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古典时代，希腊各个城邦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古风时代相比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雅典。雅典依靠其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及海上力量的优势地位，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在这个时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古典时代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如果说古典时代希腊的农业在作物的种类、耕作的技术以及产量等方面基本上还停留在原有的发展水平上的话，那么手工业和商业与从前相比则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进步。这不仅表现在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分工的细化、商品种类的丰富和产量的提高上，也表现在手工业和商业的从业人员，尤其是公民中从事或参与工商业活动的人数的明显增加上。市场在城邦中的作用日益加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奴隶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广泛和大量地使用在诸如手工业、采矿业等生产部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作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在思想和观念上的反映，关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记述或讨论开始大量地出现在戏剧、哲学和艺术作品中，思想家们纷纷对农工商业在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进行全面的反思，出现了类似于中国先秦时代的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经济观念。他们在肯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社会分工和人们的生活需要上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大多给予了农业以高度的评价，对人们在工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对金钱的无限欲求和欺诈行为予以谴责，并建议城邦的执政者对工商业的发展予以严格的监管和限制。固然，“重农抑商”观念的产生不但不能否定古典时代工商业发展的事实，反而说明了工商业活动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但是这种观念毕竟是传统社会的农业和农村生活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反映。

在希腊古典时代的工商业出现较大发展的同时，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民主制度也进入完备和稳固的时期。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古史学界乃至东西方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古史现代化学派”，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看到了古代世界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相似性，给古代希腊贴上了“工商业文明”的标签。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研讨和反思，“古史现代化学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把希腊经济看成是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的“原始派”尚未取代“古史现代化学派”。原始派的学说，近年来也不断受到挑战。所以，如何确定农业和工商业在古希腊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影响和地位，依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农工商业的发展

农业 希腊城邦的本质特征是公民团体。梭伦把公民权总结为三个要素：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和土地所有权。可以说，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在经济地位上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是否可以拥有土地。保有一块份地既是公民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维持公民权的重要保障。“古典城邦中自由民最重要的特征包括，国家对农民和他们的土地不征收固定的人头税和财产税，同时只有公民才拥有土地，而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利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在城邦早期，公民中的绝大多数人无疑都是土地所有者，梭伦改革中按照农产品产量的多少来划分公民的四个社会等级的做法，正说明了这一点。虽然通过立法和改革活动维持土地占有现状以及保障公民能够占有一块份地以维持公民团体的稳定性，一直是城邦执政者的政策，但是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贫富的分化和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兼并仍然在所难免。城邦通过对外殖民，解决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公民的生计问题，但本邦中“非农业”公民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以雅典为例，由于耕地有限、土地贫瘠，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梭伦时代就确立了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国策。进入古典时代，雅典虽然发展成为全希腊的经济和贸易中心，但农民公民为公民团体主体的社会结构，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改变。希波战争中，波斯大军兵临城下，其中的一个熟悉雅典的人说：“我们所要征伐的对象，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农耕民族。”[2]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在描述雅典人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向城市集中的时候，修昔底德说：“他们觉得迁移是十分痛苦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是习惯于居住于乡村的。从很早的时代以来，雅典人的生活就比其他人更加具备这种乡村生活的特征。……因此，雅典人长期以来就是分散地生活在阿提卡的独立的城镇中的……大多数的雅典人，从早期时代直到这场战争前，都和家人一起生活在乡村。”[3]其实，生活在城里的人也有很多是土地所有者。修昔底德的这一记述，正说明了土地所有者构成了公民团体的主体。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的公元前403年，雅典做了一次调查，没有地产的公民有5000人[4]。这是雅典历史上留下的公民人数中关于非农业人口的唯一一个数字。如果当时的公民人数按照保守的2万人计算的话，那么土地所有者也占到了公民总人口的75%。

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执政者中开始出现一些有工商业背景的公民，小贩和商人成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经常讽刺和挖苦的对象。由商业纠纷引发的官司也大量出现。这些情况都说明了城邦经济生活中的工商业比重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加，但是土地所有者占据公民主体的状况却并未改变，中小土地所有者仍然构成城邦的经济基础，雅典民主制度的基本稳固正是这种经济结构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

雅典土地占有结构的稳定性既说明了土地和农业生产在城邦经济生活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也凸显出工商业活动的附属性和边缘性特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很多包括葡萄酒、橄榄油、蜂蜜等产品在内的手工业生产和交换活动基本上是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而存在的，充其量仅仅是一些副业，既不是独立的手工工场，也不是公民唯一的生活来源；第二，城邦中大多数独立的工商业作坊都是由外邦人来经营的，他们在城邦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生活中都基本上处于无权的状态。因此，如果说在雅典这样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城邦的公民团体中都没有形成独立的代表工商业阶层利益的政治集团，那么其他城邦就更加缺乏产生这样的政治集团的条件了。总之，从希腊城邦的公民构成来看，土地所有者一直占据主体地位，农业生产也一直是城邦经济生活的中心和基础。

那么，在拥有土地的公民中，土地在各个等级之间的分布状况又是怎样呢？根据芬利等历史学家对雅典各等级的人数及土地占有量的大致估算，我们可以得到下表：[5]

从中可以看出，中小土地所有者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土地占有的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各个等级的土地数量差距不大，变化平缓，正如A.H.M.琼斯所言，雅典是“一个这样的社会，除了顶上相当少的富人，就是下面大多数穷人，财富平稳地分布，从富到穷的变化是缓慢的”[6]。

进入古典时代以后，雅典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占据主导地位的土地占有格局没有出现根本的改变。虽然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几个大地产的记载，但这并不能说明整体性的变化。据苏联学者安德烈耶夫根据有关铭文材料的推算，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大致如下：在占有土地的农民为1.5万户的条件下，拥有1公顷左右的土地的农民约4500户；拥有7.5公顷左右的土地的农民约4500户；拥有15公顷及更多的土地的农民约1500户。在占有土地的农民为1万户的条件下，拥有1公顷左右的土地的农民约3000户，拥有3.5公顷左右土地的农民约3000户，拥有15公顷及更多土地的农民约1000户[7]。

当然，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有的关于希腊土地占有状况的记载大多出自雅典。通过雅典的情况我们试图说明，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土地仍然是城邦公民最重要的财富，从事农业生产仍然是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雅典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希腊各邦在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上还是千差万别的，比如，在阿卡迪亚等地区就十分盛行大地产制，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也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现象。另外，各个城邦在土地私有化和国有化的程度上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在强调古典城邦时代土地占有状况的共性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地区和城邦之间的差异。

在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特点上，古典时代与前一个时代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首先，希腊境内多山多石，耕地稀少，土地贫瘠，降雨稀少，面对如此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希腊人很早就学会了因地制宜，在耕种谷物的同时，大力发展葡萄、橄榄、无花果等耐旱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酿造葡萄酒和橄榄油成为传统的和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为了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小农常常利用农闲季节乘船出海，用自家生产的油和酒到产粮区去换取粮食。此外，养蜂、畜牧、家禽饲养、捕鱼、蔬菜种植等活动都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希腊农业生产最大的特点就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并重，谷物生产和多种谋生手段共存，生产和交换活动互为补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而发展来的混合型农业从一开始就与市场存在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但这种生产和交换的性质与其说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不如说是为了弥补粮食生产不足的亏空，没有超出自给自足型的生计农业的范畴，与现代社会为市场而生产的大型家庭农场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用充满惊讶的话语记述了埃及的农业生产竟然如此的轻松[8]。因为希腊既没有用于灌溉的大河，也缺乏肥沃的土壤，为了保障收成，希腊的农民要在土地上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一年中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劳作当中。即便如此，还可能受到旱灾等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威胁而颗粒无收。因此，劳动力投入很大的精耕细作的旱作农业是希腊农业的另一个特点。

古典时代的作家色诺芬在他的著作《经济论》中，对古典时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和细致的记述：

（1）土壤性质的辨别。“要做一个成功的农人，首先必须知道土壤的特性”，“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土壤能够生长什么，我认为，你就不能知道应该栽什么或播种什么。”辨别土壤性质方法之一是，“你看看别人土地上的庄稼和树木，就可以知道那个土壤能出什么和不能出什么了”，“如果你不栽种土地所喜欢的庄稼和树木，而播种和栽植你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你就不会得到好的收获”。方法之二是，如果土地没有显露出它的能力或处于荒芜的状态，那么也可以通过上面的野生植物来辨别，“如果地上的野生物是上等的，那么，只要好好耕种，这块土壤也一定能生产出上等的庄稼”。

（2）休耕地的准备。一年中休耕地的耕犁时间既不要选在冬季，因为那时的土地太过泥泞，也不要选在夏季，因为那时的土地太过坚硬；而应该选在春季，因为这时候的土地比较松散，容易弄碎，而且，“在这个季节里，掘起来的草很高，可以作为肥料”。到了夏季，还要屡次三番地翻掘土地，而且，“如果你要使杂草倒在地面上在暑热中枯萎……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盛夏的中午来翻掘土地”。最后，在翻掘休耕地的时候还要注意把杂草和泥土分离开来，“必须把杂草扔在地面，让它枯萎，然后翻掘土地，使下面的一层（生地）也能让日光晒着”。

（3）播种的时间和播种的要领。人们一到秋季就急切地仰望着神，看他什么时候下雨，好让他们能够顺利播种。那么，“究竟是早播种好，晚播种好，还是在季度中间播种好”？回答是：“神并不是按照一成不变的法则来调节四时的。这一年可能早播种好，那一年可能晚播种好，而另一年就可能在季节中间播种好。”接下来的问题是：选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全部播种下去，还是从最早开始一直播种到最后？回答是：“最好是在整季度中接连地播种”，因为这样做可以“随时都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要比一个时期收得太多，另一个时期收得太少好得多”。时间的问题解决了，播种技术上也不得马虎，“播种的人和弹竖琴的人一样，都需要经常练习，才能得心应手”。对于好的土地和坏的土地，播种的量应该不同，原则是“酒力越强，我就越多加水；挑夫的力气越大，我就让他东西挑得越多；如果必须养活别人，我就希望最富足的人养活最多的人”。也就是说，好的土地多下种，差的土地则少下种。

（4）生长时期的耨地除草等工作。在冬季雨量很大的时候，“有些麦子吸饱了水，上面盖满了泥，有些让水冲得露出根来”，对于这种情况，应该除去那些泥土，用土把根再埋起来。麦子中间的杂草会妨害麦子的成长，就“必须除去杂草，就像必须从蜂房里除去懒蜂一样”。

（5）收割。首先，在割麦子的时候，应该背着风站着，“因为我认为在割麦时如果让风把麦秆和麦穗迎面吹来，那对于眼睛和手都是有害处的”。其次，对于是靠近麦穗来割还是靠近地面来割，“如果麦秆很短，我就尽量靠下割，好使麦秸能更有用些；如果麦秆很长，我认为就应该从中间割，好使打麦人和簸麦人不必在他们所不要的东西上花费不必要的劳动。”同时，“烧掉割剩的残杆可以肥田，也可以把他们扔到肥料堆上来增大肥料堆的体积”。

（6）打麦子和簸麦壳。打麦子要使用牛、骡子和马。为了使它们能够井井有条地、均匀地踩麦子，打麦子的人需要“不断地翻弄还没有受到踩踏的麦子，把它扔到牲口的脚底下，这样他们当然就会使麦子匀称地铺在场地上，而且还能节省工作的时间”。接下来的工作是簸麦壳。要站在上风的一边簸麦子，麦壳就会飞过场地，不落在麦粒上面。当你把一半场上的麦子弄干净之后，先要把已经弄干净的麦粒扫在一起，再接着簸其余的麦壳。

（7）栽种果树。果树的栽种也是农业的一个部门。树坑的深浅和大小必须合适，因为如果树栽得太浅，遇到风吹草动就会从地里跑出来，因此“坑深绝不超过二尺半，也绝不少于一尺半”。还要看土壤的情况，干地挖得深一些，湿地则浅一些。栽种树秧的时候，如果你在树秧下面放一些已经翻刨过的土，生根会更快一些，同时，“要把树秧的一部分斜埋在土里，因为这样地底下可以有更多的发芽的地方……树秧就会长得又结实又快”。把土堆在树秧的周围的时候要把土弄结实，因为土不结实，“一下雨松土就会变成泥，使树秧有由于水分过多而腐坏的危险，要不然太阳也会把土晒得从头干到底，使树秧因根部过热而枯萎”。葡萄树和无花果的栽种方法差不多，橄榄树的坑则要挖得深一些，而且“所有的生长出来的嫩枝都有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残干”，“所有的树秧的头上都包着一层胶泥”，再“把破瓦片放到胶泥顶上”，而且“在地面上的那部分的树秧还要用东西缠起来”。另外，“当葡萄蔓自己爬到最临近的树木上，这就告诉你它需要支架”。当葡萄珠还很嫩的时候，要把叶子遮不到的地方遮蔽起来，使其不受日晒。但到了葡萄需要日光使其甜美的时候，它的叶子就脱落下来，这就告诉你去掉那些遮蔽日光的东西，好使葡萄成熟。在采摘葡萄的时候就像采摘无花果那样，随时选择采摘那些已经熟透了的。

图5.4 绘有橄榄种植图像的双耳瓶

以上是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最基本的技术和方法，但为什么人人都知道该如何去做，却“有些农人衣食丰足，而另一些农人则不能维持最低生活，甚至负债呢”？接着，色诺芬又继续阐述了其中的原因。由于懒惰和怠慢，有些人不肯为土地施肥，或由于怕麻烦不肯栽种橄榄树或无花果，或者种了却不肯用旧存粮酿酒，或者不肯经常除草。此外，在土地太湿或盐分太大的情况下，还需要开沟放水，掺和无盐的水来中和盐性。因此，“土地从来不耍花招儿，它总是坦率真实地告诉人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只要好好地照料土地就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对于不忠实的人，农业乃是很精明的谴责者。”[9]以上色诺芬对农业生产作出的事无巨细的阐述既可以说明希腊农业生产的艰辛，也体现出希腊多种作物并重的混合型农业的特色。

手工业 上文说到，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劣，希腊的经济从很早就呈现出多种作物种植的特点，为了弥补粮食生产不足的亏空，种植葡萄、橄榄和养蜂成为普遍的副业。农民会利用农闲季节把自己生产的葡萄酒、橄榄油和蜂蜜运到产粮区去换取粮食，这一方面使希腊的农业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比较紧密，带有较强的“商业”成分和色彩，另一方面这些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也构成了希腊手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之外，包括食品的加工、衣服的缝制等工作早先也都是在家庭中进行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即使到了工商业十分发达的古典时代依然是土地所有者们的生活理想和基本状态。家庭手工业的普遍存在和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城邦手工业活动的发展。

除了家庭手工业之外，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独立的手工业作坊构成了希腊手工业生产的另外一种主要类型，其中，那些不能够在家中生产但又必备的产品一直是希腊手工业生产的大宗产品。比如制陶业、武器制造、冶铁业、皮革业、织染业等，这些行业在古典时代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这表现在生产规模的扩大、分工的细化、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的提高等方面。

由于陶器用途的广泛和需求的普遍性，陶器制造是希腊手工业生产中最重要的部门。陶器不仅是盛放谷物、葡萄酒、橄榄油等农产品的容器，也是居民每天生活用水获取和存放的必需容器。在古典时代，由于拥有优质的陶土资源、海上霸权和大力扶植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因素，雅典取代科林斯成为希腊最大的陶器制造和出口中心。雅典的陶器不仅种类多样，而且做工精美，上面普遍绘有以希腊神话故事和希腊社会生活场景为题材的优美和生动的瓶画，不仅满足了日常生活的需要，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此，雅典的陶瓶随着葡萄酒、橄榄油的出口而远销到地中海和黑海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大宗出口产品。在当今世界各大博物馆中，都收藏着大量精美的古希腊的陶瓶，其中出产于雅典的陶瓶最多。这些陶器见证了古典时代雅典陶器制造业的发达。

在城邦体制下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公民需要自备武装，其中重装步兵的基本装备包括铠甲、头盔、长矛、盾牌和短刀等军事用品，因此，武器制造业成为各个城邦的基础性生产部门。我们迄今所知道的古典时代规模最大的手工场所就是雅典一个制造盾牌的作坊，它拥有120个奴隶。除了兵器，铁质农具和其他金属生活用品的制造也是人们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关于铁匠铺子和铁匠的描述多次出现在古典时代的文献中。

希腊多山多石的地理特点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却为畜产品、建筑业、采矿和金属加工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牛和羊的大量放养一方面促进了各种皮革制造和加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羊毛纺织业提供了必需的原料。希腊的皮革制造和加工业分成许多个部分，其中硝皮匠和整皮匠负责准备原料，然后由制鞋匠、制鞍匠、马具匠、制盾匠、皮带制造匠等来制造各种皮具。与制革业相仿，羊毛加工业也由多个手工业工种所组成。羊毛刚剪下来的时候，首先由羊毛洗涤者用一种特殊的草根进行清洗，然后，洗净的羊毛又依次经过梳毛工、纺线工、纺织工之手而织成毛布，再由浆洗工把织成的布捶打和压平，最后由染工来染色才完成了布料的制造。希腊丰富而优质的石料资源为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色萨利、阿提卡、阿哥利斯、拉哥尼亚等地都有大的采石场，除了一些稀有的矿石用于奢侈品的生产之外，更为普遍的凝灰岩和大理石被大量地用于建筑领域，其中，雅典出产的大理石更是以产量大和质地好而著称，雅典人甚至认为这种资源可以直接出口。此外，希腊各地丰富而多样的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冶炼也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比如，雅典的劳里昂矿山盛产白银，优俾亚岛上的卡尔西斯富含铜矿，而开俄斯岛、罗德斯岛等地则出产铅。

图5.5 绘有纺织图像的陶瓶

除了上述这些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之外，在古典时代，还出现了很多新兴的手工业部门，其行业之众多、分工之细致是前所未有的。伯里克利的一篇演说中讲到了雅典卫城的修建，其中提到的手工业工匠及工种就多达十几种：“各种各样的粗原料、大理石、黄铜、象牙、黄金、乌木、柏树枝，已经由各类手艺人、木匠、铸工、铜器工人、大理石工人、金匠、车工、画家、搪瓷上釉技师以及金属浮雕师着手处理了。为了运输，我们需要商人、在海上的水手和舵手和在陆地上的车匠、租牛者、马车夫、制绳者、制帆者、皮革装饰者、修路工和矿工。并且，每一项手艺，都有几个有组织有分工的工人。”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平》中，诗人对金属加工业中分工的细致进行了略带夸张的描述：在被招来的众多匠人中，每人只做一种物品，其中包括镰刀、鹤嘴锄、标枪、头盔、头盔羽饰、胸甲、盾和号角[10]。

手工业分工的细化不仅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也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对于劳动分工之所以必要，色诺芬的回答是：“因为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11]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阐述了他的分工理论，在最简单和原始的社会中，除了农夫之外，至少还需要建房匠、织布工和制鞋匠等手工业者[12]。在《法律篇》中，他更为明确地劝导人们：“不要让铁匠在树林里工作；不要让木匠管着铁匠；让每个人只掌握一个手艺，有这个手艺他就能谋生了。”[13]这些劳动分工理论的提出正是古典时代手工业生产日趋专门化的反映。

我们在看到古典时代的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第一，城邦中的手工业匠人和作坊里的劳动者大多是定居的外邦人及其购买的奴隶。例如，在公元前409到前408年雅典的伊瑞克提翁神庙建造的过程中，在71个知道身份的承包人和工人中，公民只有20人，其余的全是外邦人和奴隶[14]。雅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家作坊的所有者就都是外邦人[15]，虽然他们要向城邦缴纳各种税费，为公民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但却没有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因此也就不存在代表手工业者整体利益的政治集团。此外，由于城邦中没有类似于今天的“国有经济”的实体和组织，城邦在内政、外交以及对外战争中考虑的主要是本邦公民的即时利益，所以很少出台有关手工业原料、市场及产品的进出口上的国家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第二，由于资金的不足、需求的有限和市场的狭小，手工业生产活动大多以家庭作坊为生产单位，个体小生产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人们更关注的是产品的质量和使用价值，而非数量和交换价值，确保生存比追求利润更加重要。产量的无限度增加所造成的价格的下降会把手工业者推向破产的边缘，因此，除了像采矿业这样的不受市场条件限制的极个别的产业能够容纳上千名奴隶之外，大多数的手工业作坊都维持在较小的规模上，只雇佣或使用十分有限的工人或奴隶。第三，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方面认识到了手工业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却把手工业劳动看成是一种粗俗的有害于身心健康的技艺。在这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劳动观念是，如果说农业是一种高贵的和自由的职业，那么手工业和商业则是一种低贱的和有悖自由的职业。正如格洛兹所言：“公民们厌恶工业性和商业性职业，把这些领域白白留给了外邦人。”[16]总之，希腊古典时代手工业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给自足的农业小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结构，手工业生产中体现出强烈的私人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色彩。

商业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产品的交换活动，从而带来商业的繁荣。由于资料的局限性，我们在这里仍然要以古典时代的希腊经济中心雅典为主要的参照系，来看一下这个时代希腊商业和贸易的发展。

根据考古学家对雅典卫城的发掘和研究，在公元前8到7世纪的时候，雅典的市场所在地“阿戈拉”（Agora）仍然是一片公共墓地[17]，至于什么时候成为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史料中并无记载。在希腊波斯战争时期，波斯的探子在对雅典进行考察之后这样描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奇怪的地方：“他们在城市的中央设置一块地方，大家集中到一起来，相互哄骗，却又相互发誓加以否认。”[18]这显然是在讨价还价，而这个地方就是雅典的阿戈拉。阿戈拉既是城邦公民举行政治集会的地方，也具有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的功能，同时也是公民谈天说地的公共活动场所。实际上，阿戈拉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功能是有联系的，因为一般来说，每月公民大会召开的时候也是城邦居民们进行各种商品交易活动的“赶集”的日子。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和欧伯罗斯不约而同地对雅典市场上的热闹景象进行了略带讽刺和夸张的描述：

“我们祈求我们的市场每天都摆满了好东西，大蒜、嫩黄瓜、石榴、大堆的菜果，给仆人穿的小上衣。彼奥提亚人给我们带来他们的鸽子和野鸭，他们的鹅和行鸟（plovers），充足的鱼蓝，从考帕斯（Copais）打来的鳝鱼……”（阿里斯托芬《和平》）

“你将看到卖什么的都有，在雅典同一个地方——无花果、传唤人、葡萄酒、梨、苹果、证人、玫瑰、欧楂果（medlar）、羊杂、蜂房、鹰嘴豆（chickpea）、诉讼、牛乳（beetings）、牛乳布丁、肉桂（myrtle）、投票器、风信子、羔羊、水表、法律、起诉书……”（喜剧诗人欧伯罗斯的残诗）[19]

图5.6 雅典阿戈拉遗迹

从中可以看出，市场中的农畜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推测这些东西的卖者大都是住在乡下或者邻邦的农民，他们在集市上卖掉这些剩余农副产品的目的是为了换取一些零用钱，再去购买那些自己不能生产而又必需的手工业品。实际上，除了这些定期但没有固定摊位的集市外，阿戈拉附近还有很多常年营业的手工业作坊和店铺，除了包括制陶、制革、铁匠铺子、武器、木工等在内的手工业作坊之外，还有包括面包店、鱼店在内的食品店或食品加工店和旅店、理发店等服务性的店铺。

如果说雅典卫城的阿戈拉主要经营的是雅典城邦内部以及周边城邦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话，那么其另外一个城市中心比雷埃夫斯港则主要进行雅典与地中海世界其他国家的邦际贸易。从古典时代起，尤其是在希波战争结束之后，雅典的海上帝国建立起来，地中海地区商路的便利和雅典的海上优势地位更使雅典已经十分发达的工商业活动如虎添翼，每天都有大量的包括奴隶、奢侈品和各种地方特产在内的来自希腊以及域外各国的商品在这里交易。这些商品既极大地丰富了雅典人的物质生活，也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一个最大的卖场。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中，主人公菲洛克里昂因为有一件波斯产的上衣和一双拉哥尼亚产的鞋子而沾沾自喜[20]。伯里克利在他著名的葬礼演说中更是充满骄傲地说：“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它把全世界的产品都带到我们的港口，因此，对雅典人而言，享受其他地方的产品，就如同享受本地的奢侈品一样。”[21]不过，与手工业的情形相仿，在雅典从事商业活动的也大多是外邦人：“在码头、在街上、在市场、在肮脏的货摊和繁华的集市里，外邦人都占据着零售贸易……无论是进口商还是中间商，他们几乎总是外邦人。”[22]

关于雅典进出口的主要货物，格洛兹还我们列出了这样一张清单：

雅典最重要的进口物是超过100万麦斗的谷物、干鱼、咸肉、酒、奶酪和水果；接着是原材料铁、铜、木材（用于建筑、细木工制品和柜子制造）、沥青、石蜡、象牙、皮革、羊毛、亚麻纤维和纸莎草纤维；制成品有来自科林斯的砖，来自开俄斯和米利都的床，来自迦太基和波斯的地毯，来自麦加拉的普通衣服，来自埃及的精细纺织品，来自伊达拉里亚的靴子和青铜制品以及来自阿拉伯的香水。为抵偿购买物，雅典有农业产品和畜牧产品，如油、葡萄酒、无花果、蜂蜜和优质羊毛，矿产品有铅、银和大理石，工业和艺术业有普通的陶器、珍贵的花瓶、武器、赤陶土雕塑，最后还有书[23]。

古典时代商业的发达还体现在货币的广泛使用和货币交换制度的建立上。在梭伦改革时期，按照年收入谷物量的多少来划分财产等级的做法说明那时候雅典还没有货币。据研究，雅典铸造货币最早开始于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且最初都是面额较大的银币，因此不可能通用于地方性的市场交易[24]。有人推测，当时铸币的用途主要是为了发放僭主的雇佣军的军饷[25]，商品交换仍然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进入公元前5世纪，城邦才开始大量地铸造小面额的铜币，货币才开始进入地方的市场，成为交易的媒介。据粗略统计，雅典的阿戈拉从古到今出土了近10万枚铸币，绝大多数就是这样的铜币[26]。小面额铜币的发行和流通说明了雅典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

如果说小面额铜币的发行主要是用于城邦内部的普通日常用品的交易，那么大面额银币则为昂贵的奢侈品买卖和大宗的商品交易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雅典与希腊各邦以及东方国家之间的贸易中，由于使用的货币不同，为商品的交易带来了种种困难，于是，希腊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兑换商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市场上，这些货币兑换商被称为“坐在桌边的人”（trapezitai），专门经营与钱币有关的业务，在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本邦与外邦的钱币兑换业务的同时，也兼营一些钱贷业务，他们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银行家和金融家。通过考古发掘，在雅典出土了很多种外币，其中有来自赫勒斯滂和波斯的金币、优俾亚的大铜币以及迦太基和西西里的货币[27]。同时，出土的雅典银币也基本上遍及了整个希腊以及希腊人所能够到达的大部分地区，从西班牙到印度都有发现[28]。这些发现为古典时代雅典对外贸易的发达提供了证明。

图5.7 雅典银币

有了专门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也就出现了对商品价格的记载。以下就是历史学家根据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制作的一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表[29]：

雅典货币单位及部分商品或服务价格表

虽然这些记载并不系统，但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初步的分析：首先，价格比较昂贵的主要是马匹、奴隶和贵重的奢侈品（包括进口的手工艺品），其消费群体显然只限于少数的富人阶层；其次，普通的生产和生活用品相对比较便宜，但也存在较大的价格差异。弗罗斯特把雅典的工资和价格水平与当时的英国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发现雅典的日工的工资是很高的（约1德拉克马），家具和牲畜的价格差不多，而食品和简单的衣服却贵得惊人[30]。可能的原因是食品和衣服是可以在家庭中生产的，商品化的程度不高，因此价格偏贵，而那些家庭中不能自产却又必需的低档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如农具和各种陶制容器，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所以其价格也相对低一些。可见，商品的价格也会随着市场规律而出现上下的波动，正如色诺芬所言：“黄铜业人数过多，黄铜器皿的价格必然变得低廉时，工人就破产了……五谷和酒类过剩所产生的结果是，土地产品价格低廉。”[3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说古典时代的希腊各邦在农业的生产组织、技术方法以及发展水平上还较为接近的话，那么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却是十分巨大的，其中以雅典、科林斯等国为代表的工商业发达的城邦不过是希腊城邦中的少数和例外，绝大多数城邦的工商业都仍然停留在从前的低水平上。

比如，希腊的另外一个大邦斯巴达就像一个大的村落，既没有雅典那样宏伟壮观的卫城和繁荣的城市中心，也没有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由于一直严格地恪守着来库古改革时期就确立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实行旨在消灭贫富分化的公餐制度，把商品经济抑制在最低的水平上，因此，除了庇里阿西人为斯巴达人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基本用品之外，斯巴达人绝对禁止从事任何的工商业活动，其生活来源主要是国家分配给他们的份地，份地上的耕种者则是黑劳士。像斯巴达这种施行单一的农业生产和计划经济的城邦还有很多，构成了与雅典不同的另外一种城邦经济的类型。

因此，从总的情况来看，我们只能说，在古典时代，希腊的工商业只是在某些城邦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但这种发展绝不是总体性的和全方位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把雅典等同于希腊。

二、奴隶制度的繁荣

在讨论希腊古典时代经济发展时，我们不能不提到奴隶制度的繁荣。虽然早在《荷马史诗》当中就有了使用奴隶的记述，在王公贵族的家中有着大量的奴仆，但那时候奴隶的使用仍然以家内的劳动为主，家庭奴隶制是普遍的形态，关于奴隶的记载零星而有限，就奴隶的数量而言，带有想象的和夸张的成分，并不是真实情况的记录。从古风时代后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关于奴隶的记载逐渐增多，另一方面，出现了在富裕的平民家中拥有奴隶的记录。到公元前5世纪，文献中提到的奴隶使用已经遍布于家内劳动、农业、手工业和城邦的各种服务部门。例如，希罗多德说，从前“雅典人常常打发他们的子女到‘九泉’去取水。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无论是雅典还是其他希腊人，都尚未使用家庭奴隶”[32]，而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了，家内奴隶的使用已经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到了公元前4世纪，奴隶更成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完整的家庭由奴隶和自由人组成。”[33]他认为，“在财富方面，首要和最必需的东西就是……上乘的奴隶”[34]。

与古风时代相比，希腊古典时代奴隶制度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奴隶数量的急剧增长，也体现在奴隶使用的普及和使用领域的广泛性上。正是由于大量地使用奴隶进行生产劳动，才使得奴隶主有更多的时间和闲暇来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进行各种文化创造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古典时代希腊城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繁荣局面正是建立在奴隶制度的兴盛上面。

那么，在古代希腊为什么会产生奴隶制度，奴隶制度为什么会在古典时代进入全盛时期呢？应该说，希腊奴隶制度的产生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对于这个问题，古史名家芬利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奴隶制度的出现必须具备三个社会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农业生产为主，并出现土地私有和土地集中；第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第三，社会内部劳动力供应不足[35]。这种说法是颇具启发性的。我们看到，希腊奴隶数量迅速增长并得到广泛应用的时期，也正是希腊商品货币经济日趋发达的时期。与此同时，持续不断的战争也为奴隶市场提供了大量和充足的奴隶来源，城市、市场和土地占有规模的扩大则刺激了奴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最初以个别家庭的奴仆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奴隶制向更多的家庭拥有的用于各行各业（尤其是手工业领域）的古典奴隶制的过渡。

近代以来，东西方学者对古希腊的奴隶制度做了大量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虽然，由于资料的不足以及对资料的不同解释，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在古典时代希腊奴隶制度进入繁盛时期却是学界的共识。下面我们就结合有关研究成果，以雅典为主要参照，对奴隶的来源及其价格、奴隶的类型、奴隶的数量及其在公民中的占有率、奴隶的使用领域，以及工种分布和希腊人的奴隶观念作出概括和分析。

奴隶的来源及其价格 战争、债务奴役和家生是奴隶产生的三种主要途径，其中，战争是奴隶最重要的来源。从很早的时代开始，战争中由于战败而被俘的士兵及其家属只有两种命运，或者被杀死，或者沦为奴隶，这成为希腊人处置战败者普遍的和通用的法则。在一场决战之后，那些不能够出钱赎买自由的人就只能沦为奴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一个城市被占领之后，男人被杀死，妇女和儿童则被胜利者以抽签分配。战败的希腊人尚且如此，被抓获的非希腊人就更不能逃脱沦为奴隶的悲惨命运了。据说在优里密顿战役之后，客蒙就为雅典带回来两万人以上的奴隶[36]。除了直接的分配之外，还有大量的战争俘虏流入奴隶市场。在希腊，哪里有战争，哪里就会有奴隶贩子的身影，因为每次战争都会产生大量的俘虏，奴隶贩子就会乘机用相对低廉的价格从胜利者手中把这些战俘买下来，再运送到奴隶市场上以高价出售。因此，古典时代连续不断的战争为那些由于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常立于不败之地的大邦提供了持续和充足的奴隶来源。随着奴隶供应数量的增加，奴隶的价格随之下降，使很多从前买不起奴隶的人也有了购买奴隶的能力，奴隶开始进入了更多的公民家庭。

由于贫困和欠债而沦为债务奴隶是奴隶产生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根据古希腊诸多城邦的财产法，在把家庭所有的财产抵押之后仍然无力偿还债务的人，他本人连同妻子和儿女都会落入债主的控制之下，从而沦为债务奴隶。为了保持公民团体的稳定性，城邦的执政者都会想方设法地对债务奴隶进行各种限制，比如梭伦改革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但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因为欠债而受到奴役的现象。在父权家长制度下，包括妻儿在内的家庭成员都是家父的私人财产，父亲有权任意处置，因此，由于贫困而卖儿卖女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弃婴被收养后也自然地成为奴隶。

奴隶的第三个来源是家生。男女奴隶结合而生的孩子从一出生就是奴隶，不过，由于奴隶被视为劳动工具和主人的财产，一般不能正式结婚和建立家庭，所以家生奴的数量十分有限，仅仅存在于一些奴隶地位相对较高、生活状况相对较好的地区。另外，由于婴儿生下后要增添口粮，所以奴隶生下的婴儿很多被遗弃或杀死，能够存活下来要么是出于人手的需要，要么是由于主人的善心。在希腊，奴隶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获得人身自由，成为“被释奴”，但要恢复或者获得公民权利却极为困难，被释奴的地位与城邦中定居的外邦人大体相当。来自德尔菲的一份释放奴隶的文书显示，在841个被释奴中有217个家生奴隶，可见主人更愿意释放那些从小看着长大的奴隶[37]。

除了这三种途径之外，土匪、海盗和人贩子通过劫掠和欺骗等方式把失去公民权的人和偏远地区的异族人抓获后卖给奴隶贩子，也是奴隶市场的供应来源。由于城邦的种种保护和限制措施，城邦自身产生的奴隶和希腊人奴隶的数量十分有限，因此边远落后地区和异域的外国人被劫掠和欺骗而沦为奴隶，也是奴隶的来源之一。在公元前415年的一份有16人的奴隶清单中，包括5个色雷斯人，3个卡利亚人，2个叙利亚人，2个伊利里亚人，1个斯基台人，1个乔尔西狄亚人，1个吕底亚人和1个马耳他人[38]。此外，据文献记载，还有很多来自波斯、腓尼基、阿拉伯、利比亚、埃及的奴隶。通过劫掠外邦人和异族人而获得更多的奴隶是希腊诸邦对外战争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希腊奴隶制度的重要特点。

在古典时代，由于奴隶来源的多样化，奴隶的市场供应日益充足，奴隶的价格也随之下降。但由于性别和能力的不同，奴隶的价格也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女奴由于能够生育等因素而价格比男奴稍高些。在男性奴隶中，仅仅能够进行体力劳动的奴隶的价格偏低，而那些能够读书写字的有文化的奴隶的价格就要高得多，因为这些奴隶不仅能够用于家务和生产，还能够充任管家和家庭教师，因此比较受欢迎。公元前415年的一份官方记录中记载了这一时期成年男性奴隶的平均价格是167德拉克马，其中乔尔西狄亚人、斯基台人、伊利里亚人、卡利亚人和美塞尼亚人等比较“粗野”的人最多只能够卖到105德拉克马，而吕底亚人、塞弗勒尼亚人和两个叙利亚人则由于聪明和训练有素而可以卖到240到301德拉克马。就女奴而言，价格均在135到220德拉克马之间，平均价格高于男奴。在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奴隶中，仅仅能够出卖体力的矿工和农业工人的价格大致在125和184德拉克马之间，而熟练工人的价格却高得惊人。据记载，20个制柜工人被用作40明那借款的抵押，每个人的价值超过了2明那。一个建筑工奴隶甚至可以卖到5到6明那。据研究，到了公元前4世纪，奴隶的最低价格与公元前5世纪变化不大，但平均价格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39]。

奴隶的类型 从奴隶的占有和使用方式上看，古典时代的希腊奴隶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即国有奴隶和私人奴隶。

所谓国有奴隶，就是指他们都是国家的财产，由国家分配给公民家庭和个人来使用，并由国家对这些奴隶进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奴隶会按照要求在所在公民家庭的份地上劳作，向公民提供农产品，公民对其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更没有生杀大权。国有奴隶制的典型代表就是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40]。这些被称为“黑劳士”的国有奴隶都是作为对外战争的战利品被举族抓到斯巴达来的，国家把这些奴隶按照每户斯巴达人分得7户的比例分配给斯巴达人使用，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斯巴达人的份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由于黑劳士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斯巴达人，所以对斯巴达人来说十分危险。为了监管和奴役这些国有奴隶，斯巴达人建立起十分严酷的黑劳士制度，包括给他们穿上容易辨别的衣服，定期地把奴隶中优秀的也是最危险的分子除掉。斯巴达的高级行政长官监察官每次上任的时候，都会举行一个十分特别的向黑劳士宣战的仪式。正是由于黑劳士制度，一方面使斯巴达人完全脱离了生产劳动，他们的主要生活以军事训练为主，从而成为专职的军人，成就了斯巴达作为希腊第一陆军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面对人数如此众多而且十分危险的黑劳士，斯巴达人也不能够再进行其他的生产活动了，这些国有奴隶就像是随时可能爆发的一座活火山，斯巴达人只有全力以赴地加以监督、控制和奴役，才能够保障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黑劳士虽然可以有自己的家庭，但却完全没有任何行动的自由，其一举一动都处在斯巴达人的严密监控之下，所以有人说，“在斯巴达，自由人更像自由人，而奴隶则更像奴隶”。除了斯巴达，还有很多城邦都实行着与之类似的国有奴隶制度。

与国有奴隶制相对应，希腊奴隶制度的另外一种类型就是私人奴隶制度。从来源上看，这些奴隶并不是通过城邦的对外征服活动集体俘获然后分给公民个人的，而是奴隶主们通过各邦的奴隶市场购得的。因此，他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属于公民个人，奴隶主可以像对待家里的牲畜那样随意处置他们。由于私人奴隶的来源不一，地域、种族甚至语言各异，加之工作性质上的不同，在公民家中的地位亦千差万别，所以很难团结在一起反抗奴隶主的统治，国家完全把奴隶的监管权交给奴隶主个人。与国有奴隶相比，私人奴隶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甚至还能够拥有一些财产。在雅典，私人奴隶成为奴隶的主要类型。可能也受到城邦民主制度下自由和宽松的社会氛围的影响，雅典的私人奴隶以“散漫和放肆”而著称，尤其是那些高级奴隶，据说在与主人走在街上的时候，因为穿着入时和气质非凡而常常被人误以为是奴隶主。亚里士多德就轻蔑地评论说，“民主政体会造成奴隶的无法无天”[41]。当然，国有奴隶和私人奴隶只是奴隶的两种基本类型，斯巴达和雅典只是分别以国有奴隶和私人奴隶为主，并不纯粹，斯巴达也存在着私人奴隶，而雅典也有专门用于各种公共服务的国有奴隶。

从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和种类上看，希腊的奴隶又可以分为家内奴隶和用于手工工场的工人奴隶两类。家内奴隶主要用在包括耕地、服侍主人、看家等工作上，其中有知识和文化的家奴甚至还能充当管家和家庭教师，待遇也较高。这部分奴隶在数量上十分有限，因为家内工作的非生产性质决定了人手过多就意味着浪费。在希腊，人数较多的是后一种奴隶，大量的身强力壮和有一定技术的奴隶工人被广泛地使用在各种手工制造业和采矿业等生产部门，他们为主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生活和工作条件却极为恶劣，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其中在矿山劳动的奴隶工人的生活最为悲惨。

奴隶的数量及其与公民的比率（以雅典为例） 近代以来，历史学家对古希腊的奴隶人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对奴隶劳动在古希腊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的评说，更关系到古希腊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性质的界定[42]。

虽然在希腊的史料中并不缺乏对奴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但是关于奴隶人数却没有留下多少全面、真实和准确的记载。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到在战争后期，由于斯巴达人接受了雅典叛将阿尔西比阿德的建议常驻阿提卡，造成了雅典2万奴隶大逃亡的严重后果[43]。这恐怕是关于雅典奴隶数量的唯一一个确切记载。由于修昔底德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秉持着客观真实的治史原则，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虽然具有估计的性质，但基本上还是真实可信的。因此，这个数字至少可以成为雅典奴隶人数的下限。对于雅典奴隶人数的上限，史家们却看法不一，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结论是从2万到20万不等。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和估算方法的多样，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况且奴隶人数本身是一个变量。但通过现有材料和科学方法推测出奴隶人数的一个大致范围还是可以做到的。在这里，我们只采纳其中一种折中和粗线条的看法，即古典时代的雅典在奴隶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0万左右（最低不少于2万人）[44]，大体上与公民及其家属的人数相当。

与奴隶的总人数相比，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奴隶在各个等级的公民家庭中的分布情况，因为这种分布状况与奴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通过零星的记述和大致的估算，我们还是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基本的回答。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公民中有一部分人是没有奴隶的。修昔底德提到，在参加西西里远征的重装兵中，有些人没有奴仆[45]，而重装兵来自于雅典的第三等级。阿里斯托芬在喜剧《公民大会妇女》中，号召改变“一个人有上百个奴仆，别人甚至没有一个奴仆”的现状[46]。亚里士多德虽然说过奴隶是家庭劳动中所必需的，但又说“耕牛是穷人的奴隶”[47]，“穷人们没有奴隶，不得不让他们的妇女儿童做那些由仆人来做的事情”[48]。

其次，我们分析一些奴隶数量的个案数字。柏拉图有5个（一说4个）奴隶，亚里士多德有13个，他的学生特奥弗拉斯特拉有9个，斯特拉托有6个，吕西阿斯有12个。公元前414—前413年，雅典没收过33个人的财产，共有45个奴隶，最多的一个人有16个奴隶，有的有8个或7个[49]。古典时代的文献所记载的3个最大的奴隶数字分别是1000、600和300个，都是用于采矿业的出租奴隶[50]。不过，这种情况是非常少有的[51]。

美国学者萨尔金特（R.L.Sargent）根据各等级公民的财产状况和历史记载推测出雅典各等级家内奴隶的人数，得出了前三等级的奴隶平均数[52]。我们如果把各等级公民的大概人数与奴隶占有数量对应起来，可以得到下表：

这样，第三等级中奴隶的占有量就成了问题的关键环节，由于没有确切的记载，为了得出大致的比例，我们姑且取一个中间数，第三等级有奴隶的人数以一半来计算。那么，在雅典的23300个公民中，有奴隶的人数约为6300人，占总数的27%。如果再联系到前文中所论述的土地占有结构的问题，我们知道23300个公民中，约有17300个公民拥有土地，那么在有地公民中拥有家奴的比重则为36%。所以，我们或许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即在雅典的土地所有者中，大约占到2/3的家庭是没有奴隶的，这些在公民中占大多数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完全依靠自己耕种小块土地为生，这种人也就是希腊语中经常出现的“自耕农”（autourgos）[53]。

奴隶的使用领域及工种分布 在大致弄清了奴隶的数量及其在公民中的占有率问题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城邦中的奴隶被更多地用于家内劳动还是手工业作坊这样的生产部门呢？不论从现有的记载还是工作性质所决定的需要人手的多少来看，奴隶的使用都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为什么在雅典的有地公民中，拥有奴隶的人数仅占到1/3左右，而且家用奴隶的人数十分有限呢？这主要是由家内劳动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家内劳动大多是非生产性的，奴隶的大量使用不但不能增加财富，反而由于要准备更多的口粮和生活用品而成为一种负担。因此，除了那些拥有足够的资本、有能力炫耀其富有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是不能也无力养活数量众多的家庭奴仆的。在农业生产中，这种情况有所不同，奴隶的使用无疑可以弥补人手的不足，有利于产量的增加，但又会受到土地规模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的限制。土地规模太小的话，一方面不需使用奴隶，另一方面也养活不了更多的人，只有土地面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产生增加人手的需求；但是，农业生产又有着明显的季节性，农忙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手，而农闲季节则无事可做。因此，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为了农业生产而购置一名奴隶是不合算的，临时性的雇工就成为农业生产中弥补劳动力不足的最重要的方式，而数量众多的少地和无地的第四等级公民的存在为雇工提供了充足和稳定的来源。不仅中小土地所有者，而且大土地所有者也都倾向于使用雇工来弥补农业生产上劳力的不足。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虽然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地产，但却没有看到像罗马那样的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记录。因此，从总的情况来看，土地所有者都会根据其地产的规模养活尽量少的奴隶，用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通常充当奴仆；专门用于农业生产的奴隶更是十分有限的。

关于奴隶数量较多的记录几乎全部是出于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它们的所有者并非小手工业者，而是拥有较为雄厚财富的家庭。其中有大地主，比如克里同就拥有一个较大的手工业作坊；有拥有大量货币财富的富翁，比如德谟斯提尼就拥有一个30人的制刀作坊和一个20人的制床作坊。文献中记载的拥有奴隶最多的作坊大多属于定居的外邦人，其中外邦人吕西阿斯的父亲有一个制盾作坊，奴隶工匠的人数达到了120人，这也是希腊古典时代有历史记载的规模最大的手工业作坊。正如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逃亡的2万名奴隶中的大多数都是有技术的奴隶工匠[54]，而他们大多是属于雅典最富有阶层的奴隶。最后，有关个人所有的奴隶，最多数量的记录则全部属于用于出租的在矿山中劳动的奴隶。据估计，雅典的劳里昂银矿在兴旺的时候有奴隶3万多人[55]。

综上所述，不论从普遍性还是数量来看，雅典奴隶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从家内服务、农业生产、手工业作坊到采矿业逐级上升的趋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工种分布，是与在古代希腊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社会经济结构密不可分的。不论是个体农业还是手工业，其劳动力的规模都受到种种限制，农业受到土地规模的限制，手工业则受到资金和市场的限制。如果说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人手多了就意味着浪费，那么手工业则可以常年进行生产。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战争的需要，雅典的手工业规模也出现了相对的扩展，其中制陶业和武器制造业尤为突出，这些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有技术或无技术的奴隶。但是，由于市场规模毕竟有限，再加上战乱和农业歉收以及同业作坊的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规模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产品一旦过剩就会面临破产的威胁。因此，即使在奴隶制处于繁荣阶段的古典时代，20人以上的大作坊也很少见[56]。正如格洛兹所言：“奴隶是一个用起来很昂贵的工具，一个甚至在不工作时也必须供养的机器。不购买超过工作必需的人手，对农民和手艺人来说是很有益的。”[57]与农业和手工业相比，采矿业则较少受到上述条件的制约，在奴隶的使用上也就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状态。对此，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一文中作出了系统和明晰的分析：“一切拥有农田的人都能够说出他们的土地需要多少对牡牛和多少人手，如果送到田里的牛和人手多于需要，他们就会认为是一种损失……矿山总是人手不够，目前在矿山中拥有奴隶的人，谁也没有减少这些奴隶的人数，事实上反而尽可能不断增加他们的数目……人越多，产量越大……在我所熟悉的各行各业中，只有银矿业，其中没有人嫉视别人扩张其经营范围。”[58]

希腊人的奴隶制观念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了古典时代雅典社会经济结构的两面性：一方面，这是一个基本上由个体家庭组成的自由劳动者组成的社会，拥有一块土地并进行农业生产的自耕农占据了公民的主体；另一方面，奴隶在家内服务、农业、手工业等领域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成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部分之间泾渭分明、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雅典社会经济的基础。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就是明确的“自由人”和“奴隶”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