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人看来，一个“自由人”的特征即是在生活上能够自给自足，不依附于他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而一个“奴隶”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天生属于他人的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个自由人的状态就是不生活在另一个人的束缚之下……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59]以此为标准，除了自耕农之外，包括独立的手工业者、商人、雇工在内的从业人员，就由于不能够在生活上自给自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他人而都带有了不同程度的“奴性”，所以，在早期希腊，“服务”（service）与“奴役”（servitude）是密不可分的[60]，为自己工作和为他人工作正是“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区别所在。在希腊，拿钱为别人办事被认为不是一个自由人的行为，一个自由的公民即使沦落到一文不名，也要保持其经济上的某种独立性。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讲到一个名叫犹太鲁斯的公民，他由于战争而丧失了全部财产，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当苏格拉底建议他去为一个大户人家做管家的时候，他拒绝了，因为“不愿做一个奴隶”，而宁愿当一个“自由的”雇工[61]。

可见，“雇工”是一个“自由人”可以想象到的最坏的生活状态。如果说一个“雇工”还保留着人身的自由和职业上一定的选择权的话，那么奴隶则完全没有一点自由可言，他们本身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为了证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古典时代的作家们纷纷从各种角度论证奴隶在天性上的低下，几乎没有人提出过废除奴隶制度的主张。“在希腊人眼中，没有一个健康的长久的社会能离开奴隶。”[62]阿里斯托芬在《公民大会妇女》中用充满想象力的戏剧的语言向世人描绘出了一幅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的图景，人们终于不再为生计问题而操劳，生活在幸福、和谐和安逸之中；但是在戏剧的结尾处，当有人忽然问到由谁来耕田种地的时候，回答仍然是：“奴隶”。由此可见，使用奴隶的观念在希腊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是根深蒂固的。

三、古希腊人的“本末”（农业与工商业）观念

在古汉语中，“本”和“末”是两个指示字，原指草木的根部和末梢，由此引申而成为中国思想史中的一对相互对立且相互依存的重要范畴。“本”泛指一切事物的基础或主体，而“末”则泛指一切事物的次要的或非根本性的一面。首先，从重要性来看，“本”大于“末”，因为有“本”才能产生“末”，没有“本”的话“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其次，从二者的关系来看，又显示出相互依存且相互影响的一面，一方面“本”的存在为“末”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末”的产生又会对“本”的存在造成好的或坏的影响。

正是由于作为社会经济基础性部门的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从战国时代开始，“本”和“末”的概念就被应用到经济领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对特定的思想范畴，其中“本”泛指农业，“末”泛指工商业，“重本抑末”的学说也随之产生。在古代希腊，虽然没有出现与古代中国相对应的“本”和“末”的范畴，但是也存在着与中国古代十分类似的重农轻工商的思想观念[63]。在古典时代，随着农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希腊的思想家们也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展开了全面和深入的反思，这些思考既来源于当时希腊人现实的经济生活，也展示出他们对经济生活的哲学思考和伦理诉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思想去还原或建构作为这些思想的来源和基础的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经济结构。

对“本”业的认识 与古代中国的思想家相仿，对于作为“本”业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活，古代希腊的思想家都无一例外地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关于农业的重要性，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细致的论述。他说，“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也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和锻炼身体的手段”，接着，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各个角度对这种看法加以论证，俨然是一篇“农业颂歌”。

首先，在经济上，农业是人们得以生存的最基本保障。“第一，土地给种地的人生产人们赖以生活的食粮，此外她也生产人们所享用的奢侈品。第二，她供给人们装饰祭坛、雕像和他们自己的一切东西，并提供最优美的景色和香味。第三，她生产或供给很多美味食品的原料；因为饲养牲畜的技艺是与农业密切相联的，所以人们就有了祭坛所用的牺牲和自己使用的牲畜。”

其次，农业不仅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而且在国家的军事活动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她通过训练给那些用自己双手劳动的人增加力气……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当骑兵，耕种乃是为他的马匹供应饲料的最有用的伙伴；如果他愿意当步兵，耕种也能使他身体灵活。……土地还能鼓励农民武装保卫国家，因为庄稼都生长在露天里，易于受到强者的劫夺。什么技艺能比农业训练出更好的跑手、投掷手和跳高手呢？”[64]

在这里，色诺芬把农业和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了古代国家赖以存在的这两个最基本的活动，另一方面在这两者之中农业又是重中之重，因为一旦农业出现问题，战争也就失去了后盾，从而说明了农业不仅是公民个人安身立命也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因此，色诺芬十分推崇波斯国王所推行的“农战政策”。实际上，不仅在希腊和波斯，古代国家的统治者无不把农业和战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正如马克思所言，“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所以“农业享有极大的荣誉”[65]。

最后，色诺芬指出，农业在人们的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培养上也十分重要。这是因为：（1）农业可以培养人正确的劳动观念，促使人勤于劳作，吃苦耐劳，从而不会沾染上不劳而获的恶习。（2）土地使人诚实、公正，对于土地来讲，“你服侍得她越好，她报偿你的好东西越多”，反之，“对于不忠实的人，农业乃是很精明的谴责者”。色诺芬认为，收成的不好都是由于农人自身的怠惰和心存侥幸所造成的。（3）由于农耕生活中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既不能携带且最易受到侵害，所以在战争中最能够团结起来保卫国家、英勇作战的就是农民。“我们得出结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所以这种谋生方式似乎应该受到我们国家的最大重视，因为它可以锻炼出最好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66]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对农业的述评可谓全面而透彻，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基本上没有超出这种基调和范围，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

柏拉图关于农工商业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壮年时期的《理想国》和晚年时期的《法律篇》两部著作中。

在《理想国》中，他试图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构建出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家的模型。“首先，最重要的是粮食，有了它才能生存……第二是住房，第三是衣服，以及其他等等”，因此，“要有一个农夫、一个瓦匠、一个纺织工人”以及“一个鞋匠或者别的照料身体需要的人”，这样，“最小的城邦起码要四到五个人”[67]。在这里，我们看到柏拉图把生产粮食的农夫放在了一个国家建立和存在的首要位置，然后才是手工业者、商人以及护卫者等组成城邦所必需的各色人等，体现出了明确的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指导思想。在此后的论述中，柏拉图虽然没有像色诺芬那样对农业生产和生活大加颂扬，但却对包括手工业、商业、服务业、钱贷业在内的挣取金钱的“末”业表现出强烈的鄙视和拒斥情绪，从中可以反衬出他对农业的宽容和接纳。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不再专注于理想国家的构建方面，而是把主要的笔墨放在如何为实践《理想国》所定的原则而制定具体法律上面。我们注意到，《理想国》中所表现出的对工商业活动的怀疑和反感在这部著作中又进一步加深了。《法律篇》中制定了十分详尽的农业法，第一条就是严禁任何人移动标志土地边界的界石，使人联想起了孟子的“夫仁政，必自经界始”[68]的说法。国家设置了土地管理员，负责监管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一切事务。农业法在水源、灌溉和收获物等问题上都作出了种种严格的规定[69]，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农业生产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

实际上，在希腊人的现实生活中，城邦的执政者一直把对土地的管理和农业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不断出台有关的政策和法律。比如，在斯巴达传说中的来库古改革中，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按照平等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梭伦改革中，针对农民欠债的问题颁布了“解负令”，并按照年收入农产品的多少重新划分了社会等级。此外，由于阿提卡土地贫瘠，十分缺水，有限的土地不能养活众多的人口，为了保障农业生产，梭伦还制定了严格的“水资源法”，同时规定除了橄榄油之外，禁止任何农产品的出口。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说的建构中，虽然在方法上有别于他的老师柏拉图，更倾向于从现实的城邦政治出发来挽救城邦体制的危机，但在对农工商业的认识和看法上与柏拉图没有什么不同。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指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但“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耕作土地以收获果实来获得生活资料”。接着，他把人们赖以生存的“致富术”分成两类，一是靠劳力获得财富，包括牧羊、农作、捕鱼和狩猎，另一类是靠交换和零售商业获得财富，通过比较得出前者是凭借天赋的能力以觅取生活必需品，而后者获得的财富是没有限度的，因此，前一种获得财富的方式是自然的，而后一种是违背自然的[70]。所以，与柏拉图相仿，亚里士多德在承认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的前提下，也是从财富获取方式的伦理学角度给予了农业以“自然”和“正当”的定位。

对“末”业的认识 我们看到，希腊古典时代的思想家们在普遍给予农业以正面和积极的评价的同时，在对待包括手工业和商业在内的“末”业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从总的情况来看，色诺芬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相对严厉。不过，他们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所表现出的差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因为他们一方面都认可或者肯定工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而对这种必要性的认识则建立在其社会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都对工商业活动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鄙夷或蔑视，而这种轻视的态度又都是出自伦理道德上的价值评判。

如果说色诺芬把农业当作一种崇高的事业的话，那么手工业则是一种“粗俗的技艺”，因为这些技艺不仅有害身心，而且有损道德，“这些技艺迫使工人和监工们静坐在屋子里，有时还整天待在炉火旁边，伤害他们的身体。弄坏身体就会严重地弄坏精神。而且，这些所谓的粗俗的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类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与朋友们交往，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尤其对于这最后一点“是可以立刻得到最确实的证明的，只要在受到敌人的侵犯的时候，让农人和手工业者坐在两处，分别问他们是赞成保卫国家，还是赞成撤离广阔的地带，专门防守城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信那些与土地有关系的人一定赞成保卫土地，而手工业者一定不愿意斗争，而愿意像他们一向所受的训练那样静静地坐着，避开艰苦的斗争和危险”[71]。

可见，手工业之所以被认为是“粗俗的技艺”，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对道德的损害：至于它在社会经济上的功能与作用，色诺芬是并不否认的。他一再强调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家庭经济中最自然的是两性的分工，“神从一开始就使女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内的工作，而使男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外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劳动分工就更加必要，“因为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在《居鲁士的教育》中，他记述了波斯的大城市中手工业生产的社会分工之发达：“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一个从事这么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另一个人做女鞋。有时，一个人只靠缝皮鞋为生，另一个人靠切皮鞋的皮为生；有的人只裁衣，有的人只缝纫。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72]

对于工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色诺芬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认识的层面，而且还做出了使之成为现实国策的努力。在《雅典的收入》一文中，他针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农业生产的凋敝、贫富分化的加剧，和雅典利用提洛同盟对其他城邦日益加紧的剥削和奴役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利用自身的地理和资源上的优势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以增加财富的方法和措施。例如，在手工业上，色诺芬指出，雅典的地下拥有大理石和白银这两种得天独厚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为雅典的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且其本身就是可以直接出口以换取粮食等物资的产品。由于银矿资源的开发完全不受到市场和需求的限制，所以更应该大力发展。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主张，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收购大量的奴隶，再出租给私人，用包税的形式进行白银的开采，国家将从中获得十分可观的利润。对于商业，色诺芬认为雅典不仅位于“希腊的中央”，而且也是“有人居住的世界的中央”，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商业和外贸的地理条件，“是一个最好的和最能生利的贸易地点”。因此，他建议政府应该为外来的客商大开方便之门，招商引资，并设立一项专门用于外贸的国家专项基金，这样，“寄居在我国和来我国访问的人越多，显然就会有越多的商品进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会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贡献”[73]。

我们看到，色诺芬的国营工商业的建议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从梭伦改革时代起，大力发展工商业就一直是雅典的一项基本和长期的国策。到了古典时代，雅典已经发展成为希腊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色诺芬的主张既建立在这种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又可以看成是这种政策的深入和发展。

与色诺芬旗帜鲜明地赞成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工商“末”业的看法带有明显的保守性，而且相对复杂。

柏拉图的农工商业观主要体现在他的城邦经济起源说以及由此引出的社会分工理论上。他认为，城邦起源于个人的不能自足而产生的彼此之间的相互需要，只有通过社会分工和彼此之间的产品交换才能使大家都能得到满足。上文说到，柏拉图认为，一个最小的城邦也至少需要一个农夫、一个瓦匠、一个纺织工人和一个鞋匠，但他接着指出，实际上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国家，仅仅有这么几个人是远远不能够自足的，于是，在他的理想国中，包括木匠、铁匠、牧人在内的更多的从业人员被加了进来。但人员仍然不够，因为“把城邦建立在不需要进口货物的地方，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要进口就必须有出口，因此，工匠们不仅要为本邦进行生产，还要为外邦生产，这就需要更多的农夫和技工了。为了完成这些进口和出口的买卖，就需要专门的人员，这就是商人。接下来，城邦还要为内部和外部的商品交换提供特定的场所，即市场。柏拉图把商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在本邦市场上做买卖的小商人，类似于中国的“坐贾”，另一种是往来于城邦之间的大商人，相当于我们的“行商”。除了各类工匠和商人，最后被“发明”出来的是出卖劳动力而领取工资的“仆人”和“佣工”，至此，“我们的城邦已经成长完备”[74]。在这里，柏拉图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手工业和商业在城邦生活中的必要性，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工商业活动基本上还是持有肯定的态度。

但接下来，他的话锋一转，通过对“一个真正的和健康的国家”和“一个发烧的国家”[75]的描述和对比得出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那就是城邦中并不是所有的需要都是必需的。总的来看，在一个“健康的国家”中，生产和消费的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而在一个“发烧的国家”中则加入了许多奢侈品。由此可见，柏拉图对工商业的认同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存在的必要性要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为限度。

在他的理想国家的建构中，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内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完全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生活之外，在这个由农工商业者组成的社会基底之上是一个由1000人组成的高贵的“护卫者阶层”，他们不进行任何的生产活动，专门进行军事训练和学习文化，并拥有政治权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就是从护卫者中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哲学家，即“哲学王”。由哲学王和护卫者阶层组成的统治阶级的内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不仅土地和房屋，而且妇女和儿童也都在公有的范围。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业者则允许拥有私产，其主要任务就是向统治阶级提供基本的生活给养。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中，农工商业活动也仅仅被限制在无权的生产者阶层的范围内，其“低贱性”不言而喻。

在柏拉图的最后一篇对话《法律篇》中，护卫者的人数由1000人增加到5040人，但上述的社会结构却没有改变，因此，柏拉图关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系列立法主要是针对护卫者阶层以外的生产者阶层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那些有关工商业的法律不仅全面贯彻了《理想国》中所提出的以基本需要为限度从而建立一个“健康的国家”的原则，而且还流露出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少有的对工商业活动的怀疑、轻蔑和敌视态度，明显体现出了他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变化和发展。

对于手工业者来说，诚实是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为此，在货真价实、如期交货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手工业者被按照一定的数量和比例分配到指定的乡村和地区，其主要任务是满足大众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因而对产品的种类也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其中以农具、军事用品和日常的生活用品为主[76]。这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和配给经济的特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要使人们产生超出基本生活需要的欲求。

如果说《法律篇》中对手工业活动的管理和规定还相对简单的话，那么在商业上的立法则可谓事无巨细，不厌其烦。

首先，国家从选址上就应该尽量远离外贸良港，因为“海洋实在是一个‘又苦又咸的邻人’，它使一个地方染上商业和赚钱的习气，以及随之而来的零售贸易，在心灵中形成了狡猾和不信任的性情；它因而带走了一个城市对自身和对他人的信任和友谊”[77]。所以，这个国家的食物最好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农业生产，法律既不允许各种奢侈品的进口（除了军事上的需求），也不允许本邦的生活必需品的出口[78]。一句话，最好没有对外贸易，或把这种事情减少到最低的发展水平。

其次，国内的商品交易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市场管理员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产品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商业欺骗和产品的弄虚作假是绝对禁止的。在交易过程中，“在市场上贩卖各种商品的人不可以提出两种价格……也不能在一天之内任意提高或降低价格，不允许对所卖的商品用发誓来加以赞扬”。为此，市场管理员和法律的护卫者应该制定出一个详细的法律条文，张贴在市场上，使所有参与买卖的人一目了然[79]。

再次，严格禁止以营利为目的的零售贸易。“在这种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商业活动中的以赚钱为目的的零售贸易在整个地区或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禁止存在。”[80]那么，为什么柏拉图一方面承认零售商业在社会分工和人民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在其《理想国》中也为零售商人留下了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在这里却要明文禁止呢？他继而指出，原因就在于零售商人往往会受到贪欲的驱使而见利忘义，去损害他人的利益，他们“一旦有了需求，就毫无限制地获取，当他们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钱财，他们便选择无限地谋求”[81]。所以，零售贸易必须严格禁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要越少越好。接着他再次重申了在护卫者阶层中严格禁止经商的规定，“从事零售商业的人必须是定居的外国人或陌生人”。对法律上允许保留的零售贸易，法律的护卫者要进行全面和严格的监管，其中包括公布收支情况，使之得到一份恰当的利益[82]。

最后，既然以贱买贵卖为特征的零售商业都受到这样的谴责和管制，那么以钱生息的高利贷就更是罪大恶极了。“城市中不得有金银存在，也没有通过粗俗的职业获得的高额利润、高利贷以及其他类型的可耻的增值。”因此，“不得把钱给他不信任的人，禁止有利息的借贷。一个得到一笔借贷的人被允许连本带息地拒绝偿还”[83]。这样，作为商业活动的最高发展形式的金融业被彻底地赶出了这个“理想国”。

在对工商“末”业的认识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有着大体相同的看法和倾向，有所不同的是，除了营利性质的工商业活动对人的道德品质上的腐蚀作用这一伦理上的批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从经济的角度对这种认识进行了分析和解说。

前文说到，在靠劳力获得财富及靠交换和零售商业获得财富这样两种主要的“致富术”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前者需求有限、方式自然，而后者则欲求无度、违背自然。为什么呢？接下来亚里士多德就从产品的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上阐明了其中的原因，比如鞋子既可以用来穿，也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虽然同样都是鞋子的用途，但前者所实现的是鞋子固有的用途，因而是正当的，后者实现的则不是鞋子本身的用途，所以是不正当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区分的鞋子的两种使用方式正是马克思所谓的商品的两种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如果说“使用价值”表现为“对人类生活的有用性”，“只是在使用和消费中得到实现”的话，那么“交换价值”则“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84]，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够体现出来。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商品交换都违背自然而应该受到谴责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并不尽然：“在最初这是一种自然的方式，是由于人们所拥有的物品，有的太少，有的又太多所致。”[85]也就是说，人们起初所进行的满足彼此需要的物物交换并不违背自然，只是到了后来，这种简单的交易继续发展，演变成为一种“获得金钱”的方法之后才开始违背自然，因为交易的目的不再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积聚大量的金钱。最后，从这种违背自然的致富方式中又发展起一种更加违背自然的方式，即高利贷：“最为可恶的是高利贷，人们这样讨厌它是极有道理的，它是用金钱本身来谋取暴利，而不是通过金钱的自然目的来获利。因为金钱本身是用来交换的，而不是用来增加利息……这就是在所有致富的方式中高利贷何以最违背自然的原因。”[86]

至此，亚里士多德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人类商业发展历史的草图，从中区分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的模式，实际上这两种模式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的流通”。用公式来表示，W代表商品，G代表货币，“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就是W—G—W，即“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在这一循环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外一种商品，或者退出流通而转入消费，因此这种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而“资本的流通”的公式是G—W—G′，即“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与前一种循环不同，这种循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87]，也就是更多的货币G′。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得出了前一种以使用价值为最终目的的交换并不违反自然，而后一种以获取更多的金钱为目的的交换违背自然的结论。

最后，亚里士多德所极力谴责的钱贷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生息资本”，在这种类型的交易中，资本流通的“G—W—G′”的形式又被简化成为了没有媒介的“G—G′”，即“生出货币的货币”[88]。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货币被发明出来的目的是用来交换的，而这种使用货币的方式显然又违背了货币本身的用途，因此也就成了最不自然和最应该受到谴责的致富方式。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清晰地描绘出从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劳动到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再到以获取金钱为目的的零售商业和有息钱贷的发展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工商“末”业得以产生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不断使用“自然”和“不自然”的伦理标准对这些经济活动是否应该存在而进行一一评说，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对古希腊传统上占主流地位的工商业观念作出了更为全面的总结和阐释，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对“本”与“末”之间关系的认识 以上我们对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时代的思想家对农工商业活动的基本认识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总结和分析。总的来看，他们都认为国家应该把农业生产放在首要的位置，这样做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而且还关系到人的道德品质培养和国家军事防卫等诸多方面，其根本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于工商业活动，他们在基本上承认或肯定其存在的必要性的前提下，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轻视或压制的态度。那么，在他们看来，在“本”业与“末”业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他们对农工商业的总体看法正是建立在其对“本”业与“末”业之间关系的认识上面。首先，作为“本”业的农业生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本”业发展起来，“末”业才有可能兴旺，而不是相反；其次，在“末”业产生以后，就不再只是一种被动的力量，而具有了一定的能动性，因此，“末”业发展的健康与否也就会对“本”业乃至于城邦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于是对发展“末”业的积极的一面或消极的一面的认识、偏向和强调，也就成为对其相对宽容和相对严厉的两种不同态度得以形成的根据和基础。

色诺芬认为农业是其他技艺之母。在论述农业生产为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农畜产品的时候，他说：“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和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处于垂危的境地了。”[89]在这段话中，色诺芬十分明确地阐释出“本”业与其他“末”业之间的轻重和连带关系：一方面，“本”业的稳固是“末”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只有“本”业繁荣，“末”业才会兴旺，如果“本”业荒废了，那么“末”业也就跟着垂危了；另一方面，“末”业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本”业稳固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对于“末”业对“本”业的影响，色诺芬除了批评手工业活动对人的身体、精神和品德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之外，并没有对其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功能予以否定，而且还充分认识到了“末”业的发展反而能够对“本”业的稳固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认识在普遍存在着“重农轻商”思想的古代社会中可谓难能可贵。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他详细地记述了因为战争而造成粮食歉收的一家人是如何通过手工生产而渡过难关的[90]。可见，手工业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而且在农业衰败的时候，还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生计。在这里，色诺芬不仅认识到了“本”业对“末”业的决定作用，也注意到了“末”业在一定条件下对“本”的补充和稳固作用。对于这种认识，他在《雅典的收入》中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发挥和阐述。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增加雅典国家收入的方法”，其写作的时代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期，由于战争的影响，农业经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大量农民由于失去土地而涌入城市，贫民人数大增，农业生产则日益凋敝，雅典只能依靠海外粮食的进口和剥削提洛同盟各邦来维持生存。针对这种经济生活的窘境，色诺芬通过对雅典的全面考察，得出了雅典公民“可以借助他们的本国资源来维持生活”的结论[91]。除了农副产品的种植外，色诺芬提出了一系列大力发展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的主张，并明确地提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农业破败的情况下，获得充足的资金去换购粮食，发放军饷，稳固国防。为了解决个人资金不足的问题，他甚至还大胆地提出了建立国营采矿业和金融业的主张。

应该说，大力发展工商业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就一直是雅典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主要是由于雅典土地贫瘠、耕地有限的较为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使然。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城邦一方面鼓励包括葡萄、橄榄、无花果在内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鼓励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制造和出口；另一方面鼓励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创造更多的谋生手段和就业机会，并通过特色商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换取包括粮食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和军需物资。梭伦改革中所实行的包括规定公民必须让自己的儿子学会一门手艺、大力吸纳外邦的手工业者等发展工商业的措施，从根本上说都是出于弥补粮食生产不足的目的，因此也就带有了扬“末”以固“本”的性质和色彩。上述色诺芬关于“末”业对“本”业的积极作用的认识正是建立在雅典长期实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的实践基础上的。

如果说色诺芬在“本末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充分认识到了“末”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本”业的稳固会起到积极作用的话，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对“末”业过度膨胀对“本”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当谈到一个城邦的建立都需要哪些人员的时候，他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真正的和健康的国家”和“一个发烧的国家”。在前面一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人们都以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为满足，过着并不富有但可以自足的生活，健康、平安而安逸幸福，享受着天伦之乐，没有受到“贫困与战争之苦”。但是在后一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了却是另一番景象：

“不少人看来对刚才这个菜单或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满意。睡椅毕竟是要添置的，还要桌子和其他的家具，还要调味品、香料、香水、歌妓、蜜饯、糕饼——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开头所讲的那些必需的东西：房屋、衣服、鞋子，是不够了；我们还得花时间去绘画、刺绣，想方设法寻找金子、象牙以及种种诸如此类的装饰品……那么我们需要不需要再扩大这个城邦呢？因为那个健康的城邦还是不够，我们势必要使它再扩大一点，加进许多必要的人和物——例如各种猎人、模仿形象与色彩的艺术家，一大群搞音乐的，诗人和一大群助手——朗诵者、演员、合唱队、舞蹈队、管理员以及制造各种家具和用品的人，特别是做妇女装饰品的那些人，我们需要更多的佣人。你以为我们不需要家庭教师、奶妈、保姆、理发师、厨师吗？我们还需要牧猪奴。在我们早期的城邦里，这些人一概没有，因为用不着他们。不过，在目前这个城邦里，就有这个需要了。我们还需要大量别的牲畜作为肉食品……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我们不是比以前更需要医生吗？……说起土地上的农产品来，它们以前足够供应那时所有的居民，现在不够了，太少了……因为我们想要有足够大的耕地和牧场，我们势必要从邻居那儿抢一块来；而邻居如果不以所得为满足，也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的话，他们势必也要夺一块我们的土地……下一步，我们就要走向战争了……”[92]

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家中，随着人们各种各样的欲求被毫无节制地调动起来，一方面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另一方面也在失去从前的安定、祥和与自足。与日益膨胀起来的欲求同时出现的是城市规模的无限扩张，以掠夺土地、资源和人口为目的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战争无疑会给农业生产以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致命的伤害，每次战争之后都会出现贫困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荒芜和农业的衰退。在柏拉图看来，这一切伤及城邦根基的恶果之所以产生，都可以追溯到人之欲求的无限扩张，其中工商“末”业的过分膨胀难辞其咎。

因此，为了维持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执政者就必须把人们的欲望限制在一个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上。正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柏拉图为城邦的经济生活制定出一系列严苛的法律，其中主要包括：（1）作为掌握国家统治权力的哲学王及其护卫者阶层严格禁止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尤其是以获取钱财为目的的工商业活动；（2）在生产者阶层中，除了农产品的生产及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用品的制造与流通之外，其他超出生活需要的工商业活动，尤其是零售商业和钱贷业一律禁止，或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并且要在国家的严密监控之下进行[93]。

在工商“末”业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基本上继承和接受了柏拉图的看法，并从经济分析的角度为这种认识找到了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毫无疑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对工商“末”业抱有一种强烈的敌视和贬抑态度，就是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了“末”业没有节制的扩张会对“本”业造成致命的伤害和破坏。

实际上，在希腊人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强烈地感觉到了工商业的发展对作为城邦存在之根本的传统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种种不利影响，这种认识最为集中地反映在雅典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

古希腊的喜剧被色诺芬称作“实际生活的戏剧”[94]。因为其故事情节大多取材于雅典人的日常生活，故而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哲学家、诗人、奴隶、乞丐、盗贼、妓女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其中尤其以农民和手工业者居多。通过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色诺芬对当时雅典的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贫富分化、告密者的敲诈、煽动家对人民的愚弄以及社会风气的恶化等问题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

在他传世的最后一部喜剧《财神》中，阿里斯托芬通过“财神”和“穷神”这两个带有哲学意味的神灵形象，对雅典社会中所出现的好人受穷、坏人致富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中就蕴含了他对农业、工商业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认识和评价。

在古希腊语中，“财神”名叫“普路托斯”（Ploutos），本义是“财富”，最初是一个农业术语，“财神”与掌管地下世界的冥神“普路同”（Plouton）出于同一个字根，其中的寓意是，古代人认为财富之源在地下，因为农产品和金银等贵金属都是从地下生长出来或者开采出来的。但是后来，随着财富之源由地下转移到了地上，也就是说，当农业不再是人们获取财富的唯一来源，尤其是随着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货币拥有的多少逐渐取代了土地和农产品，成为衡量财富的标准和象征，“财神”就变瞎了。在当时，“财神”是瞎子是一个普遍的说法，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就提到：“财神并不瞎，而是心明眼亮，只要他能谨慎行事的话。”[95]正是因为“财神”是个瞎子，才造成了人间好人受穷、坏人反而致富的局面。在《财神》这部戏中，瞎眼的财神被搬上了舞台，剧情的大意是讲两个正直而贫穷的农民如何在众神的指引和帮助下医好了财神的眼睛，使得富有的坏人变穷，而贫穷的好人致富，从而扭转了不公正的社会现实。

那么，这个故事中透露出作者关于农工商业怎样的思考呢？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和加剧贫富的分化，而先富起来的往往就是那些从事工商“末”业的人，尤其是富有的商人和高利贷者，而日益贫困者则是作为他们主要剥削对象的小农阶层。正是因为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才会出现“为富不仁”的观念，“财神”瞎眼正是这种观念的形象表达，因此，让“财神”复明正是代表了广大贫困的小农阶层的愿望和呼声。

在阿里斯托芬传世的11部喜剧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是像《财神》一剧中所塑造的这种正直、诚实而贫穷的阿提卡小农，抱着对这些小农的无比同情，阿里斯托芬对那些剥削、欺骗、侵害和腐蚀小农的富人、商人、高利贷者、政客以及城市无产者进行了犀利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在他的剧作中，我们时刻都能够体会到作者对于自然的、和平的、富足的农村生活的依恋和向往，对喧嚣、奢侈、腐朽和堕落的城市生活的反感和拒斥。在这些剧作中，新兴的工商业活动对传统的农业和农村生活的侵蚀和破坏、对人的道德品质的不利影响，都通过戏剧的语言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阿里斯托芬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工商“末”业对农业“本”业的负面影响的认识上所存在的诸多惊人的契合之处。

四、关于古代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论争

古代希腊文明是一个工商业文明，还是一个农业文明，这是肇始于19世纪末并持续至今的西方学术界关于古希腊经济属性争论的中心问题。这场争论不仅波及了整个古典学研究领域，而且还得到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这场长达100多年的学术争论虽然开始于德国，但很快就扩展到法国、英国、美国等很多欧美国家，进而影响到苏联和中国的学界，成为20世纪希腊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带有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古代经济史学术，或多或少地都是围绕着这场争论进行的。任何希腊经济史，甚至综合性的希腊史著作都不得不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96]

虽然这一论题并不仅仅涉及古代希腊，还关系到古代罗马，但古代希腊无疑是争论最为集中的地区，尤其是希腊的古典时代，由于在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以及奴隶制度等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所以才给某些历史学家造成了一种似曾相识的走入近代商业社会的错觉，希腊的“工商业文明说”由此萌生。

整个争论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世纪末争论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古史现代化派”的“工商业文明说”基本上占据了主导地位；60年代至今，“原始派”的“农业文明说”则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但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主导的倾向，在“现代化派”取得优势的时期并不缺少有力的反击和批驳，而在“原始派”开始获得胜利的时候也同样存在着很多反对的声音。这场争论持续至今不仅说明不论是“现代化派”还是“原始派”自身都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情况，也说明了古代希腊的经济，尤其是古典时代的经济状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缺乏完整和系统的经济数据与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工商业因素在希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前面我们已经对古典时代希腊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希腊人的经济思想作了基本的概述，在本节的最后，我们再简要地回顾一下这场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争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介绍一些最新进展，通过这一理论问题上的争论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古希腊人的经济实践活动的认识。

问题的缘起 在19世纪之前，古希腊的经济还没有进入古典学家的视野当中，学者们对古希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哲学、艺术以及文献等领域。19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一些专门研究古希腊经济问题的著作，但长期以来经济史并没有成为希腊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大多数希腊通史性质的著述中，希腊的经济发展只被偶尔提及。例如，19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在他的12卷巨著《希腊史》中，详细地记述了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希腊的政治发展和重大战争，但很少关注古希腊经济的发展状况。这种偏颇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对希腊的社会发展和民主制度作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格罗特对社会经济史的忽视使他看不到希腊文明较为阴暗的一面。”[97]19世纪末，首先由德国学者发起的这场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争论，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经济史“缺席”的状况。

1893年，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赫（Karl Bucher）的著作《国民经济的产生》问世，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在这个从古到今的经济序列中，他把古希腊、罗马的经济纳入了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阶段，并且指出，古典世界的城邦有别于中古时代的城市共和国，仅仅是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这就确定了古代西方经济的纯粹自然经济性质。布赫的这一看法随即在德国学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激烈的批评，其中的代表就是当时德国古史学界的权威历史学家迈尔（E.Meyer）。针对布赫的观点，1895年迈尔先后发表了《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和《古典古代的奴隶制》两篇长文，依据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描述了一个古代资本主义产生、演进的模式，指出古代希腊罗马经济与近代资本主义雷同，事实上确定了古代西方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他认为，“近代西欧的发展与希腊亦无大的差异，14至15世纪的西欧相当于公元前7至6世纪的希腊，16世纪的西欧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类似。古代希腊同样存在重商主义和商业战争。不同的是日耳曼-基督教文化禁止了奴隶制，创造了雇佣劳动，从奴隶制可以取得独立和财富的角度看，古代的奴隶和近代的产业工人亦无根本差别。”[98]

布赫和迈尔的分歧肇始了西方学界持续百年的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论争。众多的参与者虽然各有侧重，观点杂多，但始终没有脱离布赫和迈尔定下的这一基调，经过两人的支持者们的继续论证、补充和发展，就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术派别：把希腊罗马基本上看成是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一派被称为“原始派”，而以迈尔为代表的视古代经济为“工商业文明”的学者则组成了“现代化派”。后来的有些学者虽然在观点上摇摆于两者之间，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还是有着明显的偏向，而且与前辈的学者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因此，两个派别从一产生就界限分明，形成了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影响至今。

“现代化派”占据主导地位 从一开始，争论就朝着有利于迈尔的一方发展。原因一方面在于布赫的模式本身所存在的简单、偏颇和绝对之处，与古代存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史实不符；另一方面是因为迈尔本人是继蒙森之后德国古史学界的权威，比布赫在史学界的影响更大，其名作《古代史》首次尝试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文明做综合性的考察，资料丰富、见解深刻，尤其是其中关于奴隶制和古代经济的观点，至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以迈尔为代表的古史学家所提出的古代经济研究的理路，非常符合当时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而当时国家在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古史现代化学派”得以站稳脚跟并迅速蔓延的这种时代背景。

由于上述的原因，迈尔的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和响应。比如，古史专家比洛赫（K.J.Beloch）在其1894—1904年出版的四卷本《希腊史》中，认为古希腊早在公元前6世纪即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古代与现代的经济仅有量上的不同，并无质的差异。比洛赫成为迈尔之后古史现代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另外，鲍尔曼也在其著作《古典世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史》中首次把古代阶级斗争纳入了近代阶级斗争的模式[99]。“古史现代化”的观点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同时期的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大行其道。比如，法国教育大臣杜里伊（V.Duruy）在其《希腊史》中就把古典时代的雅典描绘成一个社会进步、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理想国家，其基础就是发达的工商业[100]。英国学者乌尔（P.N.Ure）在其《希腊文艺复兴》和《僭主政治的起源》中，无限夸大了工商业在希腊古风时代经济与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庇西特拉图领导的山地派描绘成了一批靠开矿发财的工业家[101]。

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20-50年代，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基本上被“现代化派”所统治。“现代化派”史家中最有影响的集大成者就是罗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ff，1870—1952），他关于古代经济史的两本代表性著作是《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1926年）和《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1941年）。他认为，公元前8—前6世纪的殖民运动和经济革命刺激了希腊世界工商业和奴隶制的发展，希腊世界的商品经济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希波战争后，雅典极力想击败腓尼基，目的是把它从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中排挤出去，在未获成功的情况下，又转而试图从经济上打败其在希腊的竞争对手厄基那、科林斯和麦加拉等邦，继而在抢夺意大利和西西里市场的时候引起了科林斯的不满，从而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世纪以后，希腊大陆产品市场的缩小导致了城邦的危机。在罗斯托夫采夫建立的希腊史框架中，工商业显然成为了古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经济被严重地“现代化”了。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学者都开始用“现代化”的精神来解释古代的历史：本特森（H.Bentson）用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商业竞争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萨瑟兰（C.H.V.Sutherland）用商业的发达说明厄基那的富有；贝蒙特（R.L.Beaumont）将爱皮丹鲁斯的繁荣归之于贸易；弗兰奇（A.French）的《雅典经济的增长》主要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阐述雅典得以建立并控制提洛同盟的原因[102]。

1928—1934年出版的英国学者组织编写的《剑桥古代史》（第一版）是20世纪上半叶希腊史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该书的希腊罗马部分一方面仍旧延续传统的写法，以政治、军事和文化史为主，关于古代社会和经济论述甚少；另一方面，在其论述经济发展的部分，深受当时正在盛行的“古史现代化派”的影响，其解释框架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其中的一些主要的作者，如乌尔和罗斯托夫采夫就是“古史现代化派”的代表人物。此外，这个时期西欧各国涌现出了大量的希腊经济史研究著作，其中大多都体现出了“古史现代化派”的观点，或者受到其强烈的影响。比如，法国学者格洛兹和杜丹（J.Toutain）于1929年和1930年分别出版了《古希腊的劳作》和《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两部著作都以史料丰富、描述翔实见长，而在观点上都表现出“现代化派”的明显倾向，古代希腊的经济生活被商业化了。比利时学者弗兰克特（H.Francott）在其著作《希腊城邦的财政》和《古代希腊的工业》中，讨论了工商业者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地位，把雅典的政治视作商人的政治，而把斯巴达政治当作农民的政治[103]。

在迈尔之后，“现代化派”的观点经过许多人的努力而越来越系统化，其主要内容包括：（1）在经济领域中，工商业起决定作用，农业主要为市场生产，受着市场竞争法则的制约；（2）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工商业者构成极重要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经常联合下层群众，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对外则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劳动力来源而与异邦竞争者展开斗争；（3）提倡重商主义[104]。正是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西方古代的政治、社会、经济乃至于思想文化都被整合到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中。

不过，在以迈尔为代表的“现代化派”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但由于批评大多仅仅停留在对史实的不同理解和争论上，并没有从概念和方法上提出质疑，所以并没有对“现代化派”构成真正的威胁，影响也就十分有限。比如，与迈尔同时期的英国学者齐默恩（Alfred Zimmern）在其《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1911年）一书中就提出，在我们歌颂雅典民主政治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古代与近代之间的巨大差异而故意夸大古代经济的发展水平，把近代的概念滥用到古代历史中去[105]。

最早对迈尔的观点提出疑问，并从方法和解释模式上给予强有力的反思和辩驳，而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他曾经深入地研究过布赫的著作，与迈尔也有过交往，是这场争论之缘起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可以说，正是布赫和迈尔之间的分歧激发了他对古代经济问题研究的兴趣和思考，但他对二者的观点都持有保留态度。在跟随他的两位导师罗马史权威蒙森和中世纪土地制度研究领域的专家奥古斯特·梅森完成了关于罗马土地制度的讲师资格论文之后，1896年，他在弗赖堡做了题为《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的讲座，这个讲座显然受到了不久以前布赫、迈尔争论的直接影响。在这两种解释模式之间，韦伯试图寻求一种妥协。一方面，他赞成布赫对庄园的强调，在该文中他详细论证了庄园自给自足趋势的强化妨碍其向资本主义转型；另一方面，韦伯又同意迈尔对贸易、营利和货币因素在古代世界重要性的强调，甚至把它们看作古代文明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他希望把自己的研究视角扩展到古代文明的整个经济生活中，提出研究古代文明的衰落关键必须从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寻找答案，即古代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何以被抑制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问题。韦伯的分析建立在“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上面。他认为古代文明基本上是一种城市文明，城市文明的衰落与市场经济的衰落紧密相关。在考察了古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古代城邦自给自足的特性使市场以本邦的需要为中心，国际贸易在规模上是微不足道的，而古代的劳动组织以非自由劳动为主，这也制约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使得古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奴隶制庄园经济的基础上；而大部分地产并非以经营企业的方式进行管理，庄园为市场生产的产品主要是那些高价产品，只能维持一个狭小而贵族化的市场。因此，奴隶制庄园的自给自足化是导致古代市场经济和城市衰落以致整个古代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弗赖堡讲座”发表的一年之后，韦伯又出版了长篇著作《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况》，开宗明义地把问题集中在古代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独特性的探讨上，并对古代资本主义发展受到抑制的市场、劳动力以及资本结构等方面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古代经济的特殊性及其与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本质区别[106]。但是，在当时的德国和英美国家，统领着古典学界的仍然是上一代的大学者们，韦伯的论述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注意。

图5.8 马克斯·韦伯头像

在韦伯之后，德国古典学者汉斯布鲁克（J.Hansebroek）继承了布赫的观点，在《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1928年）和《希腊经济与社会史》（1931年）两本著作中借鉴了韦伯的“理想类型”等方法，在仔细研究了城邦经济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不能把现代概念滥用到古代经济的分析中，而只能在城邦的范围内研究古代经济与工商业的作用。他指出，古代希腊并不存在统一的工商业者阶级，国家对贸易的关注仅限于谷物、木材等事关国计民生的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希腊城邦来说，公民的重要性仅仅是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所以国家并不关心出口，这一做法深刻地反映了古代与近代经济的差别[107]。在《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一书中，他首次把布赫和迈尔开始的这场争论的双方命名为“原始派”（Primitivist）和“现代化派”（Modernist）。汉斯布鲁克的这两部著作是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对后来芬利等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他的著作刚一出版就遭到包括罗斯托夫采夫在内的“现代化派”学者的猛烈攻击，他自己也因为身体等原因而离开大学讲坛，以致其著作长期被人遗忘。

在这里，还要提到匈牙利经济学家波拉尼（Karl Polany，1886—1964）。与韦伯相仿，他也是最早从经济概念和社会结构出发提出古代和近代经济具有不同性质的学者。他指出，在近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摆脱了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具有自身独特发展规律的独立实体，这为人们创造出一套专门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但是在古代或传统社会中，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或多或少地“置于社会之中”（beded in society），其功能常常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人们不能够把现代的经济概念直接用于古代经济的研究。为了研究古代经济的需要，波拉尼还创造出“贸易式交换”“家庭经济”以及“礼物经济”等适合于古代社会的概念[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