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埃赫那吞改革的背景和内容

一、埃赫那吞改革的背景

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的前期，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时期。这时的埃及统治者，不仅赶走了统治埃及达一个半世纪的喜克索斯人，而且还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对外侵略战争，征服了广大地区，掠夺到无数的土地、奴隶及其他财富。埃及成了当时地中海世界首屈一指的奴隶制帝国，对当时的近东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在帝国走向其强盛的顶点之时，它内部的矛盾也在酝酿和发展，直至发生阿蒙霍特普四世的改革，即历史上著名的埃赫那吞改革，将矛盾推向了顶点。

在埃赫那吞改革前，除了存在奴隶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包括奴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矛盾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尖锐。

在第19王朝中期，图特摩斯三世和他的摄政者哈特舍普苏特之间发生过争夺王位的尖锐斗争。图特摩斯三世是图特摩斯二世一位妃子的儿子，而图特摩斯二世的王后哈特舍普苏特（她也是图特摩斯二世的姊妹，图特摩斯三世的姑母和异母）又未生子。图特摩斯三世即王位时还年幼，于是哈特舍普苏特便成了摄政王和共治者。不久，哈特舍普苏特更将图特摩斯三世撇在一边，让他到阿蒙神庙去做了一名祭司，而由她自己当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她利用阿蒙神庙祭司的支持。她的宠臣森穆特和哈普辛涅布都是阿蒙神庙祭司，哈普辛涅布还是哈特舍普苏特时的维西尔。在哈特舍普苏特晚年或死后，图特摩斯三世又在阿蒙神庙祭司的支持下恢复了王位。他恢复王位后，便极力消除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的一切影响和痕迹。

阿蒙霍特普三世在位时，还发生过阿蒙霍特普三世同贵族之间的一场冲突。起因是阿蒙霍特普三世违反传统，没有娶一位王族或贵族妇女为王后，而是娶了一位出身平民的女子提伊为王后，这招来了贵族的不满和非难，但阿蒙霍特普三世没有退缩，并对此事大肆宣扬。[1]

当时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导致了改革。这就是第18王朝中叶以后君主专制同以阿蒙神庙祭司为首的贵族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以及世俗奴隶主（包括军事行政奴隶主和涅木虎中小奴隶主）同神庙祭司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一）君主专制同阿蒙神庙祭司集团之间的矛盾

古代埃及从古王国时期起君主专制即已确立。虽然这种统治形式有时被削弱，甚至处于瓦解状态（如在两个中间期里），但每当一个新的强大的王朝兴起之后，这种君主专制的统治便又恢复起来，甚至更加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更加完善，君主专制的机构也更加完备。新王国时期，特别是第18王朝时期，是埃及奴隶制经济和政治的繁荣时期，也是君主专制最强大的时期。

第18王朝初期的法老们赶走了喜克索斯人，解放了埃及的国土，使他们赢得了政治声誉。随后进行的多次大规模对外征服战争的胜利，更增强了他们的实力，似乎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从而大大巩固了他们的权力，法老们被认为是拥有一切才能、一切权力的，他们是法律的制定者，国家的象征，“朕即国家”，“朕即法律”，法律不过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他们的意志。

法老政权的阶级基础是王室经济和法老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对国家经济命脉农业的控制。法老政权的阶级基础是奴隶主阶级，法老政权的物质力量是军队，法老政权的精神支柱是神权。

古代埃及君主专制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王权同神权结成联盟，法老利用祭司奴隶主来维护、神化自己的统治，祭司也利用王权来为自己谋求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祭司集团因对君主专制的巩固起过重要作用，因而获得了大量赠予，特别是底比斯的阿蒙神庙（卡尔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获得的赠予最多。因为这时阿蒙神已取代拉神成了全国的主神（有时阿蒙神与拉神合而为阿蒙-拉神，成为国王的保护神，国王往往被称为“阿蒙-拉之子”）。新王国时期国王的赠予主要是给予阿蒙神庙的。因此，底比斯的阿蒙神庙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处于统治地位，而且在经济上也拥有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实力。古代埃及神庙可以说是仅次于国王的大土地占有者、大奴隶主、大富翁。

随着祭司集团在经济上实力的增强，他们在政治上也就不再甘心作为法老的附庸，而要反过来限制甚至控制王权，将法老变成他们的工具。在这方面，祭司集团可以利用其拥戴国王的特殊地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古王国时期第5王朝初年的拉神祭司曾演出过拥戴的闹剧；在新王国时期的第18王朝中叶，又几乎重演了这种拥戴的闹剧，不过这次是由阿蒙神庙祭司们来扮演罢了。这就是在图特摩斯三世与哈特舍普苏特争权期间，阿蒙神庙祭司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两面讨好，先是拥戴哈特舍普苏特，继而又拥戴图特摩斯三世为王。

从此以后，阿蒙神庙祭司参与朝政，哈特舍普苏特的宠臣之一哈普辛涅布既是阿蒙神庙高级祭司，又是维西尔，一身而二任，将神权与行政权集中于他一人手中。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阿蒙神庙的高级祭司之一普塔赫摩斯（Ptahmose）也是国王的2个维西尔之一。可能反对阿蒙霍特普三世同提伊的婚姻的就是以阿蒙神庙祭司为首的贵族，普塔赫摩斯也许是其中之一。

这些事实说明，在埃赫那吞改革前，阿蒙神庙祭司集团在政治经济上实力的增长，已使他们的势力膨胀到危及王权的地步。他们的政治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再前进一步，他们或许就要问鼎王位，要取王权而代之了。阿蒙霍特普三世显然已严重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用一个非阿蒙祭司的拉莫斯（Ramose）做维西尔，取代了普塔赫摩斯的维西尔职位。正如布利斯特德所说，他“曾明白无误地做出尝试，去摆脱那如此沉重地压在王位上的祭司们的手”。[2]

这一事件使王权同阿蒙神庙集团的矛盾表面化了。阿蒙神庙祭司大概还企图干涉王位继承，以使阿蒙霍特普四世不能继承王位。这就使继承了王位的阿蒙霍特普四世对阿蒙神庙祭司怀恨在心，从而把这一矛盾公开化了。

阿蒙神庙祭司集团势力的强大及其对王权的威胁，不仅引起了法老对阿蒙神庙祭司集团的疑虑，并防范其政治野心，力图摆脱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而且还引起了法老对阿蒙神作为国家主神的疑虑和反感。因而，早在埃赫那吞改革之前的一些法老，就开始了崇拜阿吞神。可以说，对阿吞神的崇拜在第18王朝开始抬头，是王权同阿蒙神庙祭司集团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

第18王朝中后期，图特摩斯四世和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开始崇拜阿吞神。阿吞神是一位古老的神，至少在古王国时期就受到崇拜，但却未成为全国崇拜的主神。阿吞神的标志是一太阳圆盘。它在第18王朝中后期重新被崇拜，并为国王所重视，这有着明显的政治意义，显然反映了国王对阿蒙神及其祭司集团的不满。

关于在图特摩斯四世和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即已提出了崇拜阿吞神，有不少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图特摩斯四世留下的一个圣甲虫形（Scarab）文物上，有一个赞颂阿吞神的铭文：

当孟-克赫普鲁-勒[3]从（？）他的王宫中出来时，带着自己贡物的纳哈林（Naharin）的王子们前去拜见他。他们倾听他犹如努特（Nut）神[4]之子（一样的声音），他犹如苏（Su）神[5]的继承者之子一样，手持一弓。如果他奋起战斗，有阿吞神在他前面，他就毁灭山岳，踏平外邦，侵入纳哈林和卡洛伊（Karoy），以便带来像永远属于阿吞神统治（？）的臣民那样的外邦居民。[6]

该铭文可能是纪念法老的一次远征叙利亚的胜利的，它说明图特摩斯四世时就已崇拜阿吞神了。虽然阿吞神还未成为主神，但在这里，指引国王取得战争胜利的不是阿蒙神，甚至不是战神，而是阿吞神。国王取得战利品和俘虏后也不像通常所做的那样献给阿蒙神，而是献给阿吞神，这是值得注意的。

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有关阿吞崇拜的事实就更多了：他曾在底比斯修建了一座阿吞神庙；他曾为王后提伊修建了一个供游乐的湖，并曾同王后一起乘坐一艘“阿吞的闪光”号游船泛舟湖上；他的一支卫兵队也用阿吞神的名字来命名。

这些事实说明，在古代埃及，神权是为王权服务的，某个神的地位的提高，是与专制君主对它的态度分不开的。某个神能为加强、提高王权服务，那这个神就能为国王所青睐，就有可能被提升为全国的主神；某个神对王权已失去保护意义，它的地位也会发生动摇。阿吞神在第18王朝中后期的兴起，显然具有动摇阿蒙神地位的作用，是王权同阿蒙神庙祭司之间矛盾的反映。

（二）世俗奴隶主同神庙祭司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第18王朝前期胜利的对外战争，埃及帝国的建立，是军队南征北战的结果，战争也锻炼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庞大的埃及帝国是由行政官吏来管理和统治的，它有一支人数众多、经验丰富的官吏队伍。第18王朝的法老们需要这两支队伍，这两支队伍也都为巩固奴隶主统治，巩固法老的君主专制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也得到了法老很多的赏赐。

图10.1 拉莫斯浮雕像。现存卢克索西库尔纳拉莫斯墓

但第18王朝的法老们又将战场上取得的一切胜利归之于神的保佑，特别是归之于阿蒙神的保佑。法老们需要神庙这根精神支柱，因而不惜给予丰厚的赠予，从而大大加强了阿蒙神庙及其祭司集团的政治经济实力，而且这种实力逐渐地大大超过了世俗的军事行政奴隶主。厚此薄彼，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矛盾。尤其当祭司们不以神庙职务为业，而要插手世俗政权，干预政治，甚至兼任包括维西尔在内的高级行政职务，大有挤掉世俗奴隶主之势时，更不可避免地引起世俗奴隶主对神庙祭司奴隶主的嫉恨。因而，这些军政官吏必然支持法老同阿蒙神庙祭司集团进行斗争，以削弱其实力和影响。

新王国时期的世俗奴隶主中，除了军事行政奴隶主以外，还有一个起自下层自由民的中小奴隶主阶层——涅木虎。涅木虎这个词最初见之于中王国时期，属于涅木虎的人最初多半是孤儿、寡妇、鳏夫，贫穷的或类似于此的人们。[7]不过开始时涅木虎这类人还不具有什么社会意义。到新王国时期，涅木虎开始具有了与贵族相对立的社会地位。他们可能经营王室土地，成为法老土地的涅木虎，还在国王军队中服役，或为国王提供其他服务。他们中有的人拥有奴隶，成为奴隶主，有的人也可能担任了一定的官职。他们是王权的重要阶级支柱。涅木虎逐渐成为一个中小奴隶主阶层，这主要是新王国时期奴隶制经济发展的结果。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都碰到了强大的贵族势力（以阿蒙神庙祭司为代表）的阻拦。因此，他们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更大的、更充分的发展，必须同贵族势力进行斗争，而这光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他们必须依靠王权。因此，神庙势力的增强和猖獗不仅与王权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且与涅木虎的利益相冲突。在王权同以阿蒙神庙祭司为代表的贵族势力进行斗争时，涅木虎是站在王权一边的。

埃赫那吞改革有其深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根源，而不是偶然的心血**，更不是个人品质的病态反映。

二、埃赫那吞改革的内容

改革在阿蒙霍特普四世即位之始就着手进行了。不过，最初他并不是提出崇拜阿吞神来取代崇拜阿蒙神，而是提出崇拜太阳神拉-哈拉克赫提（Re-Harakhti）[8]来对抗阿蒙神的崇拜，并自称是拉神的祭司长，在底比斯给拉神建造神庙。据说，为了给这个神竖立一座方尖碑，国王曾把从埃烈芳提那到三角洲的所有工匠都给召来了。

阿蒙霍特普四世的措施显然引起了阿蒙神庙祭司及其他一些神庙祭司的反对。因此，阿蒙霍特普四世在位的第6年，他采取了断然措施：宣布只崇拜唯一的神——阿吞神，而不允许崇拜阿蒙神和其他地方神。为阿吞神建造新的神庙，没收阿蒙神庙和其他神庙的财产，将其转交给阿吞神庙。国王的名字由阿蒙霍特普四世改名为埃赫那吞（Ikhenaten或Akhenaten），意为“阿吞的光辉”。为了摆脱底比斯阿蒙神祭司的控制和影响，决定将首都从底比斯迁往埃及中部尼罗河东岸的泰尔·埃勒-阿马尔那（Tell el-Amarna），新的首都取名为埃赫塔吞（Ikhetaten或Akhetaten），意为“阿吞的视界”（Horizon of Aten）。埃赫那吞提拔了一些出身下层的人与涅木虎担任高级官吏，在新首都大兴土木，修建王宫、官邸、神庙等。为此，可能将底比斯的手工业工匠都调了去（从考古发掘可知，底比斯西部墓地手工业者的居住地的生活在这个时期曾有中断）。铲除一切建筑物上的阿蒙字样（他父亲的名字都不能幸免），不给阿蒙神崇拜留下一点点痕迹。

图10.2 埃赫那吞像。开罗埃及博物馆藏

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埃赫塔吞的发掘表明，这里除了王宫以外，还有国家机关的建筑物、国家文书库建筑和书吏学校（“生活之家”）的建筑物。还有一些中等阶层的住宅、手工业者的住宅、贫民的住宅等。

埃赫那吞和他的家属（除母后提伊以外）、大臣、显贵、阿吞神的祭司都迁到了新的首都。

三、埃赫那吞改革的性质

从改革的背景中可以看出，改革是奴隶主阶级各集团或阶层之间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斗争。王权要巩固自己的权威，新兴的奴隶主、军事行政奴隶主要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他们的矛头一致集中到神庙奴隶主（以阿蒙神庙祭司奴隶主为代表，包括地方神庙祭司）的身上。

这场斗争可以说是古代埃及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延续。古代埃及在国家形成时期和以后一段时期里（直至古王国时期为止），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没有充分展开，至少没有资料可以说明。当时平民显然还未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中王国时期兴起了涅杰斯，它们与王权结盟同以诺马尔赫为代表的贵族势力进行了斗争，从而在政治上显示了自己的存在。这一斗争使得以诺马尔赫为代表的地方贵族势力一蹶不振，以后再也没有独树一帜来同王权进行斗争，而是隐蔽在了其他势力的后面。到新王国时期，涅木虎又兴起了，他们也与王权结盟，同以阿蒙神庙祭司为代表的贵族势力进行了斗争，显示了新兴奴隶主的存在和影响。不过，这时新兴奴隶主同贵族奴隶主的斗争，在性质上已与国家形成时期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有所不同。这时贵族奴隶主经过了近2000年的发展，已基本上立足于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了。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实质上已成了奴隶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斗争。

埃赫那吞改革是在宗教外衣掩盖下进行的，从内容看似乎是纯宗教性的，关于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这是由于世俗的贵族奴隶主在长期的发展中（或者由于人民起义，或者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混战和政治斗争）已大为削弱，不能独树一帜，而神庙势力却一直为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所重视，政治经济实力不仅从未削弱，反而日益增强。于是，神庙势力成了一切旧式贵族奴隶主的代言人、保护伞。一些旧式贵族往往站到神庙势力背后去，成为神庙势力的支持者而不再是领导者。尤其埃及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农业对神权是极敬重的，神权对他们拥有极大的影响，再加上神庙对文化的控制和影响。因此，神庙势力成了一切旧式贵族的堡垒，成了同王权相抗衡的主要力量，因而这场斗争就不得不披上宗教的外衣，打出宗教改革的旗帜。这场改革在宗教方面的性质是否像许多欧美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是实现了真正的“一神教”呢？例如，伽丁内尔在《法老埃及》一书中说：“阿吞主义不仅是有形的理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一神教”[9]，“……他（埃赫那吞）暂时代之以一个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严厉的一神教”[10]。拉西尔·A.怀特说：“在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发生了一些著名的事件。一神教出人头地，并对多神教作了战，除了一个神以外，所有的神都被取消了，并且他（指还存在的那个唯一的神——阿吞神）成了一切的主宰，神庙被关闭，它们的祭司被驱逐，它们的土地和岁入被没收充公，一个新的首都建立了起来，政府被改组，在艺术方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埃及的整个制度改变了它的模样。”[11]1982年出版的《剑桥非洲史》也说，“埃赫那吞独特的一神教是它本身，多少是国王专制主义的不成功的衍生物。旧宪法完结了，但（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国王在人和新的、非历史上的神之间作为中介人而保持了它的传统作用[12]，他（埃赫那吞）奖励了一种基于阿吞（太阳圆盘）的宗教的一神教形式。”[13]

图10.3 埃赫那吞一家人祭拜阿吞神。开罗埃及博物馆藏

苏联的学者讲得比较谨慎，甚至对此提出了怀疑。例如，阿甫基耶夫在其《古代东方史》中说：“阿蒙霍特普四世向强大的底比斯祭司挑战，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崇拜，对单一的最高的太阳神阿吞的崇拜……”[14]“阿吞神从这时起就被宣布为单一的国神。”[15]在这里，他只讲是单一的国神，而不是讲一神教。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中说：“对旧神的崇拜失去了国家过去那样的慷慨支持，被唯一的国神崇拜所排挤，有的完全消灭了，不过现在一般人认为阿蒙霍特普四世的新信仰是一神制，这种见解是不符合实际的。”[16]

本书认为欧美学者的结论离古代埃及的实际太远，而苏联学者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

埃及一直到埃赫那吞改革之前，都是多神崇拜。虽然全国有了一个主神（这与君主专制的确立有关），但并未排斥其他的神。埃赫那吞取消除阿吞神以外的一切神，是王权同神庙祭司之间矛盾的结果，是王权消除自己政敌的一种斗争手段。这个斗争与其说是宗教上的一神教同多神教的斗争，毋宁说是王权打击阿蒙神庙及其他神庙势力，削弱其影响的一种努力，而不是为了建立一神教。

从客观上说，当时埃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也还未为一神教准备好条件，宗教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其发展规律，离不开它所处的历史条件。一神教的出现在经济上需要商品货币关系有较大的发展，从而使各地在经济上的差距逐步缩小；在政治上需要在较大空间里消除政治上的隔绝孤立状态，消除种族、民族和等级间的隔阂对立状态；在文化上不仅要有较高的发展水平，而且各地的文化上要有频繁的交流和融合，哲学思想有一定发展，而这一切在当时的埃及还不完全具备。

更何况，埃赫那吞改革就其在宗教方面的内容而言，并不是一神教，最多只能说是一神崇拜。并且就连这个一神崇拜也还不是当时埃及宗教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

实际上，埃赫那吞在宣布阿吞为唯一的神之后，也并未真正实行一神教。有的学者认为，埃赫那吞除了要求崇拜阿吞神以外（由他及其家族来崇拜），还要求他的大臣和人民崇拜他（像崇拜阿吞神一样崇拜他）。所以实际上就有两个神：阿吞神和埃赫那吞。而阿吞神则成了埃赫那吞的家族神。这个说法是否合适，还有待讨论。但因此可以说明，阿吞神的崇拜是与第18王朝中叶以后加强君主专制的要求相适应的。崇拜阿吞神的目的是要人民崇拜埃赫那吞国王。而埃赫那吞之所以要取缔其他一切神，是因为它们威胁了王权。这个问题在埃赫那吞时大概已是非常严重了，因此，埃赫那吞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用行政暴力手段反对传统，这恰好反映了君主专制同反对、削弱君主专制势力的尖锐斗争。这不是真正实行一神教，而是要实行真正的个人专断和独裁。

西方学者对埃赫那吞本人及其改革动机提出了种种看法，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将这次改革归之于他的个人意志、品质和作用。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学者竟然将这样一场政治斗争，归之于埃赫那吞个人的“固执”、“癫狂”、“冷酷”、“极度不容异说”、“某种狂热和变态”、“受幻想支配”，是因为埃赫那吞的“血统中有很多外国血统”，而这帮助了他在始终缺少创见的埃及人中“显得突出”，在他的种族背景中有“雅利安血统的混合物”，等等。[17]这些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有些近乎人身攻击。不能想象，埃赫那吞领导的这样一场改革会是一个人的变态反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