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马的建筑和造型艺术
罗马是一个酷爱建筑的民族，尤其是奥古斯都以后，由于大量的外敌已经不复存在，地中海世界基本上为罗马人所掌控，意大利以外的行省每年都要把相当于1/10的收入作为贡赋交给罗马。罗马一时间成了最富裕的地区。为了充分展示罗马的实力，炫耀其国力的强盛，罗马人在建筑方面匠心独具，创造了世界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
罗马的建筑艺术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常常以整体恢宏大气和局部精细严密闻名于世。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政治家们就以各种建筑形式装点罗马，使其成为地中海世界最雄伟的城市，使其成为地中海世界人人向往但同时又不敢反抗的城市。庞培建造了第一座石造的大剧场。奥古斯都则自称他“所接受的罗马是一座砖瓦的城市，但留给后人的却是一座大理石城”[129]。话中既包含着成功后的喜悦，也渗透着发自内心的自豪。苏维托尼乌斯认为，在奥古斯都的努力下，罗马成了在人类理智所能预见的时间内最安全的一座城市。[130]
图8.5 罗马建筑遗址（五）
图8.6 罗马万神殿夜景
图8.7 罗马建筑遗址（六）
罗马城的大规模兴建开始于公元前29年，即内战结束以后。奥古斯都首先修建的是恺撒神庙、奥古斯都凯旋门和奥古斯都广场。之后，奥古斯都除了修建马尔斯等神庙以外，还修建了许多新的公共建筑：公园、浴场、万神殿等。据《奥古斯都自传》记载，仅在公元前28年，他在罗马城修复的神庙就有82座。其中以供奉朱庇特等神的万神殿最为著名。
万神殿原建于公元前27年，由阿格里巴具体负责修建，后经两次火灾。公元126年，元首哈德良下令按原型重新建设。万神殿采用了新的庙宇建筑形式，由2部分组成：门廊和园厅。门廊继承了传统希腊庙宇的样式，由16根柱子支撑。但万神殿的主体部分不是外形，而是内部的园厅。园厅有一个高且直径均等于43.3米的大穹隆顶。殿内园厅由砖和混凝土作为主要原料，为罗马穹顶技术的最杰出作品。由于采用了穹顶结构，建筑内部的中心部位既不设神像，也不设支撑穹顶的立柱，采光依赖于通天的圆孔，阳光照入殿内，给人以特别宽畅、神圣的印象。大穹隆顶是哈德良元首非常喜欢的建筑形式。万神殿开创了神庙建筑之新风，是罗马胸怀与罗马技术高度统一的结晶和反映。
公元1—2世纪，帝国步入经济上的繁荣时期。公共建筑的建设再次进入**。凯旋门、军官纪功柱、宏大的会场、浴池、竞技场，以及剧场等纷纷建造起来。公元64年，罗马发生大火。大火烧了6天7夜。“除了无数的房屋以外，至今仍装饰着敌人战利品的古代将军的住宅被化为灰烬。王政时期，以及后来布匿战争和高卢战争中许愿奉献的神庙也被烧毁。从古代一直保存至今的令人惊叹和具有纪念意义的所有文物皆被烧得一干二净。”[131]罗马全城14个区中，有3个区被烧成一片空地，7个区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只有4个区保存完好。[132]大火以后，罗马重建。但这次重建不像被高卢人火烧后那样随意和凌乱，而是按照规划好的街道修建，留出宽阔的街道。建筑物的高度也有一定的限制，留出屋与屋之间的空地。为加固房屋，罗马人在楼前皆加筑柱廊。尼禄提出用自己的钱来建造这些柱廊，并允许把清理后的修建场地归还给原来的房主。他又按请求者的地位、财产分别制定奖励的办法，规定凡欲得奖者，必须在一定限期内将住宅或公寓修建完毕。他规定奥斯提亚沼泽地为堆积垃圾废弃物的地方，命令一切沿第伯河运粮至罗马的船只在顺水回航时一定要运走垃圾。“建筑物本身的特别规定的部分必须是坚固的、使用伽比努斯山或阿尔巴努斯山的石材的非木造结构，因为这两种石材是耐火的。”[133]
图8.8 罗马大、小拱门建筑
图8.9 罗马建筑圆柱遗迹
图8.10 大竞技场外景
图8.11 马赛鲁斯剧场夜景
公元68年，尼禄政权被推翻。不久，罗马将军弗拉维建立了弗拉维王朝。在位期间，他开始兴建大圆形竞技场，时人称之为“哥罗赛姆（Colosseum）”，意为“庞然大物”。根据传统的说法，整座建筑使用4万名奴隶，用了8年时间才将其最后建成。大竞技场呈椭圆形，最大直径为188米，高48.5米，场内最多可容纳8万名观众；圆形舞台长85米，宽53米，可以表演相当数量的角斗、兽斗比赛。主体结构分4层，主要由拱门结构相支撑。公元80年，提图斯元首正式宣布大竞技场落成，诸种仪式持续了整整100天。依据当时的记载，大约有9000头野生动物和2000名角斗士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大竞技场的落成，不仅使罗马城增添了新的景点，而且也给罗马带来了无上的荣光。当时的诗人马尔提阿利斯对这座建筑赞叹不已。他曾这样写道：
野蛮的孟菲斯人请不要吹嘘金字塔的奇迹，
亚述人也不要再费神夸耀巴比伦[的塞米拉米斯花园]，
温良的爱奥尼亚人更不必为特里维娅神庙而心高气傲。
多角的祭坛请隐匿于提洛斯，
卡利亚人请不要狂热地赞美高隆的陵墓。
所有这些努力皆要降服于恺撒的大竞技场。
声誉美神将宣告这一奇迹会替代[你们所吹嘘的]所有建筑。[134]
大竞技场的建成，使罗马在建筑上有了象征帝国力量的庞大建筑物。这是罗马的骄傲，更是帝国的成就。
罗马人除了修建公共建筑以外，还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修筑道路。以道路改善罗马的交通；以道路缩短各城市间的行程。意大利境内的“阿庇亚大道”、“弗拉米尼乌斯大道”、“瓦莱利亚大道”等都是罗马人修建的连接帝国四周的核心线路。这些道路以罗马为中心，把罗马周围的所有城市都连接起来，形成“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壮景。这既反映了罗马交通系统的高度发达，又说明了罗马管理的有序、高效。
图8.12 阿庇亚古道上的恺西利亚·梅特拉墓
在城市建设方面，罗马人关注城市设计的全局性和整体性。他们既考虑到地面建筑物，也考虑到道路的平整、用水的方便以及上下水道的通畅等。这些我们可从斯特拉波《地理学》对罗马城的描述中看得很清楚。他这样写道：
图8.13 罗马大道
他们穿山越谷架设桥梁，修建了许多贯穿整个地区的大道，载重马车可以畅通无阻。下水道由打磨精细的石块砌成，顶部呈拱状，满载干草的马车可以顺利通行。大量的水通过沟渠输往城中，仿佛河流穿越城市和下水道一样。在城中，几乎每座住宅，都有蓄水池，给以水管和丰富的水源，尽管马尔库斯·阿格里巴也修建了许多其他建筑，装点城市，但他对供水系统最为关切。总之，早期的罗马人很少关注罗马城的美观，因为他们忙于其他更重大、更急需的事务。然而，后来的罗马人，特别是生活于现在，生活于我的时代的罗马人，在这方面也毫不落后——他们在城中到处修建优美的建筑。实际上，庞培，神圣恺撒，奥古斯都，他的儿子与朋友们，他的妻子和姊妹，在斥资热衷于营造建筑方面，是其他所有人无法企及的。马尔斯广场旁布满了他们所修的建筑。由于罗马人的远见卓识，马尔斯广场不但自然美观，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装点。广场规模巨大，不仅战车竞赛和各种骑马训练，而且为数众多的群众可以同时在广场上打球，推铁环，摔跤，他们互不相扰。马尔斯广场周围布满了艺术品；草地终年绿草如茵；河畔小山的山冠，向河床延伸，仿佛一座绘画的舞台——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美景，使你流连忘返。在这座广场附近，有另一座广场[135]。它由众多的柱廊环绕，圣地，三座剧院，一座圆形剧场，华贵的庙宇，彼此紧密相接，它们似乎在努力向你宣告，城市其余的部分仅仅是陪衬而已。因此，罗马人认为这里最为神圣，于是，把他们中最杰出男女的坟墓修建于此。其中，最著名的是陵墓。它是一个巨大的土堆，位于河畔高耸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直至土堆顶部，都覆盖着浓郁的常青树。现在，它的顶部有一尊奥古斯都·恺撒的青铜雕像。在土堆之下，是他及他的亲属与挚友的坟墓。[136]在土堆之后，有一块面积广大的圣地，其间有怡人的散步场所。在广场中央，白色大理石围墙环绕着火葬地，围墙由环形铁栅栏护卫；在围墙以内，种植着黑杨树。再者，如果前往旧广场，你会看到沿着它有一个个彼此相接的讲坛，长方形会堂和神庙；还会看到卡庇托尔神殿及其中的艺术品；同样能欣赏到帕拉丁山上的艺术品和李维娅的幽径。面对如此景象，你很容易会沉浸其中，忘记周围的一切。这就是罗马。[137]
图8.14 罗马建筑遗迹（七）
很显然，在城市建设方面，罗马人与希腊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希腊人是以追求最幸福之事（他们追求城市的景观之美，地理位置之优，港口和肥沃的土地）而著名的话，那么罗马人则在希腊人较少关注的地方（诸如道路与水渠建设，把城市的污水导入第伯河的下水道建设）见识独到。”[138]罗马的建城理念可以明显地概括为2点：一是方便，二是安全，非常适用于建设面积较大的城市。
罗马人是伟大的管理者，同时也是伟大的建筑师。良好的管理为罗马的建筑师提供了空前的活动空间。他们的足迹遍及地中海世界。新建的殖民地和城市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剧场、竞技场、神庙、引水道等皆因罗马人的成功而为各地接受；混凝土、拱顶技术也随着罗马人的成功而名扬四海。罗马的建筑师改变了地中海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
图8.15 一个罗马自由民家庭坟碑上的浮雕
罗马人非常关注造型艺术，这在雕塑人物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罗马的雕塑艺术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识，不纯粹是为了艺术而进行艺术创作。各种人物雕塑的头像比例适中，形象逼真，指向性意义明显。这里我们选择奥古斯都立像、马尔库斯·奥里略骑马像和图拉真纪功柱3个作品来作具体的说明。
奥古斯都立像约完成于公元前19年。雕像中的奥古斯都身披甲胄，左手握着权杖，右手高举，右脚跨前一步，其气势完全与威武雄壮的统帅形象相吻合。奥古斯都的面部写实特征明显，表情威严，令人敬畏，与现实的40岁左右的奥古斯都的情况相吻合。他深沉远望的双目和自信坚定的神态，无形中带给将士必胜的信念。铠甲上装饰的浮雕，用帕提亚人向罗马交还军徽的近景凸显奥古斯都所独有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本领。[139]雕像旁展示的骑在海豚背上的爱神像，更能衬托出奥古斯都的神力与伟大。奥古斯都立像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正面。雕塑家用权杖、手势和双目的凝视雕塑出了奥古斯都的“权”与“威”，同时也用立像眼前的空间“引出”听命于奥古斯都的将士的“忠”与“勇”。把奥古斯都置于想象中的千军万马之间，这就是雕像设计的精妙之处。奥古斯都立像是古代罗马宫廷肖像雕刻的典范之作，在罗马艺术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马尔库斯·奥里略骑马像是古代罗马流传下来的唯一一尊青铜骑马像。它得以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据说是因为在中世纪它一直被误认为是君士坦丁大帝像的缘故。[140]马尔库斯·奥里略骑马像高4.24米，长3.87米，创作于公元2世纪中后期。雕像所塑造的是一位罗马统帅，表现了一位长期奋斗在边境线上的罗马元首马尔库斯·奥里略阵前作动员时的情景。骑在马背上的马尔库斯·奥里略目光深邃，精神饱满。他手指前方，嘴巴略开，仿佛正在向出征的士兵做最后的动员。他的战马矫健剽悍、气势威武，给人有一种开赴战场时所表露出来的内在的紧迫感。这座雕像几乎把战前行事果断、敢负责任的马尔库斯·奥里略的形象表达得淋漓尽致。
图8.16 大力士法尔内塞像
图8.17 奥古斯都像（三）
图8.18 马尔库斯·奥里略骑马像
罗马人非常喜欢浮雕建筑物。浮雕的内容主要采自发生在罗马的重大事件。图拉真纪功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图拉真是帝国少有的继承共和国开疆拓土传统的罗马元首。图拉真纪功柱大约建成于公元114年，为歌颂图拉真战胜达西亚人的功业而建。图拉真纪功柱总高35.27米，由圆柱、底座和图拉真立像3部分组成。圆柱高29.55米，底径为3.70米，柱身由大理石砌成，连环式浮雕盘旋而上，底部有一块方形的基座。浮雕的总长度约200米，出现在浮雕上的人物约2500个。浮雕刻画了图拉真与达西亚人作战的情况，柱头上雕刻着图拉真的站立雕像。圆柱的内部是空的，有185级石阶，可以盘旋而上。柱的脚下安葬着图拉真夫妇的骨灰瓮。[141]图拉真纪功柱为人们展示了罗马独创的雕像题材，即把历史的内容以浮雕的形式表达出来。雕刻家用概念化的现实主义手法，把多瑙河的流水、罗马的军营、罗马军队和达西亚人的冲突，以及罗马人取得胜利的场面刻画得惟妙惟肖。以浮雕的形式来反映历史的内容并不是罗马人的创造，但用浮雕来展示某一历史事件的整体内容，其发明权应该属于罗马人。图拉真纪功柱是西方艺术瑰宝。它不但为后世研究罗马艺术提供了重要物证，而且也为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研究公元1—2世纪罗马的历史、军事和社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图8.19 图拉真纪功柱
到了罗马帝国末叶，由于受罗马帝国政治、经济以及基督教的影响，古罗马的建筑和造型艺术融进了宗教方面的因素，古代鲜活的造型艺术逐渐被各种各样带有宗教色彩的神话、传说替代。中世纪的艺术开始在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兴起。
二、帝国时期的罗马史学
帝国时期，罗马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规模浩大的史学作品不断出现。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苏维托尼乌斯、阿庇安、狄奥·卡西乌斯、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一）狄奥多鲁斯
狄奥多鲁斯，又称“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出生于西西里的埃吉里乌姆。作为共和末期、帝国初期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是典型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式的学者。狄奥多鲁斯经过30多年的奋斗，最后写成40卷的《历史集成》。为写作此书，他历经艰险走访了亚细亚和欧罗巴的大部分地区，以便尽可能亲身观察那些战略要地和其他地区；对希腊人和野蛮人记录的其自身早期历史作了详尽的研究；认真研读罗马城提供的、丰富完备的相关资料，深入了解与罗马帝国相关的事件。《历史集成》前6卷的内容主要包括特洛伊战争之前的历史事件和传说。其中，前3卷介绍野蛮人的历史，后3卷则专门讲述希腊人的历史。在随后的16卷中，作者描述了从特洛伊战争到亚历山大大帝之死期间的世界历史。之后的23卷则依次讲述了直至罗马人与高卢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前的所有事件。全书涵盖了1038年的世界历史。[142]
狄奥多鲁斯对于历史学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对于历史学家所作贡献的评价更是发自肺腑。他在《历史集成》的第一句话就是：“所有人都应对那些撰写世界历史的作家致以深深的谢忱。”[143]因为他们凭一己之力赐福于整个人类社会。“他们提供了一所学校。读者可以不必冒险，从陈述各种事件的学校里，获取十分丰富的经验。虽然从各个个案的实践中获取的知识能让人辨明在每个特殊事件中的功用，但这都伴随着众多辛劳和风险。我们最机敏的英雄之所以遭巨大的不幸，其原因就在于他之前没有‘见识过不少种族的城邦并了解他们的思想。’不过，通过历史研究获取的对别人兴衰荣辱的了解可以教育人们克服现实中的弊端。”[144]
狄奥多鲁斯高度评价历史学家的价值，认为他们“将全人类整理成同一个有序的整体。各个种族虽因姻缘关系相互连接，但正是为时空所隔。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学家们又如同神灵的使者一般。因为只有神灵才使可见的星辰排列有序，才让人类的禀性有了共同的联系，不断地沿着他们的线路永恒前行，让所有事物按命运所指各得其所。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记载有人居住世界的共同事务，如同记载一个城邦的事情一样。他们把他们的作品变成一个记录往事的账本和储存相关知识的公共交易所”。[145]
通过历史学家之手，人们就能“以前车之鉴来防止自己的错误，仅借前人之成功便可有效应对当下的人生变故，而无须深察现实之行为，这是多么庆幸的事”[146]。狄奥多鲁斯很自信地告诉大家：“从历史之中获取的知识对于生活中所遇见的各种情况帮助极大。历史能使年轻人具有老年人的智慧，能使老年人在已有的基础上经验倍增，使一般的公民具备领袖的涵养，使领袖们为历史所赋予的不朽声誉而追求崇高的事业，使士兵为了牺牲后获取国家之赞誉而奋力保家，誓死卫国，使作恶多端的乱臣贼子因惧遭万年遗臭而摒弃行恶的邪念。”[147]
（二）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
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约公元前60—约前7）是另一位罗马史学家。他于公元前30年左右移居罗马，从事早期罗马历史的写作工作，耗时22年，写成一部20卷的希腊文巨著——《罗马古事纪》。全书以罗马的发展为主线，从神话时期一直写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在撰写罗马史时明确表示，他写《罗马古事纪》的原则是：
我相信任何一个想使自己的作品流传千古、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尤其是写历史作品的作家——在历史作品中，真实是最重要的，它是谨慎和智慧的源泉——首先，应当选择崇高、高尚且对读者帮助最大的主题。然后，小心谨慎地用合适的方式描述它们。[148]
狄奥尼修斯认为，他选择的主题是崇高的并且对众人有用的。“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长篇论述，因为只要稍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就能知晓。”[149]首先，因为其他国家的人如亚述人、米底人、马其顿人无论在拥有最广阔的版图，还是在拥有最辉煌的成就方面都不会超过罗马人。“亚述人的国家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但仅仅影响了亚洲很小的一部分。米底人，推翻了亚述人的统治，建立了疆域较为辽阔的国家，但其政权没有持续很久，在第四代时就被推翻了。波斯人，征服了米底人，最后成为整个西亚的主人；但当他们进攻欧洲国家时，仅仅征服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他们的辉煌也没有超过200年。”[150]马其顿人打败了波斯人，他们的影响力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国家，但是他们的繁荣并不长久，并最后为罗马所灭。马其顿人的势力范围也并未覆盖所有的国家和海洋；因为它没有征服利比亚，仅仅得到了希腊边境的一小部分，也没有征服整个欧洲，其北部势力达到色雷斯，西部势力达到亚德里亚海。至于雅典人，仅仅在海岸地区统治了68年；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其他地区的主人斯巴达人，在希腊称霸的时间也只有30多年。唯有罗马控制了所能到达地区的所有城市，是每一片可通航海洋的主人，“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使日出之地和日落之地成为疆域边界的国家”，而且，“其辉煌并非昙花一现，其存在时间也比前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长得多”。[151]其次，许多人不了解罗马的早期历史，还有些错误的观念认为，罗马的建立者是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和野蛮人，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奴隶。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没有尊重神灵和正义，而只是凭借一些偶然的机会和命运的偏爱，命运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就把最大的恩惠施予了那些最不配受到此殊荣的罗马人。最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用希腊文写成的关于罗马的精确的历史作品问世。这部书的出版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让更多的希腊人了解罗马。狄奥尼修斯希望通过此书的写作，证明罗马的创立者是谁，罗马的习俗和制度如何？罗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读者能从我的著作中得知，罗马人是从怎样的起点发展起来的，建城之后他们很快就拥有了强者所拥有的优点——虔诚、正义、终生的自律、战争中的勇敢。这些优点，任何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都不曾拥有过。”[152]
狄奥尼修斯严肃地告诉读者：他写作罗马早期的历史“不是没有经过考虑和预先构思的，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153]，是不断向“最有学问的人学习”的结果，是刻苦研读前代罗马作家作品的结果。[154]因此，他的作品不但在希腊而且在罗马都很有影响。
（三）李维
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是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地区，青年时在家乡度过，受过良好的教育，公元前29年来到罗马。此后，一直在罗马生活和工作达40余年。《建城以来书》，又称《罗马史》，是其留给后人的典范之作。
《建城以来书》起自传说中的罗马建城之年（约公元前753年），止于公元前9年，上下约744年。第1～5卷，从埃尼阿斯神话故事开始到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攻占罗马；第6～15卷，至罗马征服意大利；第16～30卷，至公元前219年；第31～45卷，至公元前168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第46～70卷，至公元前90年同盟战争开始；第71～80卷，至公元前86年马略去世；第81～90卷，至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第91～103卷，至公元前62年庞培凯旋；第104～108卷，至恺撒与庞培间的内战开始；第109～116卷，至恺撒去世；第117～133卷，至公元前31年亚克兴之战；第134～142卷，至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之死。全书可能计划写到奥古斯都逝世，但未完成。全书共142卷，保存至今的只有35卷。
李维对自己的成就始终保持低调。他在《罗马史》序言的开头就十分谦逊地提道：“我不太清楚，我详述了罗马民族自建城以来的事迹，是否算得上是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即使知道，我也不敢妄说。因为我深知，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陈旧话题。历史学界的新人总是相信或在史实上能提供更可靠的素材，或自信在写作风格上远胜文风粗糙的前辈。但就我而言，能亲自思考、追述地球上最杰出民族的业绩就已经值得欣慰了。”[155]李维认为潜心追忆古代的峥嵘岁月，可以避开我们这一时代司空见惯的弊病；排除所有的烦恼。关于建城以前的传说以及关于创建罗马城的传说都充满了诗意的神话。李维认为：
它们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史料之上的。因此，我建议不必肯定它们，也不必反驳它们。通过神人共造可以使城市的创建更神圣，这是赐予古代的特权；而且，如果可以允许哪个民族能把自己的起源神圣化，并称他们的缔造者为神灵的话，那么有着如此军事声威的罗马人民理当首获这一殊荣。既然罗马人民宣称他们和他们的缔造者之父是无所不能的马尔斯，那么，所有民族皆应怀着认同罗马统治的同样心情顺从此种说法。[156]
李维希望读者关注两大问题：第一，以往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世风，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方法支撑起和平与战争时期帝国的统治权，并将其拓展扩大。第二，随着纪律的逐渐松弛，世风是如何开始由缓慢下沉，到急转直下，最后堕入彻底崩溃的局面，以致一直延续至今的。李维认为，当我们既不能忍受自己的病痛，也不能忍受为消除病痛而采取的解救措施的时候，“研究往事就有特别的益处和特别的功效。因为从录于珍贵碑文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到各种范例。你可以从中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选择能够模仿的榜样，也可以从中察觉到源自始点的失误和结局的羞辱，并竭力戒除之”。很显然，李维的作品是要为民众服务的。奥古斯都曾认真读过李维的著作，他认为李维对庞培评价太高。[157]昆体良把他与希罗多德相比，认为李维的作品叙述迷人、透彻，演说雄辩，情感刻画动人，没有历史学家能达到像他那样的完美。[158]小普林尼曾在信中提到，有一位从西班牙卡迪斯来的读者，他对李维的大名十分敬仰，从世界的角落赶来，只为看他一眼，然后就回去。[159]这说明李维的作品在古代就很受欢迎。
（四）塔西佗
塔西佗是罗马帝国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对多种题材都有过探究和实践，尤其是在罗马断代史撰写方面贡献巨大。
塔西佗（约公元55—120）出身于罗马骑士家庭，是著名教育家昆体良的学生，与小普林尼交往甚厚，曾先后出任财务官、行政长官、执政官、亚细亚行省总督等要职。
塔西佗流传至今的著作共5部，它们分别是：
《阿格利可拉传》（Agricola）；
《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历史》（Historiae）；
《编年史》（Annales）。
《阿格利可拉传》大约完成于公元98年。这是塔西佗为他的岳父阿格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阿格利可拉传》共分46节。前3节是短短的序言，内容包括塔西佗对罗马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一些看法。第4～9节叙述阿格利可拉的家世以及成长经历。第10～17节主要描述了不列颠的地理和居民状况，简要梳理了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的历史。第18～38节重点记录了阿格利可拉任职不列颠总督期间的政绩和军功。第39～46节主要叙述了阿格利可拉回师罗马后的情况，以及他死后塔西佗对他的赞誉。塔西佗在这部传记里不仅突出地描写了阿格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而且也保存了有关不列颠的众多信息。不列颠将领为捍卫自己的家园所做的努力，尤其令人感动。
《日耳曼尼亚志》是《阿格利可拉传》的姊妹篇，成书的时间大约也是在公元98年。《日耳曼尼亚志》是继恺撒《高卢战记》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全面记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全书共46节。第1～37节属于概括性的描述；第28节至最后则为各个不同日耳曼部落的分述。《日耳曼尼亚志》题材新颖、叙述平易，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书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内容都是人们认识日耳曼古代历史的极为珍贵的材料。恩格斯在书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以及《马尔克》等经典著作中都引述了塔西佗的大量记载。
《演说家对话录》是塔西佗于公元102年左右完成的作品。他模仿的是西塞罗的文体，通过书中人物诗人马特尔努斯（Maternus）、辩护师阿普尔（Aper）、历史学家塞库图斯（Secundus）和贵族梅萨拉（Messalla）的谈话来探讨演说术的重要性、分析当时演说术和前代演说术的差异、深入研讨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塔西佗认为，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因为共和时期，平民与贵族争斗不断，党派竞争激烈，有利于演说争辩之风盛行。到了帝国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定，演说术缺乏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因为当今的年轻人不够勤奋，家长也不重视，老师的知识结构严重欠缺。第三，年轻人缺少演说实战意识，缺乏实战场地，也没有实战的氛围，在选题、培训、知识结构等方面都有严重不足。《演说家对话录》对于我们研究罗马政治风气的变革价值巨大。
《历史》和《编年史》是塔西佗最重要的历史作品。《历史》写的是作者自己生活过的弗拉维时代，属于当代人写当代史，共12卷。可惜的是，大部分已经失传，只有第1～4卷完整保存，第5卷部分保留。所涉时间从公元69年年初至70年8月，其余26年的史事记述皆已丢失。
《编年史》共18卷，起于公元14年，止于公元68年末，属于后人追溯前朝的历史。保存至今的有第1～4卷的全部、第5卷的开头部分和第6卷的绝大部分、第11～15卷的全部和第16卷的前半部分。此书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是我们研究帝国早期行政状况和社会情况的经典佳作。
这两部著作连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部从提比略到图密善（公元14—96）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内政史。
对于塔西佗的史学天赋，小普林尼十分赞赏。他曾多次写信给塔西佗，高度赞扬他所追求的学术之路。信中这样写道：
你从不满足于自己，但我不同，我在写作的时候永远不会像当我记述你的时候那样充满自信。我不知道后世是否会给我们一席之地，但我们坚信有一点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我不是说我们的天赋，这听起来像是在自夸，而是说我们的勤奋、敬业和对后代的关心。让我们继续沿着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吧。它虽然只会给极少的人带来文明之光，但它会帮助众多的人走出暗淡之影。[160]
塔西佗之后，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赫劳狄安（约公元170—240）用希腊文写了一部《罗马帝国史》，涉及时间从公元180—238年。此书为研究遗存材料较少的3世纪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五）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
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是继那波斯以后最伟大的两位传记史家。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希腊喀罗尼亚人。据说，他曾任图拉真和哈德良元首的老师。他的作品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又称《传记集》）和《道德论集》，前者现存50篇，有政治家、军事家等杰出人物，其中46篇是希腊、罗马名人的平行传记，另有4篇是单独的传记。后者有约60篇的文章，其中著名的有《论儿童教育》、《论苏格拉底的天才》、《论罗马人的命运》、《论心灵的安静》等。在《传记集》中，普鲁塔克坦言：“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因为历史需要真实的事实，需要众多的资料。“如果一个人凭借阅读材料来编写历史，而材料又不在手边，甚至国内也找不到，大部分都在外国，并且分散在不同的藏书家手里，那么对他来说，首先必须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住在一个爱好文艺、人口众多的著名城市里，以便大量搜集各种各样的书籍，并通过传闻和探问获得那些被作家们遗漏了而在人们的记忆中更忠实地保存下来的细节。这样，他发表的史书才不至于缺少大量事实，特别是那些必须记载的事实。”[161]而他的名人传所追求的目标则是杰出人物的道德与灵魂。他一再强调：最辉煌的业绩不一定总能表达人们的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一句笑话或片言短语，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最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防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因此，正如画家通过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面部表情和眼神，就能画出逼真的肖像，而无须对人体的其他部分多加注意一样，他也请读者允许他能专心致力于人物灵魂特征及其表现的刻画，并借此来描绘每个人的生平事迹。至于他们的赫赫战功以及政绩则期待让别人去撰写。[162]写出杰出人物的心灵一直是普鲁塔克名人传的重要特色。普鲁塔克的另一部《道德论集》对个人和社会的道德要求多有规定，并提出建议，希望多感谢生命，感谢生命的恩赐。他这样写道：“因此，哪怕是最习以为常之事我们也不应忽略，我们也应重视。我们应对生命、健康以及所见的阳光心怀感激。我们感谢我们的世界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派系之争；我们有可耕之地和风平浪静的海洋可供航行；我们可以自由讲话、行事，既可沉默不言也可赋闲在家，一切都由自己选择定夺。所有这些对于心绪的宁静影响很大，想想没有它们会怎么样吧。我们应时常提醒自己，健康对于病人来说，是多么的可贵；和平对于处于乱世的人来说，是多么让人向往；获取声誉和朋友对于生活在大城市中的陌生外来者而言，是多么的令人期待；一个曾经拥有一切的人，当其失去这一切的时候该有多么痛苦啊。”[163]他建议人们应该对现有的东西小心呵护，以满足、愉悦自己，这样才能承受丧物之痛，万一不幸失之，痛苦也会有所缓和。普鲁塔克认为，对于理智健全之人而言，每天都同样灿烂辉煌。宇宙是最神圣的庙宇，也是最具价值的上主。人类出生作为旁观者进入这个宇宙，他的存在，并不是用人工雕成的毫无动作的石像，他具有神圣的心灵。神圣的心灵可以感知生命的初始和生命的运动，感知太阳、月亮和星辰，感知不断涌出清泉的河流，还有那为动植物提供养分的土壤。因为生命是万物中最完美的部分。所以，理应充满宁静与愉快。[164]普鲁塔克的《道德论集》虽然没有《希腊罗马名人传》那样有名，但它确实是一部很好的伦理学作品。
苏维托尼乌斯（又译为苏埃托尼乌斯，约公元77？—160）是罗马历史上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以书写传记见长。他出身于家境富裕的骑士家庭，从小受过很好的教育，曾任哈德良元首的侍从秘书、秘书长。有关苏维托尼乌斯的相关资料保留很少，我们只能从小普林尼的书信中看到，他与小普林尼是很好的朋友。据说，苏维托尼乌斯一生，著述较多，其中流传至今的主要有《罗马十二帝王传》（又称《十二恺撒传》）。此书从恺撒写起，一直写到图密善，一共写了12位元首。《罗马十二帝王传》的内容显然比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要丰富，这与苏维托尼乌斯所选择的书写对象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元首都是终身任职，可记录的东西很多。从保留下来的作品看，苏维托尼乌斯的文笔优雅生动，叙事按时间顺序有序展开，文章是非分明，褒贬明确，凡值得敬重者，皆在其名字前加上“圣”字。作品出版后，深受罗马民众的欢迎。
《六家撰诸奥古斯都传》[165]属于传记类作品。其作者是生活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期的埃里乌斯·斯巴尔提阿努斯（Aelius Spartianus）、朱理乌斯·卡庇托里努斯（Julius Capitolinus）、埃里乌斯·拉姆帕里狄乌斯（Aelius Lampridius）、伍尔卡奇乌斯·卡利迦努斯（Vulcacius Gallicanus）、特列贝利乌斯·波利奥（Trebellius Pollio）和弗拉维·伏庇斯库斯（Flavius Vopiscus）。《六家撰诸奥古斯都传》主要包括哈德良至戴克里先以前的所有元首的传略，尽管风格平淡，编制粗糙，缺乏批判精神，但此书确实保存了许多有关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情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六）阿庇安
阿庇安（约公元95—165）为帝国早期的历史学家。他用纪事本末体书写了一部24卷的《罗马史》，这部著作在罗马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阿庇安为亚历山大里亚人。他自称，在他的本国，他已经取得了最高的地位。在罗马，他已经做了御审案件的检察官，直到元首们认为他有资格受命做他们行省的总督。[166]根据阿庇安的设计，前3卷叙述的是罗马人在意大利的成就。它们构成了罗马初期的意大利史。其余诸卷按其内容，分别被命名为《克尔特史》、《西西里史》、《西班牙史》、《汉尼拔战争史》、《迦太基史》、《马其顿史》，等等。阿庇安认为：“在所有的战争中，对罗马人说来，灾祸最深的是国内的暴动和内战。”[167]因此，他在书写时，主要以当事的统帅命名，如《马略与苏拉的战争》、《庞培与恺撒的战争》、《安敦尼与第二恺撒·奥古斯都反对杀害第一恺撒的阴谋者的战争》和《安敦尼与奥古斯都的战争》。在这些内战的最后一次战争结束之后，埃及并入罗马统治之下。《罗马史》的最后一卷要说明的是阿庇安生活的时代罗马人的军事力量，他们从各行省所征收的税收以及他们为海军所耗费的费用和其他类似的事情。
与其他罗马史家相比，阿庇安更重视罗马帝国疆域的广阔，更重视罗马帝国统治的长久，更关注罗马强大的原因。他认为：“由于谨慎和幸运，罗马人的帝国达到伟大而持久的地位；当取得这个地位的时候，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他们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民族。在他们牢稳地巩固他们的势力之前，他们绝对不因为胜利而骄傲；虽然他们有时候，在单独一天内丧失了二万人，在另一次丧失了四万人，又一次丧失了五万人，虽然罗马城本身常在危急之中，他们也绝对不因为不幸而沮丧。饥馑、时常发生的瘟疫、人民暴动，甚至所有这些事情同时发生，都不能挫折他们的热忱；直到经过七百年胜负不能预测的斗争和危险，最后他们才达成现在的伟大，取得现在的繁荣，作为老谋深算的报酬。”[168]在阿庇安的笔下，罗马的伟大并不偶然。它是一代代罗马人奋斗的结果，是罗马人在勇敢和忍耐等品质方面超越其他民族的结果。
（七）狄奥·卡西乌斯
狄奥·卡西乌斯（约公元150—235）出生于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的尼西亚，为“金嘴”狄奥的外甥，是罗马史上最后一位在通史写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学家。公元180年他来到罗马，属于罗马元老，曾担任过行政长官、执政官等职，出任过阿非利加、达尔马提亚、上潘诺尼亚等行省的总督。著有80卷用希腊文写成的《罗马史》。《罗马史》从埃尼阿斯开始一直写到作者生活的时代，历时1000余年。保存完好的有第36～60卷，其余各卷仅有片断保存下来。
狄奥·卡西乌斯的《罗马史》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罗马城建立到亚克兴之役；第二阶段为亚克兴之役到马尔库斯·奥里略之死；第三阶段为马尔库斯·奥里略之死至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第一阶段写的是罗马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材料主要依靠留下来的文献和著作；亚克兴战役（公元前31年）的结束标志着罗马历史进入了第二阶段。狄奥·卡西乌斯开始从世界史的角度来书写罗马历史。他对历史的撰述方法也有了新的变化。
“尽管如此，在这个时期以后发生的事件不能像以前的事件那样记述。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切事情纵然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也必须向元老院和人民汇报；因此，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而且有很多人作了记载。结果，关于这些事情的真相，某些作家的撰述无论因为作者的恐惧或偏袒、友谊或仇视而使作品受到多大影响，总是可以在记述同样事件的其他作品中或在官方记录中找到某些对证。但在这个时期以后，对发生的事情大部分开始保密或隐瞒，纵或有些事情偶然暴露出来，也没人相信，因为这些事无法证实。这是因为，不论谁说什么、写什么，人们都认为这都是以当时的当权派和他们的伙伴的意愿为转移的。结果，许多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却在外边街谈巷议，而许多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反而无人知晓，而且几乎每件事情，总有一种与真相不符的说法盛行。更何况，单就帝国的庞大和发生的事情的众多而论，就使记述这些事情的准确性成为最大难题了。例如，单在罗马就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在各属地也在出现，在敌人那里，事实上经常、甚至每一天都在出事，关于这些事情，除了局中人以外，谁都不容易了解事实真相。因此，在我叙述这些后期事件时，只要它们值得一提，我所做记载都是根据业已公开的报道，不管它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但是，除了这些报道之外，如果我能够的话，我将根据我所阅读的材料、听到的传闻以及个人目睹的事情收集的大量证据，作出和普通报道不同的判断，说出我自己的意见。”[169]第三阶段也就是狄奥·卡西乌斯能亲自见到的历史，属于当代史的范围。这个阶段是罗马由黄金帝国时期降至一个衰落的帝国时期，因为事态毁掉了那时的罗马人。[170]狄奥·卡西乌斯所使用的方法也从依赖别人的文献变成了亲自的观察，即“我叙述这些及以下的事实，不是根据其他人的叙述，只是以我自己的观点”[171]。
狄奥·卡西乌斯的《罗马史》材料丰富，思想深刻，视角独特，为我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丰富的史学思想。
罗马人在文学艺术方面不及希腊人，但在史学方面却名家迭出，体裁多样。公元前1世纪那波斯开创的传记体，到帝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奥古斯都自己还写了自传。1555年，《奥古斯都自传》的拉丁原文和希腊语译文被学者在小亚的安齐拉城（现在土耳其的安卡拉）的一座罗马女神和奥古斯都庙中发现。铭文几乎保存完好，被誉为“拉丁铭文的女皇”。
《奥古斯都自传》是奥古斯都76岁时写成的作品，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全文共35段，主要写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他走上政坛后所就任的各种官职和取得的各种荣誉；（2）他为罗马和罗马公民创造的各种条件和机会；（3）他在战时及和平时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元首自己为自己立传，在罗马历史上并不多见。但这一自传也有其自身的局限。这就是奥古斯都只看到了眼前的成绩，而没有看到他所建立的制度对帝国和后世的影响。
（八）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约公元330—400）是罗马帝国另一位重要的拉丁断代史专家。他出生于叙利亚安条克城的一个希腊人家庭。早年从军，参加了高卢与日耳曼战争，公元363年随朱里阿努斯参与了攻击波斯的战争。退伍后，定居罗马研究历史。他用拉丁文写了一部《业绩》，又称《罗马史》。此书始自公元96年图密善元首之死，止于公元378年的亚德里亚堡之战，是塔西佗史著的续编。全书共31卷，现只有后18卷保存至今，内容包括公元352—378年这26年间的史事，为作者生活年代之事。近代学者J.W.汤普森对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评价很高。他认为：
图8.20 君士坦丁凯旋门（二）
对于一位并无其他写作经验而且是用后学的外语从事写作的军人来说，安密亚那斯的《罗马史》确实可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了。他一定是一位终身孜孜不倦从事阅读和搜集书籍的人。而且，他还把许多从实际经验和观察中得来的知识掺入他的书本研究中以增加分量。在有关罗马帝国边区各民族的军事、行政制度、地理和人种知识等方面，他的书是很有价值的。作为一位军人，他曾在高卢、色雷斯、埃及和东方等地服役。他是提到勃艮第人和阿兰人、描写匈奴风俗习惯最早的一位历史家。至于他著述的可靠性，他自己就说过，他从来没有歪曲或隐瞒过他认为可信的史实。他这句话我们没有理由怀疑。[172]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的《业绩》可以说是我们已知的最后一部古典史著。此后，基督教史学由于基督教的迅速发展而成为主体史学，罗马史学逐渐被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史学替代。“基督教反反复复向人们灌输：只有以灵魂与上帝神交和永远得救为目标，人生一世才有意义。和这个目标比较起来，国家的富强，甚至国家的存亡，都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173]基督教的神本主义史学逐渐替代了古典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
三、帝国时期的教育
帝国时期是罗马较为和平的时期，也是罗马教育走向成熟的时期。教学理念更加明晰，教学目标以及教学理论体系日渐完善，更重要的是还出现了令后人肃然起敬的大教育家昆体良和对儿童教育有较多研究的普鲁塔克。
（一）昆体良
昆体良（约公元35—100）是罗马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著名辩论家和演说术教授。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彼特拉克认为：
昆体良扮演的是磨刀石而不是刀的职能，你在培养演说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较之培养某个人在法庭上赢得胜利更伟大。……我承认，你是一位伟人。你的最卓越之处在于你有训练和塑造伟大人物的能力。[174]
昆体良出生于西班牙的加拉古里斯，后来到罗马学习深造。文法学家帕拉门和雄辩家阿非尔是他的老师。学成以后，他返回故乡，从事教学工作。公元68年，他又随当地总督伽尔巴回罗马，此后，一直定居罗马。他的工作得到了帝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他是罗马第一位获得国家薪资的演说术教师，获得过执政官称号。公元96年，他写成《演说术原理》一书。但对于此书的出版，他一直非常谨慎。他曾给出版者特里弗写过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你天天催促我，要求我将奉献给友人马斯路斯（Marcellus）的书《雄辩术原理》拿去出版。我的意见是，该书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拿去出版。你知道，为了写这本书，我花了两年多时间。在这两年多时间中，我还要为大量其它事务分心。这两年多时间真正用于写作的并不多，更多的时间是用于这一实际上漫无边际的任务所要求的研究工作上，以及用于阅读多不胜数的作者的著作上了。此外，我遵循着荷拉斯（Horace）的名言，他在《诗学》（Art of Poetry）中不赞成匆匆忙忙地出版，并要求未来的作家
“压下自己的作品暂不出版
直到漫长的岁月流逝九年”。
我打算再等些时候，以便让创作的**冷静下来，按照一个不带偏见的读者的意见加以修改。[175]
古今中外，大凡著名的学者都有这样的要求。
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共12卷。第1卷论及教育问题；第2卷论述雄辩术的基本原理以及雄辩术的实质等问题；第3～7卷讨论演说词的创作，其中包括演说词的修改；第8～11卷讨论雄辩能力，其中包括雄辩词的记忆和发表演讲；最后一卷讨论雄辩家的品格、雄辩时的指导原则与辩才等。昆体良反对枯燥无味的雄辩术教科书。因为它们“拼命追求细节，损伤了文体的所有精华，使之残缺不全，耗尽了想象力的源泉，仅仅留下一堆瘦骨”。他希望他能避免重蹈大多数前人的覆辙，除探讨论题以外，还能揭示与雄辩家教育有关的一切事情。昆体良在书中认真分析了前辈演说家的特点，把众多雄辩术研究者比作游客远航。启航时，浩浩****，千帆齐发，蔚为壮观；前进一阵，风帆渐少；驶入海天相连的大海后，见到的只有一位准备落帆收桨、结束航程的游客，这就是西塞罗。而昆体良还要继续前行，比伟大的先行者走得更远。[176]
昆体良所要培养的人是“具有天赋才能、在全部高等文理学科liberal-arts上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天神派遣下凡来为世界争光的人，是前无古人的人，是各方面都超群出众、完善无缺的人，是思想和言论都崇高圣洁的人”[177]，经过他的咨询可以治理国家，经过他的立法可以奠定国家的基础，经过他的判决可以洗涤社会罪恶。[178]在昆体良的作品中，演说家代替了哲学家成了治理国家的主要力量。
昆体良在正文的开头就批判了“只有极少数人生来具有接受教育的能力，而多数人由于悟性鲁钝，对他们的教育是徒然浪费劳力与时间”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大多数人既能敏锐地思考，又能灵敏地学习，因为此种灵敏是与生俱来的。正如鸟生而能飞，马生而能跑，野兽生而凶残，惟独人生而具有敏慧而聪颖的理解力……绝大多数儿童都表现出他们是大有培养前途的，如果在以后的岁月中这种希望成了泡影，那就说明，缺少的不是天赋能力，而是培养。”[179]
昆体良高度关注幼儿教育。他认为：家长应选好保姆，重视保姆的道德水准与语言能力；儿童可以先学希腊语，再学拉丁语；应尽早让儿童接受学校教育。这是因为初步识字仅仅依靠记忆，而记忆虽然不仅仅在儿童时期存在。但这一时期的记忆力最强、记忆最牢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昆体良认为学校生活对于学生的成长很有帮助。在家庭教育下，孩子容易养成自闭、羞怯的习性，或离群索居，或夜郎自大。而在学校里，学生能见识大量的新鲜事物，可以结交很好的朋友，有彼此观摩的机会。在家里，他只能学到教给自身的东西；在学校，教给别人的东西他也能学到。在学校里，每天都能听到许多受到赞扬的事情，纠正许多应该纠正的事。一对一的教学不可能培养出演说家，因为无论就教师还是学生而言，都没有一种训练演说家所需要的气氛。昆体良希望教师按照学生的表现分出等级，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竞争。胜者给予荣誉，败者给予鼓励。学会竞争是学校教育的重要成果，从刺激中完善自己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
对于已经学会一般性阅读和写字的孩子，下一步就得进入文法学校学习。文法学校是学习的基础，也是有用甚于炫耀的学问。在这里所学的是青年所必需、老年所喜爱的知识。阅读是文法学校必备的课程，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是文法学校的主要教科书。因为英雄史诗书写的崇高精神可以激发学生的思想，英雄史诗庄严伟大的主题可以鼓舞学生，在学生的头脑中培育最高尚的情感。文法学校还包括音乐、几何学等方面的教学。
修辞学校则是演说家培养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学生必须学习与演说术有关的各种课程，而不是学习单一的课程。其中包括音乐、几何、天文和诗歌等。昆体良认为：如果雄辩术教师教育学生阅读历史，以及再读一点雄辩词的话，这对学生帮助极大。在选择阅读历史著作时，昆体良主张选择最优秀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又优先选用文体最明白、用词清楚易懂的作品。因此，我宁愿学生读李维的作品而不读塞勒斯特（Caius Sallustius Chrispus）的作品，尽管后者是更伟大的历史学家，因为要有较高水平才能读懂他的著作。”“在我看来，西塞罗的作品是初学者所乐于学习并且也是十分易于理解的，他的作品不仅是有益的典范，而且也能被学生所喜爱。在西塞罗以后，根据李维的建议，我推荐与西塞罗更相近似的其他作家。”[180]当然，阅读优秀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模仿，而是为了更好地超越。昆体良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他希望他的学生不是通过闭门争辩、而是通过实际经历和实践表现出自己是诚实有用的公民。[181]
昆体良认为：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教学质量的好坏与教师自身的素质、能力有密切的关系。教师应该精确地观察学生能力的差异，因材施教，按学生的实际情况安排课程。小学教师应该置教学于娱乐之中，“要向学生提出问题，对他们的回答予以赞扬，决不要让他以不知道为快乐；有时，如果他不愿意学习，就当着他的面去教他所妒嫉的另一个孩子，有时要让他和其他孩子比赛，经常认为自己在比赛中获胜，用那个年龄所珍视的奖励去鼓励他在竞赛中获胜”[182]。
在对待学生时，教师无论在态度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教师要以慈父的态度对待学生，他应当想到，父亲把孩子托付给他，他就是处于代行父亲职责的地位。他既不应自己有恶习，也不应容忍学生有恶习。他应当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不纵容，否则，冷酷会引起厌恶，纵容会招致轻视。他要经常讲解什么是荣誉与善良，因为愈是经常告诫，就愈少需用惩罚。他不应当发脾气，但又不应当对应该纠正的错误视而不见。他的教学应当简明扼要，他应忍劳耐苦，对学生的要求应坚持，但又不要过分苛求。他应当善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向不发问的学生提问。对学生朗读的表扬既不可吝啬，也不可浪费，因为吝啬使学生产生对课业的厌恶，浪费则产生自满。在纠正学生的过失时，既不能讽刺挖苦，也不应辱骂。有些教师在责备学生的过失时好像是在嫌恶学生，这就会挫伤学生勤奋学习的积极性。”[183]教师应该合理使用教育方法，终身追求知识，追求道德上的完美，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昆体良认为：自以为知而其实不知的教师，是最可耻的人。昆体良的这些思想即使到现在仍有重要的价值。
体罚是古代教育的常态形式，也是古代通用的教育方法。昆体良强烈谴责这种行为。他认为这是令人厌恶、卑鄙的行为，有损于学生的人格尊严。昆体良反对体罚的理由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第一，体罚是一种残忍行为，只适用于奴隶，而不适用于凌辱自由民；
第二，过多地依赖体罚来矫正儿童的过失，他就会对体罚习以为常，从而使体罚失去意义；
第三，只要在课业上严格要求、严加督促，体罚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四，幼年时使用体罚，待他到青年时期，这种管理手段就会失去作用；
第五，体罚造成儿童心情压抑、不敢见人，影响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184]
在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里有许多富有哲理的箴言，即使到现在还能给人以众多的启发。例如：
让人明白是雄辩术的主要特征；
精力过盛容易纠正，麻木不仁则是不治之症；
离开美德，勇敢则毫无价值；
充当诉讼辩护士的人必须具备**不能动、权势不能倾、威武不能屈的美德；
雄辩家是善良而又精于雄辩的人；
雄辩的才华来自智慧最深层的根源之中；
感情真诚是雄辩有力的前提。[185]
昆体良的这些有价值的见解在酷爱雄辩的青年学生当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昆体良是古代希腊罗马教育经验的集大成者，他的《演说术原理》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演说术教育理论的著作。这里既有古代西方教学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有他自己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整套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稍晚于昆体良，是罗马著名的传记作家和道德学家。其主要的著作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和《道德论集》。《论儿童教育》是其在教育领域留下的重要作品，是我们研究普鲁塔克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普鲁塔克认为：要完成德性的培养须达到3个条件的协调一致，这就是天性、理智和练习。天性如果不通过教导加以完善，就会成为不实之华；教导如果无天性之帮助，就会残缺不全；练习如果没有前两者之助，就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普鲁塔克主张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提出若要孩子德性高，需良言善行灌输早。普鲁塔克关注孩子成长的客观因素：物色良好的小伙伴、好的教仆和优质的教师。他反对部分家长不愿把钱用在教育孩子上，以廉价购买无知。
普鲁塔克希望家长们把培养儿子的学问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教育儿子学习健康、有益的东西，不迎合庸俗的视听。同时，家长们也要关注儿子的道德修养和体育锻炼。和昆体良一样，普鲁塔克也反对用体罚的方式来强迫儿童学习。“我并不认为这种侮辱性的惩罚更适用于奴隶而不适用于天真的儿童。即使是奴隶，用惩罚的方法对待他们，也会因鞭笞之苦，或鞭笞之辱使他们在工作时变得迟钝与沮丧。但对于自由民儿童，表扬和训斥应该比任何不体面的处理方法更有效。表扬足以扬善，训斥足以克拙。我们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审慎使用相应的方法。”[186]为了更好地为儿童树立榜样，父母应该以身作则，加强学习。
普鲁塔克的《论儿童教育》用忠告的形式写成，与昆体良无论在写作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不一样主要体现在：昆体良主张双语教育，而普鲁塔克只侧重于希腊语；昆体良主张演说家高于哲学家，而普鲁塔克则强调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但无论哪一种观点，它们都是罗马教育思想的高度总结，是古代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