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共和时期的罗马文化

第一节 文学与史学

一、拉丁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拉丁文学的兴起与拉丁文的发明和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拉丁文（Lingua Latina）是拉丁文学的书写载体，属字母文字，是拉丁人在学习和吸纳近邻先进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色创造出来的。古典拉丁文有23个字母，其中21个与埃特鲁里亚文字有关。

古典拉丁文最早出现于王政时代。现在最早的拉丁字母刻在普莱纳斯特大饰针上，属于公元前7世纪的文物，内容为“马尼乌斯为努马西乌斯制作了我”。

公元前449年，罗马出现了用拉丁文写成的《十二铜表法》。全文毁灭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的入侵。从后人的辑本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拉丁文的发展情况。现录《十二铜表法》的第一表内容如下：

第一条：若[有人]被传出庭受讯，[则被传人]必须到庭。若[被传人]不到，则[传讯人]可于证人在场时，证实[其传票]，然后将他强制押送。

第二条：若[被传人]托词拒[不到案]或企图回避，则[传讯人]得拘捕之。

第三条：若[被传人]因疾病或年老[未能出庭受讯]，则[传讯人]可给他驮载的牲口[iumentum]。若不愿意，则可不必提供篷车[arcera][1]。

第四条：有自己产业之人[出庭受讯时]之保证人，应[仅]为自有产业之人。无产业公民的保证人，则任何人愿意者均可为之。

第五条：效忠者及归顺之人与罗马人民一样有立约及让与的权利[2]。

第六条：谈判的事，则亦由[原告人]在[出庭受讯时]提出请求[3]。

第七条：若[当事人双方]不能和解，则[他们]应在午前到市场（Forum）或会议场（Comitium）[4]进行诉讼。出庭双方应依次申辩[自己案件]。

第八条：到了午后，[长官]则对[出庭受讯时]出席一方的要求予以批准。

第九条：若双方均到庭[受讯]，则以日落时为[诉讼]之最晚时限。[5]

用法律行文来说明审判的基本条例并将其公布于众，这本身就说明拉丁文字的成熟程度。

拉丁铭文是早期拉丁文的重要展示形式。保存至今的拉丁铭文中，献给西庇阿父子的墓志铭特别珍贵，具有文学、史学等多个层面的价值。献给西庇阿·巴尔巴图斯（曾任公元前298年度的执政官，公元前290年度的监察官）的墓志铭这样写道：

路西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格涅乌斯之子，一位勇敢而睿智的男子，兼具英俊的外表与高尚的品德，曾担任过你们的执政官、监察官、营造官，夺取了萨姆尼乌姆的陶拉西亚（Taurasia）、基苏那（Cisauna），征服了整个路卡尼亚，带回了很多人质。[6]

献给西庇阿·巴尔巴图斯之子的墓志铭是：

路西乌斯·西庇阿，是罗马公认的最优秀者。他是巴尔巴图斯的儿子，曾担任过你们的营造官、执政官和监察官。是他征服了科西嘉岛，还有阿勒利亚（Aleria）这座城市。他为气候女神献上了一座神庙，以回报女神对他的庇佑。[7]

上述墓志铭颂扬西庇阿父子的军功政绩，是2篇典型的个人小传。从上述铭文看，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显然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拉丁文了。

公元前272年，南意大利他林敦城被罗马攻陷。居住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安德罗尼库斯（约公元前284—前204）被罗马人俘获，带到罗马，成为李维乌斯家的一名家庭教师。为教学所需，他翻译了荷马的《奥德赛》。这一译文虽然不是完善的作品，有幼稚、粗糙之缺陷，但在还是得到了当时罗马民众的称赞。[8]据说他翻译或创作过多部悲剧和喜剧，作品在罗马演出时，颇受好评。同时，他还用拉丁文创作诗歌，是已知的最早使用拉丁文写作诗歌的人，在罗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开始，拉丁文在学者的不断努力下，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学者有：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

图7.1 罗马母狼雕像

奈维乌斯（约公元前270—前200），罗马人，是拉丁人中的第一位诗人，也是罗马“长袍剧（fabula togata）”和“混成剧”的创始人，被称为“拉丁文学之父”。他用拉丁文、罗马题材和罗马内容写叙事体诗，是第一位把罗马同特洛伊联系起来加以叙述的诗人，也是第一位用戏剧讽刺罗马政治揽权现象而遭判下狱的诗人。[9]主要作品有《母狼》、《克拉斯提狄乌姆》和《布匿战纪》。其作品即使到贺拉斯时期也仍受欢迎。[10]奈维乌斯在去世之前，亲自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墓志铭的内容如下：

倘若不死的诸神也为凡人流泪，

卡墨娜神便会为诗人奈维乌斯悲哀哭泣。

在他去了奥尔库斯（地狱之神）的居地后，

罗马人便遗忘了会说的拉丁语言。[11]

格里乌斯在《阿提卡之夜》一书中认为这可以看作对奈维乌斯的公正评价。即使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塞罗还认为他的作品给大家带来了“快乐”。[12]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前169）是古罗马学者十分钟爱的诗人，出生于南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鲁狄埃，精通希腊、奥斯坎和拉丁文3种语言。公元前204年，他随加图从撒丁尼亚来到罗马。此后，他参与罗马人的军事战争，用拉丁文写作史诗，讲述罗马人的生活和战争故事，并于公元前184年获得罗马公民权，成了真正的罗马人。《编年史》是其最重要的作品。此书从特洛伊战争写起，一直写到公元前172年。全诗据说有18卷，可惜现今仅存600行，用“命运注定”来解释罗马成为世界主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古代，这部史诗深受学者、民众喜爱。其警句犹如神谕，流传广泛。他自誉：“及我这一时代之前，还没有人登上过缪斯们的峻岭，领会过诗歌的学问。”[13]他的名言有：“我承认有神，但神不关心人的作为，否则就会有善恶必报的行为——然而这很罕见。”[14]“哲学探索必要，但不必太多；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热衷于哲学。”[15]“聪慧之人容易封住嘴里燃烧的烈火，但很难控制其连珠之妙语。”[16]恩尼乌斯也写过一些悲剧诗、喜剧诗和讽刺诗，对拉丁文的发展影响很大。卢克莱修认为，恩尼乌斯是“第一个从那迷人的希利康山上带来常青之叶的桂冠”的人，“注定要在意大利各族中间永享盛誉”。[17]

图7.2 一位年轻女人的肖像

恩尼乌斯在去世前，曾自己留言：

“公民们，

请看看恩尼乌斯老人的雕像，

他曾经歌颂过你们祖辈的丰功伟业。”他希望：

“不要用泪尊崇我，不要在葬礼上哭泣，

为何？

因为人们的传颂将伴我永生。”[18]

恩尼乌斯老人的愿望确实得到了实现。

戏剧是罗马早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240年，为庆祝罗马人在迦太基战争中的伟大胜利，罗马营造官首次决定在罗马节（Ludi Romani）上演一种真正的戏剧。戏剧作品的写作开始在罗马受到重视。公元前200年前后，执政官每年推出6个悲剧、喜剧供上演，这就促进了悲剧、喜剧写作的发展。当时出现了一系列喜剧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出生于翁布里亚的T.M.普劳图斯（公元前254—前184）。普劳图斯出身下层，熟悉并了解罗马民众的精神需要，其作品及其表演形式大多来自平常的生活。他用拉丁文写了20多本喜剧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安菲特律昂》、《爱吹牛的战士》、《孪生兄弟》、《俘虏》、《波斯人》、《布匿人》等。他是第一位有多部完整作品保留下来的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作品的语言和诗韵节律简洁明了，幽默风趣。剧中的主人公常常具有“风流荒唐、闯**无稽但又热情奔放”等特点。剧中笑料不绝、玩笑不断，融讽刺挖苦与滑稽粗鲁于一体，贬时代之陋习，笑社会之百态。普劳图斯的喜剧在公元前1世纪曾反复上演，反响强烈。普劳图斯去世后，出现了一首悼念词。原文如下：

图7.3 悲剧面具

普劳图斯故去了，喜剧落泪了，舞台荒凉了，嘲笑、嬉戏、妙语，还有各种诗歌格律，沉浸于悲哀痛哭之中。[19]

图7.4 比基尼少女

图7.5 罗马马赛克镶嵌画

继普劳图斯之后的著名罗马喜剧作家是泰伦斯·阿非尔（公元前190—前159）。他出身奴隶，来自阿非利加，在罗马受教育后获得自由。他与小西庇阿集团来往很多，善写喜剧，保存下来的有：《安德罗斯妇女》、《阉奴》、《婆母》、《两兄弟》、《福尔米昂》和《自责者》6部作品。这些作品约写成于公元前2世纪60年代。沃尔卡基乌斯·塞狄吉图斯（Volcacius Sedigitus）写道：“但是当阿菲尔献给人民6部喜剧后，他离开这儿到亚细亚旅行去了，从船离岸起，人们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他的生命就这样完了。”[20]阿夫拉涅乌斯对泰伦斯的评价是：“……没有人能与泰伦斯并驾齐驱。”[21]西塞罗对泰伦斯给予了很多赞扬。他说：“你，泰伦斯，也只有你用精选的语音改作了米南德的作品，用拉丁语言翻译它们。在我们的公众舞台上你演出了他的作品，使我们观众屏住气息，你总是把每一个词都说得那么优雅甜蜜。”[22]恺撒对他的评价是：“你，‘半个米南德’，你也被公正地置于最伟大的作家之列，你是最纯正文体的爱好者。”[23]恺撒认为，如果泰伦斯能够提高诗的优雅程度，那么他的喜剧就可以取得希腊喜剧的同等荣誉。

图7.6 出自庞贝城的金项链

公元前2世纪以后，罗马戏剧逐渐脱离文学领域，而向世俗短剧发展。对于罗马早期的戏剧作家，公元前1世纪初期的学者沃尔卡基乌斯·塞狄吉图斯曾经在《诗论》中有过下述评论。他说：

许多人提出疑问，

应该如何为喜剧诗人排名。

要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我颇费脑筋；

如果有人与我的意见相左，不必在意。

我将第一的位置给了凯基利乌斯·斯塔提乌斯。

普劳图斯无可争议地位居第二；

奈维乌斯第三，因为他有火热的**。

如果有第四的话，应该是李锡尼。

我将阿提利乌斯放在李锡尼之后，

然后是泰伦斯，他排第六位。

图尔庇利乌斯第七，特拉贝亚第八。

我乐意将第九的棕榈枝献给鲁斯基乌斯，

恩尼乌斯作为一位年代久远的诗人只能排位第十。[24]

这一排名是对拉丁早期戏剧诗人所作贡献的全面总结，是罗马人重新认识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罗马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这一排名的出现表明罗马人在追求武力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文化的重要价值。

在罗马早期文化中，诗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最初的拉丁诗歌与戏剧有较密切的联系，写诗歌者出身低下，常常是意大利人或希腊人。加图说：“当时诗歌艺术不受尊重，如果有人从事诗歌创作或在宴会上表演，那么他就会被人们称作是游手好闲之人。”[25]贵族上层写诗歌者很少。卢西里乌斯是最早出身罗马上层的诗人。卢西里乌斯（公元前180—前103）出身于山南高卢的贵族家庭。他不作歌颂神灵的颂诗，也不写叙述事实的史诗，而选择用抒情之诗抒发个人的情感。卡图卢斯（公元前84—前54）是另一位写爱情诗歌的诗人，写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写梦想无法实现时的痛苦。在叙写爱情方面，卡图卢斯的最大源泉来自他对比他大10岁的克劳狄娅狂热而又苦恼的爱恋。流传世界的著名对句：“Odi et amo.Quare id faciam，fortasse requiris.Nescio，sed fieri sentio et excrucior.”[26]（我恨爱交加。你或许会问我为何如此，我无法回答，但我确实为此而感到痛苦不已。）就出自卡图卢斯之手。在书写亲情方面，卡图卢斯把情置于诗之中，把情移于文之内，使其对早逝哥哥的思念变为历史的永恒记忆。他这样写道：

图7.7 罗马石棺浮雕

图7.8 站在小球上的胜利女神

穿越无数部族，

踏破万重风浪，

我来到这里，

向哥哥敬献祭礼，

以了却对你的哀思，

与你孤寂的亡灵直述，

即使没有回音。

既然命运将你从我的身边夺走，

可怜的哥哥，

我只能恳求你姑且收下按祖制放在你坟前的祭品。

享用吧，已被弟弟泪水浸透的祭礼。

告辞了，哥哥，

请多保重，

愿平安永伴。[27]

真可谓字字深情，句句刺心，兄弟情谊尽在诗人的独白之中。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前55）是公元前1世纪的另一位重要诗人，是《物性论》一书的作者。他写诗的目的是教人讲道理，而不是抒发个人情感，更不是供人娱乐欣赏的。《物性论》这一题目来自苏格拉底以前的学者所讨论的《论自然》。全书共分6卷，每卷有1000多行，是作者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呕心沥血，“忍受一切辛苦”，“熬过无数不眠之夜”后结下的硕果。[28]在写作此书以前，作者祈求埃尼阿斯之母——维纳斯，祈求她赐给作者的诗篇以永恒的美丽，也祈求她将野蛮的战争停止消失。[29]《物性论》这部很长的诗歌，思想超前，辞藻华丽，内容主要涉及对宇宙万物和自然现象的解释和举例论证，既非叙事，又不抒情，文字里富有哲理，内容中渗透着真理。许多说法与中国古典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

人们总愿望取得荣名和权位，

以便他们的好运在坚固的基础上

能永远安稳存在，

以便他们自己能应有尽有，

平静安乐地过生活——

但是，全都徒然；因为当他们卖命攀登名位的山峰的时候，

他们使自己的路径变成危险可怕；

而即使当他们有一天爬到了上面，

妒忌有时会像雷电一样轰击他们，

轻蔑地把他们抛下到最黑暗的地狱里；

因为，瞧，所有的峰顶和一切比别处更高的地方，

都受妒忌的雷电所击而冒烟；

所以远不如安静地服从，

胜于一心想做最高的主宰，

做帝国的占有者。[30]

罗马缔造了帝国，而一些政治强人总希望占有罗马人赢得的帝国，成为帝国的主宰，以图平静安宁之生活。卢克莱修认为，这种希望终将落空，因为“木独秀于林，而风必摧之”，“峰独拔于山，而雷必击之”。又如：

一个人如果破坏了公共安宁的盟约，

就绝不容易过一种镇静安详的生活。

因为即使他逃避了神和人们的眼睛，

他还必定会害怕不能永远藏住罪行。[31]

卢克莱修告诫人们：信则安，失去诚信则永远无法获取安宁。不得安宁之因来自外界，更来自内心。善恶皆报在这里都有了很好的阐述。

卢克莱修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反对宗教，是较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卢克莱修认为万物有其存在和运动的规律，一切都源于不灭的物质本身的属性。神无法主宰万物的存在与运动。那么，他认为：

把神灵的神威遍布在许多伟大的民族中间，

使城市充满了许多神坛，

教人每年举行庄严的仪式——

那种在伟大的国家和通都大邑

即使今天也仍然盛行着的仪式；

正是因此在可怜的人类心中

现在仍然种下了那颤栗的畏惧，

而这种畏惧又使新的神庙

在大地各处仍然高高升起，

并驱策人们在节日成群结队

去参拜它们，——

这一切都不难用话来加以解释。[32]

在科学还很不发达的古代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惜与世俗的观念决裂去回答这些难题，无论其精神还是勇气都值得后人认真学习。

从体例上说，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属诗歌，但它并不枯燥。罗马文学巨匠西塞罗说，卢克莱修的诗歌“既显示出其才识的高超，又显露出其技艺的超群”。[33]卢克莱修《物性论》的出现表明：拉丁文已经走出了“贫乏”时代，走进了能够独立承担学术性研究任务的语言发展阶段。它不仅能够提供给民众平常的思想交流，而且也能展示出难度很大的抽象意识，陈述宇宙起源与人类文明等复杂的世界永恒问题。

与诗歌相比，拉丁散文的出现比较晚。加图（公元前234—前149）是第一位有名的拉丁散文家。他写过一部罗马史，书名为《创始记》，可惜只有部分残篇流传下来。加图还写过其他散文作品，其中《论农业》一书保存至今。

经过历代作者的不断努力和创造，拉丁文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逐步发展成为与希腊文并立的文字。公元前133年，在罗马发生了提比略·格拉古改革，拉丁文演说对公民大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此后不久，盖约·格拉古又在提比略·格拉古改革的基础上对罗马的经济、政治和司法进行了改革。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虽遭失败，但也确实在罗马政坛展示了演说的力量，使更多的人关心演说、关心政治、关心辩论或政论材料的收集。散文体拉丁文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

从格拉古改革到恺撒时代是罗马的内战时代，也是政治斗争较为激烈的时期。政治家们常常在元老院的讲台上进行演说，在群众的集会上讲演。政治演说和法律演说不但成了罗马社会的主要风尚，而且也成了共和政治竞争取胜的重要武器。演说术的盛行不但加快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促进了拉丁散文的发展。一时间，拉丁演说家作为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在罗马异军突起，马尔库斯·安敦尼（后三头之一安敦尼的祖父）、李锡尼·克拉苏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演讲专家。当然就拉丁文学方面而言，成就最大的还要数西塞罗。

图7.9 演说家像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是共和后期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一位“语言大师和爱国者”，被誉为罗马的德谟斯提尼。[34]他的活动和作品主要集中在政治和思想领域。演说是西塞罗走向成功的法宝，是其修炼一生的功夫。他充分利用拉丁文的特点，并对其加以发展，使其更加完美，古典拉丁文演说在西塞罗的发展下达到了高峰。从演说技巧上说，西塞罗的演说吸纳了亚细亚和阿提卡的风格，时而有巧妙的讽刺，繁复的浮夸；时而又有直截了当的抨击和怒斥，对罗马社会影响很大。西塞罗的演说作品被大量保留下来，其中著名的有《反维列斯》、《反喀提林》（4篇）和《腓力比克》（又名《反安敦尼》，14篇）。西塞罗用精美的拉丁散文撰写自己的演讲词，把拉丁文学推高到与罗马国家实力相一致的地步。恺撒曾动情地对西塞罗说：“您发现了演说术的宝库，也是使用这些宝库的第一人。您施惠予罗马人民，给国家带来了荣耀。您的功绩比那些最伟大的将军们合起来的功绩还要伟大、还要辉煌。因为增长人类的知识要比开拓罗马的疆域更显崇高。”[35]老普林尼把西塞罗称作“雄辩术和拉丁文学之父”！[36]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在其《演说术原理》中也对西塞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图7.10 葡萄装饰品

我们的演说家取得了可与希腊人媲美的成就。我可断言西塞罗绝不逊于他们中的任何人。……在我看来，他成功地集聚了德谟斯提尼的力量、柏拉图的丰富和伊索克拉底的完美。但他不是仅仅靠细心学习达到这一点的。他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优点，都出自他本人，出自他永不枯竭的超人的天才。正如品达所言，他不是聚集雨水，而是涌出活泉。[37]

在昆体良看来，西塞罗之名不纯粹属于一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演说界。[38]

朗吉努斯在其《论崇高》一书中更对西塞罗的演说风格与德谟斯提尼作过深入的比较，他认为，德谟斯提尼的崇高风格主要在于峻峰独立，而西塞罗的优点则是蔓延均衡。“德谟斯提尼是热烈、快速、有力、令人敬畏的，犹如狂风或闪电，烧尽或卷走眼前的一切；而西塞罗则如遍野之烈火，奔腾蔓延于整个田野。这是来自其内心的火焰，充足、持久。只要其愿意，可以随意摄取养分，随处将它释放。”[39]朗吉努斯分析：西塞罗的风格适合于滔滔不绝的演讲；适合老问题的阐发、文章的收尾和枝节的处理；同样也适合于描述性和辞藻华丽的文章以及历史、自然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文章。[40]

公元前1世纪60年代以后，罗马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共和体制面临严重危机，恺撒、安敦尼等政治人物连续执政，政治环境不允许西塞罗过分自由地参政议政。他为此转向研究哲学与伦理学，一心创作，写出了《论义务》、《论神性》、《论共和国》、《论法律》、《论善与恶》、《论老年》等作品，为后世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外，西塞罗还为后人保留了大批书信[41]，内容涉及罗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是研究共和国末期罗马社会的重要史料。公元前43年，西塞罗被后三头之一安敦尼的军队杀害，享年63岁。安敦尼消除了一位经常攻击他的政敌，而罗马却永远失去了一位共和制的捍卫者，失去了一位引领拉丁文化发展的巨擘。

瓦罗（公元前116—前27）是共和晚期另一位重要的学者。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被昆体良誉为“全罗马最博学多识的罗马人。他著述颇丰，拉丁语造诣精深，精通古物及希腊罗马的历史”。[42]其作品涉及语文、历史、考古、哲学等多个学科。瓦罗一生共写了374种620卷不同的著作，可惜只有少量保存下来。《论拉丁语》和《论农业》是其传世之作。其中《论拉丁语》类似辞书，主要记述拉丁语的起源、词意的演化和语法的归纳。全书共25卷，创作于公元前47—前45年，公元前43年出版。第1卷是引言，一开始是一篇致西塞罗的献词。第2～7卷论述了单词是如何产生并如何运用于事物的。第8～13卷涉及从其他词中产生的派生词，包括词干派生词、名词的变格以及动词的变化形式。第14～19卷论及句子结构。第20～25卷似乎继续讨论着与书中之前部分相同的题目，同时又对文体修辞有所关注。在这25卷中，流传至今的除了第5～10卷外，还有一些残存的片段。瓦罗从希腊前辈那里汲取了很多经验，但他更关注自身的独立实践，更主张从拉丁语资料中获取拉丁词语。《论拉丁语》一书的出版表明：拉丁语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语言并走向地中海世界。这对于加强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意义重大。西塞罗曾对瓦罗及其作品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当我们还像游客徘徊、迷路于我们城内之时，是您的著作引领我们正确回家，使我们最终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您已经揭示了我们建城的时间、历史的纪年、罗马宗教和祭司的法规、民政和军政的制度……”[43]西塞罗在这里既肯定了瓦罗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对瓦罗的作品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赞赏。

二、罗马早期史学

罗马早先的史学由年代记发展而来。其记录的内容主要包括天灾、异象、公共祭祀以及高官选举和在职高官姓名等。农事耕作因涉及民众的生存，所以也成为年代记记录的重点。大祭司长把每年所发生的国家大事写在白板（tabula alba）上，置于宅前，让人民熟知其事。[44]这样的作品被称为大年代记。大年代记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是一些简单的记录，离“史学”还有很大的距离。

公元前3世纪末叶，随着罗马实力的增强，罗马人对自身历史的重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始不满足于简单的记载，不满足于口头的传说，而是着手撰写罗马自己的历史。从现有的材料可知，最早写作历史的罗马学者有皮克脱和琴其乌斯。

（一）皮克脱与琴其乌斯

皮克脱曾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对于战争的残酷性有深刻的了解。其著作《罗马史》从神话时代写起，一直写到作者生活的时代。遗憾的是只有少数断片被保留下来。

琴其乌斯为罗马元老，是坎尼战役的幸存者，曾于公元前210年担任罗马行政长官。他用希腊文写过一部《罗马史》。

（二）加图

加图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也是第一个用拉丁文写作罗马历史的罗马人。他政治经验丰富，学养深厚，读过修昔底德的作品，“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历史掌故如数家珍”。[45]加图一生曾发表过100多篇演说，写过至少7部著作。《创始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全书共7卷，从罗马及其他意大利城市的起源，一直写到马其顿战争胜利（公元前168年）及其以后数年的事。此书已失传，现仅存断片143块。加图写作这一史著的目的在于以爱国的事例和道德观来教育和塑造青年一代的民族认同感与刚强性格。加图是罗马历史上少有的把史学与教育结合起来考虑的学者。较为庆幸的是加图还有一部《农业志》完整地保存至今。李维称赞加图是罗马史学的鼻祖（historiae conditor）。

图7.11 路多维西石棺图

公元前130年，在罗马出现了编纂和整理大祭司记录的年代记及罗马早期档案材料的巨大工程。大祭司长斯恺沃拉（Scaevola）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最后出版了80卷本《大年代记》。

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希腊籍罗马史专家，即麦加罗波利斯的波利比乌斯。

（三）波利比乌斯

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0—前118）出身于希腊麦加罗波利斯的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政治事务有独特的爱好。公元前168年，担任阿卡亚联盟骑兵司令，参与希腊人反对罗马统治的活动。兵败之后，被作为人质送往罗马。波利比乌斯在罗马滞留期间与鲍鲁斯·埃米利乌斯家族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公元前151年，他被释回家；公元前146年，他目睹了迦太基城的毁灭；公元前118年，波利比乌斯在其终身所爱的骑马运动中坠马而亡。波利比乌斯去世以后，曼丁尼亚、特吉亚等地都有纪念他的雕像，麦加罗波利斯和莱可苏拉还刻有两段纪念铭文。麦加罗波利斯的铭文内容是：波利比乌斯“游历四方，是罗马人的盟友，曾平息了罗马对希腊人的愤怒。他写过一部罗马史，叙述众多种事情，其中包括罗马人怎样同迦太基人开战，战争起于何故，最后又怎样在经历了千难万险后，由西庇阿……结束战争，并将迦太基夷为平地的。罗马人在接受波利比乌斯建议后所采取的那些行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据说一旦他们违背他的建议，就会犯错误。所有属于阿卡亚同盟的希腊城邦都获得罗马人的准许，让波利比乌斯为他们设计政体，草拟法律”[46]。莱可苏拉的铭文主要包括2层意思：（1）如果希腊完全按照波利比乌斯的建议去做，它就不会陷落；（2）在希腊落难之际，是波利比乌斯拯救了希腊。[47]该铭文内容虽短，但很深刻。

图7.12 路多维西石棺正面浮雕

《历史》是波利比乌斯创作的主要作品，其选择回答的主要问题是：罗马人究竟是以何种手段、在何种政治体制下，用不到53年的时间，成功地将世界上几乎所有人类居住的地方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的？他认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48]因为历史上出现的帝国都不及罗马帝国。“波斯人在一段时期里曾拥有强大的权力与广阔的领土，但是他们每次试图冒险跨越欧亚的边界时，帝国的安全便会受到威胁，甚至会置自身的生存于危险之中。拉西第梦人在结束了多年的希腊争霸战争之后，最终获得了霸权，但他们也仅仅保留了不到12年的时间。马其顿人在欧洲的统治限于亚德里亚海延伸至多瑙河流域。而这只占整个大陆很不重要的一部分。随后，他们推翻了波斯帝国，成了亚细亚的主宰。虽然从地理和政治上看，他们的帝国即使至今还被视作是业已存在过的帝国中的最大一个，但他们仍将世界上大部分人类居住的地区留在帝国的疆域之外。他们甚至从未试图对西西里、撒丁或利比亚这些地区进行扩张，而且说句实在话，他们对欧洲西部那些最凶猛好战的种族也一无所知。然而罗马人则不同，他们不只是将世界上的局部地区，而是将几乎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其拥有地域之广前无古人，而且在未来也不会出现真正令其恐惧的对手。”[49]

图7.13 罗马广场遗迹

波利比乌斯把《历史》的起点设在：“第140届奥林匹亚盛会之时（公元前220—前216），下面是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1）在希腊爆发了所谓‘同盟战争’，也就是由德米特留斯之子、帕修斯之父、马其顿的菲力普所领导的与亚加亚人联合对抗埃托利亚人的战争；（2）在亚细亚，一场为争夺科埃拉——叙利亚的战争在安提奥库斯和托勒密·菲罗帕托之间展开；（3）在意大利、利比亚及其相邻地区爆发了罗马与迦太基间的战争，其常常被称为‘汉尼拔战争’。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西库昂的阿拉图斯撰写的历史相衔接。”[50]但考虑到希腊人“对罗马与迦太基战前的军力和他们的历史发展状况知之甚少，因而我认为有必要在叙述这段历史之前加上前言和第1卷，以免人们在阅读正文时因为缺乏此前的历史知识而茫然失措，问一些罗马人是依靠何种计策、倚仗何种力量与资源进行战争，并成为我们这部分世界（指希腊部分）陆地和海洋的主人的”[51]。波利比乌斯认为：“读者阅读了这部分以及其中的梗概后，就会明白：罗马人有充分的理由怀有创建世界帝国的雄心，并拥有足够实力与手段来实现它的目标。”[52]

波利比乌斯认为促使其创作《历史》的原因是：

命运之神几乎主导世间万物，使其朝着同一方向、同一目标发展。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让读者们以同一视角来审视她（命运之神）完成这一总体目标的过程。的确，正是这种现象促使我去承担自己的天职。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同代人还没有写过一部通史。若有人写过的话，我写作的动力就会小得多。照目前的情形看，我知道有几位近代的学者仅就个别的战争，或和这些战争相关的事件，写过一些作品；但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对那些事件做过总体、综合性的研究，以判断事件发生的时间、起因及如何导致最终的结果。因此，我认为不能无视或忽略命运之神最卓越、最有益的成就。因为，虽然命运之神总是不断创造一些新的花样，总是在人们的生活里扮演角色，但她从来没有完成过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那样的作品，成就过这样的凯旋。我们无法指望从那些记载个别事件的历史中感受到这一点，正如我们不能仅凭轮流走访世界上每座最著名城市、或目睹它们各自的城市规划，就能立即得出整个世界的形貌、组织和秩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53]

在先前的时代，可以说世界历史中包括了一些互不相干的事件。

每件事的起因与结果就像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一样相互孤立、毫无关联。然而，从我所叙述的时代开始，历史就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事件与希腊和亚细亚的事件密切相关，所有事情都导向一个统一的结局。[54]

在波利比乌斯看来：

那些自以为通过孤立性历史的研究，就能对整个历史有一个正确观念的人，就好比一个人看到曾经鲜活美丽的动物被分割的肢体时，幻想自己目睹过这个动物生前运动时的优雅体态。若是有人当场将这个动物组装拼合起来，恢复其生前的美丽形态，然后将它展现在此人面前，我相信他会立即承认：自己先前的想象更似梦中的臆想，离实际相去甚远。因为，我们虽然能够从局部得到有关整体的一些概念，却永远不能获取知识或得到精确的看法。因此，个别的历史对于了解事物整体、确定真相，其作用微乎其微。的确，只有通过研究所有特定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了解彼此之异同，我们才有可能观察事物的总貌，才能从历史中获取益处和乐趣。[55]

波利比乌斯的整体史观由此可见。

波利比乌斯高度重视政治体制与军事制度对历史所产生的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对汉尼拔和西庇阿等历史人物也有中肯的评价。尤其是对汉尼拔的评价更值得读者深思。他高度赞赏汉尼拔的指挥艺术、勇气和作战才能。他认为，汉尼拔“与罗马人进行了整整16年连续不断的战争，从未从战场上解散自己的队伍，而是像一个优秀的船长，将如此一支庞大军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下，既没有引起他们对自己的反叛，也没有让他们彼此间反目。尽管他的军队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但他却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这一切并不是在一成不变的条件下，而是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实现的”。由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汉尼拔在这些方面的才能表示钦佩”。[56]这些评价显然已经超出了民族间的怨恨，是冷静思考的结果。

波利比乌斯高度关注历史的作用，他认为：“没有比过去的知识能为人类的行为带来更好的指导了。事实上，可以毫不例外地说，所有历史学家都一心一意地将下述理念作为自己写作的最高目标。即：历史这门学问为从政者提供真正的教育与最好的训练；从他人的灾难中，人们可以清楚地也是唯一地学习如何勇敢地承担‘命运’所赋予的兴衰哀荣。”[57]波利比乌斯的《历史》确实为当时的希腊人修筑了一个堡垒，修筑了一个为其从难以应付的世界现实中撤离出来的避难所。让希腊人从罗马征服世界的豪气中、从一次次反抗罗马的失败中走出来，勇敢地承受命运的安排，这就是波利比乌斯的最终目的。

波利比乌斯前后有多名学者从事写作工作，但他们的作品都已失传，唯有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保存了相当多的一部分（约为全书的1/3），这本身就说明波利比乌斯作品的重要性。

进入公元前1世纪以后，罗马的史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恺撒和萨鲁斯特写作的重要作品。

（四）恺撒

恺撒是罗马共和晚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出色的演说家。他撰写的《高卢战记》及《内战记》又使他在罗马的史学上占有一席之地。

恺撒进入政坛的时间较晚，公元前62年才任行政长官，期满后出任远西班牙总督；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公元前59年当选为执政官；公元前58年出任山南高卢和伊利里库姆总督。此后，率军与日耳曼和高卢诸部落进行战争，历时9年。在此期间，他征服了整个外高卢地区，几次越过莱茵河，把罗马的西北边界扩展至莱茵河，大大地扩大了罗马的领土疆域，为意大利争得了更宽广的防卫空间。此外，他还两次率军来到不列颠，占领了不列颠的众多地区。在此期间，他又以每年一卷的规模撰写了7卷《高卢战记》，具体记录了公元前58—前52年恺撒在高卢的军事活动。

《高卢战记》的最后一卷为恺撒的部下伊尔提乌斯（Hirtius）所写，内容涉及恺撒在高卢期间最后2年的活动。

对于恺撒的《高卢战记》，伊尔提乌斯有过很好的评价。他说：

即使别人极精心撰写出来的作品，都无一不在这部《战记》的优美文笔之下。这部《战记》的出版，虽说是要使史学家不致缺乏有关这些伟大事业的知识；但它所博得的众口一词的赞扬，反倒弄得史学家好像失去了一个机会，而不是得到了一个机会。不过，我们在这里给它的赞扬，要比别人给它的赞扬更多些，因为一般人只知道他怎样出色地、完善地写成了这些战记，但是我却知道他写作时是多么得心应手、一挥而就。恺撒不仅有最流畅和最雅致的文笔，而且还有最确切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意图。[58]

《内战记》是恺撒继《高卢战记》后写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主要记录了以庞培与恺撒为代表的公民间内战。它与《高卢战记》和《亚历山大里亚战记》、《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合称为《恺撒战记》。

恺撒的《内战记》大约完成于蒙达之役之后。写作的目的非常明显。其一是推卸内战的责任；其二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三是贬斥、揭露庞培派的无能。“应该说，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非始于恺撒，但如此自觉、如此明确地利用写作来宣传自己、宣传自己的战绩实属恺撒首创。恺撒既具备武司令的天赋，又有文将军的才华。用‘武能治国、文能安邦’来形容他，恺撒当之无愧。”[59]恺撒的作品因为大多来自其亲身经历，所以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图7.14 罗马遗址（二）

（五）萨鲁斯特

萨鲁斯特（又译为“撒路斯提乌斯”，公元前86—前34）是恺撒的部下，也是一位较有自觉意识的罗马史学家，萨宾人，曾于公元前52年就任罗马保民官。公元前50年被逐出元老院，公元前49年出任财务官，约公元前46年任行政长官，此后又任过阿非利加诺瓦省（或译为新阿非利加省）总督。恺撒被刺后，不再参与公共事务，专心研究罗马的历史。他的作品有：第一，《对晚年恺撒发表的演说，论共和国》，创作于公元前50年以前。第二，《给晚年的恺撒的信，论共和国》，创作于公元前46年。第三，《喀提林阴谋》，约于公元前43年发表。第四，《朱古达战争》，约于公元前41年发表。与此同时，萨鲁斯特还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历史》。

图7.15 恺撒头像

《对晚年恺撒发表的演说，论共和国》是萨鲁斯特为恺撒治理共和国提出的建议。因为“形势需要我们所有的人为你出谋划策”[60]。萨鲁斯特首先分析了对手的情况，认为：

恺撒，你与著名的对手进行战争。你的对手英勇、觊觎权力，但没有得到命运的眷顾。他的追随者是少部分人，而且许多是出于个人动机来到庞培那里的。……萨鲁斯特建议，作为胜利者，要仁慈治国，因为“一个残酷的统治者总是给别人带来更多的痛苦，而不是长久的秩序，在残酷的统治者面前，人们胆战心惊；这样的人深陷长期和危险的战争，在战争中没有安全，到处是危险和恐惧。相反，那些实行仁慈统治的人发现一切都是幸福和繁荣的；甚至他们的敌人对待别人也更加友好”……同时，要使公民和谐一致，消除内乱的毒瘤。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抑制公民疯狂的挥霍和抢劫，使年轻人远离堕落，消除颓废。真正的仁慈在于，保证公民不会犯下遭受流放的罪行，使他们远离**和欺骗性的娱乐，建立和平和一致；不要纵容罪行或容忍罪行，不要让他们为了暂时的满足而造成将来的不可弥补的恶习。此外，你所要确保的是，受到赏赐和免费粮食腐蚀的平民应该有他们的职业，使其不参与公共恶习；我们的年轻人可以从事正直和勤勉的工作，而不是奢侈和追逐财富。因为金钱是万恶之源。胜利者总是鄙视财富，被征服者总是觊觎财富。最后，你必须保证，意大利和行省可以更加安全；军事服役要合理、公正，不要像以前那样，一些人参加了30多次战争而一些人则一次也没有应征，应该把曾赏赐给懒散者的粮食分发给自由城镇、殖民地，分发给那些复员回到家乡的士兵。[61]

《给晚年恺撒的信，论共和国》是萨鲁斯特给恺撒的另一封信。萨鲁斯特认为：

我们的国家分为两个等级，贵族的和平民的。在以前，贵族掌握主要的权利，但平民的人数最多，力量最大。因此，在许多场合发生妥协。贵族的权利一直受到抑制，而平民的权利得到扩张。但在那些时期内，平民享受自由，是因为没有人的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贵族超过平民是在声誉和勇敢的行为上，而不是在财富或炫耀上；在田地里或在军事领域，最下层的公民并不缺乏他所希望的荣誉。

但当安逸和贫穷逐渐把平民从田地中排挤，而且迫使他们居无定所时，他们开始垂涎别人的财富，把他们的自由和国家当成交换的对象。就这样，曾经统治和控制所有民族的人们逐渐堕落腐化，每个人从权利的所有者变为一个人的奴隶。因此，我们的这些人最初形成了坏习惯，接着按照不同职业和生活方式产生分化，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纽带，所以他们并不适合统治国家。但如果新公民增加他们的数量，我期望，所有人会重新唤起自由的信念；因为新公民希望维持他们的自由，那些已经是公民的人会放弃奴役的束缚。因此，我建议你把这些新公民与以前的公民一起安置在殖民地；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会增强军事力量，平民也因为忙于有益的职业，将停止公共争执。[62]

萨鲁斯特深知这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对，所以，“我的统帅，你有必要注意使自己身边多一些真诚的朋友，增加防御”[63]。萨鲁斯特认为：在那些追逐财富所在的地方，教育、良好的品格、天分都不能阻止人们最后屈服于它。当虚荣心超过荣誉，当财富超过美德时，人就会转向享乐。在财富被看作身份的地方，那里的荣誉、正直、节制和所有的美德都得不到高的评价。因此必须降低金钱的重要性。不要因为财富来选择执政官或行政长官，而要依赖他的价值。只要消除人们对金钱的赞誉，贪婪的力量就会向美德低头。[64]萨鲁斯特严厉批评贵族，认为：“派别完全由无能的贵族组成，他们类似铭文，除了著名的家族名称，他们不能做出任何贡献。我认为，像路西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马尔库斯·法佛尼乌斯之类的人都像是船上多余的装载。当船只安全到达时，这些装载有一些用处；如果发生任何灾难，他们是第一个被投弃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价值最小。”[65]

萨鲁斯特懂得，元老院是共和国的灵魂，只要平民服从元老院，执行元老院的决议，那么元老在决策上就强大。[66]萨鲁斯特指出：

他们的祖先时代，即使受到最困难战争的困扰，即使他们损失了马匹、人力和物力，他们也从不担心以武力来维持他们的霸权。空虚的财库、敌人的力量、灾难都不能吓倒他们或阻止他们保卫胜利的成果。他们的成功在于元老院成员的镇定，而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胜利；因为那时共和国是一致的，所有的公民都在为共和国奋斗；人们结盟只是为了抗击敌人，每个人为国家奉献一切，而不是为了自己。相反，今天的贵族懒散、懦弱，虽然他们没有体验艰难的生活，不了解敌人，没有军事经历，但他们在国内结成派系，而且傲慢地宣称对所有国家的霸权。正直的元老受到压制，元老院常常被一些人绑架，朝令夕改，以他们的好恶为好恶。在萨鲁斯特看来，元老院有2种途径获得更大的力量：第一增加人数，第二允许他们投票。投票给予元老独立行动的勇气，而增加人数则有利于提供保护和创造更有价值的机会。[67]

萨鲁斯特一再强调，他提建议的目的是尽可能快地拯救自己的国家；使罗马人民伟大和不可征服的统治避免衰落和分裂。[68]

《喀提林阴谋》是萨鲁斯特书写的一部重要的历史作品。他创作此书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精神的创造，使自己名垂后世。他在书的开头就这样写道：

无论是谁，如果他们想超越于其他动物之上，他们就应当尽一切力量不是无知无识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像生来就垂头向地并且受食欲的摆布的禽兽那样。反之，我们的全部力量则既在于精神，也在于肉体。我们让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听命。精神是我们和诸神所共有的，肉体则是我们和禽兽所共有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用智慧的力量，而不是用肉体的暴力去寻求荣誉，这样我们才可以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名垂后世，因为我们享受的一生是短促的。[69]

《喀提林阴谋》属于当代史范畴，受修昔底德影响较大，内容以叙事为主，主要记录罗马元老喀提林为争得执政官职位，利用罗马社会两极分化加深，对立情绪严重的客观形势，与以西塞罗等人为代表的执政当局进行抗争，并最后遭到镇压的整个过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喀提林阴谋》一书中还保存了恺撒在元老院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当时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决定在押的喀提林同伙朗图路斯等人的命运。这是恺撒留下来的最重要的演讲，也是用历史事实来解决现实问题的经典文本。恺撒这样说道：

各位元老，考虑困难问题的任何人都应当把憎恨和友情，愤怒和怜悯抛弃。如果有这些情绪的干扰的话，人们就不容易把真理分辨出来，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情况下还能维护自己最重大的利益。如果你运用理智的话，它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你受制于感情，让感情控制了你，你的思维活动便软弱无力了。元老们，这里我可以举很多例子，说明过去国王和各族人民由于受愤怒或怜悯之心的影响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是我却宁愿向你们提醒过去的这样一些情况，当时我们的祖先由于不受情绪的摆布而作出了公正合理的行动。[70]

接着，恺撒以祖先之前例来说明量罪而罚、惩罚有度之重要。他说：

当我们为反对国王柏尔修斯而进行马其顿战争的时候，由于罗马人民的支持才成长起来的罗得斯人的光荣伟大的国家对我们不忠，对我们采取仇视态度。但是战争结束后罗得斯人的问题付诸讨论时，我们的祖先却不加惩罚地放走了他们，因为他们担心有人会说引起宣战的是罗得斯人的财富而不是对于他们所干坏事的憎恶。

同样的，在全部几次布匿战争期间，尽管迦太基人在和平时期以及在停战期间往往干出许多可恶的事情，罗马人即使在有机会的时候也决不进行报复，他们考虑的是应当怎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尊严，而不是法律容许他们对他们的敌人进行报复到什么程度。元老们，你们同样应当小心，不要使普布利乌斯·朗图路斯和其余人们的罪行在你们心目中较之你们自己的尊严占有更大的分量，应当小心不要更多考虑你们的愤怒，而不考虑你们美好的名声。如果可以找到一种同他们的罪行相适应的惩罚，那末我便赞同这一没有前例可循的惩罚。但是，如果罪行的严重超过所有人所能想象的程度，我却建议我们的惩罚应当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以内。[71]

此后，他又对执政官西拉努斯主张的处死在押的喀提林同伙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做会对其他犯罪产生影响，因为：

所有坏的先例都是从好的具体事件产生出来的；但是当国家的统治权落入无能之辈或坏人手里去的时候，你们的新的先例便从罪有应得的那些人身上转到罪不应得和无辜的人们身上去了。

拉凯戴孟人在他们征服了雅典人之后曾安排了30名长官对他们进行统治。这些人开始的时候不经审判便处死了那些最坏的和受到普遍憎恨的公民，人民对此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说他们干得好。但是后来他们逐渐胡作非为起来，僭主们不分好人坏人一律随他们的高兴想杀就杀并且吓住了其余的人。这样这个国家便受到了奴役并且不得不为了自己愚蠢的欢欣而受到了沉重的惩罚。

我们自己都记得，当征服者苏拉下令处死了达玛西普斯和依靠共和国的灾难而飞黄腾达的其他这类人的时候，有谁不曾称赞他的行为呢？所有的人都宣称，那些通过内战而危害祖国的罪恶的阴谋家是罪有应得的。但那只是一场大屠杀的开头；要知道，不论任何时候，只要任何一个人觊觎另一个人在城里或乡间的房屋，最后甚或他的财物或他的衣服，他就设法把这个人列到被宣告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上。这样，那些曾因达玛西普斯之被处死而欢欣鼓舞的人不久他们自己也就被匆匆忙忙地推向刑场，并且直到苏拉使所有追随他的人都大发横财之后屠杀才告中止。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对玛尔库斯·图利乌斯还是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我都根本不担心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共和国里，人是千差万别的，什么人都有。很可能在今后一个什么时候，当另外的一个什么人成了执政官并同样统率着一支军队的时候，人们可以相信，他确实是能干出某种坏事来的。当一位执政官依照这样的先例，遵从元老院的命令把刀抽出来的时候，有谁能给他划一条界线，又有谁能限制他呢？[72]

最后，恺撒提出在涉及公民生命等事务时，最好能够继承祖先已经检验过的成功经验，因为：

元老们，我们的祖先是决不缺少智慧或勇气的，但他们的自尊心却不妨碍他们吸收外国的作法，只要那些作法是可取的。从萨谟奈人那里，他们采用了他们的大多数的进攻和防御武器；从埃特路里亚人那里，他们采用了他们的长官的大部分的标记。总之，只要他们在联盟者甚至敌人那里发现适合于他们的东西，他们便极为热心地行之于国内，而对于成功的事物他们是宁愿仿效而不是嫉妒。但是，就在那同一个时代，他们却按照希腊人的习惯笞打公民并且对犯罪的人处以极刑。后来，当国家趋于成熟并由于人口增多而发生派别之争的时候；当无辜者开始受到迫害而这类的其他坏事也干了出来的时候，他们于是便制订了波尔奇乌斯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允许被判罪的人选择放逐的惩罚。元老们，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应当采纳一项新的政策。用贫乏的资源创造了这一如此强大国家的那些人较之我们这些勉强保住了他们光荣地挣得的产业的人肯定是有更大的优点和智慧的。

如此说来，是不是我建议允许罪犯离开，任凭他们去壮大喀提林的力量呢？决不是这样！我的意见毋宁是这样：他们的财产应当充公，他们本人应当囚禁在最强大最自由的城市里；此外，今后任何人都不能把他们的案件提交元老院或提交罗马人民，否则元老院便认为这样做的人企图危害国家的福利和社会的安全。[73]

图7.16 利比亚圆柱遗迹

发表演说的恺撒当时是行政长官，他的建议由于遭到西塞罗和小加图的反对而没有在元老院得到通过，但他的勇气和冷静却赢得了下层平民的赞赏。

喀提林阴谋最后遭到了镇压，但全军的人却有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悲痛伤心，有人高兴，有人哀悼”[74]。罗马还是没有找到公民内部的和谐之路。

《朱古达战争》主要记述了罗马人民同努米底亚人的国王朱古达进行的一场战争。促使萨鲁斯特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第一，因为这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胜负难分和反复无常的战争；第二，因为这在当时是第一次对贵族傲慢行为进行抵抗的战争；第三，这场战争影响深远，它打乱了人和神之间的一切事物，使得国内的争端终于发展成为内战，从而使意大利惨遭**。[75]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6年，结果以罗马的胜利而告结束。

《朱古达战争》是一部集完整性与反省性于一体的著作。其完整性主要体现在叙事上，而反省性着重表现于评述上。把事实叙述清楚是萨鲁斯特作品的重要原则，把问题分析透彻是萨鲁斯特作品的重要特征。萨鲁斯特认为共和国内部派系争斗是罗马一切灾难的主因。萨鲁斯特说：

要知道，在迦太基被摧毁之前，罗马人民和元老院一道和平而稳健地治理着共和国。在公民中间没有任何争荣誉或争权力的纷争；对敌人的恐惧保存了国家的美好的道德风尚。但是当人民的内心摆脱了那种恐惧的时候，由繁荣幸福而造成的恶果，即**和横傲自然而然地便产生出来了。这样，在苦难时期他们曾经渴望过的和平在他们取得了它之后，却表明它比苦难本身更加残酷和辛酸。因为贵族开始滥用他们的地位，人民则滥用他们的自由，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打劫、抢夺和抄掠。这样，社会便分裂成两派，而共和国就在这两派之间的争斗中被撕得粉碎。[76]

贵族们因为有强大的组织，所以常常能把民众力量压制下去。

于是贵族便滥用他们的胜利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程度；他们杀害和放逐了许多自己的敌人，但这样做并不是使自己在未来变得强大而只是使人们怕他们。通常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毁了那些伟大的国家，因为这时是一派不择手段地想把另一派压倒，并且极为残酷地向被征服的另一派进行报复。[77]

在《朱古达战争》一书中，萨鲁斯特留下许多值得后人关注的警句，如：（1）没有什么比人类的本性更伟大、更崇高，它本身并不缺乏力量或耐力，而更加缺乏的却是勤奋。（2）精神乃是人的生活的引导者和主人。（3）命运不能把诚实、勤奋或其他优良品质给予任何人，也不能把它们从他们身上夺走。（4）漂亮的容貌、巨额的财富以及体力还有诸如此类的天赋很快便会消逝，但是才智的光辉成就却和灵魂一样是不朽的。（5）用武力统治自己国家或臣民，即使你有权力纠正弊端并且确实纠正了弊端，但这种统治依然是一种暴政统治。（6）权力便产生了贪欲，这无限的不受约束的贪欲**、破坏一切。（7）嫉妒总是紧紧地跟在光荣后面的。（8）傲慢是贵族的通病。（9）使人获得荣誉的是武器而不是家具。[78]

萨鲁斯特的《历史》共5卷，内容主要涉及公元前78—前67年的罗马史，全书有一些书信、演说留存至今。著名的有：执政官雷必达向罗马人民所做的演说、菲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说、盖乌斯·科塔向罗马人民的演说以及保民官马凯尔对平民的演说。此外，还有庞培给元老院写的信和米特里达梯给帕提亚国王写的信。

对于萨鲁斯特的著作，早在古代，就有人提出过评论。瓦莱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在《罗马史纲要》中把他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79]；昆体良认为萨鲁斯特与修昔底德相比不相上下[80]；马尔提阿利斯把萨鲁斯特称作是罗马史学的第一人[81]；奥古斯丁也把以真实著称的头衔给予萨鲁斯特[82]。但也有学者对萨鲁斯特的作品提出过不同的意见。阿西尼乌斯·波里奥在评论萨鲁斯特的作品时，说萨鲁斯特的作品因过分使用古词而受到损害。[83]奥古斯都也认为萨鲁斯特有模仿加图《创始记》的痕迹。[84]庞培的被释奴隶勒那乌斯更大骂萨鲁斯特是“流氓、恶棍、贪婪和好色之徒，其生平和著作都很怪异。此外，他不学无术，剽窃古代作家的语言，尤其是加图的语言”[85]。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萨鲁斯特在罗马史学领域的崇高地位。

（六）西塞罗

西塞罗与恺撒和萨鲁斯特是同时代的人，也是罗马的大文学家。虽然没有留下历史学方面的著作，但他对历史的看法还是值得认真关注的。例如，西塞罗认为：“历史，这时代的见证，真理的光辉，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古代社会的信使。”[86]历史关心的是“远离我们这代人记忆所及的种种行为”[87]，而这种行为又需要通过人们的研究来完成，那么如何才能做好历史学研究呢？西塞罗为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历史学本身就“由事件和语言构建。叙述事件要求有时间顺序，有地点描写。由于人们对重大的和值得记忆的事件要求的首先是计划，其次是行动，然后是结局，因此，在叙述计划时需要指出作者赞成什么，在叙述发生过的事件时不仅要说明发生了什么和说过什么，而且还要说明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说的，在说明事件结局时要阐述清楚所有的原因，不管是偶然性的，或是符合理智的，或是轻率的行为，最后在谈到声誉、名望都很昭著的人物时不仅要说明他们的业绩，而且要说明他们的生活和性格。最后，词语特色和语言风格要通顺流畅，轻松平稳如涌溢的流水，没有审判语言的严厉，没有诉讼语言惯有的尖刻”。[88]“历史的首要原则是不可有任何谎言，其次是不可有任何不真实，再次是写作时不可偏袒，不可怀怨。”[89]西塞罗高度重视历史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对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你就始终停留在儿童时代。因为只有通过历史记载才能把我们的人生融入我们祖先的生命中去。此外，引用历史上的典范，就会给演讲提供权威性和可信度，还能给听众提供最大的快乐。[90]他重申：“一切文学、一切哲学、一切历史，都会激励高尚的行为，在这些文字之光没有照耀到的地方，这种激励会被埋葬在黑暗之中。我们引用和承继了希腊罗马伟大作家为我们描绘的种种图景，它们不仅可供我们深思，而且可供我们仿效！”[91]西塞罗的历史观对于未来的罗马历史学发展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七）其他

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出现了一种新的史学体例——传记体。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的《外族将领传》就是这一体例的典范。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是山南高卢的原住民，与西塞罗等罗马新贵有密切的关系。[92]《外族将领传》所选择的将领都是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希腊人，其中11人为雅典人、3人为斯巴达人、1人为叙拉古人、2人为底比斯人、1人为卡尔狄亚人、1人为科林斯人。虽然传记内容多来自前人的作品，但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通过传记体例将其重新编撰，对于读者更好地了解相关人物的生平功业，深入理解希腊历史意义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