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是古希腊最大的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鼎盛时期的斯巴达国土包括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两个部分。两个地区由低矮的泰该都斯山隔开，东面是欧拉托斯河河谷地带，比较适合耕种和居住，又称拉哥尼亚，拉哥尼亚的北部便是迈锡尼时代的斯巴达，再向东则是丘陵地带，丘陵地带东侧是沿海的狭小耕地。泰该都斯山以西是由众多河流冲刷而成的河谷地区，其中面积最大的是帕米索斯河（Pamisos）河谷，帕米索斯河的上游是斯腾克拉奥斯（Stenyklaros）平原，下游是马卡利亚（Makaria）平原。河谷的西面则是山区，北部紧邻河谷地区的便是著名的伊托姆山，而山区西侧沿海处较为平缓，涅斯托尔的故乡便位于这里。

迈锡尼时代这片地区还没有得到全部开发，人们主要居住在拉哥尼亚北部和派罗斯地区。荷马时代这里逐步荒芜，人口大量减少，直到公元前10世纪末，才逐步从长期的萧条中恢复过来。由于多利亚人南下，原先的土著居民被迫迁徙，人口居住范围显然扩大了。帕米索斯河和欧拉托斯河下游都被开发出来，成为主要的农业地区。

一、斯巴达城邦的建立

来库古改革和斯巴达城邦的建立 斯巴达早期的历史笼罩在一片神话迷雾中。传说迈锡尼国王埃勒克特律翁招安菲特律翁为婿，但在婚宴上安菲特律翁失手打死岳父，被迫携妻流亡底比斯。宙斯与其妻私通生了赫拉克勒斯，并宣布赫拉克勒斯是迈锡尼国王。但赫拉嫉恨宙斯的风流成性，设计剥夺了他的王位，而把迈锡尼的王位交给了欧瑞斯透斯。赫拉克勒斯被迫流亡到中希腊的多利亚地区。此后，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多次率军攻打迈锡尼企图夺回王位，但均遭失败。直到第五代，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弟兄三人在多利亚人的帮助下才获得成功，重新占领了迈锡尼、斯巴达、派罗斯等地。胜利后的弟兄三人用抽签的办法瓜分所占土地，特美诺斯得到阿哥斯；阿里斯托德墨斯的儿子厄里斯特尼斯和普罗克里斯分得拉哥尼亚；克里斯丰忒斯则得到美塞尼亚。其实，阿里斯托德墨斯家族最初可能只占领了斯巴达及其周围部分地区。此后，多利亚人四处扩张。

斯巴达首先向北部扩张，与阿哥斯争夺，最后占领了两国之间的库努里亚地区。立奥伯塔斯统治时期，借口阿哥斯唆使库努里亚地区造反，发动对阿哥斯的战争，但没有取得成效。约公元前750年，国王阿尔克劳斯与卡利拉奥斯同时率军出征，征服爱吉斯，并将其居民卖为奴隶，彻底控制了北部地区。战争加速了斯巴达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传说国王阿基斯一世降低南方地区的政治地位从而引起南方暴动，这个传说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锐，人民因不满而起义。国王特勒克斯率军平息起义，他先征服斯巴达城南方的三镇，阿米克莱、法利斯、吉让色莱，把阿米克莱作为斯巴达人直接控制的村落，而把另外两个镇作为庇里阿西区，这里的居民也成为庇里阿西人。此后，特勒克斯继续南下，占领了大部分领土，只有沿海的黑罗斯（Helos）城的居民坚决抵抗。特勒克斯的儿子阿尔克墨尼首先派军进入克里特，帮助克里特的统治者稳定了统治，同时也阻止了克里特对起义者的支持。然后，围攻黑罗斯，迫使黑罗斯人投降，将黑罗斯居民降为黑劳士。至此，斯巴达国内形成了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黑劳士三个基本社会阶层。

扩张之后的斯巴达社会矛盾紧张复杂，具体的情况已经很难弄清楚，但主要矛盾可能是土地问题。斯巴达通常将征服来的土地在斯巴达人间进行分配，尽管每次分配力求平等，但每次分配的土地数量并不等同，这使得土地的占有很难绝对平等，日积月累，上层成员占有了更多的土地。土地占有的不均使得斯巴达社会内部矛盾紧张。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分配也引起激烈的社会矛盾。部分贵族占有了大量土地，实力坐大，提出权力要求，斯巴达国王被迫让步，这进一步刺激了权力的贪欲。来库古父辈统治时期斯巴达曾经发生暴动，来库古的父亲在平息暴动中被打死。斯巴达内政越来越糟糕。

在这种形势下，约在公元前8世纪初，斯巴达实行了来库古改革。来库古的身世已经成为历史之谜，他可能是斯巴达早期的著名立法家，在斯巴达历史上拥有较高的声誉。后世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把许多后来的政治措施都归于来库古，尤其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斯巴达发生改革运动，改革者采用了托古改制的方法以求减少阻力，均将自己的改革措施归于来库古的旧制。此外，不少思想家也将斯巴达作为自己的“理想”国度，借斯巴达来叙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又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来库古身上，使来库古的身世更为扑朔迷离。其实，来库古的身世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把那些依附在来库古名下的各项改革措施重新回归到历史进程之中。

真实的来库古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前半期。他召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发动政变，推行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围绕政治、宗教和土地问题。宗教方面推行奥林匹斯宗教信仰，在斯巴达为宙斯、雅典娜修建神庙。希腊世界最大的宙斯神庙位于斯巴达以西的厄利斯，这里四年一度的体育竞技会是希腊的盛会。约公元前776年，斯巴达派军队干预竞技会。此后斯巴达积极参加该项赛事，多次获得冠军。政治方面，以两位国王取代单一国王，创立了双国王制；重新进行了行政区划，在保留传统血缘部落的基础上，以地缘关系将斯巴达城加上阿米克莱分为5个村落，并以此作为国家的基层组织；改组长老会议，以地缘部落为基础创立了由30人组成的长老会议，国王是长老会议的成员；重新界定公民大会的地位，改变了以前无固定会期、固定场所的临时性组织的状况，现在会议固定在“巴比卡（Babyca）和科纳基翁（Cnacion）之间”，每间隔一段时间就召开一次会议。关于间隔的时间学界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一年一次，克里姆斯认为一个季度一次，而且其次数可能也有所变化[1]。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公民大会是逐月开的，如密西尔、奥利瓦等都认为它在每个月的固定日子召开[2]。在土地方面将土地重新分配，他按照斯巴达平分土地的传统，在斯巴达人内部实行全面的土地再分配，将拉哥尼亚地区的耕地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斯巴达人区，共分成4500份[3]，另一部分是庇里阿西区，共有约3万份。斯巴达人获得的份地属于斯巴达国家所有，个人只享有土地上的出产。份地是斯巴达公民身份的基础，失去土地就失去公民权，因此，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土地不可买卖，但斯巴达公民自己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土地流失，也在实际上中止了土地买卖现象。

来库古改革曾经遭到巨大的阻力，少数贵族直接对来库古发动人身攻击，致使来库古一只眼睛失明，最后来库古本人也被迫流亡海外。但是，来库古改革对斯巴达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奠定了斯巴达国家的基础，是斯巴达国家建立的标志。

图4.1 来库古头像

征服帕米索斯河流域 来库古改革并没有平息斯巴达社会的内部矛盾，为了解决内部纷争，斯巴达需要征服更多的土地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斯巴达将征服的矛头对准了西部的美塞尼亚地区。美塞尼亚地区幅员辽阔，土壤肥沃，尤其是帕米索斯河流域，是希腊世界少有的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公元前8世纪，美塞尼亚地区处于国家形成过程之中，但统一的美塞尼亚国家尚未形成，各地还处于分裂状态。

美塞尼亚地区和斯巴达之间围绕着边界不断发生冲突。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的边境上有一座阿耳忒弥斯神庙，斯巴达人和美塞尼亚人都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传说一次祭祀活动中，美塞尼亚青年侮辱了斯巴达妇女，国王特勒克斯前来阻止，在冲突中被杀。但美塞尼亚声称斯巴达青年装扮成少女企图杀害美塞尼亚人。又有传说称，一位美塞尼亚奥林匹克赛跑冠军因为没有土地，将自己饲养的牛群寄养在一位斯巴达人那里，但这位斯巴达人私下出卖了这群牛并意欲私吞钱财。这位美塞尼亚人讨要未果，自己的儿子反而被贪婪的斯巴达人杀害。他向斯巴达政府提出申诉，没有得到受理。于是，他决心在边界上杀死所见到的每一个斯巴达人。斯巴达提出抗议没有得到美塞尼亚的积极回应。这件事成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传说反映了双方在宗教、人口、牧场、耕地等方面的矛盾。

其实，斯巴达对美塞尼亚土地的觊觎由来已久。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也是长期反复的过程。特勒克斯在征服黑罗斯城之后就从南部越过泰该都斯山，入海向北，征服了南部的马卡利亚平原[4]。此后，斯巴达转到北面，特勒克斯之死意味着斯巴达在这里的军事行动没有取得成功。阿尔克墨尼继承了特勒克斯的政策，继续从北方向美塞尼亚地区进攻。斯巴达军队出发前立下誓言：不征服美塞尼亚绝不撤军。斯巴达对美塞尼亚的战争进入第一个**，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

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的开始时间已经很难考证。一般认为这次战争发生于公元前740—前720年之间。但赫胥黎依据早期奥运冠军中最后一位美塞尼亚冠军出现于公元前736年，推断战争爆发于这一年[5]。杰弗里认为是公元前735年[6]。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匮乏，我们很难给出具体的年份，但大致上可以断定，这场战争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末期。

阿尔克墨尼率军袭击北方城市安菲亚（Ampheia）。面对训练有素的斯巴达军队，美塞尼亚并没有放弃抵抗，国王尤菲亚（Euphaea）连忙招募军队，严格训练。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很快演变成一场持久战。经过三年的准备，美塞尼亚人发起反攻，就连奴隶也被发动起来，终于打退斯巴达军队。一年后，斯巴达积聚力量，并争取到底比斯的支持，重新发动进攻。美塞尼亚人退守伊托麦山，依托这里有利的地理形势坚持抵抗。斯巴达一时难以取胜。第十三年，斯巴达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尤菲亚战死，新国王阿利斯托德摩斯继续抵抗。更多的希腊国家卷入战争，阿卡迪亚、阿哥斯、西昔翁支持美塞尼亚，斯巴达得到科林斯帮助。但是，长期的战争已经耗尽了美塞尼亚的力量，在坚持抵抗了20年之后，美塞尼亚最终失败了。美塞尼亚人承诺不再发动起义，并为斯巴达人耕种土地，缴纳一半的收成，斯巴达人答应将不会无故出卖美塞尼亚人。战后，美塞尼亚地区的大量居民沦为黑劳士。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的战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占领了帕米索斯河流域北部的斯腾克拉奥斯平原。这一胜利对斯巴达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色奥彭普斯改革和斯巴达政制 对美塞尼亚地区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只是暂时缓解了斯巴达内部的矛盾，新的矛盾随之再起，“处女之子”事件就是这一矛盾的体现。这次事件的具体时间已无法确定，但大致发生在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后不久。征服美塞尼亚的战争出乎斯巴达的意料演变成持久战，由于大部分成年男子到前线打仗，斯巴达的出生率急剧下降，甚至危及国家的兵源，斯巴达同意斯巴达妇女与黑劳士结合，这样一批非法婚姻所生的子裔被称为“处女之子”[7]。战后斯巴达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拒绝平等地分给他们土地，“处女之子”气愤异常，密谋发动起义。斯巴达政府被迫采取组织移民的方法将他们送往海外，并承诺如果殖民不顺，回国后一定分给他们土地。亚里士多德也提到美塞尼亚战争期间斯巴达人要求重新分配土地。这表明，新土地的分配成为社会各阶层关心的问题，也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其次，占领帕米索斯河流域之后，斯巴达一跃成为伯罗奔尼撒地区最大的国家。这就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忧和猜疑。阿哥斯、阿卡迪亚、西昔翁等国家开始联合起来，抑制斯巴达的发展。此间，阿哥斯在斐冬的治理下国力日升，对斯巴达采取了进攻措施。公元前669年，阿哥斯在许西埃战役中打败斯巴达，夺回了被斯巴达占领的库努里亚地区。斯巴达政府面临着新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发生了色奥彭普斯改革。色奥彭普斯改革其实是波吕多洛斯和色奥彭普斯共同完成的，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措施侧重点不一样。波吕多洛斯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新的分配，他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口一起分配给斯巴达人。相比来库古时期，份地总额增加了4500份[8]，全国份地总额达9000份。这一份地数量此后基本没有变化，一直延续到希波战争时期。波吕多洛斯同时改革了斯巴达税制，规定了每份土地应缴纳82麦斗的谷物，以及一定数量的酒和油[9]。这一税制采用定额地租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土地直接耕种者——美塞尼亚人（即黑劳士）的经济利益，对于稳定美塞尼亚人集团、稳定黑劳士阶层具有重要作用。改革措施基本上确立了影响斯巴达数百年的黑劳士制度。波吕多洛斯的改革措施深受斯巴达公民的欢迎，享誉希腊世界[10]。

色奥彭普斯的改革集中在政治体制方面，主要有两项措施，第一是设置了民选监察官（ephor）。斯巴达监察官由来已久，很难考证，传说来库古改革时就已经设立，色奥彭普斯可能引入了普选制，所有的公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改革可能还规定，监察官任期一年，每个地缘部落一人，共5人。监察官主要负责监督，同时兼有军事、宗教和司法方面的权力。监察官可以监督全国所有的人，包括国王在内。色奥彭普斯的妻子曾抱怨这项改革限制了国王的权力。

第二项改革措施是调整公民大会和国王与长老会议的权力。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可以小幅度修订长老会议的提案，但一旦一项提案经过多次修订，就可能出现结果与当初的设想完全相反的情况。所以，色奥彭普斯规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王和长老会议可以宣布休会，中止决议的通过。这项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民大会的权力，但并没有完全剥夺公民大会对决议讨论、修正的权力。

经过色奥彭普斯和波吕多洛斯的改革，斯巴达国家制度的主要框架基本确定，这个架构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这些改革措施从总体上看有利于普通平民。改革稳定了普通公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增强了国家的向心力和公民内部的团结，斯巴达公民自豪地称自己是“平等者”[11]。但是，改革也遇到重重阻力。贵族阶层对波吕多洛斯平分土地的措施不满，一位来自贵族家庭的高级军官暗杀了他。

征服美塞尼亚地区 斯巴达在占领帕米索斯河流域之后并没有停止征服的步伐，可能在色奥彭普斯改革期间也没有停止征服战争。现在推测，大约在公元前700年，斯巴达在美塞尼亚湾西部海岸安置了被阿哥斯驱逐的亚辛的居民，新的定居点就称为亚辛。这里此前还有美塞尼亚人居住，因此新据点的建立实际是斯巴达扩张的表现。此后，斯巴达沿着海边继续推进，先后占领了摩特涅（Mothone）、派罗斯，直至进入勒达（Neda）河流域，抵达厄利斯边境。斯巴达沿途征服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派罗斯附近可能战争比较激烈，此后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这里都人烟稀少。但其他地方似乎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因而这片地区成为斯巴达的庇里阿西区比较集中的地区，如在北部就有库帕里西亚、奥龙等庇里阿西区。至此，斯巴达可能已经征服了除西北部山区的几乎整个美塞尼亚地区。

斯巴达的进一步扩张引起了其他城邦的嫉妒与担忧。一个反斯巴达联盟逐步形成，参加者包括阿哥斯、阿卡迪亚、厄利斯、匹萨提亚等，领袖是阿卡迪亚国王阿里斯托科拉托斯（Aistocrates）和匹萨提亚的僭主潘塔立翁（Pantaleon）。斯巴达在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也不太稳定，更多的可能是依靠当地人进行管理。公元前669年的许西埃战役更是激发了美塞尼亚人的斗争欲望。公元前7世纪中期，美塞尼亚地区爆发了反斯巴达暴动，这就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

暴动领导者是贵族青年阿尔托明尼。他联系了一批贵族青年，同时争取到阿哥斯、阿卡迪亚等国家的支持，发动起义。起义的中心在斯腾克拉奥斯平原，南部的摩特涅、派罗斯也曾经起义。但两个地区之间似乎并没有联系，阿尔托明尼从来没有与南方联系，就是在最后失败时也没有逃亡至南方，而是逃到曾经背叛起义的阿卡迪亚。

初期，起义获得巨大胜利，斯巴达军队频遭败绩。斯巴达不得不向雅典求援，声称是阿波罗神的指示。雅典不希望斯巴达很快获得胜利，又不敢违背神谕，派出瘸腿战士兼诗人——提尔泰乌斯。提尔泰乌斯写了许多诗作鼓舞斯巴达军队的士气。斯巴达终于扭转颓势，将起义者挤压在埃拉（Eira）山。此后，起义者势力衰弱，阿尔托明尼多次孤军深入到拉哥尼亚袭击斯巴达人的老巢。最后，阿尔托明尼组织了500人的军队与斯巴达决战，失利后，阿尔托明尼被迫流亡海外。

所谓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实际是由社会上层发动的一次局部性的武装暴动，战争具有反斯巴达统治的性质，同时具有上层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性质。阿尔托明尼起义失利标志着美塞尼亚地区反抗力量的彻底失败，从此斯巴达稳定了在美塞尼亚地区的统治，并顺势占领了美塞尼亚西北部山区。

二、斯巴达社会结构和伯罗奔尼撒同盟

斯巴达的社会结构 征服美塞尼亚之后，斯巴达社会成员大致分成三个阶层：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黑劳士。这三个阶层在生活空间上互相隔离开来，除了少数统治者或异地服役者会生活在其阶层生活区之外，混居杂处的情况较少。

黑劳士的主体是在战争中经过激烈抵抗后失败的、被征服的居民。除了被征服者之外，多利亚人也有部分人因失地贫困、违法犯罪或逃避兵役而沦为黑劳士。黑劳士最初产生于黑罗斯城战役，后来推广到美塞尼亚地区，美塞尼亚起义失败之后，黑劳士制度正式形成。

黑劳士居住在原来的土地上，连同土地一起被分配给斯巴达人，大约7户供养一个斯巴达人家庭。黑劳士必须将相当于土地出产的一半数额的实物交给主人，还要承担家内仆役；战时要随主人出征，做好后勤工作；必要时他们还要提供军队，主要是轻装步兵。他们受到斯巴达政府较为严格的控制，不能任意迁徙，必须服服帖帖地为斯巴达人耕种，接受管理，完税纳赋，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对黑劳士的管理主要采用库普提亚制形式，斯巴达政府每年会在年满18岁的斯巴达青年中选出一批优秀代表，到黑劳士区巡游，处理纠纷，催缴税款，对有反抗倾向的黑劳士则不加审判就处死。对黑劳士的征税，主要由份地主人实施，黑劳士不直接向国家缴纳，而是交给份地主人。

由于特殊的制度规定、管理模式和生活方式，黑劳士拥有一定的权益。如由于斯巴达人主要居住在斯巴达城周围，很少到自己的份地上来，所以黑劳士摆脱了主人经常性的监视。由于实行定额税，黑劳士可以将剩余部分留给自己，部分黑劳士有一定的剩余财富，斯巴达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黑劳士出钱赎取自由的事例。黑劳士有自己的家庭。总体看，黑劳士的地位至少在早期不同于一般奴隶。据史料记载，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政府同意起义的黑劳士携妻儿迁居海外，如果擅自回来，一旦被捕就沦为奴隶。

“庇里阿西”的意思是“边区”、“边民”，最初是指居住在斯巴达城周围的居民，后来成为特殊的社会阶层。庇里阿西区也分散到更广阔的地区，其中比较集中的有拉哥尼亚北部、南部以及东部沿海，美塞尼亚的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庇里阿西人有人身自由，有家庭和财产，可以从事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庇里阿西人居住区有一定的自治权，斯巴达政府在庇里阿西区派驻官员。庇里阿西人与斯巴达人关系密切，拥有较多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通常被合称为“拉西第梦人”。他们可能在理论上也属于斯巴达公民，但因为庇里阿西人大多住在离斯巴达城较远的地区，又要独立从事生产劳动，很少能到斯巴达城内参加公民大会或担任官职，因此，实际生活中庇里阿西人很少享有政治权利。但是，庇里阿西人必须为斯巴达城邦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军役义务。

斯巴达人主要由当年征服拉哥尼亚的多利亚人而来。在彻底征服美塞尼亚之前，多利亚人也发生了贫富分化，部分人因为居住在边远地区成为庇里阿西人，甚至有少数人沦为黑劳士。但在此后，多数人结成相对封闭的斯巴达人群体，主要居住在斯巴达城及其周围地区，人数维持在9000人上下，古典时期中期之后人数开始下降。斯巴达人一出生就要接受部族长老的检查，体格不合格者就会被抛弃在山谷中，一周后能够存活下来的才被再次收养。这可能是古老的弃婴传统，可以起到保证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7岁后斯巴达人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文化教育和体育训练，14岁之后开始接受军事训练，18岁开始担任库普提亚，到黑劳士生活区履行职责。20岁之后经过考核，合格者加入公餐团，成为准军人，到战场体验生活，如果需要可以参加战争，同时可以结婚生子，但不可以过家庭生活，只能在夜间与妻子秘密会面。斯巴达国家规定，所有公民必须参加公餐团，集体进食晚餐，不得随意在家用餐。30岁之后成为正式公民，也成为正式军人，他们可以过家庭生活，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可以到市场上参加其他公共活动，但必须履行军役，必须向公餐团交纳一定数量的税赋。60岁后斯巴达人解除军役负担，可以当选为长老会议成员。斯巴达女性也可以进入学校，像男子那样接受教育，同时参加体育训练。成年女子要接受艰苦的训练，以便生育健康的后代。但斯巴达女性不能参加国家政治活动，如担任官职。

具有斯巴达血统的斯巴达男子理论上是准全权公民或全权公民，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男子都必然成为全权公民，或一生都是全权公民。如果他们不能足额交纳公餐税，不能通过国家设定的教育考核，尤其是体育考核，不能履行军役负担，不能英勇作战，都将失去公民权，成为下等公民或庇里阿西人，甚至成为黑劳士。

在斯巴达还有“下等公民”。“下等公民”的身份不太明确。他们的来源也比较复杂，包括斯巴达人中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全部或部分公民权的人。此外，还有“养子”和“新公民”。“养子”是斯巴达家庭为他们的子女配置的陪读者。这些人往往来自社会下层，因为长期与主人生活在一起，在社会上获得某些特殊权利。“新公民”，即被释放的黑劳士。黑劳士因为军功或赎买等方式获得公民权，这种公民权可能并不完整。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往往复杂多样，但大体上可能近似庇里阿西人。

图4.2 斯巴达盾牌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形成 征服美塞尼亚使得斯巴达成为希腊世界疆域最辽阔的国家，总面积达8400平方千米。而战后斯巴达人群体的逐渐封闭使其难以维护国土的安全。与此同时，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邻国对斯巴达心怀不满，他们逐渐联合起来对付不断扩张的斯巴达。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已经无力继续对外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维护国土安全成为国家外交的主要目的。斯巴达停止了大规模对外扩张的步伐，开始采取结盟的外交政策，力求改善与伯罗奔尼撒国家的关系，同时干预新兴国家，防止出现强大的国际对手，以图谋求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的扩张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驱逐阿哥斯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存在。基隆担任监察官（公元前556年）前后，斯巴达攻占了一度为阿哥斯占领的西塞拉岛。至此，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战争基本停止。公元前590—前580年间，厄利斯向南扩张，斯巴达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帮助厄利斯征服了庇萨（Pisa），将庇萨人一部分降为黑劳士，一部分降为庇里阿西人。此后，斯巴达又与厄利斯一起两面夹攻特里菲利亚（Triphylia）。通过这些行动，斯巴达争取到了厄利斯的支持。

斯巴达外交的真正转变是在提该亚战争期间。提该亚位于拉哥尼亚与阿哥斯之间，南部与斯巴达之间隔着一片低矮的丘陵，向北有河流与阿哥斯相连。这里是阿卡迪亚和阿哥斯威胁斯巴达的军事要道，斯巴达很早就展开了对这一地区的争夺，但一直未获成功。大概在利翁（Leon，公元前590—前560年）和赫格希克利斯（Hegesicles，公元前575—前550年）联合统治时期战事又起，但一直没能获得胜利。他们的继任者阿那克桑戴里达斯（Anaxandridas）和阿里斯通（Ariston）统治时期，斯巴达改变了传统的外交政策。

改变的标志之一是崇拜阿卡亚人的传统英雄阿伽门农父子。传说他们按照德尔菲神庙的指示，设法从提该亚取回了俄瑞斯忒斯的遗骨，在斯巴达举行隆重的葬礼。大约在公元前550年，阿伽门农在阿卡米莱地区被作为英雄受到崇拜。源自多利亚人的斯巴达人一直以阿卡亚的征服者自居，现在斯巴达开始崇拜阿伽门农，一方面可以争取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多利亚人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将自己装扮成阿伽门农的继承人，给自己称霸伯罗奔尼撒乃至希腊世界披上合法的外衣。从此，斯巴达不仅标榜为多利亚人，也自称为阿卡亚人。约在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国王克里奥墨涅斯在雅典的神庙中公开宣布自己不是多利亚人，是阿卡亚人。

标志之二是与提该亚的战争以签署和约的形式宣告结束。提该亚战争是斯巴达第一次以和平方式结束的战争。大约在公元前550年，双方签订和约，他们的和约被刻在阿尔弗斯（Alpheus）河岸的石柱上。提该亚向斯巴达保证，从他们的国家驱逐美塞尼亚人，不接纳他们成为公民。此后，提该亚成为斯巴达坚定的政治盟友。在普拉提亚（Platea）战役前，提该亚人声称自己曾经和斯巴达一起打过许多漂亮仗，同时宣称他们心甘情愿地听从斯巴达的安排。

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斯巴达为中心的政治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已经形成。第一批成员国主要集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内，有厄利斯、西昔翁、科林斯、麦加拉等城邦。其实在古代，并没有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个称谓，史书称之为“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或“拉西第梦人及其同盟者”。这是以斯巴达为中心、维护斯巴达国家利益的国际联盟。这个联盟的成员国不断变动，总的趋势是逐步增加，并有大量半岛之外的城邦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发展得益于希波战争，在外敌入侵面前，更多的希腊城邦同意结成政治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发展为“希腊同盟”，斯巴达成为这个同盟的领袖。后来希腊同盟面临解体，雅典在同盟之外成立了提洛同盟，于是希腊同盟又缩小为伯罗奔尼撒同盟。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邦国关系 伯罗奔尼撒同盟是依据多重双边关系建立起来的松散的国际组织，斯巴达与一个或几个城邦单独签署协约，协约内容大多勒石刻碑，宣示国民，约束政府。协约的主要原则是“同敌共友”，但主要是依据斯巴达的敌友标准。同盟国家承诺：不接受斯巴达的逃亡黑劳士；和平时期，同盟国家各自为政；一旦成员国遭受侵略，各盟国承诺尽其所能提供军队以解危困，提供的军队通常是国家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同盟对成员国没有强制权力，协约内容中没有对违反协约行为处理的条款。同盟的义务大多受制于入盟时的诺言，诺言的约束力来自神意、道德或传统习惯。这种约束力其实很脆弱，有些城邦就以灾异、神谕以及宗教节日等为由违背诺言，甚至退出同盟。每个成员国，包括斯巴达在内，都是平等的，同盟国之间发生矛盾采用第三方仲裁的方式解决以避免战争；同盟大会上，每个城邦只有一票表决权。同盟不对成员国征收任何费用，遇有战事，同盟国自己承担所提供军队的费用。

同盟内部有两个决策机构：同盟大会和斯巴达公民大会。有关同盟的重大事务，尤其是宣战、媾和等大事，一般先由同盟大会讨论，再交给斯巴达公民大会。同盟大会表决后，同盟代表先向斯巴达公民大会通报相关情况，提交相关决定，斯巴达公民大会再进行讨论、表决，讨论中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最后通常通过呼声表决的方式裁决。斯巴达公民大会在同盟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同盟国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往往需要先对斯巴达公民大会进行游说，争取支持。

斯巴达是同盟的领袖，也是同盟军队的指挥者。但斯巴达采取温和政策，与盟国保持良好关系。具体表现为：第一，斯巴达不向盟国征收贡金[12]。第二，盟国享有在同盟大会或同盟决策机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发言的权利。伯里克利曾经指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一个特点：他们没有一个议事会可以做出迅速果断的行动，因为他们的每个城邦都有平等的一票表决权，都只关心本邦的利益，这种情况的结果通常是一事无成[13]。第三，盟国在内部管理上基本上享有“自治权”，如科林斯曾经两次对斯巴达干预雅典内政表示反对[14]。直到公元前421年，斯巴达与雅典签署《尼西阿斯和约》时，斯巴达还只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劝说它们接受，而不能强迫。

总之，伯罗奔尼撒同盟是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但它奉行的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却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遗产。尽管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关系相对平等，但它仍然是斯巴达称雄希腊的工具，借助这一同盟，斯巴达在公元前6世纪末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主，在整个希腊世界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城邦。

为了维持霸主地位，斯巴达多次干预那些未入盟的、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它们没有承认斯巴达的霸主地位），尤其是雅典和阿哥斯。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继续实施梭伦改革时期的措施，国力得到较快发展，逐步成为斯巴达的威胁。公元前528年，庇西特拉图去世，儿子希庇亚斯继位。希庇亚斯违背了庇西特拉图的统治原则，渐趋残暴，引起雅典人民的反对，庇西特拉图昔日的政治盟友阿尔克密尼德家族也被驱逐出国。流亡在外的阿尔克密尼德家族不甘失败，期望借助外部力量回到雅典，他们贿赂德尔菲神庙的祭司，借助神谕要求斯巴达提供支持。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出兵雅典。希庇亚斯得到色萨利的骑兵支持，他打扫好战场，严阵以待。斯巴达的第一次干预失败，统帅安基摩琉斯死于前线。接着，斯巴达著名国王克里奥墨涅斯亲自率军，攻入雅典。在雅典人民的支持下，斯巴达军队将希庇亚斯围在雅典卫城内。但是，斯巴达军队久攻不下，不得不撤军。不过，雅典人民继续战斗，最终迫使希庇亚斯离开雅典。

推翻僭主统治后，阿尔克密尼德家族的克里斯提尼利用民众的支持，击败竞争对手伊萨格拉斯，实行民主改革，雅典国力继续上升。约在公元前507年，在斯巴达的强行要求下，雅典政府放逐克里斯提尼及其同党约700个家族，扶植伊萨格拉斯建立了僭主统治。但是，僭主统治引起了雅典贵族和平民的一致反对，在议事会的率领下，雅典人民打退了斯巴达军队，推翻了僭主统治，迎回了克里斯提尼。克里奥墨涅斯筹划再次军事干预，他率领军队直抵厄琉西斯，但斯巴达军队在前线发生内乱，盟国科林斯和另一位国王戴玛拉托斯前线撤军，导致干预失败。雅典的民主政治终于建立起来。此后，克里奥墨涅斯计划第四次干预，他们邀请希庇亚斯回来，试图帮助希庇亚斯恢复统治，但是由于科林斯的反对，这次干预最后胎死腹中。

阿哥斯是斯巴达东部近邻，与斯巴达长期不和。斯巴达强大之后，不断寻机打击阿哥斯。公元前494年，克里奥墨涅斯亲自率军征讨阿哥斯。斯巴达军队取道海上，袭击阿哥斯北部的提林斯，阿哥斯军队原在南部设防，见状急忙回防，在塞皮亚双方展开激战。克里奥墨涅斯多次假意发动进攻，麻痹阿哥斯军队的警惕性，最后，利用阿哥斯军队用餐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阿哥斯军队被迫撤往圣林，斯巴达纵火焚烧，阿哥斯伤亡惨重。这一仗斯巴达取得辉煌胜利，6000名阿哥斯公民死亡，阿哥斯的奴隶趁机起义，夺取了国家政权。直到公元前468年，阿哥斯公民才镇压了奴隶暴动，夺回政权。

尽管斯巴达在希腊半岛积极干预其他城邦之事，但在对波斯问题上，则采取了回避的保守策略，对海洋拓展也毫无兴趣。公元前499年，米利都策划反波斯的暴动，寻求斯巴达的支持，但斯巴达以路途遥远拒绝。当波斯向希腊本土炫耀武力时，斯巴达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加以反对，但在马拉松战役中，斯巴达却借口未月圆，不符合斯巴达出兵传统，拒绝出兵。温泉关战役前夕，波斯大军压境，斯巴达连续举行公民大会，要选派两个斯巴达青年来抵偿曾经被他们杀死的两个波斯使节，以平息波斯的愤怒，避免战争。公元前479年，希腊联军驱逐侵入希腊半岛的波斯军队，战争转入海上，斯巴达主动交出联军的领导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斯巴达满足于自己作为希腊陆上霸主的地位。

[1] K.M.T.Chrimes，Ancient Sparta，Manchester，1952，p.488.

[2] H.Michell，Sparta，Cambridge，1964，p.146；P.Oliva，Sparta and Her Social Problems，Prague，1971，p.92.

[3] 一说6000份，但9000份的观点显然是不准确的。

[4] G.L.Huxley，Early Sparta，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2，p.33.

[5] G.L.Huxley，Early Sparta，p.34.

[6] H.Jeffery，Archaic Greece：the city-states，c.700-500 B.C.，London，1976，p.115.

[7] 一说是斯巴达男子与黑劳士妇女所生。

[8] Plutarch，Lives' Lycurgus，8.

[9] Plutarch，Lives' Lycurgus，8.

[10] 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Ⅲ.3.1.

[11] 当然，这种平等也不是绝对的，随着历史的推移，公民内部也发生了贫富差异。

[1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9。

[1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41。

[14] 希罗多德：《历史》，Ⅴ.7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