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和亲人，天生就是每一个人最亲爱的人；但现在却要把我们的儿女和亲人从我们身边调走，送到别处去当奴隶。我们的妻子和姊妹，纵然能避免敌军的强奸，也会在亲善和好客的名义下遭受玷辱。我们的财物被他们当贡税收走，我们的收成变成了他们的储积。就是我们自己的肢体，也只有在侮骂和鞭打之下去做清除森林池沼那些不胜其疲劳的苦工。生下来就是奴隶的奴隶也只被出卖一次，而且，他们还是由他们的主人养大的；但是，不列颠却日复一日地养大和出卖着自己的人去给别人做奴隶。我们看到，在一个家庭里，新来的奴隶常常是老伙伴的嘲笑对象；同样地，在这一个早就受奴役的世界中，我们正是新来的奴隶，正是最不值钱的人，所以我们是注定了要任凭宰割的。如果我们这儿有肥沃的原野、有矿山、有海港，那么，或者还可以让我们上那些地方去做工而保留我们的残生，但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的勇敢，我们坚强不屈的精神，已经是主子们看不顺眼的东西；何况那曾经保障我们安全的遥远和隐僻，更会使他们放心不下。由于这一切，你们绝不可能有求得宽赦的希望，不论你们看重的是安全，还是光荣，总之，除了鼓起勇气以外，没有别的更好的道路可走了。不列甘特斯人在一个女人的领导下尚且能烧掉一个殖民城和攻陷一个营地，要不是他们在胜利以后疏忽怠慢的话，他们早就摆脱枷锁了。现在，瞧我们的吧，瞧我们这些坚强不屈、从来没有丧失过自由的人们吧！要让他们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来领教领教，在喀利多尼亚还有什么样的英雄好汉！[33]
卡尔加库斯继续说：
你们以为罗马人作战的勇敢也会和他们平时的****一样厉害吗？要知道，只是由于我们的内哄，才造成了他们的威名；只是由于他们对手的错误，才造成了他们军队的光荣；他们的军队都是由四方八面各个种族的人拼凑起来的，只有胜利，他们才能团聚在一起；一打败仗，他们便会土崩瓦解。那些高卢人、那些日耳曼人，（说来很惭愧）还有那些不列颠人，虽然他们拿自己的血肉来替异族统治者作战，可是，他们以前与罗马人敌对的时间，远较他们现在受罗马人奴役的时间（更）为长久，能认为他们都会忠心赤胆地归附罗马人吗？靠恐惧来联系感情是不稳固的，一旦恐惧消失以后，那些人就会开始仇恨了。一切鼓舞着胜利的力量都在我们这一方面。在罗马人那方面，没有妻子在鼓励他们前进，没有双亲在斥责他们败退。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没有家乡，即或有家乡，也不在此处。他们的人数是很少的，他们处在生疏的环境里是感到不安的，他们举目四望，所见到的苍天、碧海和深林都使他们有置身异地之感；诸神已经把他们像瓮中之鳖一样地送到了我们的手中。不要被他们那无用的漂亮的装饰，被那金的、银的闪光所吓倒，那些东西既不能保护谁，也不能伤害谁。就是在敌人自己的战线里，我们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帮手。那些不列颠人会懂得他们应该替谁作战；那些高卢人会回想起他们往日的自由；那些日耳曼人会抛弃他们，像最近乌昔鄙夷人逃跑了一样。此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的坞壁都已经空了，他们的殖民城只剩下了老弱残兵；在心怀不服的百姓和横加暴虐的统治者的城市里，只有仇视和异心。在这一面，你们有一位将军和一支军队；在那一面，有着贡税、矿山的苦工和种种受奴役的痛苦。你们究竟是打算长期忍受那苦难呢，还是想立刻向他们报仇呢？这就要在这个战场上来决定了。当你们投入战斗的时候，想一想你们的祖先和你们的后代子孙吧！[34]
不列颠的反抗者虽遭镇压，但其为保存自身的生存空间敢于亮剑的精神非常值得后人尊敬。
公元96年，图密善在一次政变中被杀。参加谋杀活动的有图密善的亲密朋友和妻子。苏维托尼乌斯记录了罗马社会各主要阶层对图密善之死的态度。他说：“人民听到他的死讯无动于衷，可是士兵却十分悲痛……他们还准备为他报仇……元老们却高兴极了，争先恐后地麇集元老院议事厅，在那里用最肮脏和最凶狠的咒骂肆无忌惮地攻击这位已故皇帝。他们甚至拿来了梯子，看着当场扯下他的盾牌和肖像，并就地砸得粉碎。最后，元老院通过决议，必须涂掉他在各处的题词，有关他的纪念物也必须消除干净。”[35]由此可见元老院对图密善的憎恨程度。
对于这段历史，塔西佗有过这样的评述。他说：
我正要写的这段历史，是充满了灾难的历史，在这里面有恐怖的战争、激烈的内哄，这些内哄即使没有大动干戈也是恐怖的。有四个皇帝被杀；发生了三次内战，更多的对外战争，常常是国内与国外战争同时进行。在东方成功了，在西方却遇到不幸。伊里利库姆受到骚扰，高卢诸行省动**不安，不列颠被征服之后很快地又失掉了。撒尔玛塔伊人和苏埃比人起来反对我们。达奇人由于在对我们的战争中互有胜负而取得了荣誉；甚至帕尔提亚人由于一个冒称尼禄的人的诡计，也几乎拿起武器来反对我们。此外，意大利还被一些灾难折磨着，这些灾难都是前所未有，或是多年未有、最近才又发生的。康帕尼亚的十分肥沃富庶的海岸上的城市都被吞没或是被毁了；罗马遭到大火的浩劫，它的最古老的神殿烧掉了，连卡披托里乌姆神殿也被市民烧毁了。神圣仪节遭人亵渎；名门大族常常发生奸情，海上到处是亡命者，临海的悬崖上沾满了死者的血迹。在罗马则是更加可怕的暴行。高贵的出身、财富、拒绝或是接受官职，这一切都会成为进行控诉的理由，而德行则会引起货真价实的毁灭。控告者所得到的报酬和他们所犯的罪行是同样令人憎恨的东西；因为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取得了祭司职位和执政官职位作为赃物，另一些人则取得了皇帝代理官的地位和宫廷中的潜在势力，他们到处为非作歹，引起了憎恨和恐怖。奴隶们受贿陷害他们的主人，被释奴隶受贿陷害他们的保护人。那些没有仇人的人结果却毁在自己的朋友的手里。[36]
塔西佗是当时人，他对罗马当时政治和社会现象的评论应该有它的合理性，但也不应否认，他的观点也有明显地偏向元老贵族的倾向。
三、安敦尼王朝
继弗拉维王朝之后的是安敦尼王朝（公元96—192）。它是罗马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罗马经济到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安敦尼王朝共经历了6位元首，即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马尔库斯·奥里略和康茂德。之所以称为“安敦尼王朝”，是因为当时的罗马统治者一般都认为，安敦尼统治时期是罗马帝国最发达和最安定的时代，并认为元首本人就是最理想的典型。因此，在传统上就为他确立了“虔诚的（Pius）”这一荣誉称号，并将涅尔瓦所开创的王朝称之为安敦尼王朝。[37]这个王朝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元首的继承基本上不依赖于血缘关系，除了马尔库斯·奥里略最后将元首的头衔传给自己的儿子康茂德以外。在罗马的政治实践中，既没有长子继承制的理论，也没有父死子袭的必然传统。
图5.16 罗马广场遗址
图5.17 罗马凯旋门（二）
令人吃惊的是，安敦尼王朝时期罗马的情况，在我国的史书中也有反映。据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所居城邑，周围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徧。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38]
这里所反映的大秦大致上就是罗马这一时期的状况。这说明在公元1—2世纪，罗马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已经非常密切了。
安敦尼王朝的第一位元首是涅尔瓦（公元96—98年在位）。涅尔瓦（Marcus Cocceius Nerva）大约出生于公元35年，与朱理亚·克劳狄王朝的元首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到弗拉维王朝的时候，他曾2次成为荣誉执政官，参与公元96年推翻图密善的宫廷政变。其因以文见长，被当时人赞誉为“当时的提布鲁斯”。他的出身和这些特长，正好与元老院的要求相吻合。所以在图密善被推翻后，元老院一致推选他为元首。塔西佗认为涅尔瓦是一位“善于把两种不能结合起来的东西——权威与自由——结合起来”的人。他开启了罗马新的“幸福时代”。[39]能得到塔西佗的高度称赞，这显然是很不容易的。涅尔瓦尊重元老院，保证元老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凡国家的一切重要事务都与元老院磋商，元老们对此非常满意。此后元老们又开始讨论起国家大事，思考立法等事务了。他赦免了被图密善放逐的人，恢复了他们的财产，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确保他们以前的地位。
意大利一直是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但由于奴隶制的发展，土地荒芜现象明显，从而造成了公元前1世纪意大利农业的严重衰落。科鲁美拉在《论农业》一书的序言中说：
我曾一再听到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报怨说现在土地变得贫瘠了，说近年来气候也变得恶劣了，对农业有害了。我还听到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认为很有道理：他们说由于早先的过度生产，地力已经消耗殆尽，再也不能像往昔那样给人类提供丰富的果实了。我认为这种说法很不符合事实。大自然从宇宙的造物者获得了无穷无尽的生产力量，设想她会像害了瘟疫一样变得贫瘠不毛那简直是罪过。大地是天生神圣的，气数注定她青春常在。她是万物之母，她生育了万物，并将永远继续生育下去。一个有良好判断力的人绝不能相信大地会像有生有死的人类一样变得衰老。而且我不相信我们所遭到的各种不幸是上天愤怒造成的，应该说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因为我们的祖先向来是把农业交给最优秀的人手给以最精心的照料和经营；而我们却把农业像交给执刑者去惩罚一样，交给我们的奴隶中最糟的那部分人去掌握。[40]
随着农业生产的衰落，意大利居民的贫困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致涅尔瓦不得不创立国家慈善抚养制度（Alimentum）。与此同时，涅尔瓦又从国库中筹集出一笔基金。需要小额贷款的地主可以以较低的利息（5%）从这笔基金中得到贷款。此外，涅尔瓦还召开特里布斯大会通过了一项土地法[41]，将价值6000万塞斯退斯的土地分配给贫民。涅尔瓦的这些措施对意大利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图5.18 波斯科雷阿莱庄园的墙饰
图5.19 波斯科雷阿莱庄园壁画
图5.20 罗马遗址（一）
然而，涅尔瓦毕竟是一位文人，没有军事经验，对于近卫军在罗马政治中的作用不甚明白。公元98年，近卫军在卡斯佩里乌斯·埃里亚努斯的带领下包围元首寝宫，涅尔瓦在近卫军的胁迫下被迫让步。这件事使他认识到：没有军队等武装力量的支持，元首是无法对帝国行使统治的。于是，他便认罗马的一位军事将领图拉真为继子，并授予他恺撒的名字和保民官的权力。收养制度是涅尔瓦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发明的。不过，这一制度确实很有效。它既保证了涅尔瓦自身的安全，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避免了因元首之争而引起的内乱。
公元98年，涅尔瓦因病去世。正在科隆（Cologne）戍边的图拉真奉召继元首位。[42]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janus）公元53年9月出生于西班牙，他的父亲是远西班牙（巴埃蒂卡）的罗马殖民者的后裔，母亲是西班牙人。公元91年出任执政官，公元98年第二次出任执政官，27天后，涅尔瓦病逝，图拉真成为罗马元首（公元98—117年在位）。他是以外省贵族的身份登上罗马元首宝座的第一人。在罗马历史上，这是开先例的大事。它表明罗马的元首可以出现于行省。
图拉真是一位军事统帅，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在他的背后更有强大的上日耳曼尼亚军团。当他被推举为元首时，他并没有立即赶到罗马，而是发布命令严惩妄图夺取权力的野心家。一年后，图拉真来到罗马，采取多种措施缓和矛盾。他尊重元老院的政治地位，遇事都与元老院商量，有意任命一些东、西方各行省的贵族成为元老院成员。这对于获取行省贵族的支持影响巨大。
与此同时，图拉真在沿袭涅尔瓦国家慈善抚养制度的基础上，扩大政府对基金的资助数额，用以养育更多的贫苦孤儿，而且把资助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意大利。贫穷的孩子和孤儿每月可以领到一定的津贴，男孩16塞斯退斯，女孩12塞斯退斯，直至成年。[43]为了使这一制度更有效，同时又更有利于管理，图拉真规定：由地方当局来直接负责管理这一事务，但在执行过程中，他们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图拉真还鼓励有钱的地方官吏积极募捐，支持这一工程。
振兴意大利的农业是图拉真关心的重要事务之一。为此，他曾采取措施力图用低息贷款帮助小农民和小地主发展生产。另外，还强令规定：凡不愿把自己财产的1/3投在意大利地产上的人都不能作长官候选人；并且认为一切谋求官职的人，如不把罗马和意大利视作自己的家乡，而只把它当作旅途的休息场所或旅馆看待，都是极卑鄙的。图拉真的这一措施因为是强制性的，所以很难产生强大的作用。不过，它确实促进了意大利土地价格的上涨。
行省是罗马的宝库，重视对行省的治理是元首的重要职责。为加强对行省的控制，图拉真任命一批忠于职守的亲信到行省去做总督。小普林尼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公元111—113年，小普林尼担任罗马东部地区比提尼亚—本都行省的总督。他曾致信图拉真，就“当地基督教教徒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向元首请示。书信的内容如下：
陛下，每当遇到疑虑，我惯于请示于您，乃因您最能解除忧惑，令我茅塞顿开。过去，我从未接触过基督徒之官司，故不知如何应对……眼下对于被指控为基督徒者，我的做法是亲自询问于彼，“汝为基督徒否？”彼若曰然，则再三相询，并以刑法相威胁。彼若顽固而又曰然。则令推出处死。盖因无论其信仰若何，其固执与倔强如斯，理当受到处罚。亦有他人愚昧如彼者，因其为罗马公民，我乃签署命令，遣其至罗马受审。
然而事情通常如此。自我处理此类问题以来，控告日增，花样迭出。又有匿名名册出现，罗列诸多被指为基督徒者……彼等（基督徒）宣称，其全部罪证或过错不过定期于拂晓相聚，轮流吟唱赞美基督之颂歌，一如赞美神明，且宣誓相约，非为犯罪之勾当，而为禁止欺诈、偷盗、通奸、谎报借贷及拒不归还借贷之物。依其习俗，仪式之后，彼等散去，未几再聚而食，亦为寻常无害之食物……我发现此无它，仅为堕落而无节制的崇拜而已。
我因此而推迟审查，速速请示陛下。乃因我以为有此之必要，尤其考虑到所涉之人甚众。属于各个年龄、各个阶级的众多男女均遭受指控，且仍会如此。不仅城市受到此种卑劣崇拜之感染，村庄和农庄亦如此。[44]
图拉真元首给小普林尼写了复信，内容如下：
爱卿普林尼，你亲自审讯被控为基督徒者，所做甚是。盖不能以固定之形式，定普遍之原则。彼等不应受到搜捕。若彼被控于你，且罪状确凿，则理应受罚。但若彼否认为基督徒，且以祈祷吾邦神明而为证，则无论其过去可疑与否，亦将因其悔悟之意而获赦。然匿名之册不应用之于指控，此类污物产生极为恶劣之影响，不合本朝精神耳。[45]
与此同时，小普林尼还就尼科米底亚公共水道的修建问题询问过图拉真。他这样写道：
尼科米底亚的公民为了建设一条长水道已经耗费了331万8千塞斯退斯，但水道依然没有完工，最后还是被毁弃了。于是，又花了20万开始修建另外一条水道，但现在又处于停顿放弃的状态。尽管是恶性浪费，但为了解决当地居民的用水问题，新的花费也是无法避免。
我已经亲自考察了水质清澈的水源区。按照最初的设计计划，如果不纯粹仅让城市中较低的区域受益，就须建一条引水渠。虽然可以利用现存的一些拱门建筑，但其他的只能取石料于原先的建筑。我认为有的也可改用泥砖，这样取料容易，成本也较低。
为了不使同样的浪费再次发生，只好请求元首派一名水渠专家或建筑专家前来支援。因为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建筑结构实用、美观，使其与您的治世业绩相配。[46]
图拉真告知小普林尼：
必须采取措施为尼科米底亚人民提供水源，我相信你会全力以赴做好这项工作的。同时，你一定要彻查究竟是谁的失误导致尼科米底亚迄今为止浪费了这么多的钱财，是否有人通过开建和放弃水渠建设而已经获取了利益。我等着你的调查结果。[47]
对于让元首派遣水道和建筑专家前去支援，图拉真甚为不满。他这样说道：
你不会缺建筑师。因为没有一个行省会缺这方面的专家。当我们的建筑师常常来自希腊的时候，设想较快地从罗马派送建筑师肯定是不可行的。[48]
从图拉真和小普林尼的通信中，我们能够知道图拉真对行省的指示型管理模式。
图拉真的一系列政策得到了元老院的拥护和赞赏，元老院特意将“最佳元首（Optimus Princeps）”这一称号赠送给他。
在对外政策方面，图拉真结束了奥古斯都不向外扩张的政策，突破由奥古斯都设定的东部和多瑙河下游的边界线，推行久违了的扩张主义路线。征服达西亚、战胜帕提亚是其最重要的两大成就。
图5.21 凯旋门
公元101—106年，图拉真曾2次兴兵攻打多瑙河下游的达西亚人。达西亚部落是多瑙河沿岸各部落中最大的一个。公元1世纪末，戴凯巴图路斯成为达西亚人的首领，在多瑙河沿岸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图拉真为了消除这股势力对罗马形成的威胁，从公元101年开始向达西亚人发动战争。他把罗马军队扩大到30个军团，而且还增加了每一军团的人数以及与正规军协同作战的辅助部队。但因为路途遥远，地理环境复杂，所以第1年图拉真并没有取得较为重要的胜利。
第2年，罗马大军推进，从四面八方迫近戴凯巴图路斯的首都撒尔米杰盖图扎。戴凯巴图路斯的军队被击溃，被迫签订条约，规定：戴凯巴图路斯在形式上保持独立，但必须拆毁一部分要塞；另一部分要塞必须接纳罗马卫戍部队驻守。
公元105年，戴凯巴图路斯再次挑起战端。他们围攻罗马卫戍部队，骚扰罗马的美西亚行省。这是罗马人民所不能容忍的，而这一行为确实也给图拉真提供了一个吞并达西亚的借口。图拉真立即派12万大军进攻戴凯巴图路斯。在数次激战后，戴凯巴图路斯兵败自杀，达西亚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小亚细亚和多瑙河沿岸的大批老兵和殖民者被移居于此，成为罗马人同化当地居民的重要力量。为纪念图拉真的胜利，达西亚人的首都撒尔米杰盖图扎被最后改名为Colonia Ulpia Traiana Augusta，它逐渐发展成了罗马达西亚行省的主要城市。
达西亚战争给罗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图拉真为此曾一次赏赐给朱庇特神庙5000万塞斯退斯。罗马人在这一时期修建了许多宏伟建筑，都与这次征服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庆祝达西亚战争的胜利，元老院通过决议，建立图拉真纪念碑，宣布罗马公民享有123天节日。但达西亚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多了一条新的需要保卫的边境线。罗马人在多瑙河和达西亚地区驻扎的部队及其数量首次超过了莱茵河地区。
图5.22 意大利骏马像
征服达西亚之后，图拉真又把侵略的矛头直指帕提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战争。自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来，帕提亚与罗马一直是战争不断，互有胜负。公元105—106年，罗马在阿拉伯沙漠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和西奈半岛建立了一个新行省——阿拉伯行省。接着在公元114年，图拉真又亲率大军向帕提亚进攻。一路占领了亚美尼亚、两河流域，攻陷了帕提亚的首都特西丰，直抵波斯湾。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到过这一地区的罗马元首。图拉真在此建立了3个行省，即在原亚美尼亚王国的土地上建立亚美尼亚省，在亚述的故址上设立亚述省，在两河流域建立美索不达米亚省。
经过图拉真的一系列扩张活动，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图拉真在亚洲西南部所取得的这些胜利是暂时的。就在图拉真与帕提亚作战的时候，他的后方爆发了犹太人的起义。图拉真回师镇压，不久便病逝于小亚细亚。图拉真之死实际上也就宣告了罗马扩张时期的结束。
图拉真的文治武功在罗马还是很有影响的。就是在图拉真去世250多年以后，元老院在按照惯例宣告一位新君主继位的文告中，还希望新君主能在造福人民方面超过奥古斯都，在善良方面超过图拉真。
图拉真在弥留之际，将哈德良收为养子。哈德良也是西班牙人，原系图拉真的表侄。[49]图拉真死后，叙利亚军团推荐哈德良为元首，不久元老院又正式批准他为罗马人民的元首。[50]
在罗马历史上，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在位）是一位智慧理性的元首。他治理罗马帝国事务的理念与他的前任有所不同。他不同意图拉真的“帝国主义”政策，认为用和平管理的方法来巩固祖辈用暴力所征服的国土更为有效，所以在他继位后不久，就与帕提亚王国缔结和约，结束东方战争。他放弃了图拉真所设立的亚述省和美索不达米亚省，并且让亚美尼亚重新成为仅仅依附于罗马的小王国，划定幼发拉底河为罗马帝国的东方边界。这一政策立即遭到了图拉真军队将领们的强烈反对。他以处死反对者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其他边界上，哈德良也放弃了大规模进攻的政策，而仅着眼于防守。他在罗马与日耳曼边界线上（现在德意志的南部）筑了一道长城，把莱茵河上游与多瑙河上游连成一片。此外，他又在不列颠岛北部修筑了横贯东西的“哈德良长城”，全长约117千米，以防御那些未被征服的不列颠北方“蛮族”的入侵。
图5.23 哈德良别墅上的马赛克镶嵌画
图5.24 马赛克镶嵌画中的尼罗河
哈德良元首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以帝国为家的人。在其任职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意大利之外。他巡游了帝国的全部行省，努力改善士兵的生活条件，改变从前统治者的严酷和残暴，从而获取士兵对元首的信任和爱戴。帝国意识在哈德良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哈德良时代是罗马国家制度官僚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哈德良把奥古斯都创建的御前会议变成一个官僚机构，御前会议的成员定期从国库中拿到薪金，因此，御前会议本身便失去了独立处事的最后痕迹，日益成了仰承元首意旨的工具。随着御前会议权力的不断增加，元老院的作用则日趋削弱。此外，他还让自由民担任政府的重要工作，起用确实有能力的人为官。到了哈德良统治的后期，骑士几乎挤走了所有的被释奴隶，成为真正的官吏阶层。至此，帝国的管理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加强法制建设，统一行政长官告示是哈德良的重要工作。公元130年，哈德良命令著名法学家萨尔维乌斯·朱里阿努斯（Selvius Julianus）整理校订历年来的行政长官告示，并予以必要的修改，将其编纂成集。这一编纂工作完成于公元130年到138年，经哈德良咨请元老院决议通过，予以公布，正式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久敕令（edictum perpetuum）”。此后，凡行政长官告示皆以此为标准，不得擅自更改或标新立异，行政长官的立法创制权也随着“永久敕令”的诞生而失去了作用。
图5.25 哈德良庄园
哈德良时期战争很少，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发生在他统治的后期，其镇压的对象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公元132年，哈德良出巡巴勒斯坦。他想在耶路撒冷的原址上另建一座新城，使之成为罗马人的居留地；同时，又想在原先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神庙的旧址上建立罗马主神朱庇特神庙，以加强对犹太人的控制。这就引起了巴勒斯坦犹太居民的强烈反对。他们在牧师叶列萨尔和绰号巴尔-科克巴（意为星辰之子）的西门的领导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罗马的起义。起义军坚持了3年，最后于公元135年被罗马军队镇压。在这次战争中，大约有50个设防据点和985座村庄被摧毁，58万人被杀。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也就失去了他们的乡邦，流落到世界各地。
公元138年，哈德良病逝，其养子安敦尼继位。安敦尼[51]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出身于高卢地区的元首。他统治罗马23年。在其执政期间，他基本上继承了哈德良的政策，而且在有些方面还做得比前任好。元老院称他为“庇护（Pius）”，表示他是罗马讲究美德的典范；又称他为“Optimus Princeps”，表示他是最好的元首。在位期间，他首先将大量私产捐给国库，免除人民的欠税，并承担全部节日费用；他还购买大量的酒、油、麦等免费分配给贫民；他发展经济，勤俭治国，死后国库盈盈，结余达27亿塞斯退斯。在位时，他虽然没有离开过罗马一天，但“各省一片兴旺繁荣景象，他严格监督各省的地方长官”[52]。各行省在他的统治下都很幸福，罗马帝国经历了少有的和平时期。正是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下，罗马进入了又一文化繁荣期。不过，在这一时期唱主角的是行省的作家。阿庇安、普鲁塔克、斐洛等都是这一时期在文化领域里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安敦尼的行为对他的养子影响很深。马尔库斯·奥里略曾对他有过下述评价。他说：
在我的养父[53]身上，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亲切和善，但对于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下来的事情，他又是那么果断坚决；他不图虚名，不在乎凡俗的荣耀；他热爱工作，能持之以恒；只要是有利于公众的建议，他都乐意倾听；他赏罚分明，不偏不倚；他行事张弛有度，懂得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放松；他不事男风；重视别人的感受，不强求朋友必须与他一起吃饭，陪伴左右，若是他们有事不能脱身，就无需来见他。在商讨国家大事时，他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个问题，总是能耐心倾听，不会因满足于初步印象而就此止步；他重视朋友情谊，不三心二意，也不会沉迷不已；他乐天知足，时时处处显得愉快开朗；他富有远见，细微之处也能考虑周全，但却不以此自夸；他禁止在公共场合对他欢呼赞颂，也对一切谄媚深恶痛绝；他治国兢兢业业，精打细算，即使受到责难也不以为意；他敬神，但不迷信；他爱民，但不会不择手段地迎合、讨好民众；他在任何事情上都头脑清醒，意志坚定，洁身自好，不好新骛奇。
对于命运之神恩赐的生活享受，他欣然领受，从不大肆炫耀，而是自然地享受；如果这一切不再唾手可得，也不留恋渴求。没有人能说他是诡辩家、能说会道的家奴，或者卖弄学问的人，他思想成熟、性格完善，不受谗言所迷惑，能约束自己，也能管理他人。
除此之外，他只对真正的哲学家深怀敬意，那些自称哲学家的人则不在此列，而且他从不让自己受这些人的影响。他平易近人，性格随和，但绝不失分寸。他懂得适当地保重身体，又不过分贪生；他不太注重仪表，但不是不修边幅，由于自身的适当保养，他很少生病、吃药或额外调养。最令人敬佩的一点，是他一贯乐于提携英才，从不妒贤嫉能，对有一技之长，如拥有雄辩之才或法律、道德知识的人，他尽量使他们各得其所，享有名声；他遵循祖制，但并不让人觉得他墨守成规。另外，他不喜欢变动，很少突发奇想，总是长居故地，专注于同样的工作，在头痛病发作过去之后，他又很快恢复如初，精力充沛地处理日常事务。他很少有秘密，即使有也都是有关国家政务；他对于建造公共建筑、分配公共财产非常谨慎精细，绝不铺张浪费，因为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贪图虚名。
他不在不合时宜的时刻洗澡，不讲究宫殿的豪华、饮食的精美、衣着的华丽或是奴隶的美貌。他的袍子是在他的海滨别墅罗内姆做的，其他物品则来自拉努维阿姆。我们都知道他是怎样对待请求宽恕的塔斯丘佗的税吏的，他从来都是这样。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粗暴、无情和专横的影子，同时他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惯于温言软语的人，他事无巨细地计划所有事情，从容、镇定，有条有理，精力充沛，有始有终。和人们对苏格拉底的记载一样，他也善于享受但绝不沉溺，对这些东西很多人是软弱得既不能放弃、也做不到有节制地享受的。既有力量去承受，又能保持清醒，这是一个人灵魂完善、不可战胜的标志，正像马克西默斯在疾病中所表现的那样。[54]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君王父亲，“他去掉了我身上所有的虚骄，使我懂得即便没有卫兵守卫、没有华丽的服饰、没有火把照明、没有雕像装饰，我们照样可以生活，而且身为统治者的儿子如果要过普通人的那种生活，并不会因此降低他的身份，或是使他忽视自己为民众谋福利的责任。”[55]
图5.26 马尔库斯·奥里略像
公元161年，安敦尼在对官员们说了“仁厚公平（aequanimitas）”这一警语后逝世，养子马尔库斯·奥里略和维鲁斯继位，安敦尼王朝进入了2位元首共同执政的短暂时期。
新元首上任之初，罗马继承近200年的繁荣，经济持续发展，富人的慈善活动活跃，出资惊人。例如，有一位名叫A.Plutius Epaphroditus的商人曾为地方城市修建过一座神殿。这一铭文已被发现，其内容如下：
A.Plutius Epaphroditus[56]，这位丝织品交易商独自出资修建了一座神殿，其中有维纳斯的青铜塑像、分置于神龛里和青铜大门两旁的四尊青铜像、一座青铜祭坛和所有圣器。为了举行落成典礼，他分送给每位市议员10个狄纳里乌斯，给每位奥古斯都六人祭司团3个狄纳里乌斯，给城内经营小酒馆的老板每人1个狄纳里乌斯。同时他还在Gabies城里存了10000塞斯退斯，望市议员和奥古斯都六人祭司团利用这笔经费的利息，在每年9月28日，也就是他女儿Plutia Vera生日的当天到他的饭厅举行公众欢宴。如果他们忽略不做此事，那么这笔钱将回收到Tusculum自治市并且立刻被回收。神庙建立在市政官指定区域，落成时间为L.Venuleius Apronianus与L.Sergius Paulus第二次任执政官那一年（也就是168年的5月15日）。[57]
公元166年，罗马有一支商队经海路来到中国。这些资料皆保存在《后汉书》等中国的史书中。
不过，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罗马的东界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迹象。帕提亚国王伏尔吉西斯三世侵入叙利亚，维鲁斯率兵反击。起初罗马军队进展顺利，他们不但将帕提亚人驱逐出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而且还深入美索不达米亚，并再次占领了帕提亚的2个都城——塞琉西亚和特西丰。两城被夷为平地，维鲁斯凯旋罗马。不过维鲁斯在凯旋罗马的时候，也给罗马带来了可怕的瘟疫。罗马大约每天有2000人死于这一瘟疫。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罗马人民则谈病色变、紧张惶恐。
公元168年，外多瑙河的日耳曼部落如马克曼尼人、汪达尔人和夸德人成批侵入罗马帝国的边境。他们不但**了罗马东北部行省的广大地区，而且还扫清了进入意大利的大门的障碍。这是自汉尼拔战争以来，意大利本土所面临的一次非常严重的挑战。两位元首急忙召集各地奴隶、土匪和外国蛮族从军，并亲自率军与马克曼尼人进行战争。公元169年，维鲁斯因病死于兵营，马尔库斯·奥里略继续作战。敌人在受到多次打击后，被迫投降。为了保护北方边境的安全，马尔库斯·奥里略决定“让一些野蛮人定居帝国境内，还让他们在罗马服役”[58]。这在罗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罗马的兵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耳曼人逐渐代替罗马公民和行省居民成了罗马军队的主体，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倾向开始出现。
公元178年，马克曼尼人和夸德人再次进犯罗马边境。马尔库斯·奥里略再次亲自率军征讨。2年后，马尔库斯·奥里略因染瘟疫死于文都滂那（今维也纳）。当时罗马与马克曼尼人和夸德人的战争还在进行，形势对罗马非常不利。
继承马尔库斯·奥里略统治罗马的是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早在公元176年，马尔库斯·奥里略就任命康茂德为共治者，此外还派了许多学问渊博的学者作为他的老师，希望他能好好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不过，康茂德是一位优柔寡断的人物，治国能力非常欠缺。
在他当政的前3年，由于马尔库斯·奥里略推荐给他的顾问们的努力，使原来的政府形式、运作规范、甚至思想原则都基本上保存了下来。虽然康茂德自己整天沉溺于各种享乐之中，但罗马的政局还算得上稳定。罗马人也与马克曼尼人和夸德人缔结了和约。
公元183年，罗马发生了谋杀元首的事件。刺客被近卫军捉住，并立即供出主谋是元首的姐姐鲁启拉。阴谋泄露后，鲁启拉先被流放，后又被处以死刑。这次谋杀事件，对于康茂德影响很大。“那些原来因常常坚持己见使他心怀畏惧的大臣，现在他都怀疑他们全是暗藏的敌人。在过去的几位皇帝的统治下其道不行因而已接近消灭的告密人，现在看到新皇帝一心要在元老院中寻找不满和反叛情绪，立即又大肆猖獗起来。原来马尔库斯一直把元老院看作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咨询机构，完全是由最有成就的罗马人组成；而现在在任何方面的出色表现却都成了罪名。占有大量财富更会刺激告密人的口味；坚持廉洁奉公实际暗含着对康茂德的不端行为的无言的斥责；重大贡献则表明一种带有危险性的超人才能；另外，父亲的友情便必然招致儿子的仇恨。可疑就等于铁证；审讯等于判决。”[59]此后，康茂德便大肆屠杀贵族，搞得贵族和部众人人自危，不得安宁。公元192年12月30日，近卫军长官列图斯带领一些宫廷官吏发动政变，将康茂德杀死。
康茂德是安敦尼王朝中唯一在政变中被杀的元首。他的被杀本身就宣告了安敦尼王朝的结束。罗马帝国也逐渐从繁荣和平的时期进入了政治和经济全面危机的时期。
图5.27 马尔库斯·奥里略对士兵讲话
图5.28 卡拉卡拉元首半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