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比克泰德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公元55—约135）是古罗马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约公元55年，爱比克泰德出生于罗马东部弗里吉亚（Phrygia）的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的一个奴隶家庭。约5岁时，他被卖到罗马，成为权贵埃帕弗洛迪图斯（Epaphroditus）的奴隶。爱比克泰德不但出身低微，而且身体孱弱，腿有残疾，据说这是他做奴隶时受到严酷惩罚的结果。从早年开始，爱比克泰德就崇拜神灵，并显示出很高的哲学天赋，他师从当时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盖约·穆索尼乌斯·鲁弗斯（Musonius Rufus），且深受影响。最终，爱比克泰德成为鲁弗斯最有名气的学生。被主人释放后，爱比克泰德在罗马一直从事哲学教学，直到公元89年，元首图密善担心哲学家们日益强大的影响力会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驱逐了包括爱比克泰德在内的哲学家们。之后，爱比克泰德在伊庇鲁斯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建立一所哲学学校，以教书终其一生。在那里他的声望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其中包括许多上层社会的罗马人。

爱比克泰德生活在罗马帝国初期，这是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在经济领域，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经济取代了传统的农业经济；在社会生活领域，传统的家庭、宗教和道德观念也不复存在；在政治领域，随着城邦共和体制瓦解，一切主动权都从元老贵族手中转移到元首及其臣属手中。由于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疏离，个人日益从政治生活退回到个人生活。在一个纷繁的，充满权力、金钱、荣誉、欲望、快乐与不幸的世界里，我们如何才能过上幸福而充实的生活？我们如何才能够做个好人呢？这是爱比克泰德终生致力寻求的两个问题。爱比克泰德一生授课教导别人，并且完全实践着自己的伦理道德思想。他一生清贫，长期居住在一间小屋里，除了一张床，一盏灯以外，几乎一无所有。

爱比克泰德本人没有撰写任何著作，其思想之所以流传后世，他的学生阿里安（Arrian）功不可没。

首先，阿里安记录了爱比克泰德的教学内容，并整理为《论说集》（Discourses），其中的4卷保存下来。可以说，《论说集》最完整地保存了爱比克泰德的思想。在《论说集》中，爱比克泰德没有提及宇宙论，没有讨论太多的逻辑学，他从头到尾就是以生动、诙谐的语言，谈论怎样在生活中做一个人，做一个自由的人，做有人的尊严的人。针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境，爱比克泰德在第1卷就提出，什么是我们权能之内的事情，什么不是我们权能之内的事情，这是其学说的中心命题。“在我们权能范围之内的东西是意愿和所有意愿的东西。不在我们权能之内的东西有身体、器官、财产、父母、兄弟、子女、国家”[54]，可见，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事物只有自由意志、理性、选择；其他的事物，包括身体、财富、家庭、城邦等，都不取决于我们。这是因为，爱比克泰德赞同早期斯多葛派哲学家们的自然哲学观点，强调由火、土、气和水4种元素构成的万物不断地循环往复，其本性是消逝不定的，只有人的理性是与神同在的、永恒的。“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属于我们权能之内的东西，而至于其他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只能让它顺其自然本性了。可是，它的自然本性又是什么呢？当然是神的意志了。”[55]人们对理性之外的事物都应该持无所谓的、无动于衷的态度。爱比克泰德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种“在我们权能范围之内的东西”。爱比克泰德从不同角度，即表象、欲求和避免、选择和拒绝、判断和赞同，以及从自由意志的角度，对这种“在我们权能范围之内的东西”进行了分析描述，从而阐明了人类达成幸福的不同路径，这几种路径之间并非互不相干，而是一种多而一的关系。爱比克泰德认为，“表象”不仅是感性的，而且是理性的，它与语言和概念密切相关，故“表象”可以成为“赞同”和“判断”的对象。因个体的语言和概念储备的差异，所以对表象的处理又是个体性的，如何运用表象是一种个体性的事件，而表象的理性特征又赋予了人以重构表象的可能性。正因如此，人可以“正确运用表象”。正确处置表象是一种持续的生活实践，因此服从自然是爱比克泰德要求的基本的人生态度。当人以服从自然的方式生活，任何向他呈现的表象都会得到正确处置，意志总会做出善的选择，意志自由总能得以贯彻，人于是也就获得了自由。爱比克泰德认为，为了通往幸福、满足和宁静之路，人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修身（哲学）训练，具体分为3个方面：第一，欲求和避免，这是对理性和感情的控制，即能够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回避自己想要回避的东西；第二，选择和拒绝，即人的行为一定要有条理，合乎理性，小心谨慎；第三，判断和赞同，即要避免失误和受到蒙蔽。爱比克泰德认为这三个领域中，最为重要和迫切的是在欲求和避免领域的训练，“欲求和避免”领域的训练关涉的是人的**，此领域的训练目的在于：通过达成对真正善恶的认识，引导人达到一种免除**的幸福状态。[56]爱比克泰德的“自由意志”是指人完全摆脱了错误判断，对所有事情都能够有一种正确判断的状态，从而确保人的实践行为的自由无阻。“自由意志”直接关涉人的善恶属性的道德选择，人的善恶只能在“自由意志”领域中彰显，而在“自由意志”领域之外的一切事物，则并无善恶属性，故爱比克泰德主张，人只关注“自由意志”领域内的东西，只致力于自身的美德和“自由意志”的完善。“通往平静安详的路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要向往意愿之外的事情；你要把它当作是别人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要把一切都交给神灵和命运；你要让别人来掌管这一切，这其实也是宙斯的旨意。我们唯一应该关注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不会受到任何阻碍的东西。”[57]以上这些其实就是爱比克泰德为其学生和世人开出的人生指南。其次，阿里安摘录《论说集》的精要，缩略为《道德手册》（Manual）。《道德手册》是爱比克泰德道德学说要点的梗概，基本反映了爱比克泰德的思想，对其思想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道德手册》都是一部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著作。《道德手册》语言凝练、隽永，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可作为智慧箴言来品读。最后，阿里安编辑的爱比克泰德授课语录的散失部分，整理为《片段集》。它散见于公元6世纪马其顿人斯多巴俄斯（Johannes Stobaeus）的两本希腊作家名言录：《牧歌集》（Eclogues）和《诗文选集》（Anthology）；公元2世纪拉丁语法学家奥鲁斯·格里乌斯（Aulus Gellius）的《阿提卡之夜》（Noctre Atticae）；罗马元首马尔库斯·奥里略的《沉思录》；大约公元4世纪的拉丁作家阿诺比乌斯（Arnobius）的《反异教徒》（Against the Heathen）等。

相比较而言，爱比克泰德哲学与早期斯多葛学派大体一致，但其风格和侧重点明显不同。爱比克泰德关心的不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本质、物质或者精神，他把早期斯多葛主义谈论的形而上学充分运用于伦理学方面，成为继苏格拉底之后著名的道德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创的道德哲学不仅仅是一种对知识和美德的信仰，还是他的实践和行动以及他的人格典范。爱比克泰德突出地体现了这样的实践品格和人格典范，他与苏格拉底遥相呼应，构成希腊理性精神的一种道德人格象征。苏格拉底的美德、知识、智慧是跟城邦这个共同体的价值判断标准联系着的，但到爱比克泰德时代，这时的共同体已经由小国寡民的城邦变为无限广阔的罗马帝国了。爱比克泰德在观念上突破旧的城邦道德价值观，彰显了普世和世界城邦的广阔视野，但爱比克泰德也没有忘记对个体的关照。

爱比克泰德比古罗马时期任何一位斯多葛哲人更热衷于谈论人的自由，他非常赞同早期斯多葛派哲学家们的自然哲学观点，认为神把自己的神性公平地赋予阳光照耀下的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而我们的这种神性高于所有其他一切本性，所以，人是自由的，任何人、任何物质、甚至连神都不能引诱、逼迫和干预我们，使我们屈服。而且，爱比克泰德强调人的修身实践，关注如何实现人的主体自身，他从哲学的角度对自由作出了富于实践意义的特殊理解。爱比克泰德念念不忘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如何行动，不违背我们“人”的称号？他告诫说：“想想看，你到底是谁？首先，你是人。你的最高能力就是你的意愿，它不仅控制着所有其他一切，而且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奴役和束缚。再想想看，你有理性，这与其他什么动物不同呢？与野兽不同，与牛、羊这类的家畜不同。除此以外，你还是一位世界公民，你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你在这个世界里不是居于次要地位、服务于别人的一部分，而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主要部分，因为，你不仅能够理解神对世界的神圣统治，而且还能够推理和思考由此而引发的其他问题。”[58]自由的人能够想怎么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他的追求没有阻碍，他的愿望总能实现，也不存在他所厌恶的事物。[59]可见，爱比克泰德主张的自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

爱比克泰德认为，“自由不是通过满足人们的欲望而获得的，而是通过消除人们的欲望而获得的”[60]，“在恐惧、痛苦和忧伤中生活的人是永远不会自由的，只有摆脱了恐惧、痛苦和忧伤，你同时也就摆脱了奴役”[61]。因此，人生在世应当通过理性摆脱一切快乐、欲望、恐惧和悲哀的纷扰，对于现实世界采取一种清心寡欲、无动于衷的生活态度。处于自由状态的人放弃了对外在事物的一切主观愿望，只保留了对自身自由（意志自由）的要求。一方面，爱比克泰德教导的自由没有改造外部世界，而是到人的内心世界寻求公正和理性，它通过摆脱必然的控制，改造和提升了人的内部世界，是哲学生活的最终成就。另一方面，这种自由是一种消极的和否定意义上的精神自由，由于主动放弃了对外部世界的权力要求，控制了自己的欲望，其禁欲倾向是很明显的。爱比克泰德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和价值作了重要的论述，为人类的思想智慧宝库留下珍贵的遗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类的精神进步，应该包括人性在个体和共同体两个方向上的发展。爱比克泰德把对个体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探讨发展到个体内心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和道德上，但同时又把人类的共同体无限扩大，放大到了神或世界城邦，即全人类这个范围上。这样论证人性，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古希腊人以个人的私利和城邦为标准的狭隘眼界，在胸襟上，已经与各大世界宗教几乎相差无几了。我们可以说，在对人的关怀上，爱比克泰德是对希腊哲学的极大发展，是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62]

爱比克泰德的思想具有独特的宗教气息。为了与普通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相协调，爱比克泰德把伦理学和神学结合得更加密切。与其他斯多葛哲人一样，爱比克泰德认为，世界由神主宰，其中所出现的一切事物都出于神的意志。爱比克泰德对理性和宇宙的神的解释是，“神的本质不是肉体、土地和名誉，而是智慧、知识和正确的理性”[63]。爱比克泰德强调通过自然哲学（神学）来论证伦理行为的正当性：除了取决于自我的自由意志，人们对其他事情都应该“顺应自然”、“听从神”。“爱比克泰德把哲学与深切的神秘渴望掺杂起来，几乎把其哲学变为宗教。把宇宙尊奉为神，它处在全能的上帝的治理下，上帝为了至善安排了所发生的一切。”[64]他敦促人们去过高尚的生活，既不应该放纵自己，沉溺于低级趣味之中，也不应该在愤怒的抗议中垮掉，而应从对苦难的忍耐及对死亡宁静的顺从中获得所能得到的满足。爱比克泰德大力宣扬顺应自然和服从命运的思想，认为世间的一切好运和灾难都是神的特殊旨意的结果，一切荣华富贵，生老病死，都非个人能力所为，我们只能绝对接受。因此我们应当以一种主动“配合”的方式来对待疾病、死亡、残废等灾难，正如我们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好运一样。“对于万事万物，我应该怀有的愿望是：神赐给了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神想让我占有多长时间，我就占有多长时间。”[65]爱比克泰德心目中理性的斯多葛人，“不管是身染重病，身处险境，即将死去，还是过着流放的生活，或者饱受屈辱，他都能幸福如常，欢乐如初。”[66]爱比克泰德所鼓吹的道德观有相当一部分的宗教特征，可以说，它是一种道德本体论哲学。这就是他的学说为什么吸引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原因。

爱比克泰德对斯多葛派学说有极其重要的发展和突破，是继苏格拉底后对西方伦理道德学说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是真正集希腊哲学思想之大成者。

近2000年来，爱比克泰德的思想对当时及之后的哲学和宗教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就罗马帝国来说，爱比克泰德的思想影响了罗马帝国的元老贵族阶层，哈德良元首以及一些达官贵人也曾拜访过他。马尔库斯·奥里略元首早年曾读过爱比克泰德的作品，对他钦佩有加，其名著《沉思录》深受其作品的影响。爱比克泰德与马尔库斯·奥里略在许多哲学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在罗马帝国晚期，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日渐减小，但爱比克泰德因其学说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受到青睐。在伦理学方面，爱比克泰德宣扬安于现状、顺从命运、鄙弃快乐和忍受苦难的禁欲观点，倡导普世和人人平等的思想，这契合了新兴基督教的救赎福音和天国理想。著名神学家、哲学家圣·奥古斯丁等人曾深受爱比克泰德的影响，并将他的许多思想渗透到基督教教义之中，基督教借助斯多葛主义实现了其在罗马帝国的本土化。

在整个中世纪、文艺复兴乃至现在，爱比克泰德的著作和思想一直受到欢迎。他的《论说集》曾被翻译为荷、法、德、日、拉、俄、英等多种语言。他的《道德手册》被翻译为丹、荷、英、法、德、俄、意等多种语言，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利玛窦为了传教，将爱比克泰德的《道德手册》译为中文，译名为《二十五言》，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第93册。利玛窦借助于《二十五言》，将儒家学说理解为中国式的斯多葛主义，希望由此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

二、马尔库斯·奥里略

马尔库斯·奥里略（又译为马可·奥勒留）是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的第5位元首，于公元121年出生，公元161年继位，公元180年病逝于军中。他为人仁善、执政勤勉，为保卫罗马帝国的安全与繁荣夙夜在公、殚精竭虑，因而为后世赞颂，位列“五贤帝”之内。他热爱哲学，尤其信奉并遵循斯多葛派的哲学原则，戎马倥偬亦不中断对人生伦理及自然宇宙的思索，其个人哲学思考录《沉思录》流传至今，他也因此成为斯多葛派的最后一座高峰，并尊享“元首哲学家”的美誉。

据记载，奥里略出身显贵，其祖父曾3次出任执政官，父亲阿尼乌斯·维鲁斯也曾出任行政长官，母亲多米提亚·卢西拉为曾两度担任执政官的卡尔维西乌斯·图鲁斯之女。虽然父亲早逝，但奥里略在母亲和祖父的精心呵护下，从小就得以跟随阿波罗尼乌斯、尤福利翁、盖米诺斯、安德隆、阿提库斯等众多名师学习，广泛涉猎哲学、文学、戏剧、音乐、几何、修辞学等领域的知识，并对哲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因安敦尼·庇护的关系，奥里略自幼便因善良聪明深为时任元首哈德良喜爱。公元138年，哈德良过继安敦尼·庇护为继子，指定其为新的继承人，同时要求安敦尼·庇护收养奥里略，并确定奥里略为安敦尼·庇护之后的元首人选。同年，哈德良病逝，安敦尼·庇护继任元首。翌年，安敦尼·庇护过继奥里略，不久后又授予他恺撒之誉，正式将其确定为继承人。公元161年，安敦尼·庇护逝世，奥里略继位，成为罗马帝国的第16位元首。

图8.3 马尔库斯·奥里略浮雕

奥里略继位时，罗马帝国虽国库充盈，经济繁荣，但边境地区骚乱频繁，已有盛极而衰的征兆，加之奥里略体弱多病等原因，他一即位便授予弟弟卢基乌斯·维鲁斯恺撒与奥古斯都之衔，同他以平等地位共同理政，开罗马帝国两帝共治之先河。在奥里略担任元首的19年间，罗马帝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险局之中，其元首生涯也充满艰辛。军事上，自即位伊始，周边外族便不断扰边叩关，帝国东西部几乎战火不绝。公元161年，帕提亚国王伏尔吉西斯三世率军入侵叙利亚，布立吞人在不列颠挑起战事，卡蒂人入侵日耳曼，奥里略委派维鲁斯等人分兵抗击，终于在公元166年获得胜利。但是，东征凯旋的军队带回了可怕的瘟疫，瘟疫蔓延整个帝国并在意大利和西部行省猖獗多年，吞噬了无数生命，耗竭了国库储存。次年，马克曼尼人、夸德人、雅吉格人等日耳曼部落和萨尔马提亚部落蜂拥南下，**东北行省，其先头部队甚至一度进入意大利。奥里略动员了国家全部力量，几乎耗尽国库之后才迫使蛮族屈服。与此同时，在西班牙和埃及北部均爆发起义，奥里略通过代理人成功地镇压了起义，同样也几乎耗尽了当地的财政。公元175年，坐镇东方的卡西乌斯听信奥里略死亡的消息而发动叛变，自立为元首，并获得了大部分东方行省的承认，不过3个月便被其部下杀死，叛乱者随即土崩瓦解。奥里略被迫中止与日耳曼人的战争到东方巡视，稳定东方政局。公元178年，为彻底打败莱茵河沿线的马克曼尼人和夸德人，将其领地变为帝国行省，奥里略再度领军出征，但天不遂人愿，他在军中感染瘟疫并于公元180年撒手人寰，终年59岁。

罗马帝国时期，哲学研究蔚然成风，斯多葛派哲学影响尤为广泛。斯多葛派关注人生伦理，以道德问题和人的自我完善为中心，强调锤炼意志，培养坚定性和忍耐性，以适应一切外部变化；认为一个人的幸福关键在于自身，不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因而具有美德即幸福。奥里略从小学习哲学，年轻时就掌握和接受了斯多葛派哲学思想，并以此指导自身言行。成为帝国元首后，面对边境战乱不断、国内灾害频繁、社会风气奢靡的复杂局势，他更是以斯多葛派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与动力之源，以斯多葛派倡导的勇敢、公正、勤勉、仁慈、节制、谦逊等原则治国理政，并试图以自己的率先垂范改良社会风气、提升国民道德。作为唯一的元首哲学家，奥里略巧妙地将哲学思考与治国理政结合起来，其哲学思想既体现了斯多葛派的基本观点，又包含着其作为帝国元首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刻反思，因而更显生动与深刻。他常把柏拉图的名言——在繁荣昌盛的国家，都是由哲学家当国王，或者国王就是哲学家——挂在嘴边，并将哲学比作生母、将朝廷比作继母，认为既要孝敬继母，更要经常回到生母身边，可见其对哲学的热爱甚至超越了政治。他晚年将自己的哲学思考总结凝练，随兴写成若干箴言，后人整理成为12卷的《沉思录》流传于世，至今广受欢迎，甚至为许多著名政治家所推崇。《沉思录》虽无体系，但仔细梳理仍能清楚地呈现奥里略的哲学思想。

奥里略的哲学思想以强烈的宿命论为基础。他认为，宇宙的一切事物由神灵创造，其命运由神意主宰。个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命运也由神灵决定，个人的一切所得均由神灵分配。因此，个人在思想上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克洛托（命运女神），让她纺织你的生命之线，由她编织事变”，并把人生遭遇的任何事情都视为命中注定；在行为上要“遵守宇宙理性，做分内之事，顺从自然规律，不要追求太多”。[67]只要心无旁骛地完成神灵分配给自己的事情，积极投身于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事情，即可获得幸福与安宁。

在宿命论的笼罩之下，奥里略对人生意义与生死的认识比较消极。他认为时间永恒但分配给每个人的时光却如此微小且短暂；宇宙灵魂博大无边但每个人具有的宇宙本体却微不足道；大地无限广阔但每个人只能在微小角落踯躅爬行。因此，个人微不足道，人生了无意义，你只需按照理性行事，接受自然分配的一切，不要贪生怕死、追名逐利，因为这一切犹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对于生死，他认为死亡是自然的职能，毁灭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必经变化。“一切事物天生是要变化、转变和毁灭的，以使别的事物顺次而生。”[68]宇宙理性创造一切事物，又让这些事物的实体造成另外的新事物，从而实现宇宙的永远弥新。因此，自然给予人生命，也必然会将其收回。神医希波克拉托斯可以救死扶伤却不能让自己长生不老，卡尔达伊人可以预言他人的生死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苏格拉底围绕死亡与不死做过无数争辩后还是死去，亚历山大、恺撒杀死了成千上万的敌人也换不来自己的不朽。死亡如同出生、成长、年老等自然活动一样，是人生必经的阶段，英雄人物与无名小卒均无法逃避。而且，神灵不会让你在还未完成分配的使命之前便死亡，自然需要你消失以便别的事物顺次而生，因此，即使人生的五幕剧只演完三幕，也应遵循自然之道，愉快地走向死亡。对于功名，奥里略主张个人只管顺应社会理性、认真履职，而不要在意得失、追名逐利。在他看来，历史循环往复，时代延绵常新，生命轮回不息，亚历山大、柏拉图、西庇阿、奥古斯都、图拉真等伟大人物无论业绩何其光辉、荣誉何等崇高，他们的生命与功名都会被时间的湍流吞没，即便有人称颂他们，这些人及其后继者也是朝生暮死，对英雄的记忆终会消失。况且，无论是伟大的亚历山大还是平凡的马夫，无论是晚暮而终者还是英年早逝者，他们死后都是回归宇宙原始理性，去到相同之处。因此，美者自美，无须赞美，生前赞誉、身后美名对人生毫无意义，更无须在意追求。而且，如果可以追求赞誉，则不能排除欲望，就会陷入妒忌、争斗、猜疑、阴谋、抱怨等恶行，使自己的心灵无法宁静，亦违背神明的旨意。所以，“我们不应追求虚名，而应追求公正的思想、善意的行为、诚实的语言，把发生的一切视之为必然之事，视之为来自同一个始源和源泉的水流”[69]。

奥里略否认功名利禄的意义，却积极肯定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他认为，宇宙犹如一个城邦，其中的事物彼此密切联系，并有一定的秩序，较低级的事物为较高级的事物而生，较高级的事物为彼此而生。同时，所有理性动物都是同类，应当关心所有的人，关心公共利益。自然给每一个事物都分配了相应的职责，正是植物、小鸟、蚂蚁、蜘蛛、蜜蜂等各种事物都各司其职、忙碌工作，才构成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人本身也是为工作而生，因为工作而被领进这个宇宙，个人应热爱自己的行业，全身心地投入自己行业中劳作，废寝忘食、疲惫不堪亦乐此不疲。而他本人则是为了领导人们而生，犹如公羊领导羊群、公牛领导牛群。作为元首，他认为“无论是我自己或与他人合作做一件什么事情，都必须尽全力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使它有益于公共社会，与其和谐一致”[70]。奥里略如此思考，亦如此行动，终其一生，他都以人民福祉、国家利益为自身使命，勤勤恳恳，尽职尽责，堪称典范。

理性之人应当如何行事才顺应自然之道，既符合公共利益，又能实现自身幸福呢？奥里略认为，人应当按照真正的理性行事，即如苏格拉底所言，排除感官的**，敬畏神明，关心人类，追求正义、真理、克制、勇敢等合乎理性、合乎城邦社会的善，不要被赞誉、权势、财富与享乐等引入歧途。一个人如果能够遵循理性，严肃认真，坚定不移，善良仁慈，专于本职，无所期待，亦无所回避，满足于顺应自然的存在，言行真实如一，则能获得心灵的安宁与幸福。反之，如果一个人的灵魂陷入抱怨、厌恶、屈服于快乐或痛苦、虚伪、漫无目的、不假思索的境况，便会损害自身，并成为宇宙中的毒瘤。因此，奥里略认为“人生来即为行善，为善顺应自然本性，是人应尽的义务……应不计报酬，并自然会有所得”[71]。同时，他认为恶行及作恶之人的存在，是宇宙的必然，因此不应对他们感到愤怒，而是要坦然接受其存在，并用自然赋予的美德抵御他们的错误行为，用自然赋予的能力善待他们。他将这些思想运用到自己的执政与生活之中，一直广施仁政、广播仁德，并一心引导民众弃绝恶行、一心向善。

奥里略执政勤勉，以投身公共事业为乐。他经常出席元老院会议，每当选举之时常留至深夜，直到执政官宣布解散才离开；在观看竞技表演时仍听取或阅批文件，遭人嘲笑也毫不在意。他关注民生，仁慈施政，亲自赈济第伯河洪灾，援助被地震破坏或经济困难的城市，取消其贡品或赋税，倾力扶助罗马贫民，调配罗马的食物救济意大利饥荒，为财政枯竭的西班牙行省提供补助，甚至因一位绳索表演者摔倒而专门出台法令，规定要在所有绳索表演者身下铺设软垫以防摔伤。在马克曼尼战争紧迫之时，他宁愿拍卖个人财产，也不愿增加行省税赋。他为人宽容，以德报怨，认为恶人、恶行之存在乃宇宙之必然，应坦然接受其存在，并以自然赋予的美德善待他们。因此，他不惩罚讥讽自己的滑稽剧作家马路鲁斯，不报复对自己傲慢无礼之徒，不批评同僚维鲁斯的满身恶习，不主张对罪犯施以重罚，不乐意见到有人被流放，甚至对反叛自己的卡西乌斯，他也礼葬其首级，赦免其亲友，并为其死亡深感惋惜。他极力倡导公平正义，高度重视行政管理的公正性。他恢复古老的法律，启用熟悉法律的老臣斯凯沃拉，将法庭开庭日期写在日历上，一年排出230天进行申诉和判决，专门为意大利任命法官，并新设一名特别行政长官主管监护人财产问题，以加强对托管人的监督。他厉行节俭，反对奢靡，不断减少角斗士表演，削减免费戏剧表演经费，严控公共金库开支，并减少自己出行时的护卫数量，这在帝国元首中还是第一个。在自己以身作则的同时，他高度重视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以培养公民的善意，改良社会的风气。他阻止人们犯罪作恶，禁止恶意的虚假控诉和告密诽谤，授权地区、街区行政长官惩罚欺诈钱财的家伙，并禁止男女共同洗浴，以引导人们崇真向善。

人的生命期限是一个点，存在是流变的，感觉是模糊的，躯体是易朽的，命运难以预测，声望并不可靠，总之，属于躯体的一切仅溪流，属于灵魂的一切是梦幻，人生是战斗和客栈，身后名声会迅速被遗忘。唯有哲学能够指导人生，因为它可以保护内心之神不受侮辱，不被伤害，比愉快和痛苦更有力量，让人不会盲目行事、不作欺骗、不行伪饰、不随波逐流，接受命运，愉悦地等待死亡；一切符合自然，因而不会为恶。[72]

这是奥里略写于日耳曼战争前线的心灵独白，它集中地展现了奥里略对人生与命运的哲学思考，更充分展示了他对哲学的热爱与依赖。作为罗马帝国唯一的一位哲学家元首，奥里略一生热爱并执着于哲学研究，他从斯多葛派哲学中学到了公平、正义、仁爱、善良、简朴等高尚品德，并在自己的执政实践中一以贯之，在危机四伏的恶劣环境中维护了罗马帝国的安全与稳定，赢得了罗马人民的尊敬与爱戴，也树立了斯多葛派哲学的又一座独特的高峰。在去世100多年后，他的雕像还被罗马人民供奉在神龛之中。在去世近2000年后，他的哲学思考录《沉思录》仍然被后世研习与推崇。他无愧为一位优秀的“哲学家国王”，抑或是“国王哲学家”。

三、“金嘴”狄奥

在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著名的哲学家中，除了爱比克泰德和马尔库斯·奥里略之外，还有很多哲学家。他们因为秉持的哲学理念较为驳杂，并不严格属于某一特定的哲学学派，难以归类，致使其哲学家的身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们在罗马帝国哲学领域与政治舞台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依然不可忽视。其中的代表，莫过于集诡辩家、演说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因能言善辩而获得“金嘴”美誉的狄奥（Dio Chrysostorn）。

狄奥（约公元40—约120）出生于小亚细亚比提尼亚行省的普鲁萨，家境殷实，在当地颇有势力。他自幼学习修辞学和雄辩术，掌握了高超的公共演说技巧，年轻时就在同胞面前发表演说。韦斯帕芗统治时期，狄奥来到罗马，很快因其出众的口才和诡辩术技艺声名鹊起，结识了大量高官显贵与社会名流，成为第2次诡辩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自公元1世纪起，诡辩学再度兴盛，在与哲学的较量中占据上风。推崇诡辩学的人认为，演说家才是最高贵的群体；演说的内容无关紧要，演说者所展示的修辞技巧才是关键。青年时代的狄奥信奉雄辩本身就是最崇高的事业。此时他反对哲学，并与著名的斯多葛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老师穆索尼乌斯（Musonius）论战。然而，他却逐渐被对方争取过来，渐渐抛弃诡辩学的理念，转而学习哲学。

公元82年，刚刚步入中年不久的狄奥走到了人生的分水岭。因为直白地批评图密善，同时又与一些密谋反对元首的罗马上层人物关系密切，狄奥遭到了图密善的放逐，不得进入意大利和家乡比提尼亚。狄奥不能接触普鲁萨的家产，生活失去依靠。面对打击，狄奥称自己遵照德尔菲神谕的指示，换上粗糙的衣服，带上能磨炼自己的随身物，像乞丐一样四处流浪，靠替人耕地、给花园和浴室抬水等粗重的体力劳动维持生计。此时的狄奥实际上践行着犬儒主义的原则，过着赤贫的苦行生活。他在帝国东部的各个城市之间辗转，足迹远达黑海北岸的波利斯泰尼斯，进入过多瑙河畔维米那奇乌姆（Viminacium）的罗马军营，还曾与蛮族的盖塔人共同生活。所到之处，狄奥都受到了当地人的礼遇，并应人们请求发表各种演说。面对人们有关善恶是非的询问，狄奥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些问题以便作答。在这一过程中，他完成了从诡辩家向哲学家的转变，将教授哲学理念视为自身的职责与使命。[73]

狄奥与涅尔瓦是故交。当图密善被刺身亡、涅尔瓦被元老院推选为元首时，狄奥发挥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劝说边境的军团支持涅尔瓦。随着涅尔瓦上台，他的流放也宣告结束。为感谢他的支持，涅尔瓦将自己姓氏中的科齐亚努斯赠予狄奥以示尊荣。下任元首图拉真同样十分赏识狄奥。狄奥曾当众向图拉真献上4篇王政演说，博得了对方的称赞；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图拉真发动达西亚战争前，狄奥都一直陪在图拉真身边。回到比提尼亚后，狄奥继续活跃在当地的政治舞台上。家乡普鲁萨对他推崇有加，曾推选他担任执政官；比提尼亚的各个城市也纷纷抛来橄榄枝，邀请狄奥前去发表演说，对公共事务给出建议；多个城市授予他本城的公民权，更有甚者希望他能加入当地的议会。狄奥也毫不惜力，继续以演说的方式，对各个城市给予忠告和劝诫，同时亲自指导一些美化城市的建设工程。他还利用自己与两位元首的私交，游走于罗马和小亚细亚之间，为家乡的城市争取福利和特惠。面对比提尼亚总督朱理乌斯·巴苏斯（Julius Bassus）的暴政及其党羽的诬陷，狄奥勇敢地顶住压力，为自己辩护，并亲自前往罗马提出控诉，迫使巴苏斯遭到撤换，面临受贿指控。[74]在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的通信中，我们看到，狄奥雄心勃勃地计划翻新普鲁萨的残旧建筑，但因拆毁旧建筑和移动地标，被人指控为亵渎行为。小普林尼为此请示图拉真，后者为支持朋友，表示自己对这些控告不感兴趣，建议予以搁置。[75]这是狄奥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狄奥的著作可谓丰富。他曾著有一部盖塔人的历史，另外还有《宇宙是否会毁灭》、《赫拉克勒斯与柏拉图颂》、《致柏拉图，为荷马辩护》等哲学论著，可惜都已失传。现在冠以狄奥之名流传下来的著作，是80篇演说辞（Discourses）。经近现代学者考证，其中2篇出自其学生法沃里乌斯（Favorius）之手，第18篇是写给一位高官（很可能是涅尔瓦）的书信，其余都是正式发表的演说或未公开发表的底稿。

这些演说并非全部属于哲学著作，有一部分是狄奥早年的诡辩学作品。当时的狄奥还未投身哲学的怀抱，精于操纵文字、肆意推论。譬如，他曾在《论法律》中歌颂法律能够“废除暴力，贬抑傲慢，斥责愚蠢，惩戒邪恶，救人于危难，为困惑迷茫之人指明责任”[76]；但在另一篇《论习俗》中，便让风俗习惯取代了法律的位置，后者反而成为“以威吓与暴力维持控制权”、“创造奴隶政治”的不良之物。[77]可见相对主义的诡辩术多么擅长轻车熟路地转变立场。不过，从这些诡辩学著作中，我们可以领略狄奥的高超技巧。篇幅最长、也最引人注目的诡辩演说，名为《论特洛伊未曾陷落》。狄奥敏锐地捕捉到荷马史诗中情节不合逻辑、不合常理、内容前后不一致的细节，声称荷马歪曲了特洛伊战争的真相，事实上，帕里斯和海伦的结合是特洛伊与斯巴达合法的政治联姻，希腊联军觊觎特洛伊的财富和势力才出兵侵略，僵持10年后终于败退。这篇演说论据翔实，论证严谨，以致后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断定这究竟是诡辩学的又一次噱头，还是一篇严肃的文艺批评与历史探究作品。

此外狄奥还留下了大量的市政演说。它们主要创作于狄奥的成年时期，其中最重要的都是他流放归来后所作。狄奥在各个希腊城市的剧场、广场或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对城市事务提出忠告与建议。演说涉及了希腊城市的政治问题与经济状况，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优卑亚演说》。狄奥讲述了自己在优卑亚附近遭遇海难、幸得一个猎人搭救的故事，称赞了猎人一家清贫却高尚的生活，呼吁城市考虑穷人的处境，为他们提供赖以谋生的工作，避免他们从事下贱的职业。演说反映了希腊城市的困境：贫富分化，两极对立，穷人无立锥之地，富人田连阡陌却无力耕种，导致大量土地荒芜，城中建筑破败凋敝。这些描写让历史学家得以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并为探究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提供另一种视角。

狄奥演说的主体，同时也是最优秀的部分，还要数他的哲学文章。它们创作于狄奥流放期间和流放之后。对于自己真正献身的领域，狄奥的写作表现得驾轻就熟，形式或是散文或是对话，内容对神话与历史典故旁征博引，探讨并阐释哲学理念，尤以道德哲学论著为佳。严格来说，尽管其作品中不乏新颖之见，但总体而言，狄奥不算一位原创性很强的哲学家。他的观点主要来自柏拉图哲学、斯多葛哲学和犬儒主义，传承多于创新。狄奥一再谦虚地表示，他知道自己是多么无知，不敢过多讲述自己的话；但他认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就是向所有人宣扬这些理念，因此必须借助古代名哲的力量，而旧时的箴言绝不会像挥发的药一样失去效力。[78]他推崇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以演说为载体，效法自己所崇拜的前辈，教谕懵懂的大众，给人以醍醐灌顶的启迪，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身为道德哲学家的使命。

面对诡辩学大行其道、排挤哲学的局面，狄奥推崇美德的重要性；哲学以追求美德为目标，其崇高地位也得以展现。狄奥表示，知识对于一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人在试图规避风险和达成某项目标时，如果仅仅依从观念和情感，缺乏对事物的透彻了解，不能依据理性作出判断，就终将一事无成。观念和情感变幻莫测，难以统一。不同人对快乐、痛苦等情感的体验各不相同，人们对于万事万物的观念又迥然相异，因此依靠观念情感无法分辨好坏，进行取舍。所以，人们必须追求智慧，接受教育，在处理事务时，用知识取代懵懂的观念；掌握知识后，无论做什么——赛马、音乐、农艺、担任将军或其他官职——都将一帆风顺。[79]

然而，在一切知识中，有一种最为重要，占据统领性的位置，这就是明辨孰善孰恶、孰是孰非的知识，也就是明辨何为美德的知识。每个人都必须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是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否则，再精湛的技艺也不会给人以任何益处。比如，著名的能工巧匠代达罗斯建造了克里特迷宫，却让自己的同胞成了米诺陶的盘中餐；这种置人于死地的建筑既无益处也不光彩，反而是耻辱；特洛伊造船匠为帕里斯建造了平稳的船只供其前往希腊，却成了灾祸的根源。当人们看到优秀的骑士、舵手、测量员、文艺批评家或占星家行为不端时也不必惊讶，因为这些技艺的知识不能使人类的灵魂变得优秀，让灵魂远离错误。[80]

相反，哲学家虽然并非通才，但是对于善恶是非的认识却高人一筹。他们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何为有利，比工匠、技师更清楚应在何时何地行动，并明白什么样的目标是可能达成的。大多数人专注于实务，忽视了精神的宁静与进步，没能意识到美德才是幸福的基础，因而错失了真正的快乐。他们不考虑怎样成为一个克己、明智、正直的好人，学会自控、持家、治理城市，不知道如何正确面对富有或贫穷，如何善待朋友和亲人，如何孝敬父母以及如何诚心侍神，却忙于农艺、经商、军事、医务、木工、演奏、修鞋、摔跤和雄辩等技艺。这些技术一方面不能保障幸福；另一方面也并非不可或缺，哪怕最基本的农艺也是如此。相反，追求美德，使灵魂变得理智，内心真诚向善，便能够成功处理自己和邻人的事务，也必将过上快乐的生活。[81]任何人都需要智慧与美德的指导，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哲学家在一切事情上都会胜过他人。即便与同样出色的政治家相比，哲学家也有其优势。因为政治家考虑的是具体问题，无法事先予以思量，当做出决断的时刻来临时，常常也不比一般人知道得更多；而哲学家考虑善恶是非问题，更抽象也更广泛，因此在处理之前就已经有了长时间的思考，需要时就可向其他人提出建议。[82]此外，哲学家的灵魂更为高洁；因为一旦献身哲学、学习哲学，人就不会舍弃崇高的追求、做出卑鄙可耻的举动，因为拒绝对恶的贪念，驱除灵魂对恶的欲望，正是哲学的本质。[83]所以，哲学是一门崇高的学问，哲学家是高尚而出色的人才。

狄奥并非是埋头于经卷中的书斋学者，从事哲学也不仅仅是为自己提供慰藉；他认为几乎所有人都是愚蠢的，不做该做的事，也不考虑如何摆脱困扰自己的罪恶与无知，过上更具美德、更为美好的生活，因此教谕世人成为狄奥的使命。他在演说中弘扬美德，推崇智慧，呼吁人们更多地重视灵魂的磨砺，不要贪图物质与享乐。狄奥的主要观点在于：只有智慧的人才是自由的，因为自由的本质实际上是明悉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此身陷囹圄、披枷戴镣的人也可以享有自由，头顶王冠的国王也可能身受奴役[84]；只有智慧的人才能拥有幸福，因为智者明白什么是善，让其他一切事情从属于善，留意并遵从正确的导向，因为能获得成功与快乐[85]；智慧的人能够坚强地面对痛苦和不幸，因为智者能看透这种命运的本质，认识到它无法回避，并发掘不幸中对人有利的一面，因而没必要为之感到焦虑或恐惧[86]；等等。相反，追求财富、享乐、肉欲、声名和权势，往往会带给人可悲的下场。这种对比，集中体现在狄奥以第欧根尼为主题的作品之中。他描述了第欧根尼与波斯君主的生活状态；前者一贫如洗，但拥有智慧，品行刚毅、性格坚强，虽然无家可归、衣不蔽体、仅能以野果果腹，却依然逍遥自在；而波斯王尽管身为一国之君，却是最可悲的人，他坐拥财富却为贫穷担忧，害怕生病却沉迷于有害之物，虽有美食美酒却无法享受口腹之乐，既无法信任臣民又不敢相信侍卫，终日为死亡担惊受怕，永远无法解脱。[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