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些作为非主流的学者对“现代化派”所进行的质疑和批驳的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芬利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开始对这一学派及其古史现代化的种种主张进行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清算和反思，从而扭转了“现代化派”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由德国学者布赫和迈尔开始的这场学术争论虽然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印记，尤其是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古史现代化学派”把很多非学术因素带到了历史研究中，古代的历史被不恰当地利用了，成为了比附和影射现实的注脚，其对学术研究的消极和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要看到，这场论争以及“古史现代化学派”在客观上对后来的古典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首先，这场争论激发了学术界对古代经济问题的关注和兴趣，极大地推动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曾经被长期忽视和边缘化的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成为20世纪古典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大量古代经济史研究著作的问世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罗马的认识，尤其是对消除一直被戴在希腊罗马文明头上的理想化的光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就学术发展本身而言，这一争论引发和促进了历史学以及相关的各个研究领域的进展，其中既有新理论的产生、新方法的运用和新模式的建立，比如韦伯的“理想类型”和波拉尼的“礼物经济”就是其中的代表，同时也有新问题的提出，比如20世纪兴起的奴隶制、古代人口、城市化、古环境学等新的研究领域都或多或少地与这场争论有关；最后，正是因为以迈尔为代表的“古史现代化派”把古代和近代做了不恰当的类比，才促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为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古代经济和古代社会的特点创造了条件[109]。

全面反思阶段的开始 摩西·芬利出生在美国，后移居英国。早年曾学习法律，后来又接受过经济学的严格训练，但其后半生的研究集中在古典学领域，一生撰写了20多部专著，内容涉及希腊罗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各个领域，思想深刻，成果卓著，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有影响力的古典学家。由于他早年曾经涉足多个学科领域，培养了其开阔的视野、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底，再加上自身敏锐的思维和洞察力，使他成为这场古史现代化的反思运动中的领军人物。

图5.9 摩西·芬利头像

芬利年轻的时候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有过深入的研究，后来又受到过法兰克福学派和波拉尼的影响，但其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韦伯和汉斯布鲁克。1951年，芬利出版了他关于经济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证明了在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雅典，土地和信用仍然处于分离状态，所有的借贷都是为了支付政治捐款或置备嫁妆，与生产和投资无关。在随后出版的《奥德修斯的世界》中，他运用“礼物交换”理论来解释荷马时代的商品交换活动。1962年，在第二届国际经济史大会上，芬利宣读了他的论文，从汉斯布鲁克的立场出发，分析了爱皮丹努斯、厄基那和塔索斯等城邦的经济，完全否认了古代希腊有所谓“商业国家”的存在。1970年，他发表了题为《亚里士多德与经济分析》的长篇论文，宣称古代希腊根本不懂得现在所谓的经济分析。经过这一系列的准备之后，1973年出版了他在古代经济问题上的代表作《古代经济》，该书在1985年又出了修订版，并增加了新的章节[110]。

在《古代经济》一书中，芬利在吸纳前人有关研究和理论的基础上，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针对“古史现代化派”在古代经济研究的概念、方法和模式等问题上的反思。这本书可以被视作对统治学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古史现代化学派”的一篇具有颠覆性质的宣言。该书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研究古代经济不能从现代的概念和标准出发，因为古代经济关系的基本单位是个体家庭，而作为国民财富学说的“政治经济学”是18世纪中叶才出现的，诸如“资本”“投资”“劳动”“市场”“需求”等近现代经济术语在古代根本不存在。第二，古代西方的城市是消费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支付其消费的渠道多种多样，如农产品、专门的资源、土地财产收入、依附民缴纳的租税等，手工业生产的作用不大，因此，有关世界性市场的说法和在城邦中寻找重商主义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在古代社会中，手工业生产的目的与近代单纯追求利润不同，主要是为了满足公民的消费，城邦存在的基础是自然资源和政治权力而不是工商业活动。第三，古代社会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上的光谱中所呈现的多层分化模式，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很小，奴隶制虽然在古代一直存在，但是真正能够称为奴隶社会的仅有雅典等少数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邦或地区，且仅仅在短时间内存在。虽然这本书在论述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其基本的结论还是令人信服的，因而得到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然，这场对“古史现代化学派”的反思运动并不是芬利一个人的战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考古学、古钱币学、古文字学、碑铭学等材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欧洲各国的历史学家通过对新旧材料的重新审定和分析，从多个层面对古代西方的经济性质问题重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新的著作不断涌现，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古代与近代社会不仅有量的差别，还存在着质的不同。在希腊罗马，土地是最基本的财产形式，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111]。在“二战”后30年的欧美各国的古史研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现代化派”日渐衰微，而“原始派”的观点则不断获得优势并逐渐成为新正统派。

在法国，威尔（E.Will）是“二战”后最早对“现代化派”的观点进行全面反思和系统批评的历史学家之一。1954年，他在《年鉴》杂志上发表了《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75年》，批判了罗斯托夫采夫等“现代化派”史家的观点，肯定了汉斯布鲁克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贡献。1962年，他与芬利成为战友，在第二届国际经济史大会上共同对“现代化派”的经济史观发起了全面进攻。威尔在其著作《希腊世界和东方》中系统阐述了其“原始派”的观点[112]。

除了威尔，法国反思“古史现代化学派”的另外一员战将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德·圣克罗阿（G.E.M.de Ste.Croix），早在50年代，他就在有关古代会计学的研究中证明古代人根本不能区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缺少复式记账方法，甚至不能准确地估算获利与否。德·圣克罗阿对古代经济问题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1972年）和《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1981年）两部著作中。在前著中，他指出，在古代希腊，主要的财富是土地和非自由劳动，商业和贸易的发展程度十分有限。通过有关史料的分析和研究，他否认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雅典颁布的麦加拉法令的经济意义，雅典与科林斯之间的冲突不是经济性的，而是战略性的，并进一步证明了古代世界不存在任何类型的商业战争[113]。在后著里，他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充分运用到希腊经济史研究中，认为阶级地位是由人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在古代希腊，奴隶主与奴隶、有产者与小所有者之间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他论证了古代的民主政体是小所有者抵抗有产者压迫的有效手段，并提出由于有产者主要依靠剥削奴隶和非自由劳动为生，所以希腊社会可以被称为奴隶社会[114]。此外，莫塞（Claude Mosse）运用德谟斯提尼的演说，研究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信贷业，认为雅典并不存在统一的商人阶级，商人和土地之间也不存在冲突。另外，雅典的商业大多掌握在外邦人手中，但外邦人并无公民权，因此根本不可能与雅典的商人组成一个统一的阶级。布隆特（P.A.Brunt）通过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也得出了与德·圣克罗阿同样的结论，即麦加拉法令并不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115]。

在英语世界，奥斯汀（M.M.Austin）和维达尔-纳奎特（Vidal-Naquet）在1977年出版的《古代希腊经济社会史导论》一书可以被看成是芬利观点的全面展开和具体体现。该书强调了希腊社会的农本性质，将工商业置于边缘地位。作者提出，古代的经济中混杂着很多非经济的因素，如夫妻关系、主奴关系等，因此，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经济并不是一个自在的实体，与之相适应的是希腊人对职业高低贵贱的区分、对工作的蔑视和对闲暇生活的追求。只是到了城邦危机时期，商品生产才开始充分地发展起来，银行、信用产生，商人受到某种程度上的优待。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商业活动还是与近代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第一，银行的主要活动不是经济性借贷，而是社会性的互助；第二，商人之所以受到优待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因为雅典丧失了政治上的霸权地位；第三，在希腊，工业生产的规模始终十分有限，缺少近代意义的公司，整个经济仍然未能从社会中独立出来[116]。

我们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芬利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古史现代化派”的观点占据的统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始派”的观点则日益获得优势地位。但是这只是一种基本的动向，应该说，对古代社会经济属性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恰恰相反，这场反思运动酝酿并引发出更大规模的讨论。从70年代至今，一方面，布赫和芬利的后继者不断涌现，论证和强调古代希腊社会的农本性质的著述大量出版；另一方面，关注并强调古希腊社会的工商业发展和工商业特征的学者还是大有人在，与另外一派学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不过，这种新一轮的论战绝不是原有论争的简单重复，而是建立在一种新的研究基点上，在更多地运用和引入相关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情况下，对这个“老问题”所进行的更加深入和具体的“新研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与希腊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关，任何一种简单的和纯粹的模式都不能够对所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提供最终的和完备的解释；另一方面，新一轮的论争也与芬利等反对“现代化派”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矫枉过正”密切相关，毕竟，发达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确实是希腊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大量相关史料的存在正说明了这一点，界定这些工商业成分的性质和功能的问题依旧存在。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70年代至今的这场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新争论”看作一场在承认古代社会的农本经济性质的大前提下，对希腊的工商业活动所进行的一次更加深入的探讨。

就在“现代化派”的反对和批评者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对正统观点进行全面反思的同时，一些古代经济的研究者也开始表现出保留的态度，表达出不同的声音，“新原始派”和“新现代化派”开始逐渐形成。其中，剑桥大学的斯诺德格拉斯、卡特里奇等人完全否认商业和贸易在古代经济中的作用，有把“原始派”的观点推向极端的倾向[117]，成为“新原始派”的代表人物。在1983年出版的《古代经济中的贸易》中，他们就完全否认了贸易在古风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118]。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就有学者对芬利的结论抱有保留态度或表示过怀疑。其中，弗兰奇在《雅典经济的增长》（1964年）和斯塔尔（C.G.Starr）在《早期希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977年）中的观点就与芬利存在明显的分歧，阐述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希腊的重要意义。科尔德斯瑞姆（J.N.Coldstream）在《几何时代的希腊》（1977年）一书中把希腊人和外界经济联系的恢复和发展看作希腊文明走向繁荣的基本条件[119]。

80年代以后，《剑桥古代史》的第二版（有些卷已出到第三版）陆续出版，与第一版相比，一方面，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反映了20世纪古代史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成果；另一方面，“古史现代化”的史观也得到了全面的修正和扭转，但是，其作者并未完全接受芬利的理论和观点，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工商业的发展对希腊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性的认识。例如，在著名史家戴维斯（J.K.Davies）为新版《剑桥古代史》撰写的第五卷关于雅典的经济发展的一节中，详细叙述了古典时代雅典经济，尤其是工商业和金融领域的重要变化，并指出：“直到本卷的出版，关于古代经济与社会‘模式建造’的争论看来还在继续进行，今后可能在论述的方式上还会出现较大的变动。所以，这里所写的是十分具有暂时性的。”[120]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个问题所持有的开放态度，为将来的研究保留了相当大的空间和余地。

如果说斯诺德格拉斯和卡特里奇等学者基本上继承了芬利的衣钵，极力否认希腊工商业成分及其重要性的话，那么以奥斯邦（Robin Osborne）和默里（Oswyn Murray）为代表的学者则仍旧确信工商业的发展对希腊的经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以看作“新现代化派”的代言人。奥斯邦通过分析希腊的陶器生产和城乡关系，指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生产并不是完全盲目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市场和目的[121]，默里在其名作《早期希腊》中更是赋予希腊的商业发展以突出的地位[122]。

在这场新一轮的学术争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前一阶段论争的新趋势。首先，学者们不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传统史料的辨析上面，而是更加注重社会整体的研究和经济模式的构建。这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上，在继续对传统的文献进行考证、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希腊经济史研究上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运用，如人口统计学、文化人类学、调查考古学以及韦伯的“理想类型”和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都成为解决历史问题的重要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等唯物史理论也再次得到了学界的关注。1973年，美国的文献学会就召开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古典学”的学术研讨会，上文中讲到的芬利和德·圣克罗阿等古史学者都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影响。其次，与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商业发达的古典时期和城市经济领域不同，希腊经济史的研究重点开始从古典时期前移到古风乃至于荷马时代和更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希腊农业史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取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希腊的城邦制度形成于前古典时代，而城邦制度的特点无疑对希腊人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使到了城市经济十分繁荣的古典时代，城邦中绝大多数的公民仍然以土地作为自己主要的生活来源，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与市场的联系也就成为城市工商业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123]。正如黄洋所言：“无论如何，乡村的农业生产是城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这一点似乎无可置疑。”[124]

根据农村调查考古学的研究，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雅典的居民开始从核心城镇向周围的农村迁移，到公元前5世纪这种趋势又出现了明显的加强，家庭农场在希腊广泛兴起。雅典的公民大多数居住在乡村地区，其农场的规模在4～5公顷不等，牲口就地放养。农业的发展和市场化趋势的加强使城市经济日趋繁荣，而经济的繁荣不但没有加大贫富差距，反而稳固和加强了小农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使贵族的保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兴起。也就是说，公元前5世纪雅典经济的发展、民主制度的深化、贸易的兴起以及对外扩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样，经过一百年的循环，希腊的民主制度与其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了[125]。

不过，在希腊农业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伽恩西（P.D.A.Garnsey）和伽兰（Yvon Garlan）等人认为，希腊农业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与市场的联系很少，缺少扩大再生产的动机，因而仍然属于传统的糊口型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而以汉森（V.D.Hanson）、莫里斯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古风时代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家庭农业和精耕细作农业的兴起，以及为市场而生产的农业的产生，正是强大的自由农民阶层的兴起促使希腊向政治的民主化方向转变[126]。

最后，新一轮的争论并不像从前的“原始派”和“现代化派”那样泾渭分明和完全对立，通过新的研究，持有不同看法的双方已经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只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把握上各有侧重，上面讲到的关于农业经济中市场化程度的分歧就说明了这一点。学者们还逐渐认识到，其实“现代化派”的史学家比如罗斯托夫采夫也并没有完全否认古代文明的农业基础，而以芬利为代表的“现代化派”的反对者也并不完全否认工商业在古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127]。最近出版的几本关于古代经济问题的论文集就集中地表现出了这种调和和对话的趋向。一方面，其中收入了反映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既有阐发古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的论文，也有强调工商业作用和地位的论文，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看法；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希腊罗马的研究者和埃及、近东的研究者都被吸纳进来，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展开了对话[128]。这种多学科、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必将成为新世纪希腊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必将有助于对古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深入探讨。

在上述这场学术争论中，苏联的学者也曾经积极地参与，做出了独到的贡献。早在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古典学研究者丘梅涅夫、塞尔格叶夫等人就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并结合史料阐述了古典奴隶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确定了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性质。但是，苏联学者在总体上批评迈尔的“现代化派”观点的同时，却又采纳了迈尔等人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并给它们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比如，在他们设计的古典世界阶级斗争的模式中，把平民上层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看成是国家产生过程中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与氏族贵族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成为早期希腊政治史的基本内容。因此，梭伦改革就被赋予了雅典的工商业奴隶主联合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争取政治权力的解说，而梭伦也就成了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言人。为了使这种解释能够成立，市场竞争原则被视为雅典制定内外政策的出发点，而工商业的发展也成为城邦政治和军事生活的主导力量。这样，苏联学者在批判迈尔的同时，又对古代的历史作出了适合自己需要的新的现代化解释，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1956年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的头两卷中。70年代以后，虽然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新的反思，并对传统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但总的来说变化不大，原有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动[129]。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苏联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和解释模式对新中国建立后的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史的体系和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中国学者的研究 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中国的希腊史研究虽然在学科的创建与研究资料的翻译和积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研究本身却受到很大的局限，仍属于起步阶段。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影响下，一方面，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者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制度等有限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也大多接受苏联世界史的体系和解释模式。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多年里出版的多套世界通史的教材中，关于古代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认识都基本上采纳和沿用了苏联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通过斗争夺取权力并占据统治地位”的说法。这种情况到80年代以后逐步得到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在摆脱苏联的影响和束缚、拓宽自己的视野并直接向西方学术界学习的同时，也开始了从原始资料出发发掘自己的问题视域和进行独立研究的尝试。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在80年代后期，古代希腊的经济属性问题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并成为与城邦、民主制度等问题相并列的中国古希腊史研究的“拳头”问题之一，学者们纷纷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展开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应该说，这种问题如此集中、看法如此多样的争鸣在世界史学界并不多见。据不完全统计，从80年代末到今天，直接或间接地论及该问题的学术论文多达数十篇，还出版了多部与此相关的学术专著。

有趣的是，中国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与西方学术界持续百年的论争大体相似的理路和格局，其中既有把古代希腊基本上看成是农业文明的“农本派”，也有更强调工商业发展在希腊历史中的决定作用的“重商派”，又存在着既承认希腊文明的农本性质但又不否认工商业发展的“折中派”。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充分研究、借鉴和利用古代希腊的原始资料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许多中国学者还能够把这个“外国史”的问题与“本国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参照，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来对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从而呈现出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和研究特色。

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我们就大致按照时间的顺序，对持有以上三种倾向的代表性学者及其主要观点作一个简要的梳理、概括和总结，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敬请谅解。

首先，“农本派”的代表主要包括启良、郭小凌、黄洋、徐松岩等学者。笔者认为，80年代后期，最早对古代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作出明确界定的是启良。1988年，他发表了《希腊城邦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小农经济》一文，针对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把中国视为“农文化”，把西方则视为“商文化”的看法，提出“西方无论是古代希腊罗马时代，还是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始终是以农为本，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在古代希腊，如同东方各国一样，农业始终是经济的主要部门，城邦的经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他指出，在希腊的一百多个城邦中，工商业发达的只有以雅典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城邦，“绝大多数国家的商业都不甚发达，有的甚至就根本没有商业”，而斯巴达正是这种经济类型的城邦的代表。那么，雅典能不能被看作“工商业城邦”呢？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雅典几次大的改革都是以农业为中心问题；第二，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是雅典思想家们普遍的思想倾向；第三，雅典人口绝大多数是农业人口。[130]

继启良之后，郭小凌在1989年发表了《“梭伦改革”辨析》一文，对梭伦改革“通常被看作是以梭伦为代表的希腊城市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同氏族贵族争夺政权的产物”提出了质疑。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提出，“工商业奴隶主改革说很大程度上奠基在改革者梭伦有过所谓经商的历史上，然而有关的史料却并非可靠”。接着，他分别对梭伦的诗歌、希罗多德的记述、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关于梭伦经商的记载进行了考证，认为在更为可信的梭伦自己的诗歌和与梭伦时代较近的希罗多德的著作中，都看不到经商的记载，反而在两百年以后亚里士多德以及更晚的普鲁塔克的书中才出现经商的记述，这是十分可疑的，因此很可能是出于作者的“演绎”甚至“伪造”。此外，从心态上讲，梭伦鄙视钱财、崇尚美德，与工商业奴隶主的心态也很难吻合。在文章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形成只有在手工业、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具有可能，“需要整个社会经济有明显的进步，需要社会经济结构复杂化，需要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达到一定水平”，而“古风时代雅典经济虽较荷马时代有所长进，却远未达到上述水准”。接着，他从这个时代的生产工具、技术水平以及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居民的贫困等方面说明了在这样落后的物质条件下，不可能“形成一个能够左右政局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最后，作者还利用梭伦改革的措施中“划分公民等级的标准是地产收入”，各个等级收入差别的有限，以及钱币学研究证实当时还没有铸币等史实，说明了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发展程度还十分有限。正是通过这些史实的考辨和逻辑的推理，文章得出了把梭伦看成是城市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代表“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解”的结论。[131]

1991年，郭小凌又发表了《是工商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古希腊史问题浅论》一文，与前文通过一个具体问题的考证来说明希腊的工商业文明说所存在的问题不同，这篇文章从史学史和古代文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高度对古代希腊经济属性问题进行了宏观的分析和梳理，就笔者所见，这是国内第一篇全面介绍由布赫和迈尔开始的西方学术界关于古希腊经济属性问题争鸣的论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问题的由来。作者由在史学界流传甚广的把古希腊文明视为以工商业为标志的“兰色文明”的假说引出了19世纪末的这场学术争论的肇始，接着详细叙述了“古史现代化学派”的主要观点及其在学界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全面反思。在文章的这个部分，作者还简要介绍了苏联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认识上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第二，判定农业文明的基本依据。作者指出，“在对古代进行定性分析时，我们常常将庞大结论重压在极为脆弱的史料基础上，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古代希腊留下的经济史的材料尤其零散，缺乏综合、精确和连续的统计数据，因此，“无论是农业文明还是海洋文明的结论，都是主要依赖非数字材料以及运用逻辑、经验而得出的概率性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文明说”与“工商业文明说”相比较有着更多的合理性。第三，关于古希腊的工商业。作者认为，“在文明的交响曲中，古希腊的手工业、商业是农业主旋不可缺少的副旋，夸大它的功效固然不妥，低估它的作用也有悖史实。在这方面，芬利等人的看法也有过分之处。事实上，自人类步入文明阶段，纯粹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便不复存在，相互依存的农工商混合经济或共生性经济便永久性地产生出来。”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因为希腊的农本经济的性质而否认工商业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只不过要对其性质和作用作出恰当的定位。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古希腊各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因此，雅典既不能等同于希腊，希腊更不能等同于古代西方，判定工商业成分在古代经济中的位置还需要更为扎实和全面的定量研究。[132]

黄洋在1995年出版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是他在伦敦大学完成的古典学博士论文，该书对古代希腊的土地制度，尤其是土地私有制在希腊的产生过程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在导言中，作者指出，“对于一般的中国学者甚至世界古代史的专业学者而言，中西古典文化对比中最大的假象也许莫过于把中国古代文明看成是一个农业文明，而将西方古典文明即古希腊文明视作工商业文明的代表了”。正是从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才会推导出一个错误的认识，“即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起始于它的根源即古希腊文明”。接着，作者对西方经济学界和古典学界近百年的这场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论争进行了简要的回顾，继而指出，“我们所拥有的大量资料表明，希腊文明事实上不是一个商业文明，而是一个以农业为其主要社会与经济基础的古代文明。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典希腊城邦的主要社会与政治力量即公民的主体是自由农民，而不是手工业者或商人。……证据的第二点是，同中国古代一样，在古代希腊人的思想中同样存在着重农轻商的观念”。黄洋的这部著作虽然并不意在直接参与这场争论并论证希腊文明的农本性质，而是研究希腊的土地制度，但由于“古典城邦中自由农政治力量的源泉在于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利”，因此，“土地私有制看起来是古典城邦制度最为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基础”[133]。也就是说，对希腊土地制度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能够成为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这样，古希腊文明的农本性质也就成为了本书的副题和基本结论之一。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留学归国的第一位古典学博士，黄洋在研究中既能够从希腊文的原始文献出发，又能够把自己的立论建立在西方学者大量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时在选题和内容上又体现出中国学者独特的视角，因此，本书的论证颇具说服力，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时期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最高的研究和认识水平。

就在《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出版的第二年，黄洋发表了《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一文，直接和全面地阐述了古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学界“农本”学派的代表性作品。文章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把希腊文明看成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出发又提出了包括梭伦代表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利益在内的一系列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结论，其影响至今犹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国内学界对希腊的工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手工业各部门以及从事工商业的人口结构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现实根源，即国内的学者往往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相比。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中国文明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腊文明”。“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历史考察。实际上，希腊城邦社会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接着，作者从古代希腊的基本史料出发，结合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从古希腊人的农业观念、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等几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的观点。[134]这篇文章观点鲜明，论述全面，但随即也引发了反对者们的一系列质疑，从而揭开了中国学界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争鸣的序幕。

如果说黄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古希腊的农业生产、土地制度和农本观念的话，那么徐松岩的一系列文章则对古典时代的奴隶制度、经济发展以及工商业生产活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1994年，他发表了《古典时代雅典奴隶人数考析——兼评“持续增长说”》[135]一文，对传统上认为的公元前5—前4世纪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奴隶在人数上的持续增长说提出了质疑，根据对有关史实的分析，他认为事实恰恰相反，由于瘟疫、逃亡以及战争后期把奴隶编入军队等原因，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的奴隶人数大幅减少；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奴隶制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奴隶人数几乎没有增长，奴隶制经济的总体水平远不及伯里克利时代。徐松岩在同一年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论古典时代希腊经济发展趋势》[136]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经济的持续增长说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希腊经济的鼎盛时期应该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而不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这两篇文章的角度不同，但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古典时代的奴隶人数并没有出现持续的增长，只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出现过一时的高涨，在古典时代的绝大多数时期，公民中拥有奴隶的人数自始至终都是少数。2000年，徐松岩在《关于希腊奴隶制的理论和实际》中又再次重申了以上两文的观点，指出古代世界经济是以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规模和水平极其有限，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奴隶制度不可能创造出近代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在希腊城邦的公民中，奴隶主阶层主要局限在那些中等财富级别以上的富人范围内，他们始终只是自由民群体中的极少数人，作为公民主体的小生产者，通常都不是奴隶的直接占有者[137]。

如果说徐松岩的上述几篇论文主要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角度间接地证明了古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的话，那么在1998年发表的《古代世界不存在“工商业城邦”》则对古希腊的“工商业文明说”给予了正面的驳斥。作者指出，所谓“工商业城邦”就是指古代城邦中以工商业为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或其公民多以从事工商业为生的城邦。很多人认为古典时代盛期的雅典就是此类城邦的代表。作者从三个方面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最后指出，“古代世界各国工商业发展状况虽千差万别，但即使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城邦，也只是那些工商业得到较充分发展的农业城邦而已。把工商业发达的城邦混同于‘工商业城邦’实际是对古代城邦经济结构的一种莫大的曲解”[138]。

除了这几位学者之外，裔昭印的《从古希腊罗马看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选择城市史研究的角度，从古代城市的经济特点、城乡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古希腊罗马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139]。王大庆在《雅典公民家庭经济中的土地与农业生产》《略论雅典公民家庭经济的外部交换》等文章中，也从家庭经济的角度，结合有关文献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雅典公民经济生活中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所占据的比例、地位和影响做出了量化分析的尝试，从而得出了古希腊的农本经济性质。

就在上述学者纷纷从各个角度对古代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进行阐述和论证的过程中，也开始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他们大都反对把希腊文明界定为“农业文明”，而把工商业的发展继续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派学者称为“重商派”，其中的主要代表是王瑞聚和毕会成。

在这一派中，王瑞聚堪称用力最大。据笔者统计，从1999年到2009年，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文章达到8篇之多。2000年，他发表了《梭伦经商应为信史——对郭小凌先生〈“梭伦经商”考〉的不同意见》，文章对郭文中所提出的史料中梭伦经商的记载不足凭信的看法一一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古代作家关于梭伦事迹的记载是具有一定的史料根据的，即使这些史料在今天已经失传，仅仅根据西方个别学者的观点推导出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是不合适的[140]。王瑞聚对“农本”派观点的全面批驳主要集中在发表于2002年的《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一文中。作者在文章的开头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无论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看，还是从古典文献所反映的历史实际看，古希腊城邦社会的工商业特征，应该说是经得起检验、可以定论的问题。”以黄洋为代表的农业特征论者的观点，“虽然立意新颖，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商榷”。接着，作者对“农本说”的主要观点和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最后指出，“无论从量的角度，还是从质的角度，雅典国家的农业都不足以说明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农业特征论是不能成立的”[141]。另外，王瑞聚在《论古代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论古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问题》《关于早期希腊人经济观念问题的商榷》等文章中对希腊文献中所表现出的对工商业活动的鄙视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鄙视只是一种基于道德角度的职业歧视，并不是从经济角度的否定，因而不能够作为其社会经济之农业特征的证据。

毕会成对“农本”派的质疑和反驳主要体现在他发表于2000年的《“希腊农业特征”辨析——与黄洋同志商榷》一文中，对黄文中所提出了农业特征论的证据一一做出了回应。首先，他认为，只有公民才能拥有土地的这个事实本身除了能够说明土地占有上的排他性之外，并不能说明“农业构成了城邦生活最根本的基础”，因为“雅典公民主体决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工商业者以及兼事工商的土地所有者，如果再将只能从事工商的外邦人和主要使用于工商领域的奴隶考虑进来，这一群体将进而构成整个雅典社会的主体”。其次，对黄文中提出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处于次要地位的说法，他从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和油、酒的大量出口等方面予以辩驳，并指出，希腊的城市不但是消费中心和政治中心，还必须是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作者又把论述的重点转移到工商业发展与城邦民主制的关系问题上面，他认为“在民主政治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阶段都离不开工商业阶层的参与和推动”，而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商业奴隶主构成了雅典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职业集团。最后，作者指出，“贵农贱商”的行业态度主要存在于民众当中，是土地贵族的思想观念，在他们对农业的赞美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言贵农而农已贱”的无奈与悲哀。通过上述的分析，作者的结论是：“至晚到希腊文明臻于成熟的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社会已表现出极为突出的商业特征”，典型的农业社会完全是杜撰出来的。[142]

在“农本派”和“重商派”之间，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学者既承认古希腊文明的农本性质，又不否认其带有强烈的工商业特征，在观点上介乎于两派之间，其中主要的代表包括晏绍祥、徐晓旭、解光云等。

晏绍祥也是国内较早关注这一学术论争的学者之一，并在多篇著述中对这个问题在西方学界的缘起、发展和研究现状作出了全面和深入的述评，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主要散见于这些研究当中。早在1992年，他就发表了《古典作家笔下的古代希腊商业》一文，针对“二战”以后芬利等学者对“古史现代化派”的反思中贬低工商业发展水平的倾向提出了质疑，认为商业是希腊经济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143]

晏绍祥1999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西方古典学史的专著《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对文艺复兴到20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苏联以及中国在古希腊罗马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问题作出系统的述评，其中对关于古代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论争进行了重点关注和全面综述。作者在充分肯定了反古史现代化派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反思及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芬利又把古代社会的某些特点绝对化……竟至成为新正统派”，因而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强烈批评，这说明他的看法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作者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的学者在调查考古学和农业史研究中所取得的最新进展，针对新一轮的关于农业生产中压低和抬高商品化程度的争论，作者指出：“在笔者看来，抛开原始派有意压低希腊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极端提法不谈，前一类观点应更具说服力，但后者亦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正如奥斯丁曾经指出的那样，对希腊人来说，贸易是其文明组成的一部分，希腊的商船很早就产生了，完全把贸易从希腊经济中拿掉，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因而如何估价商品生产在希腊经济中的作用，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144]

在1998年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上的《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晏绍祥对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及代表性的著述和观点进行了专门的介绍，并对一些最新的研究动态和趋势进行了评述。在2009年出版的《希腊史研究入门》一书中，他再次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芬利的古代经济模式正面临严重的挑战。最近10年来，反芬利派似乎正日益取得优势……总体上看，非农业经济成分以及农业中的市场经济因素，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145]此外，在发表于2009年的《古风时代希腊社会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对颇有争议的古风时代希腊社会经济进行了探讨，认为尽管希腊世界的不同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人口的增加、生产技术的局部变革、地中海地区贸易联系的恢复，还是表明了古风时代的希腊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希腊本土若干工商业中心的出现，显示了贸易和手工业对于希腊城邦的形成仍有所贡献。不过，农业始终停留在自给自足的水平，古风时代希腊的经济无论与工商业的联系多么密切，仍是农本经济，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有本质的区别[146]。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其对希腊农工商业地位和作用问题所持的“折中派”观点的一次具体阐释。

如果说上述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大多是从宏观的层面，就已有的资料、理论和模式为出发点来阐发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么徐晓旭发表于2002年的《论古代希腊的自耕农》一文则是从微观的问题出发，通过对古代希腊人常用的“自耕农”一词的考察来揭示这样一个在城邦中占据着主要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特点，以此来对古希腊的经济性质作出回答。笔者认为，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更有助于问题的澄清，代表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理路。作者指出，在希腊文献中，人们可以经常看到“autourgos”这个词，即“自耕农”。它与另外一个使用范围更为广泛的词“农民”（georgos）存在着不同，后者不仅可以指公民，还可以用来指包括奴隶、被释奴、外邦人在内的一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autourgos”基本的意思是“自己或亲自耕作的人”，而要做到“自己或亲自耕作”，耕地必须是自己的才行。因此，这个词就包含了土地所有权和劳动力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样，“自耕农”一方面与其他在土地上劳动的依附劳动者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与利用管家来监督奴隶进行耕作的土地所有者存在差别。从有关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自耕农”从古风时代就一直存在，在古典时代则构成了很多城邦经济的主体，他们通过同贵族经济的斗争而不断获得权利，因此，民主政治可以说是“自耕农”经济形态在古代世界取得的最大政治成果。“自耕农”的思想意识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本位的乡土意识，但其中也羼杂着对经商致富的一定程度的憧憬和追求，因此，自给自足因素和商品经济因素在自耕农的经济结构中就建立起一种主体与补充、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大多数“自耕农”住在乡村，但又会出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需要而与城市发生关系。古代希腊“自耕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商品经济对它的补充作用以及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城乡关系在古代世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古代希腊社会带上了这样一种性质——包容较多商品经济、自耕农为社会基础的奴隶制农本社会。”[147]

解光云于2006年出版的《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一书从城市史的角度出发，对古典时代雅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一个侧面也对古代希腊的经济属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从总的倾向上看，作者既充分阐述了作为古典时代希腊经济中心的雅典在手工业和商业上所出现的繁荣局面，同时也并没有否认古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148]。

在中国学术界20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论中，除了上述直接参与这个问题讨论的三个派别之外，很多学者还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以间接的方式参与了这场讨论。比如，对于古风时代的希腊殖民运动、古代希腊的工商业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就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149]，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学界在这个“外国史”问题的讨论上最大的特色和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就是试图把这个问题的研究与本国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来加深我们对古代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认识，并从中寻找世界古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和地区特色，从而实现历史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早在1988年，启良就在《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对古代中国和希腊罗马的抑商现象的目的、方式和手段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相似性和不同点做出了比较研究。[150]晏绍祥在1993年发表的《梭伦与商鞅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以雅典的梭伦改革和秦国的商鞅变法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对这两次经济改革措施及后果的深入探讨，进而剖析了古代中西经济发展的异同，得出了梭伦和商鞅的经济改革不仅显示了古代经济的农本性质，而且也体现出政策上明显的差异。[151]徐松岩在1995年发表的《古希腊城邦经济结构刍论——兼评东西古国经济结构“迥异”说》通过古代东西方古国经济结构上的比较，得出了无论是古代东方还是古代西方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工商业经济为辅的结论，从而否定了古代希腊所谓的“工商业城邦”的存在。[152]王瑞聚在1999年发表的《论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兼与古代中国重农思想比较》则对古代希腊和中国的重农思想上的异同做出了比较研究。[153]2006年，王大庆出版了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专著《本与末——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该书试图打通“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和“古代希腊的经济属性”这两大东西方史学问题，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通过“本与末”“义与利”“公与私”和人性的“善与恶”等几对古代中国的思想史范畴，对古代希腊和中国先秦时代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农工商业观念及其思想根源上的异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做出了从中国历史的视域对古代希腊的经济属性问题作出判断的尝试。

实际上，除了这些比较研究之外，其他那些直接对希腊的经济性质发表看法的学者也都或多或少地把古代中国的历史作为论述的前提、出发点或参照系，不论在观点上是侧重于“农本”，还是意在“重商”，我们相信，这些研究都将有助于丰富和加深人们对古代希腊、古代中国乃至于整个古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了解和认识。

[1]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2] 希罗多德：《历史》，Ⅶ.50。

[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14—16。

[4]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155页。

[5] M.I.Finley，Studies in Land and Credit in Ancient Athens：500-200BC，New Brunswick，New Jersey，1952，p.58-59.转引自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154页。另见王大庆：《雅典公民家庭经济中的土地与农业生产》，《历史教学》1998年第1期。

[6] 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Oxford，1978，p.90.

[7] 高中伟、徐松岩：《公元前4世纪雅典土地所有制状况及其成因》，《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8] “必须承认的是，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费那么多辛劳而取得田地的果实。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收成，既不需要用犁犁地，也不需要用锄锄地，不需要做其他耕耘者必做的工作。农夫们坐等河水自行泛滥，漫到田里灌溉，再等河水自行退回河床，然后他们把种子撒在土地上，让猪把种子踩踏在土里，然后便只是坐等收割了。”希罗多德：《历史》，Ⅱ.14。

[9]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以上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引文参见该书的第48—61页。

[10] 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解光云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11]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第12页。

[12] 柏拉图：《理想国》，369D。

[13] 转引自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218页。

[14] 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72页。

[15] 徐松岩：《关于雅典奴隶制状况的两个问题》，《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

[16] 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81页。

[17] J.M.Camp，The Athenian Agora：Excavation in The Heart of Classical Athens，Thames and Hudson，1986，p.28.

[18] 希罗多德：《历史》，Ⅰ.153。

[19] J.M.Camp，The Athenian Agora：Excavation in the Heart of Classical Athens，p.108.

[20] 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罗念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2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38。

[22] 参见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83—184页。

[23] 参见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301页。

[24] M.M.Austin and P.Vidal-Naquet，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An Introduction，Los Angeles，1977，p.57；A.Andrewes，The Greeks，New York，1978，p.129.

[25] Chester G.Starr，The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of Early Greece 800-500 B.C.，Oxford，1977，pp.109-112.

[26] J.M.Camp，The Athenian Agora：Excavation in the Heart of Classical Athens，p.129.

[27] J.M.Camp，The Athenian Agora：Excavation in the Heart of Classical Athens，p.135.

[28] F.J.Frost，Greek Society，D.C.，1980，p.62.

[29] 参见王大庆：《略论雅典公民家庭经济的外部交换》，载《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庆祝林志纯教授90华诞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5页。

[30] F.J.Frost，Greek Society，p.64.

[31]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第71页。

[32] 希罗多德：《历史》，Ⅵ.137。

[3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b4-5。中译文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34] 亚里士多德：《家政学》，1344a24—26。中译文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35]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世界史研究年刊》，1996年，第279页。

[36] 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93页。

[37] 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92页。

[38] 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93页。

[39] 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94-195页。

[40] 关于黑劳士的社会地位是仍存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黑劳士是处于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

[41] 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96页。

[42] 参看郭小凌：《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徐松岩：《关于希腊奴隶制的理论和实际》，《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

[4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Ⅶ.27。

[44] 参看徐松岩：《古典时代雅典奴隶人数考析》，《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4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Ⅶ.75。

[46] 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喜剧集》，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版，第258页。

[4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2b13。中译文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第5页。

[4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3a6-7。中译文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第229页。

[49] 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258页。

[50]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第72页。

[51] 参看徐松岩：《公元前四世纪前期雅典采银业状况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52] R.L.Sargent，The Size of Slave Population at Athens，Westport，1924.

[53] 参看徐晓旭：《论古代希腊的自耕农》，《世界历史》2002年第5期。

[5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Ⅶ.27。

[55] A.Andrewes，The Greeks，p.137.

[56] 徐松岩：《关于雅典奴隶状况的两个问题》，《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

[57] 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205页。

[58]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第71页。

[5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54a14-16。中译文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第9页。

[60] 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117.

[61]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9页。

[62] 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92页。

[63] 参看王大庆：《本与末——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2-43页。

[64]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第16—17页。

[65] 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12页。

[66]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第17、61、20页。

[67] 柏拉图：《理想国》，369D。

[68] 《孟子·滕文公上》。

[69] 柏拉图：《法律篇》，842e -846c。中译文由笔者据英文译出。

[7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56a-1257a。中译文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第1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