤岸，托勒密王朝的历代君主更是把尼罗河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和修缮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著名的罗塞塔石碑上就有这样一段碑文：“尼罗河水高涨……常常淹没了两岸的平原，国王（托勒密五世）在许多地方用加固各河河口的办法，使河水回槽，他在这种工程上所花的钱不在少数。”[1]除了传统的灌溉工程外，据斯特拉波记载，在幼发拉底河上还出现了水力螺旋机，可以把水打到台地上面去，由专人负责看护，以浇灌台地上的花草[2]。

希腊人的迁入还把新的农作物带到了这些地区，其中葡萄、橄榄等传统经济作物得到了广泛种植。在本都王国的黑利斯河下游、在彼西底亚和旁菲利亚边境的丘陵地区、在亚美尼亚的山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葡萄园和橄榄树林；除了大麦和小麦等传统的农作物，各种蔬菜、水果也得到了大量种植。农业的繁盛反映在铸币上面，小亚细亚等许多城市的货币上经常出现的图案——农业女神、麦穗、酒神、葡萄串、酒杯、酒瓶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谷物和酒类等农产品的重要性[3]。

从叙利亚、腓尼基和巴勒斯坦沿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直到伊朗高原，大麦、小麦、葡萄、水果等作物都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其中，两河地区的大小麦种植由于土壤的肥沃、灌溉的发展等因素，在产量上又有了新的提高。斯特拉波记述道：“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巴比伦尼亚出产那样多的大麦，据说它的收获量是所播种子的三百倍。”[4]在希腊人把新的作物带到了东方地区的同时，他们也第一次认识了很多从前不知道的作物，并学到了新的农业种植方法和技术。在巴比伦尼亚，枣椰树得到了广泛的种植，枣椰树不但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而且其枝叶还可以用来编织各种生活用品，还可以用作燃料和饲料。斯特拉波说，有一首波斯人的歌曲当中竟然列举了枣椰树的360种用途。在塞琉古王国的统治区域，白蔻、香蔺、香苇、香液树等香料作物十分有名。斯特拉波这样描述了香液树：“香液树是一种芳香的灌木，类似金雀花树和松脂树。把树皮割开，即有树液下滴，形似浓牛奶……它治头痛、初期的眼球的玻璃状**病和奇特的视能减弱的眼病……他们又用香液树的木材作为香料。”[5]

图6.3 罗塞塔石碑

在广大的山区，茂盛的林木资源为造船业和手工业提供了优质的木材，其中以本都、旁菲利亚、西里西亚和塞浦路斯等地的山林最为重要。畜牧业与农业同样繁荣。水草丰足的地区放牧着成群的牛马，奥伦提斯河畔的王家马场中马匹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地区。此外，阿巴米亚地区的大象驯养，叙利亚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沙漠地区的骆驼饲养也十分有名。在较高的山地和草原上则适于养羊，密安得河畔的雷俄提亚西城、哥罗西城和来考尼亚都出产优质的黑羊毛。西诺比以南的迦载隆尼提亚则盛产羊绒，充足的羊毛供应促进了毛纺织业的发展。

埃及历来是农业和畜牧业都十分繁盛的地区。在托勒密王朝时代，随着灌溉沟渠的建筑和修护，土地得到了更好的开发和利用，埃及越来越成为主要谷仓，取代了城邦时代的雅典、科林斯而成为希腊化时代的经济中心。首先，埃及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十分丰富。粮食作物有大麦、小麦和玉蜀黍，经济作物有亚麻、葡萄、油料植物（包括胡麻、蓖麻油类植物等）、蔬菜（包括蚕豆、菜豆、小豌豆、扁豆、葱等）、果树（枣椰等）以及各种香料植物，此外，还有埃及特有的两种植物，即纸草与莲花。其次，在畜牧业上，除了牛、马和山羊的饲养之外，还有用来载重的驴子以及鸡鸭等各种家禽，养蜂业也很发达。埃及农业经济的发达不仅表现在土地肥沃、灌溉发达和盛产粮食方面，更体现在种植、畜牧以及渔猎经济的多样化上面。埃及的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各种野山羊、野牛、野兔还有狮子和鬣狗、野生水禽的狩猎场面常常出现在艺术品上。海水和淡水渔业的发达也为埃及人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

与城邦时代相比，希腊化时代的土地制度也有着较大的变化。如果说城邦时代大多数城邦的地产是中小土地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希腊化王国的土地大多都以土地国有或国王所有为主，不但土地属于国王，在土地上耕作的劳动者也是国王的臣民。希腊化时代建立的新的城市虽然有着或多或少的自治权和自主权，但也要向国王和中央及地方的官僚机构纳税，并承担包括服兵役在内的各种义务。在埃及和塞琉古，作为王权的重要支柱，神庙继续占有广大的土地、人口和财富，但理论上也是属于王国的。总之，大量的国有土地或王室土地是东方农业经济的最大特点。除了王室领地、神庙土地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的土地，即有公民权的移民的个人份地。王国和神庙也会把地产的一部分赏赐给个人进行耕种，不过也不能免除各种赋税负担，所以它们仍然属于国有土地所有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希腊化时代托勒密和塞琉古王朝的土地制度显然是其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反映，是古老的历史传统的延续。在马其顿王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一方面在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方式上仍然沿用了城邦时代的办法，另一方面由于战乱、人口减少等原因，出现了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趋势，大量的土地日益荒芜，城邦时代的繁荣景象已经远去了。

手工业 希腊化时代农业的发展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带动和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一是用于手工业的原料在品种和数量上的增加，二是各地的特色资源、产品的开发和需求的多样化，使手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由于葡萄、橄榄等作物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等地的大量种植，使这些地区成为葡萄酒、橄榄油等产品的新的重要产区。小亚细亚、高加索和黎巴嫩则向希腊供应优质的木材，既弥补了希腊本土木料的缺乏，也促进了造船业和木材加工业的发展。巴比伦尼亚的枣椰树、埃及的纸草、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羊毛、腓尼基沿岸的紫贝、埃及的渔产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希腊本土的各种食品和日用品的加工工业。

除了传统的手工业之外，在希腊化时代，各种矿物原料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开发和利用。在安纳托利亚、本都、亚美尼亚以及伊朗高原等地都发现了大的盐湖和石盐矿，吕底亚成为硝石的主要产地。此外，黑海南岸地区的铁矿、塞浦路斯的铜矿、德兰吉阿那的锡矿以及埃及等地的大理石为制盐业、冶金和铸造业以及建筑、雕塑等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契机。

希腊化时代的手工业生产既有大量传统的项目，也出现了很多新兴的产业，与希腊城邦时代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食品加工业方面，橄榄油、葡萄酒的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黑海南岸的西比诺即以制造橄榄油而闻名。埃及不但是油料作物种植的主要地区，也成为油料产品加工和生产的中心。埃及人还用大麦制造一种类似于啤酒的饮料，酿酒厂普遍建立，这种饮料为埃及人普遍饮用。在希腊和东方地区，由于渔业的发展，鱼类储存业——包括晒干和腌制——也都发展起来。埃及的咸鱼还成为一种出口产品。

纺织业在希腊化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希腊本土农业衰败的同时，阿卡亚地区的毛纺织业、伊利斯地区的麻纺织业却发展起来。在整个东方地区，亚麻、羊毛，甚至棉花和蚕丝都成为了纺织原料，其中，亚麻的生产最为广泛，西里西亚、叙利亚的雷俄提西亚、腓尼基的比布罗斯、贝鲁特、约旦河流域的西托波利斯以及巴比伦附近的包尔西帕城都是亚麻布生产中心。据记载，在作为古老的亚麻生产中心的埃及，几乎人人都穿着亚麻布。在希腊城邦时代，米利都是羊毛织品的主要产地。到了希腊化时代，塞浦路斯、腓尼基的许多城市、大马士革以及埃及也都成为毛织品的产地，而且还制造出各种颜色的毛毯和带有各种动物图案的毛毡。爱琴海南部的科斯岛出产丝织品，腓尼基也制造丝织品，丝线可能是从亚细亚中部和远东输入的。与纺织业相伴而生的还有紫色颜料的生产和染色业，希拉波利城就是一个重要的染色中心。

在采矿业方面，在阿提卡的劳里昂和尤俾亚的卡尔西斯矿山几乎被废弃的时候，科林斯、提洛岛、开俄斯岛和萨摩斯岛的青铜制造业依然十分繁荣。本都以东的地区冶铁业十分发达。腓尼基的金银制造业和金属雕刻业仍占据很大的市场。

在造船业方面，在希腊本土的造船业日益衰败的同时，亚洲的几个靠近大森林的港口——西奇卡斯、西诺比、西里西亚、塞浦路斯以及腓尼基的泰尔港——则成为了新的造船中心。

作为传统手工业和大宗出口产品的制陶业仍然是希腊本土的优势产业。数量众多的小型制陶作坊生产的精美陶器作为盛放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容器被远销到地中海周边的一个十分广阔的区域。到达东方的希腊人在继续从事陶器生产的同时又从本地人那里学会了很多新的技艺，其中包括玻璃制造、香水和药膏的制造等。

除了一些需要进口原料才能进行生产的手工业之外，更多的手工业生产都是因地制宜，原料都来自于当地，因而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埃及的纸草制造业和巴比伦尼亚的棕树产品。

总之，亚历山大远征之后，各种传统的和新兴的手工生产都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局面，但大多不是出现在希腊本土，而是出现在东方国家。其中，纺织业、金属制造业、制陶业和玻璃制造业、香水和纸草的制造，在小亚细亚、腓尼基、叙利亚和埃及都成为重要的产业。

从手工业生产的组织来看，已经在城邦时代出现的细致的劳动分工和技能的专门化得到了继续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仍然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以此保证生产技术的世代相传，根据需求和产量的要求雇佣或使用或多或少的帮工和奴隶。但由于分工带动的技术进步的需要，学徒制已初见端倪。

关于手工业的分工之细致，请看以下的描述：

“希腊化时代专门化非常发达。在提洛斯岛上，作门扇的木匠不安门框。当木匠在墙头上放榆木板以支撑天花板的横梁之前，要叫泥瓦匠来平这墙头。附属于寺院的石匠不自己磨他们的工具。在米利都，细凿表面大理石方的工人与粗凿内部石块的工人有分别。从古文书（草纸）中可以引出在埃及所实行的行业表，其数不可胜数。搬运麻袋的人及送牛奶的人，与搬运行李的人，大有区别。铁工厂和制壶场各有他们的烧灶人和烧炉人。采石匠不扫除砂子或移去一层沙砾，这不是他的业务。在榨油坊中，有捣粒的人和专门制蓖麻油的人；同一伙人不制作和贩卖粗布外套与细麻布外套。纤维工业中有专门收集废羊毛的人。每人都有各自的行业。”[6]

在手工业中，奴隶工人由于奴隶来源的充足和廉价而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与此同时，在希腊化时代东方的很多大城市中，自由的手艺人纷纷组成了同业的工会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区，比如埃及和帕迦马，除了个体经营的手工业之外，还出现了很多由神庙和国王经营的手工工场。在埃及，石坑和矿山的开采、硝石和盐的经营、油类和纺织品的制造几乎都是由皇家垄断，在塞琉古王朝也有类似的情况。由国家经营的手工业甚至还出现在希腊本土，如在米利都就有国营的织布厂和缝衣场。因此，色诺芬在城邦时代曾经提出但未实行的国有工业的设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希腊化时代的个体手工业经济虽然拥有经营的自主权，但也必须像耕种土地的人那样向国王和国家缴纳各种各样的税收，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监督、管理和控制是十分严格的，而这种情况又是从前的希腊所不曾有过的现象。

商业 在希腊化时代，与农业和手工业相仿，商业和贸易也是一个大发展的时代。实际上，这些经济门类之间存在着一种连锁效应，正是由于农产品的丰富和产量的提高，才为手工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原料、市场和增长的空间，而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发展又必然会刺激商品交换和转运贸易的繁荣。因此，希腊化时代的经济生活得到了一种整体和全面的提升。

虽然商业活动也受到政治状况的种种影响和制约，但还是具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发展的空间。应该说，早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和腓尼基的商人就已经奔走于地中海和亚洲各国之间了。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由于陆路和海路交通变得更为通畅，希腊化世界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向对本来已经十分频繁的东西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相比，希腊化时代的经济的一体化更为成功，成效也更为显著。正如杜丹所言：“虽然亚历山大的各个继承人的王国之间划分成各自的区域，没有按照亚历山大的计划，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但是各区彼此之间仍保持着日常和经常的联系。希腊文明超过了由久远和光荣的过去所遗传下来的一切民族文明或地方文明，在每一个领域中，它都是一个统一的要素。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希腊世界当作一个经济的整体，无疑的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但是它的一切部分是互相联系着的。”[7]因此，“希腊化时代的商业活动包括一个很广大的范围，这比希腊人在他们的扩张和殖民强国时代所能统治的范围要大得多。”[8]

商业活动最根本的任务就在于互通有无，希腊化各地之间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为商业和贸易大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埃及以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盛产粮食而著称，但不出产橄榄；小亚细亚的山区适于放牧，出产羊毛，但土地贫瘠，粮食紧缺；西里西亚、高加索、黎巴嫩的山上拥有丰富和优质的木材，而尼罗河流域和巴比伦地区则完全缺乏木料。在矿产、水产、盐业等生产领域无不表现出这种空间分布上极为不均衡的情况。另外，劳动分工的细化和工艺技术的专业化也使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传统的特色及优势的产业和产品，于是，“为了各种食物，为了各种原料，为了各种制造品，在生产中心或生产过剩的中心与有消费而无生产的国家或消费多于生产的国家之间，开始了商业的来往”[9]。

除了内在的需求，商业发展的外在环境和条件也不容忽视。希腊化时代在陆路、海路和河流交通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旧有的道路得到了拓宽和修缮，新的通道被开通，海上和陆上的探险活动蔚然成风，人类活动的区域得到了空前的扩展。

先看陆路交通。在希腊化时代的所有道路中，最重要的就是联系地中海沿岸与周围各个地区的道路。最北的一条是越过高加索地峡通过伊朗高原而达到黑海东岸的道路。通过小亚细亚、塞琉古的腹地向东达到大夏和印度河上游的道路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爱琴海沿岸各地联系在一起，这条交通线成为西亚地区最主要的交通干线。这条道路的南北又分出了若干条交通线，因此赛琉西亚和巴比伦城成为最重要的交通中心。对于这个地区的交通，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有着详尽的描述。此外，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通往叙利亚和腓尼基的道路也十分重要。在埃及，尼罗河流域与红海沿岸之间开通了若干条道路，沿途建立了很多作为驿站的城市。

除了陆路交通之外，河流运输在东方地区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航行十分频繁，船只可以从波斯湾的两河交汇处沿幼发拉底河而上到达巴比伦城，沿底格里斯河而上可以到达赛琉西亚城，阿拉伯的香料大多通过这条道路被运送到这一地区。当亚历山大到达两河地区的时候，就曾采取措施恢复被波斯人破坏的航运，使巴比伦尼亚地区开凿的许多河渠得到正常的利用。此后接管这个地区的塞琉古国王继续致力于两河河道的改良和修缮工作。与两河相似，尼罗河既可以用作运输，也是灌溉农业的主要依靠。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也充分认识到了河流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力修建道路和港口，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建设，使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运输达到了空前繁忙的程度。为了完成尼罗河与两岸运河形成的水道系统，托勒密王朝还开凿了连接尼罗河与黑波利斯湾北头的运河。这项巨大的工程开始于古代埃及，波斯国王大流士继续修建，直到希腊化时代才最终完成。这条运河的开通使亚历山大里亚城可以完全由水路与红海相连，使地中海与印度洋相通。

在希腊化时代，陆路和内河运输的发展并没有使海路航运减少。在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人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海运。在希腊化时代，这些传统的海上交通线仍然是希腊与外部世界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而且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他们的船舶不仅往来于地中海东部地区，还航行在印度洋上。在地中海东部，亚历山大里亚、腓尼基的各个港口、罗德斯岛、科林斯、拜占庭和黑海之间有了定期的通航。向西航行可以达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以及非洲北岸的迦太基等地。印度洋上的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埃及的东岸到阿拉伯地区，另外一条是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河口到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另外，埃及的船只还往来于东非沿岸，经过埃塞俄比亚后还绕过非洲东部最突出的香料角，向赤道方向航行了一段路程。不过，在看到海上交通继续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以及黑海的贸易依然常常受到海盗的威胁和劫扰，小亚南部、克里特岛等地都成为海盗的聚集地。

就希腊化时代商业和贸易发展的总体情况而言，与农业和手工业相仿，贸易中心也出现了明显的东移。在希腊，昔日繁华的商贸中心雅典和科林斯失去了有利地位，日渐衰落。由于地理上的优势，爱琴海上的提洛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商业中心。通向埃及、马其顿和西部地区的航线都要经过该岛，提洛岛为地中海上的贸易提供了一个安全和便利的中转站，从埃及和东方地区运来的商品都要先集中在这里，然后运往意大利；岛上商人云集，商铺和货站林立，盛极一时。此外，在希腊化时代，罗德斯岛东北部的罗德斯城也发展成为一个大的商港。罗德斯城的水手以诚实和技巧而闻名于世，他们还战胜和赶走了海盗，从而使这个岛屿成为地中海东部海域商船的保护者和避难所。罗德斯的繁荣主要依靠转运贸易，出口和进口的一切货物都要缴纳关税。在这里，来自埃及、阿拉伯和印度的各种货物被安全地运送到希腊和西部各地。罗德斯与罗马有着长期的往来，从公元前3世纪初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它一直保持着海上贸易中心的地位。

在小亚细亚，从前作为贸易中心的米利都也被以弗所取而代之。以弗所是从东方的大夏、印度和伊朗经过西亚全部大道的终点，因而成为“意大利与希腊贸易的总集散地”[10]。希腊化时代的拜占庭也由于其连接地中海和黑海海峡的有利位置，通过征收通行税而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在小亚细亚的内地，迦拉太的帕西纳斯城和密安得河畔的阿巴米亚城也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在叙利亚海岸，塞琉古一世建立的赛琉西亚港既是叙利亚王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它成为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诸王争夺的对象。

在希腊化时代所有的商业贸易中心中，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地位。它既是埃及设在地中海沿岸唯一的商埠，也是尼罗河河运的终点，既集中了尼罗河流域的食品和手工业制品，也集中了从埃塞俄比亚、非洲东部、阿拉伯和印度等地运来的商品和原料，这些大宗的货物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各个地区。亚历山大里亚集中了希腊人、埃及人、犹太人和东方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

对于希腊化时代的商业活动，我们不仅要看到其品种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和空间的拓展，也要看到其经营、管理和交易方式上的变化。首先就是与商业活动有关的种种国家管制和税收制度的普遍化和规范化。在埃及，托勒密王朝不仅建立起严格的对食盐、硝石、宝石、象牙、香水、香料、油、酒等重要商品的几乎无所不包的专卖制度，而且对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实行全面的监控，货物从入港到出港，从生产地到消费地，所到之处都会有专人收取各种税费。正像全国的土地在理论上都属于国王那样，国家的一切资源也是如此，专卖、租税和特许证等制度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就是为专制王权来服务。在罗德斯岛这样的自由港口，入港和出港等通行税也是制度化的，虽然没有国王，但也具有国家管制的性质，税收归国家所有，在性质上与埃及亦别无二致。

希腊化时代商业活动的第二个变化就是货币体制和货币制度的广泛建立。“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以及其后的塞琉古王朝殖民活动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货币经济在亚洲各个城市得到了传播。”[11]希腊化各国都铸造和发行了贵金属和铜制的铸币，货币经济和货币流通成为普遍的现象。虽然币制并不统一，但不同币种之间的交易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标准，正如杜丹所言，“在希腊化东方的三四种主要币制中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12]。货币的流通和使用还为各地的商品流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希腊化世界中，用货币来结账或通过银行来结账已经变得十分通行了，在商业发达的地区，甚至还出现了纸币和支票。不过，货币的普遍使用大多出现在商业发达的城市里，在广大的农村以及偏远的落后地区，物物交换仍然是主要的交易方式。

二、希腊化时代的城市

罗素说：“希腊的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当然也有许多希腊人是从事农业的，但是他们对于希腊文化中最富特色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贡献。”[13]如果说城邦时代的希腊公民都习惯于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共生活的话，那么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希腊人的这种城市文明至少在形式上被带到了东方，大量新的希腊人的城市被建立了起来，“除了19世纪的美国，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地方，在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多城市崛起”[14]。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希腊城市就像是东方国家的汪洋中的一座座岛屿，承担起了加强政治统治、传播希腊文化、促进经济交流以及防止外敌入侵等多种极为重要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希腊的城市，就没有希腊文明以及希腊化文明的兴起。在希腊化时代，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在近代以前最大规模的一次城市化运动，其中能够透露出很多后来世界的发展趋向，是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统一的一次伟大的尝试。那么，希腊化时代都建立了哪些重要的城市呢？这些城市都承担起了哪些社会功能呢？这些城市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又存在哪些联系和差别呢？

希腊化时代的城市概说 在东征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亲自选择地点建立起数十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其中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最为著名。亚历山大不仅亲自选址，甚至还对这座城市的建设进行了基本的规划，由此可以看出他充分认识到了在被征服地区建立希腊城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亚历山大去世后，继承者们继承了他的这一政策，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大量建立城市，有些新的城市还发展成为国家的统治中心。他们纷纷仿效亚历山大，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些新城。

公元前293年，狄米特里乌斯建立了狄米特里阿斯，这座新城和培拉一起成为马其顿人统治希腊的首都。安提柯建立了比提亚的安提柯尼亚和叙利亚的安提柯尼亚，后者被塞琉古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拥有了新的名字安条克。“在安提柯王朝统治时期，马其顿王国经历了城市化发展，这使它更加接近希腊南部城市的文化水平。”[15]塞琉古王朝在希腊化时代的城市建设上用力最大，建城最多，塞琉古诸王在爱琴海、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各地建立了许多城市。其中塞琉古一世的成就最为突出，在担任巴比伦第一任总督期间，他一共建立了16座名为安条克的城市，9座名为赛琉西亚的城市，6座名为劳迪西亚的城市，3座名为阿帕米亚的城市，1座名为斯特拉托尼西亚的城市，还有数座名为亚历山大的城市。这些城市大多位于作为塞琉古王国心脏地带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其加强统治的用意不言自明。此外，他还用马其顿的一些地名对这个地区的一些地方进行了重新命名，比如把奥龙特斯河改称为埃西克斯河，把沿海山地叫做皮里亚，把尼西比斯附近的平原叫做密格多尼亚。此外，还有众多原有的城市被冠以马其顿的地名，这种做法与后来英国殖民者在美洲和其他殖民地区的做法同出一辙[16]。总之，“塞琉古王朝时期，建立了一个遍布王国并扩展到更远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和索格狄亚纳（即粟特）地区的希腊城市链，这是该时期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成就。”[17]

在新城建设方面，马其顿和希腊本土远远落后，除了上文讲到的狄米特里阿斯之外，卡珊德建立了一座以他的父亲命名的城市安提帕提亚，吕西马库斯建立了莱西马其亚。在埃及，除了上埃及的托勒美斯之外，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在埃及本土就再也没有新建什么希腊城市了。公元前320年，托勒密一世把埃及的首都从孟菲斯迁移到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城市很快就发展成为希腊化时代最大的城市。不过，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还是对旧有的埃及地名进行了希腊化的改造，在很多地方保护神的名字后面加上了“波利斯”。此外，在埃及本土以外的卡利亚、塞浦路斯和昔兰尼等地建立了一些新的城市[18]。

从总的情况来看，马其顿和希腊本土以外的希腊化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们新建的希腊化城市，共有88座，其中最东边的是中亚的阿帕米亚，最南边的是西奈半岛靠近红海的阿西诺，最西的是爱琴海东岸的特洛伊，最北的是位于黑海南岸的阿玛斯特利斯。另一类是被希腊化了的城市，其中又可以分为小亚细亚原有的希腊城邦和古代东方的神庙城市两类，共63座。这类城市中最东的是中亚的攸罗普斯，最南的是地中海东部的拉菲亚，最西的是爱琴海中的特洛伊儿，最北的是黑海沿岸的普鲁西阿斯。根据20世纪60年代法国考古队的发掘，一座叫阿伊·哈努姆（Ai Khanum）的城市被认定为最远的希腊化城市遗址，它位于离中国边境不远的苏联和阿富汗交界处的阿姆河上游地区，城中不仅有希腊化的宫殿、柱廊和体育馆，还有用希腊文雕刻的铭文，这些铭文竟然是从4000千米以外的德尔菲的祭坛上摹印下来的[19]。该遗址成为迄今为止中亚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统治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希腊式城市，该城具有明显的希腊式城市特征，也有当地东方文明因素的渗透和影响，呈现出多元文明因素并存交融的特征，成为希腊化时代东西方文明互动关系的见证和缩影[20]。

希腊化城市不仅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很广，而且在城市的规划、布局、建筑、管理及其与其他城市和王国中央权力的关系等方面也呈现出一些共同和普遍的特征。这些共同的特征既体现出希腊化城市与从前的希腊城邦的继承关系和连续性，也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正是这些共性构成了“希腊化时代”这一概念——即希腊性（Greekness）的传播和拓展——得以成立的基础。

首先，在城市建设的规划和布局上，与城邦时代相比，希腊化时代城市的建筑规模更加宏大，布局的随意性和不规则性被中轴线式的布局和整齐划一所取代。城市的中心区域都建有市政广场、议事厅、神庙、体育馆、剧院、柱廊等神圣的或公共活动的场所，这些设施之间以及周边地区会有规划整齐的方格形状的街道和民宅。虽然建筑的基本式样和功能仍然保持了古典时代的传统，但在建筑的技术、装饰、风格等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越来越多地使用科林斯式的柱廊，纪念性外部装饰的大量使用，屋顶和房门大量采用拱形结构。总的趋势是，古典时代的简洁与和谐逐渐被繁复和宏大所取代，从中可以看到东方元素的大量介入，“炫耀财富、政治特权和凭借政治经济权力谋取艺术品的欲望强烈地干扰着古典城邦的建筑所注重的比例和均衡”[21]。不过，希腊化时代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对后世影响很大，“是文艺复兴时代、18世纪、19世纪建筑的先驱”[22]。

希腊化时代的城市虽然在外观上仍然保持了希腊的基本特征，但在本质上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失去了从前的自治和独立的地位，而沦为国王和中央权力的附属物。“这些新兴城邦和那些古城在本质上还是处于同一种情形之中，只不过是它们对王室臣服的程度不同而已。”[23]其中，如果说马其顿和希腊本土的原有城市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过缔结同盟等方式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和独立的话，那么托勒密和塞琉古王国境内的希腊城市则完全成为王国政治权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般来说都会驻扎王国的军队，并向中央缴纳各种税赋。不过，出于统治的需要，也由于经济、军事等原因，一些城市也会在某些时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自治权利，但这些只是个别和表面的现象，适当地放松控制也成为国王们加强统治的一种管用的手段。正如沃尔班克所言说：“毋庸赘言，东方的新兴城市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24]有趣的是，从马其顿入主希腊到希腊化时代乃至于在罗马人征服希腊化王国的过程中，“解放希腊”和“还希腊人以自由”的口号一直不绝于耳，成为征服者或统治者最有号召力的博得希腊人的好感和支持的方法。

最后，在希腊化时代的城市中，占据人口比例很小一部分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构成了握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权利的社会上层，想要得到这些权利的非希腊人都要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接受“希腊化”的洗礼而成为希腊人，如此才能获得跻身社会上层的条件和机会。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希腊人也有意或无意地认同和接受着当地的文化，而原有民族团体中的保守派也想方设法地拒斥“希腊化”和保护自己的文化，因此，希腊化时代的城市中普遍呈现出一种在强势的希腊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共存和融合的特征。与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仍然过着一种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中的社会下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语言、信仰和风俗习惯。

城市的功能 马其顿和希腊化时代的王国的统治者们为什么要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大量希腊人的城市？这些城市在希腊化时代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哪些作用，承担了哪些社会功能呢？

首先，希腊化城市建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立和加强政治统治。早在亚历山大东征时期，东征军每占领一个地区都要在当地留下一些马其顿人来驻守，并任命总督来接管和取代从前的官吏对这个地区实施有效的管理和统治。这些新的统治中心往往就会发展成为一座希腊人的城市。同时，来自希腊和马其顿各地的军事移民也源源不断地来到此地，从而构成了这些城市最初的常驻居民。这种军事移民在幅员辽阔、种族众多的塞琉古王朝尤显必要，正如沃尔班克所言：“在遭遇如此丰富多样的本土文化的情况之下，塞琉古王朝选择他们所熟悉的作为他们的权力依靠——即希腊文明和马其顿文明。为此，必须吸引大量移民并让他们定居在亚洲，塞琉古王朝通过分封土地和建立城市的举措来鼓励移民。”[25]可以说，这是一种一举多得的做法，一方面使希腊城邦中的过剩人口和失去土地的无业游民大量地迁出希腊，从而缓和了这些城邦的贫富矛盾，极大地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同时也满足了这些希腊人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而这正是东征的目的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移民东方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同时，希腊人在当地的统治据点和统治机构也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从而避免了只征服不统治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其次，从亚历山大开始，马其顿和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就充分意识到，仅仅依靠官员和军队来维持统治是没有根基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文化上的渗透和传播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因此，希腊化城市的第二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力图成为希腊文化向东方传播的根据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希腊人的语言、城市建筑乃至于一整套生活方式就通过这些城市被移植到了广大的东方地区，说希腊语、展开希腊式的体育锻炼和竞技、观看戏剧演出等“希腊性”活动成为这些希腊城市普遍的文化景观。公民大会、陪审制度和议事会虽然已失去城邦时代原有的意义，但作为文化的躯壳和装饰还是成为这些城市必不可少的要素。

再次，除了政治和文化功能，希腊化城市的军事特征也不容忽视。作为维护政治统治的保障，驻军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蛮族”密集的地区，随时都会出现反抗希腊人统治的叛乱，希腊化城市成为保持地区稳定和镇压各种反抗活动的据点，在伊朗东部地区建立的许多希腊城市就是承担着这种功能的代表。这种类型的城市大多分布在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地带，亚历山大东征后期对蛮荒地区展开的一系列艰苦的军事行动，就体现出了明显的消除和防止游牧民族对被征服地区进行侵扰的目的。马其顿和希腊统治者在完成了报复波斯人、终结波斯帝国的统治这一侵略目的的同时，也摇身一变，成为波斯帝国合法的继承者和这些地区新的保护者。

最后，希腊化城市还具有明显的经济尤其是商业功能，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代表的诸多新兴的希腊城市取代了古典时代的雅典、科林斯而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从很早开始，希腊人就有着经常外出旅行和经商的传统，希腊人的很多殖民城邦都曾经是希腊商人的聚居地，埃及的瑙克拉提斯城就是其中的代表。亚历山大本人就对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东征获得的数量巨大的贵金属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来铸造货币，此后，希腊的货币体系被传播到广大的东方地区，为大批量的商品交换和流通提供了便利。在希腊化时代，东西方的商品往来和贸易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而希腊化的城市无疑是商业活动的中心。正是有赖于这些城市成为货物吞吐的安全的落脚点和中转站，一个新的由海路和陆路连接起来的贸易网络建立起来，希腊、腓尼基、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往来于东西方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而对这些城市的工商业实施有效的管理及保护这些商路的畅通和安全也成为各国统治集团更多地聚敛财富的前提条件。塞琉古一世于公元前300年建立的杜拉-攸罗普斯城就是一座旨在保护贸易线路的重要堡垒。

总之，希腊化时代的城市虽然千差万别，但大都承担着以上各种功能。一般来说，政治和军事目的可能是大多数城市修建的初衷，但随着城市机构和设置的逐步完备，文化和经济功能就越来越重要。

亚历山大里亚 作为一座典型的希腊化城市，亚历山大里亚无疑具有任何一座城市所不能比拟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古代埃及虽然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文明古国，是希腊人最早的老师和朝圣地之一，但一直以农业和农村生活为中心，已有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宗教和政治中心，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和城市生活很不发达。有人甚至认为，在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上，埃及是一个没有城市的文明，直到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立才开启了埃及城市的历史。因此，亚历山大里亚不仅是埃及历史上第一座真正的城市，而且还很快发展为希腊化时代最大的城市，成为这一时代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直到今天仍然是埃及最大的港口和仅次于开罗的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立和繁盛可说是希腊化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传奇，亚历山大里亚城更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希腊化时代的一个缩影。

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详细地记述了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建立过程。在加沙之战结束后，亚历山大便率军向埃及进发，原来由大流士委任的埃及督办波斯人马扎西斯看到大势已去，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亚历山大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埃及。到达旧都孟菲斯之后，他向当地的神灵进行了献祭，然后就在皇家卫队的陪同下乘船从孟菲斯出发顺流而下，朝大海驶去。到了坎诺巴斯时，他忽然提议在一个地方上了岸，这个上岸的地点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所在地。“亚历山大看见这个地方，灵机一动，觉得在这里修建一座城市非常理想，这城必将繁荣兴旺。”接着，亚历山大便兴致勃勃地亲自画出了城市的草图，“什么地方修建市场，盖多少庙，供什么神——有些是希腊的，还有埃及的埃西斯等等，以及四周的城墙修在何处。”亚历山大不仅画出了这座新城的草图，甚至还打算亲自把城墙的具体位置在地面上勾画出来，但却找不到画线的材料，于是有人就出了一个主意，把士兵们随身携带的用作口粮的麦粉收集起来，国王在前面走，后边跟的人就在地面上撒。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就在亚历山大高兴地打量着这个设计图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很多大鸟，“像一片乌云从河流和湖泊飞过来，把用来画线的麦粉啄食得干干净净，这个兆头使亚历山大感到烦恼”，但随军的占卜师却告诉他：“这个朕兆所表示的意义，是指他所建造的城市资源极其丰富，不仅毫无匮乏的顾虑，还可以把食物供应很多国家。于是他又恢复信心，命令工程人员继续工作。”[26]

公元前320年，托勒密一世把埃及的都城从孟菲斯迁到亚历山大里亚。在他的后继者们的不断努力下，这座城市发展成了“地中海世界的女王”，不仅规模宏大，人口众多，而且还成为希腊化时代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公元前300年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仅仅拥有5万人口，到了公元前3世纪晚期已经发展到40万人，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则突破了百万，其中希腊人最多的时候达到15万人[27]。由于突破了城邦时代的公民团体的狭隘界限，希腊化时代的城市在人口和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了城邦时代的希腊城市，而亚历山大里亚又是希腊化时代最大的城市，是大城市的代表。

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亚历山大里亚具有完备的希腊城市的要素，拥有体育馆、剧院、庙宇和市场，还有用于商业和休闲目的的有柱廊的门廊，街道横平竖直，整齐划一，夜间还有照明设施，这在古代十分少见，从中可以看出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除了城里宏伟和优美的希腊式建筑之外，亚历山大里亚城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物要属法罗斯岛上的灯塔了。它建于公元前300—前280年间，由著名的建筑师索斯特拉图斯设计，塔高130米，分为塔基、塔楼和塔顶灯座三个部分，全部用石料砌成，内铺沥青，以防止海水侵蚀。塔楼内装有人力驱动的升降机，顶上的灯座四面透光，内烧木材，并可能使用了凸镜聚光，因此火光可以达到数十千米以外的海面上。因此，这座灯塔成了指引船舶出入亚历山大港口的关键设施和地标性建筑。这座伟大的建筑存在了1600年之久，直到1375年才因地震而坍塌。

亚历山大里亚城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地中海各民族的大熔炉，其人口大致可以分为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两个部分，其中希腊人占据少数，非希腊人由埃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以及其他人群构成。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化时代的经济和贸易中心，是希腊化世界最大的卖场。斯特拉波这样描述道：“这座城市之中所有的优点之中最大的优点是在全埃及之中只有这一个地方在本性上适应两种事务——不但在大海边便于贸易，因为有一个优良的港口，而且在陆地上也便于贸易，因为尼罗河很容易把各地的物品在这里散集——这是已知人类世界最大百货商店。”[28]

图6.4 亚历山大灯塔

亚历山大里亚还是希腊化时代的学术和科学研究中心，与城邦时代不同，科学研究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和资助。公元前290年，托勒密一世主持修建了一座供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学术中心，这座被称为“缪斯宫”的宏伟建筑是奉献给希腊的艺术之神缪斯的，今天西文中的“博物馆”（Museum）一词便由此而来。这里住着许多诗人、哲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医生、历史学家、艺术家以及当时大多数著名的希腊数学家。缪斯宫附近建有古代世界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达到70万册之多，并雇佣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古书抄录的专业人员。这座图书馆实际上也是一所研究机构，在这里，学者们开始对荷马的文本进行系统的考证、分卷和详尽的分析，古代的语言学开始得到了系统的研究，甚至后来所谓的“荷马问题”也被首次提了出来[29]。缪斯宫、图书馆以及托勒密王朝的宫廷中聚集了来自希腊化世界各地的成群结队的艺术家和学者，具有新的艺术风格、式样和内容的艺术作品被创造出来，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在内的众多学科也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希腊化时代，如果说雅典仍然保持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的话，那么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无疑应该属于亚历山大里亚。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最为活跃、研究成果丰硕的科学家团体，史称“亚历山大里亚科学学派”。它与希腊早期的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智者学派、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以及希腊化时代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犬儒学派比肩而立，成为古代世界自然科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和一座新的高峰。

[1]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96页。

[2]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01页。

[3]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97页。

[4]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99页。

[5]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01—102页。

[6]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28—129页。

[7]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33页。

[8]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50页。

[9]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34页。

[10]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43页。

[11]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152页。

[12]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60页。

[13]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1页。

[14] 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323页。

[15]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71页。

[16] 陈恒：《希腊化研究》，第325—326页。

[17]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122—123页。

[18] 陈恒：《希腊化研究》，第326—327页。

[19] 陈恒：《希腊化研究》，第330—331页。

[20] 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21] 陈恒：《希腊化研究》，第336页。

[22]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245页。

[23]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129页。

[24]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129页。

[25]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114页。

[26]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Ⅲ.1-2；普鲁塔克：《亚历山大》，ⅩⅩⅥ。

[27] 陈恒：《希腊化研究》，第49页。

[28] 转引自陈恒：《希腊化研究》，第328页。

[29]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