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马的公民教育

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教育。教育是提高人类自身素养的一种手段，是开启民智的钥匙。近代思想家洛克曾在《教育漫话》中高度评价教育对人类的作用。他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93]古代罗马的教育不但培养了罗马公民自身的品质，改变了罗马公民的形象，而且也促进了罗马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对罗马统一的形成意义重大。

图7.17 一位少年像

从罗马建城到共和结束，罗马的教育可以明显地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家庭教育的阶段。父母是教师，子女是他们的学生，传统则是最主要的教材。这一时期，又被称为罗马的传统教育阶段。第二阶段则为学校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罗马人既引进了希腊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又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当然，在罗马学校教育的第二阶段，家庭教育并没有消失，它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罗马早期社会是农耕社会。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生产的主要组织单位。公民们“勤劳奋斗，黎明起床，开门吩咐奴婢，给慎重的债务人结算到期的账目，聆听长辈的叮嘱，关心晚辈的教育，教训他们过节俭的生活的，增加财富”[94]。儿童们未来的优良品行和正确的社会责任感都来自家庭的培养。

家庭教育的拉丁文为“Educatio”，其字根为“Educo”，原意为“养育”、“教养”和“栽培”。一般来说，早期罗马的家庭教育主要包括言行教育和课本教育2大类。

言行教育就是长辈把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通过言传身教的方法将其传授给下一辈。言行教育与经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教育在早期罗马可以说相当普遍。小普林尼（约公元62—112）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记载。他认为：

在古代，这是公认的惯例，即：年轻人通过观察前辈们的行为、听从前辈们的教诲，然后获得他们自己日后行事的准则，并将它们转交给我们的年轻一代。年轻人为此需从服兵役开始他们的前期训练，逐渐熟悉服从命令，从他人那里学会如何领导；公职候选人需在参与政事前站在元老院大厅的门外，观看元老院的议事规则。父亲是自己的老师，没有父亲的也有一个杰出的长者承担父亲的职责。于是人们通过榜样事例（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学会行使提案人的权力、陈述观点的权力、官员的权职和其他普通成员的特权。他们学习何时让步、何时坚持、该讲多长时间、何时应保持沉默、如何区分互相矛盾的提案，如何提出相关修正案。一句话，就是元老院的处事的整个过程。[95]

年轻人通过对长者的观察，学会他们自己不久要做的事情，而且知道轮到他们教育后代时，应该做些什么。言行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农业技术、军事技术以及社会经验的传授。在空闲之际，父辈们经常带儿子到广场、会场学习军事、决策与演说等方面的技术与本领，使儿女们在见习中逐渐掌握日常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知识。此外，作为必修的准则，罗马的儿童还得学习《十二铜表法》等法律条例。[96]

家庭教育的质量明显地取决于父母的文化知识素养和他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这一时期，最能代表罗马上层家庭教育状况的，就是老加图的子女教育法。

据普鲁塔克记载：

老加图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儿子刚刚懂事，加图“就亲自指导儿子阅读书籍，虽然他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奴隶。这位奴隶名叫契罗（Chilo），他曾担任过学校教师，教过许多小孩的课。加图还亲口告诉我们：让儿子由于阅读缓慢等原因而遭到奴隶的训斥或拉耳朵是不对的。他也不敢把教育儿子这样重大的事完全委托给奴隶去作。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既是自己儿子的读写教员，又是他的法学教师和体育教练。他教他的儿子扔标枪，用盾牌作战、骑马。此外，还教他拳击。他也注意对他进行忍冷耐旱能力的训练，并亲自领他到巨浪滔滔的第伯河中强游。他告诉我们，他亲手用大字写了一部罗马史，以便他的儿子不出家门就能了解和熟悉自己的祖先以及他们的习惯。他宣称，在他的儿子面前，如像在维斯塔贞女面前一样，他非常注意讲话的方式，尽力不讲下流话。他还说，他永不与他的儿子一起洗澡。”[97]

普鲁塔克接着写道：

加图努力把培养儿子的德行，诱发儿子的兴趣，并使他的精神与美好的自然本性相一致作为己任。但他发现儿子的身体比较虚弱，无法忍受艰苦的生活。所以他允许在生活上给他照顾，不让他过着像自己那样的苛刻生活。然而加图的儿子虽然在体质上不如别人，但还称得上是一位刚强不屈的战士。在反对帕尔修斯的战斗中，他在鲍鲁斯·埃米利乌斯的领导下作战勇敢。在这次战斗中，他的剑不知是由于不慎还是由于剑柄潮湿而滑落于地。对此，他十分痛心，立即请求同伴给以援助。在同伴们的掩护下，他再次冲入密集的敌群。在长时期的残酷战斗以后，他终于成功地清除了这里的敌人，并在无数的武器和死人堆里（这里既有朋友的尸体也有敌人的尸体）找到了自己的宝剑。为此，指挥官鲍鲁斯曾给予他高度的表扬。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加图给他儿子的一封信。在信中，加图高度地赞扬了儿子舍身找寻宝剑的高贵热情。[98]

罗马传统教育的目的非常明显，就在于培养合格的罗马公民，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广场与战场是罗马青少年实践的场所；公共生活又为罗马青少年提供了日用的课本；国家制度及地方风俗则更是规范罗马青少年行为的导师。

罗马学校教育的产生与希腊人，尤其是南意大利的希腊人有密切的关系。公元前303年，一些希腊教师来到罗马，在这里创建小学，以补充家庭教育的不足。公元前272年，罗马攻占他林敦。有许多希腊人被俘到罗马，著名的学者安德罗尼库斯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以自己翻译的《奥德赛》为课本，教罗马儿童读书识字。学校教育在安德罗尼库斯的倡导和践行下开始在罗马发展起来。

公元前2世纪中叶，希腊本土被罗马征服，希腊学术大量传入罗马，希腊学者、教育家也成批涌进罗马，他们在罗马办学、传道、授课。对于希腊文化的传入，罗马存在2种态度：一种以年轻人为代表，他们欢迎希腊文化，认真倾听希腊学者的演讲，常常被希腊人的演讲魅力所折服；另一种以加图为首的元老派为代表，他们害怕年轻人过分追求知识上的声誉，而忽略了军事上的成就。加图甚至以预言家的口吻宣称：“罗马城一旦充斥了希腊字母，罗马人也就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帝国。”[99]公元前173年，2位伊壁鸠鲁派教师被元老院逐出罗马，理由是他们宣传享乐主义，对罗马的简朴传统形成威胁。12年后，元老院又颁布命令，禁止希腊哲学家及修辞学家到罗马居住和生活。禁令全文如下：

盖乌斯·法尼乌斯·斯特拉波和马尔库斯·瓦列利乌斯·麦撒拉执政时（161B.C.），大法官马尔库斯·庞波尼乌斯向元老院提出了一个建议。元老院讨论了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问题之后作出决议，要求大法官马尔库斯·庞波尼乌斯提高警惕，保证为了国家利益遵守自己的就职誓言，不许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居住罗马。[100]

公元前92年，监察官格涅乌斯·多密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路西乌斯·李锡尼·克拉苏再次发布命令。内容如下：

我们听说有一类人引进一种新的学问，而我们的年轻人常常成群结队地去听他们讲课。这些人自封为拉丁语修辞学家，年青人整天与他们混在一起，不干实事。我们祖先已为自己的子孙规定了要上的学校和要学的课程。这些违背祖先规矩和习俗的改革，既不受我们欢迎，看来也不合适。因此，看来有必要把我们的看法告诉那些人——开办此类学校和常去听课的那些人，他们是不受我们欢迎的。[101]

然而，元老院对希腊文化的排斥并没有产生重要的作用。从安德罗尼库斯那时开始成长起来的希腊—拉丁文学，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已经得到了罗马公民的普遍认可和喜爱。广受欢迎的各类“文法”学校应运而生。公元前1世纪初，第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的拉丁文法学校在罗马诞生。不久，在罗马又出现了一些拉丁修辞学校，学校聘请用拉丁语教学的老师，并开始形成严格的学校分级制度。

初级学校为小学。每一位7岁到12岁的儿童都可以到小学求学。学费一般由教师自由规定。罗马的小学教育一开始就是文字教育。其程序常常为先读后写。罗马史学家狄奥尼修斯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详细信息。狄奥尼修斯说：“当我们接受教学读书时，首先我们一心知道字母的读法，然后是字母的形状和它们的重要性、字母与字母的不同之点，然后再认识字和它们的变格”，知道它们的音调后，再去了解其余的东西。“我们只有在完成上述事情以后，才开始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写，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最初，读、写速度很慢。只有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字的组成完全印在我们脑海中时，我们才能非常轻松地使用它们”。然后，我们就能仔细地念初级课本，再读别的课本。在学童掌握了一定的文字后，教师才教授算术。[102]因为在罗马数字中没有十进位中的数字“0”，所以，儿童们学起来有些困难，往往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学懂。罗马人从幼年时期就开始学习算术，学习怎样把1斤（1斤分为12两）分成100份。“‘阿尔比努斯的儿子，你回答：从五两里减去一两，还剩多少？你现在该会回答了。’‘还剩三分之一斤。’‘好！你将来会管理你的产业了。五两加一两，得多少？’‘半斤。’”[103]贺拉斯所说的就是罗马儿童在学校所受教育状况的最好反映。

学校管理方式严厉、残暴。体罚是学校管理学童的重要手段。“主罚教师怒气冲冲，被罚儿童呼天喊地”，这就是罗马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受罚学生常常被同学扛在肩上，接受教师鞭打。文学巨匠贺拉斯的老师路西乌斯·奥尔比利乌斯·普庇乌斯就是常用鞭子抽打学生的典型。贺拉斯称他为“鞭笞者（plagosus）”。马尔苏斯认为他是“对任何人都挥舞皮鞭和大棒”的人。[104]这种体罚制度在罗马一直非常流行，即使到帝国后期亦是如此。[105]

罗马的中等学校又称文法学校，是在学习希腊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最初，罗马中等学校的教学用语是希腊语，教材也是希腊作品，教师大多也是希腊人。到公元前1世纪初叶，随着罗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等学校的授课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拉丁文和拉丁文学等课程成为核心课程。据说，罗马城里，有一个时期竟出现了20多所学生众多的学校。[106]当时学生们采用的主要教材有：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的《希腊语法》和拉米乌斯·帕莱蒙的《拉丁语法》。

罗马贵族或富人子弟，在结束文法学校的学习以后，可以进入修辞学校，接受3年至4年的修辞教育。罗马的修辞学校最初皆为私人创立。[107]修辞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专门的雄辩人才，以适应社会和政治的需要。帝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曾这样指出：“所有这一切激起了人们巨大的热情，许多教师和学者云集罗马，他们在这里取得巨大成功，一些地位卑微的人进入元老院，并取得高级官职。”[108]修辞学校的课程主要包括修辞学和辩论术，内容为军事、政治、法律、哲学、伦理、文学、历史、地理、音乐、天文、数学、物理等。[109]修辞学校的教学方法，首先是熟读名篇，然后再按教师指定的题目做辩论练习。当时修辞学校经常出现的辩论题目主要有2类。

第1类与国家政治权利有关。例如，弗拉米尼乌斯在担任保民官期间（公元前232年）曾提出要制定土地法。当他在公民大会上夸夸其谈时，他的父亲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后来他的父亲被指控犯了不敬罪。指控的理由是：“你犯了不敬罪，因为你把一位保民官从讲台上拉下来。”他父亲回答说：“我没有犯不敬罪。”这里的问题是：弗拉米尼乌斯的父亲犯了不敬罪吗？父亲的理由是：“我在对我的儿子行使权威。”反对的理由是：“正好相反，他在用属于他自己的作为父亲的权威（这是一种私人权威）来削弱一位保民官的权威（这是民众的权威），所以他犯了不敬罪。”辩论的焦点是：使用父亲的权威（私权）来反对一位保民官的权威（公权），有罪吗？[110]

第2类与家庭、财产关系有关。

（1）一些商人在布隆度辛卸货，船上装的是奴隶。由于害怕海关收税员发现，他们给一个年轻漂亮、可卖高价的奴隶佩带了护身符，穿上镶红边的托加。经过这样的乔装打扮，奴隶很容易瞒过了检查。到达罗马后，他们受到了起诉，并被要求释放这个奴隶，理由是主人已自愿释放了他。

（2）法律规定，如果有位妇女被诱奸，则她有2条路可走：一为控告诱奸者于死命，二为不送嫁妆而嫁给他。当一名男子诱奸了2名妇女，其中一名要求置他于死地，另一名则选择要嫁给他。此案如何审理？

（3）有一年夏天，一些年轻人从罗马去奥斯提亚，走到海边，在那儿碰到几个正在撒网的渔夫，约定花费若干钱买下网中所获。付过钱款，等了好久，渔网终于出水了。人们发现捕到的不是鱼虾，而是满满的一篮子黄金。出资者说，这篮黄金理当属于他们，而渔夫则说应属于渔夫。试问这篮黄金应当归谁？

图7.18 罗马壁画

同类的问题还有：假如有人向渔夫包购水中网内的鱼，不料渔网拉上来时，并不是鱼而是珍珠。试问买鱼人有没有权利要这些珍珠？

这些题目基本上与家庭、财产有密切的关系，是法庭审理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在辩论中，论证训练是关键，而所有论证都要通过归纳或演绎来完成。在西塞罗的《论主题建构》里保存了许多用归纳或演绎来说明问题的案例。其中有许多不但在当时有用，就是到现在也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

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宣誓要依法裁决，你们必须服从法律。但是服从法律就是遵循写在法律条文里面的内容。除了立法者本人精心撰写的法律条文，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更加明确地表明立法者的意图？因此，没有书面条文，我们就无从得知立法者的意图和法律的必要性；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允许伊帕米浓达问我们解释法律的意思，哪怕他没有站在法庭上；再说我们既然已经有了法律，为什么还要忍受由他来解释立法者的意图，不依据相当清楚的书面条文，而依据对他有利的东西。因此，陪审团的先生们，如果你们必须服从法律，那么你们就不能这样做。你们要是遵守写在法律条文中的内容，为什么就不肯裁决他的行为违法呢？……我们要么保存迦太基人的力量，不去消灭它，从而生活在对迦太基人的恐惧之中，要么必须摧毁他们的城市。但我们一定不要生活在恐惧之中。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摧毁他们的城市。[111]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罗马人已经能够很好地使用逻辑推理这一重要的论证工具了。

为了训练学生的快速思维的能力，教学时常常会提供正反双方的意见，使学生能够较好地把握正方和反方的不同观点。其中著名的案例有：海盗首领之女案。案情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人被海盗掳走，向其父写信求救，但其父无法筹到钱款。海盗首领之女看中了这位青年人。她向青年人说，只要他发誓娶她，她就能帮他获救。这位青年人答应了海盗首领之女的要求，遂很快获得自由。但此事无法被青年人的父亲接受。不久，一位富有的女人要求这位青年人与她结婚，让他放弃海盗首领之女。由于这位青年人不愿意，其父就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双方辩护的理由分别如下：

第一，为青年人辩护的理由：

（1）遵守诺言，为罗马人的美德；

（2）应该感激救命之人；

（3）讽刺其父之无能；

（4）娶一个富家之女为妻不大合适。

第二，为父亲辩护的理由：

（1）父权大于一切是天经地义的事；

（2）与海盗首领之女结亲是一种耻辱；

（3）在逼迫状况下所做的誓言，任何一方都可以毁约；

（4）海盗为社会之敌人，自由民不能与之为伍。[112]

学生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理由中学习雄辩的技巧与方法。这对学生的成长意义重大。

一般而言，罗马的青年尤其是共和末叶的青年若要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展，都会选择到希腊去学习深造。大家熟悉的布鲁图斯、贺拉斯和西塞罗等人就曾在雅典上过学，恺撒、卡西乌斯等人也曾在罗德斯岛留过学。非常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还能够读到在雅典读书的西塞罗的儿子给西塞罗的秘书提罗写的一封家信。我们从这里可以大致了解到罗马留学生当时的生活、思想以及学习的情况。其内容如下：

日复一日的焦急等待，46天之后邮差终于把您的信送到了我这儿。它们的到来令我喜悦万分：因为虽然我最亲切和最心爱的父亲的来信使我获得了最大的愉悦，但您的信令我的欣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因此，我不再为我一度停止写作而懊悔，而宁可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您的仁慈使我笔头的缄默获得了巨大的报偿。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道歉，我甚为感激。亲爱的提罗，我确信，送到您手中的关于我的报告回应了您最衷心的祝愿和希望。我会让它们得以实现，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使这种日渐清晰起来的信仰在我的心中倍增。您许诺说要充当我声誉的号兵，您可以满怀信心地实现您的诺言了。

年幼无知犯下的错误使我感到如此悔恨与痛苦，以至于我不仅在内心畏惧面对我的所作所为，也痛恨听到有人提起它。我知道我也确信您替我分担了这种苦闷与悲伤。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您希望我功成名就，您也同样以此要求自己；因为我曾经表示过您是我全部好运的陪伴者。您既然已经遭受了我所有的痛苦，现在我也希望您会从我身上体验到双倍的喜悦。我向您保证，我对克拉提普乌斯（Cratippus）的依恋之情与其说来自一位学生还不如说来自一位儿子：因为虽然我喜欢听他讲课，但我也特别迷恋他的行为举止。我整日与他在一起，夜间的大部分时间也常常如此：因为我尽可能说服他和我一起用餐。这种亲密的感情业已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因此他经常意外地在我们用餐的时候拜访我们，放下哲学家的威严与我们自由自在地嬉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此令人愉快，如此杰出——以至于您会想尽快找机会和他熟识。我也要提一下布鲁提乌斯（Bruttius），我从来不会让他离开我的身边。他是一个严格按道德要求生活的人，同时也是最令人愉快的伴侣。因为在他身上，娱乐不会与文学和我们熟悉的日常哲学探究相分离。我在他隔壁租了一处住所，尽可能用我微薄的津贴来接济他有限的财力。而且，我已经开始用希腊语和卡西乌斯（Cassius）练习演说术，喜欢用拉丁语与布鲁提乌斯演练雄辩。我的那些亲密朋友和日常伙伴是克拉提普乌斯从米提利尼（Mitylene）带来的——他们都是优秀的学者，克拉提普乌斯在他们中间声誉最高。我还见到了许多伊壁鸠鲁学派的人、雅典的领袖人物、李奥尼达（Leonides）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物。现在您应该知道我的大致情况了！

您在信中谈到了高尔吉亚（Gorgias）的性格。实际的情况是，我发现他在我日常的演说术练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别的情况，我遵循父亲的训谕，因为他写信命令我立刻放弃高尔吉亚。我不会在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因为我害怕我会制造麻烦使父亲质疑。而且，如果我对父亲的决定再发表什么看法的话，恐怕会冒犯父亲。不过，对于您的关心和建议，我很欢迎也会虚心接受。我接受您缺少时间的道歉；因为我知道您总是那么的忙。我很高兴您买了一份地产，衷心祝愿您的购买会大获成功。您别对我在信中对您表示庆贺而感到惊讶，因为这是对您写信告诉我您的买卖的回应。您是有财富的人！您必须抛弃城邦的举止：您已经成为一名罗马的国家绅士。这一刻，我的眼前浮现了您亲切的脸庞，它是多么清晰啊！我似乎看见您正在为您的耕地购买东西，正在与您的管家谈话，在您宽大外衣的一角里还留着吃甜点时丢下的种子。至于钱的事情，很抱歉不能到场帮您处理。不过，我亲爱的提罗，如果财富和我在一起的话，不要怀疑我将来对您的援助；尤其是当我得知这份地产是为我们共同的利益而购买的时候。我托付您办的事，给您带来了麻烦——太感谢了！但我求您尽早给我派一位秘书来——如果可以的话，请派一位希腊人；因为他将帮我省去大部分抄笔记的烦扰。总之，照顾好您的身体，以后我们还要一起进行一些文学讨论呢，我让安特罗斯（Anteros）把信给您。[113]

很显然，罗马对于希腊的教育制度是认可的，希腊文化对于罗马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但如果仅仅依此而简单地把罗马的教育制度归结为对希腊教育制度的搬抄，那也是错误的。因为罗马人虽然主动向希腊人学习，但并不完全照搬希腊的制度和方法，而是在自动地模仿希腊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又对它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罗马的教育制度，不只是对希腊教育制度的保存，而更是对希腊教育制度的完善和改进。

二、早期罗马的教育思想

罗马的学校教育是在学习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有非常明显的民族性。大约到公元前2世纪以后，罗马自身的教育理论日趋完善。现有的材料表明：罗马最早的教育著作是老加图的《儿童教育论》、瓦罗的《教育九书》。当然最具影响力的还是西塞罗的教育理论。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塞罗的教育理论和思想主要包含在《论主题建构》、《论演说家》和《布鲁图斯》这3部关于演讲术的论文中。

《论主题建构》是西塞罗青少年时期的作品。他在《论演说家》一书中曾提到过这部书。他这样说道：“我在少年或青年时期根据我的笔记写出的著作是概略性的，很粗糙，与我们现在的年龄和我们经历过的那么多、那么重要的案件中获得的经验已经不相称。”[114]不过，他的作品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罗马共和国后期演说术教育方面的重要资料。

《论演说家》是西塞罗的成熟之作，完成于公元前55年。它不是一本具体传授如何运用演说术的教材，而是一本通过论辩方法论述演说术理论的著作，强调实践的经验，强调演说家自身素养的培养，强调对演说术规则的把握。此书是西塞罗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成熟的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完成的，是西塞罗所有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布鲁图斯》是西塞罗完成于公元前46年的作品。此书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演说术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演说术发展的历史。此外，这本书还提到了一系列罗马著名的演说家，反映了西塞罗本人所接受的演说术教育的经历，是西塞罗演说思想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按照西塞罗的理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演说家，培养有理政经验的演说家。西塞罗认为，在罗马的社会生活中，演说能力在任何和平和自由的社会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15]演说术教育是塑造罗马政坛精英和法律人才的重要手段。无论从政、立法，还是法庭辩论，都需要公民掌握一定的讲演技能。而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活动家，演说术就显得更为重要。西塞罗本人就是通过演说获取成功的典范。

教育的价值在于改造人，在于“学以致用”。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智力，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所学的知识有效地应用到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去，为社会和个人服务。西塞罗认为，“真正的演说家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不仅能够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尊荣，而且能够给许多普通公民以及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幸福和安宁”[116]。他劝说青年人继续演说术的学习和研究，“以便为自己赢得荣誉，为朋友提供服务，为国家争取利益”[117]。

西塞罗认为，哲学家与演说家有所不同。哲学家的特点是好学深思；演说家的优势是擅长口才。哲学家只作思想内在的表达或文字的阐释；演说家要用语言向大众阐述。演说家一定是哲学家，而哲学家则不一定是演说家。因为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说家，就必须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雄厚的知识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进行严格的修辞学训练，收集证据、安排材料、记忆和口头演讲。这些系统化的训练是一般人不能坚持的。这也是西塞罗认为演说家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118]在教育方法方面，西塞罗主张博闻强记，多诵读文学经典。他反对对学生施行体罚。

罗马大教育家昆体良对于西塞罗的教育思想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西塞罗是在雄辩术实践和雄辩术理论方面独放异彩的人。“因为在罗马人中，他是唯一将雄辩天赋与教授雄辩术结合起来的人。”[119]人们在西塞罗的演说术理论面前最好谦逊地保持沉默。

共和国晚期，罗马除了学校教育以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追求自觉学习、追求终身训练的现象。这方面在罗马政治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西塞罗在直到出任大法官之前，一直不但用拉丁语也用希腊语练习演说，甚至在年事渐高时还和未来的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一起用拉丁语练习演说，他称他们两人为自己的学生和大孩子。一些史家记载，格涅乌斯·庞培在内战前夕重新开始练习朗诵，正是这样他才战胜了盖乌斯·库里奥这个口才出众的年轻人。后者当时是恺撒的辩护律师。甚至在穆提那战争期间，奥古斯都和马尔库斯·安敦尼也没放弃练习演说术。”[120]就主观目的而言，政治家们对于修辞、演说的重视显然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但它确实对于推动罗马演说术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