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文字都有自己独特的书写材料、书写工具和书写技巧，它们又反过来对文字的发展和应用以及文明的传播产生着直接影响。

一、泥板

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选择受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人为因素等多方面的制约。巴比伦尼亚和亚述最早的书写材料是泥板（苏美尔语为IM-DUB，阿卡德语为dubbu或tuppu），因为这一地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两河的冲积土壤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土壤土质好，有黏性。书写用的笔通常是用芦苇制成的，即所谓芦苇笔（tablet stylus），有时也用木材和其他材料制作。两河流域的这种书写材料与后来出现的书写材料，如纸草、羊皮纸、皮革和木材等相比，具有两大优点：其一是造价低廉，其二是坚固耐用。用火烧烤或用太阳晒干的泥板非常坚硬，印刻在其上的文字和图案可以保持长久，很多泥板流传至今已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在埃及，虽然留下了许多刻在石头和金属上的铭文，但它们与记载在纸草或皮革上的文献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较大不同，而纸草和皮革文献的失传造成了埃及文明的断层，给埃及学家重建这一人类最早文明之一的努力制造了巨大障碍。相比之下，亚述学家面临的困难无疑要小得多，这无疑要归功于美索不达米亚人独特的书写材料。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区的许多民族，如埃兰人、波斯人、赫梯人、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甚至还有较远的埃及人和克里特人等，也使用过泥板作为书写材料，但都只是零星的，而且是短时期的使用，唯有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泥板非常普遍，而且保存了4000余年。

用作书写材料的泥土必须保持一定的湿度和可塑性，而且表面要光滑，以便笔能在其上印出字迹和图案，但泥板不能过分柔软，否则会粘笔和刻写者之手。制造一块泥板的过程大致如下。首先，把泥板弄到一定湿度后，用两只手掌搓揉，使之成为想要的形状，然后将芦苇笔光滑的一端磨光、磨平，把棱角磨圆。通常情况下泥板太大，无法拿在手上，便要把它放在一个支架上，然后用手压成型。因此，较小的泥板的正反两面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凸出，而较大的泥板则不同，其上面为凸面，而下面或多或少要平坦一些。如果较大泥板的两面都是平面，那么它有断裂的可能，因此其中心部位往往附加一块小泥板，使原来的泥板变厚、变得更结实，并产生一个凸面。最后，用一个空模子沿泥板的各边拖拉，把上面各边的棱角磨圆，而靠着支架的下面由于模子磨不着而仍保持着分明的棱角。在刻字时，书吏通常要先刻平滑的一面，然后再把泥板翻过来，在凸面上刻写；如果先在凸面上刻写，当翻过来刻写平面时，会擦掉凸面凸出部分的文字。另外，为便于刻写小字，有些泥板上面还覆盖着一层土质较好的泥土。

图3.5 刻写《汉谟拉比法典·前言》的泥板。时间为公元前18世纪初

泥板的形状和大小差异较大，从邮票大小的方形薄泥板、稍大一点并带有狭窄厚边的坐垫形的泥板，到大如庭院的巨型泥板不等。有的泥板呈方形，有的则是椭圆形的。每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泥板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泥板的内容，如法律文书、书信或管理文书等，都影响着泥板的形状和大小。因此，人们不需要把整个泥板读完，只需根据其形状和大小便可判断出所载的大致内容。另外，从字体上讲，不同时期和地区以及不同的文献种类都会造成泥板外在特征的差异，如泥板的形状、线条和栏目的安排等，特别是草写体和碑铭书写形式的区别，亚述语和巴比伦语符号形式和书写方法的差异，对其产生的影响更加明显。

迄今所知最早的泥板大多数呈正方形或长方形，4～5厘米长，2.5～3厘米宽，各角为不同程度的圆角。同时偶尔可见一些椭圆形的泥板。随着时间的推移，泥板的规模有逐渐增大的倾向。在舒路帕克发现的泥板呈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较为突出的是其宽度大于长度。这主要是由于这些泥板用于一种特殊的目的，即罗列很长的财产名单和存货清单，因此被分成众多的栏目。在阿卡德第一王朝时期（公元前2751—前2568年），长方形的泥板很普遍，一般是正面平滑，反面凸出。但到该时期末，泥板正面也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凸出度，同时圆角变成了方角。此后这种形式的泥板成为普通泥板的“标准板”，一直延续到大约公元前7世纪。在古巴比伦时期，由于商业的发展和法律的不断完善，曾流行一种特殊的泥板，即信封泥板（古巴比伦语为irmum，古亚述语为?uppum ?armum或armum）。这种泥板是为保护一些重要文件而设计的，它是用另一块泥板盖在印有重要文件的泥板之上制成的。在两块泥板的四边接合处，用软泥封住，并盖上印章，有如一个泥板信封。在外部泥板的表面，往往刻上该文件的副本或内容概要。为了防止里外两层泥板粘在一起，致使所载内容的字迹难以辨认，这一时期许多法律文书（泥板）的两面都呈轻微的凹形。除在形式上做了这种特殊处理外，巴比伦书吏有时还在里面的泥板的表面撒上一些干土面。这种“信封泥板”在保护重要文件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它可以有效地防止泥板的意外损坏，还可以防止伪造和篡改。

在泥板内容的安排方面，如果某一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部头太大，以致无法刻在同一块泥板上，那么就接着刻在其他泥板上。为防止秩序混乱，在每块泥板的最后一栏里，会标明下接在哪一块泥板上。此外，通常还要注明该作品一共有几块泥板，就相当于现代著作超过一卷要标明卷数一样，或者可以说标明“该书”共有多少页更为贴切。在图书馆里，这样成套的泥板要存放在架子上或书库里，用线绳捆起来，并附上一小片泥板，即题签，上面标明这些泥板的内容。现在保存下来了许多这样的小片泥板，可把它们编为目录，因为其上列有标题、内容提要和卷数（泥板数目）。此外，泥坛、泥罐里也往往存放有私人档案。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浩繁的管理文书曾存放在篮子里，其上也附有类似的小标签。为了便于在众多的管理文书中查阅所需的某一特定的泥板，在泥板的边缘部分往往刻有简短的注释。

为减少手工劳动和避免不断刻写的麻烦和枯燥，美索不达米亚人还发明了两项很有意义的刻写技术。其一是泥土印章（clay stamp），有些印章甚至使用了精巧的可以互换的符号单位，很像活字。另一项重大的发明是圆筒印章，他们把文字刻在圆柱上，然后让圆柱在柔软的泥板上滚动，这样所刻之字就自然地转移到泥板上，而且需要多少份这样的泥板，只需用圆筒印“复印”多少即可，不必重复刻写。

二、木板

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的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们开始使用狭长的木板作为书写材料，他们在木板上涂上一层薄蜡，在蜡上印上楔形文字符号。构成一部“作品”的木板通常用皮条从尾部串起来，使其成为一部“书”，打开之后宛若一面屏幕。显然，携带这样一部“书”比携带一套沉重、笨拙、易碎的泥板更方便。但这种书最大的弱点是不耐久，幸好这种材料只是偶尔被采用，要不然，大部分楔形文字的文学和学术著作恐怕要失传。这种书一般用上等木板制成，属于豪华本。在现存文书中，记载用于书写的材料主要有柽树、柏树、雪松和胡桃树等。在巴比伦尼亚和亚述，木材十分奇缺，用于书写的木料无疑来自周围其他地区的山地。早在阿卡德的书吏用它刻写楔形文字之前，阿拉米人就已开始用之刻写阿拉米语了，结果，随着这种不易保存的书的散佚，阿拉米文学在美索不达米亚几乎全部湮没不彰。

图3.6 描绘运送黎巴嫩柏木场景的雕刻。无论是用作书写材料，还是用于建筑材料，美索不达米亚的木材都主要依靠进口

图3.7 鹅卵石形状的苏美尔文铭文。为拉伽什王安纳吐姆献给宁吉尔苏神庙的奠基石。约公元前2450年。出自特罗（古代吉尔苏）

三、石料

如同木材一样，石头在巴比伦尼亚和亚述亦属稀有物质。虽然如此，国王们仍然想方设法弄到石头，在其上刻写铭文，甚至肆无忌惮地抹去前人的铭文而“二次”利用其石料。例如，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就被抹去了许多重要的内容，可能系某位埃兰王将其掠至埃兰都城苏撒后为刻写自己的铭文所为。很显然，泥板文书无论如何坚固耐用，在这方面毕竟比不上石碑。因此，迄今发现的石刻，绝大多数属于“皇家铭文”。除此之外，作为书写材料，石料还有一种用途，即用作田地的界石，上面记载有国王赠予的土地。在古巴比伦时期，凡为王室负担某种义务之人都可从王室领取与其所负担义务相当的一份土地。王室的管理人员在分配土地时要在泥板上做有关记录，并在田地之上树立界石，在界石上刻上与泥板内容相同的文字。

用于书写的石料不仅包括质地柔软的石灰石、大理石和青金石等，而且还包括最坚硬的火山岩，如玄武岩和闪光岩等。一般情况下，质地坚硬的石头用于刻写皇家铭文，而相对柔软的石头则用于刻写赞扬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颂歌、祭文和历史材料。一些硬度一般的准宝石则用来刻写印章。

图3.8 拉伽什王许愿铭文残片。黑石。约公元前2500年。出自特罗（古代吉尔苏）

考古学家们发现的这类印章非常之多，因为每一个有身份的人都拥有一枚印章，它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甚至有的奴隶也有自己的印章。[10]

四、其他材料

此外，美索不达米亚人有时还在象牙或贵金属制品上刻写有关内容的文字。迄今发现的贵金属包括锑、铜、青铜、银和金，它们用来制作武器和艺术品，诸如铜矛，青铜刀、剑，银碗和金板等，在这些物品上仅仅刻有简短的文字，说明所有者的姓名和所献祭神的名字。

最后，根据一些文学作品的记载，在较晚的时期，美索不达米亚人还曾经使用过纸草和皮革作为书写材料。“纸草”一词最早出现于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721—前705年）的一份材料中，而在波斯统治之前，并未发现有皮革文书，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公元前312—前64年）以前，也肯定并未使用过羊皮纸。

图3.9 拉尔萨铜牌铭文。是拉尔萨王里姆辛的妻子希玛·伊什塔尔为修建神庙所立的铜牌铭文。时间为公元前18世纪初

五、书吏

由苏美尔人创造的、经阿卡德人发展的楔形文字体系，是比较复杂的文字体系，因此被称为“秘密宝藏”，一般人很难理解和掌握，它只被一个职业阶层或书吏垄断。虽然在阿卡德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都有一些普通人即便不会写楔形符号也会读或说，但大多数人想要写什么东西时，还是不得不求助于书吏。在古代东方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一些契约等法律文书中，书吏往往排在所有证人的最前面，也就是作为第一证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是文书的起草者。

（一）书吏的社会地位

（二）苏美尔书吏：人类最早的人文主义者

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众所周知，11世纪欧洲学校的兴起是与经济的复苏和工商业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大学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活动的重要舞台之一，许多人文主义者通过在宫廷、教会和市政厅供职，通常是充当秘书和书记员，甚至在经济领域充当商业秘书，在各自的领域传播着人文主义思想。正如彼得·伯克所说：“对人文主义者来说，为教会和国家服务是可能的。这部分是因为有些教皇（如尼科拉斯五世或利奥十世）和君主（如阿尔丰索一世）欣赏他们的成就，也因为行政管理需要他们的技能，尤其是撰写优雅和雄辩的拉丁文信函的能力。罗马和佛罗伦萨的秘书厅就充斥着人文主义者。”[12]而文艺复兴史的权威人物布克哈特在这方面的论断则十分肯定：“不管怎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论对于共和国或是对于君主或教皇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的，是因为他有两项用途：即为国家草拟公函和在公开而庄严的场合担任讲演。不仅做秘书官的必须是有才学的拉丁语学家，而且反过来说，也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被认为具有秘书官职位所需要的那种知识和能力。因此，十五世纪时，知识界的最伟大人物大多数都把他们一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以这种身分为国家服务上。”[13]这种充当秘书角色的人文主义者，与苏美尔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书吏在工作职能方面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三）书吏的职能

苏美尔人的学校被称为“埃杜巴”（é-DUBA），原意为“泥板书屋”。其教育目的首先是为王室和神庙培养书吏和书记员，以适应管理土地和经济的需要，它始终贯穿于苏美尔学校存在的全部历程。书吏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就有资格成为正式的书吏和书记员。他们有的为王室、神庙和私人庄园管理土地、充当会计师，有的专门从事某一行业的管理工作，还有的在国家和政府部门担任高官。受雇于政府机关的书吏，大体上可分为高级书吏和低级书吏两类。高级书吏一般在政府要害部门任职，通常负责撰拟帝王旨意，制定军政法令，修订外交文书，充当朝廷顾问，他们地位显赫；低级书吏一般负责监督和起草契约，充当公证人、掌印员、土地和财产登记员、军情记录员、碑铭雕刻员及核查员和会计等。私人书吏则一般受雇于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领域，充当缮写员、计算员、秘书和文牍员等。

书吏的择业方向，即受雇于宫廷、神庙还是私人领域，一般与其所受教育的类型密切相关。迄今考古学家所发现的美索不达米亚学校遗址，至少包括三种类型。[14]第一类是邻近王宫的学校，包括在拉尔萨、乌鲁克和马里等地发掘出的学校遗址。这类学校可能是宫廷或政府机关所设立，其培养出的书吏也可能直接供职于宫廷或政府机关。第二类学校为位于神庙附近的学校，例如，在沙杜普姆（?aduppum）[15]出现了许多辞书和文学课本，它们都埋在谷神尼萨芭及其爱人哈亚的神庙地下。学者们认为，这类学校可能是神庙所设，因此其培养出来的书吏也最有可能为其自身服务。第三类为邻近书吏居住区的学校，这类学校的遗址主要出自尼普尔和基什，它们很可能是私立学校，其培养出来的书吏很可能主要供职于私人商业领域。另据美国学者爱德华·吉埃拉（Edward Chiera）的研究[16]，在亚述帝国时期，私人收授学生的现象十分普遍。大多数书吏都招收许多有志从事书吏职业的青少年，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学生或徒弟，师徒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宛若父子。

图3.10 亚述浮雕：做记录的书吏。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两名书吏正在做记录，一位书吏用楔形文字在泥板上记录，另一位书吏用阿拉米语在纸草卷上书写

正由于书吏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富裕家庭的家长大都望子成龙心切，把孩子送进学校，这与中国古代所崇尚的“学而优则仕”大有相似之处。家长密切监督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学生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有时甚至为抬高自己而贬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