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课程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2]

一

一直以来，“外国文学史”（或称“世界文学史”）作为一门课程虽然也被列为本科生基础课，但实际上往往不受重视，被很多人看成是边缘课程；在中文系的学科建设中，世界文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作为一个教研室，在规模上一般不能与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相比，甚至在个别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一直没有设立这个二级学科和相关的教研室。个别长期掌握学科评议大权的专家，站在外语系的国别文学的立场上，认为中文系的世界文学范围太大，不能建立博士点，导致硕士点和博士点的成立普遍落后于其他二级学科。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除了由于学科藩篱所造成的厚此薄彼的偏见之外，似乎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很好地予以回答和解决，诸如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与外语系的外国文学课程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在中文系搞外国文学研究有优势吗？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与中国文学史课程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开设外国文学史这门基础课是充分必要的？在这些疑问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在“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架构内，“外国文学史”就无法真正融入。虽然人们也意识到，中文系搞中国文学研究，不可以没有外国文学、世界文学的知识，但“外国文学”当然毕竟不是中国文学，而只是与中国文学密切相关的课程，这也就是“边缘”课程的意思。把外国文学放在中文系来讲授，其主要目的是开阔视野，丰富知识，使中国文学的评介和研究及其定性和定位有世界文学的参照。但是，仅仅这样的理由，现在看来还是不充分的。对中文系的这个二级学科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言，还是不够的。由于这些旧的问题没有解决，再加上一些新的消极迹象的出现，现在中文系的这门课程遇到了更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出现了生存的危机。

我所说的消极迹象之一，首先来自于政府部门的行政决策方面。众所周知，1998年，教育部对二级学科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时，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原有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起来，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被正式确定下来。最近若干年的实践也已经表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合并成一个新的二级学科，这样做在总体上是体现了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的。它充分考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文系原有的“世界文学”教研室（一般称为“外国文学教研室”）长期立足于中国文学进行外国文学教学与科研的既定事实和已有优势，有利于引导人们以“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和处理“世界文学”——当然包括中国文学——问题，因此这个方案基本上是积极的，有意义的。然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集思广益做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这个正确决策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令人深感意外和吃惊的失误：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中文系课程目录中，综合性大学中文系有外国文学史这门基础课，师范性大学却没有了。这对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这门学科的存续而言，可谓雪上加霜。

迹象之二，现在比较文学在中国呈方兴未艾之势，但似乎有很多人将“比较文学”理解为“比较文学概论”，在近几年各大学中文系纷纷将“比较文学概论”或原理或基本理论之类的课程增列为基础课后，原有的教授世界文学的老师，已将更多精力转向比较文学概论，而原有的外国文学史课程却相对地被忽视了，主要表现为课时量普遍较1998年以前有所减少，有的学校甚至减少一半以上。

迹象之三，在这种背景下，近来又有重点大学的教授公开发表了带有强烈的“外国文学取消论”、“世界文学取消论”意味的言论。有的教授表示，像现在这样用中文讲授外国文学不理想，应该用外语来讲外国文学才是，今后他所在的中文系打算聘请外语系的老师来讲这门课。他的意思显然是要把外语系的国别文学史的讲法移植到中文系来；又有教授从根本上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提出质疑，认为“世界文学”这个词儿是有害的，是不得要领的，因为“世界文学”无所不包，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某些大而无当的空疏的著述，都是“世界文学”这个空洞的概念惹的祸。因此建议今后我们这个学科只称“比较文学”，而摒弃“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而谁都知道，“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一旦抛弃，就无异于对中文系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课”釜底抽薪，掐粮断水。

迹象之四，在近来北京某大学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的外语系出身的学者，以非外语系的学者不能直接阅读原文为由，对中文系学者的发言表示不屑，并由此引论战。有的外语系出身的学者认为，只有能够直接阅读原文，才有发言权，因此在这种研究外国文学的学术会议上，中文系的人没有多少发言权。按照这种看法，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课的教师，绝大部分人只能通一门外语，却要将西方文学，或者东方文学，甚至是整个外国文学，都通讲下来，其教学质量和效果是值得怀疑的。

这些迹象都表明了，中文系的传统的“外国文学史”课程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在经历了多少年不受重视的状态后，现在又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样说似乎并非耸人听闻。

我认为，上述怀疑和否定中文系“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课程合法性的言论，对中国的学术事业、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对中国外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及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而言都不能说是积极的，在学理上更是站不住的。

这些否定论、取消论的言论与教育部的行政决策有关。为什么教育部在1998年把这门课从师范大学的基础课程中撤了下来？众所周知，一直以来，“外国文学史”都是全国各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基础课，而不分综合性大学或师范性大学，有关行政部门忽然作出如此决定，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当初本人在北师大中文系负责教学工作，却从未记得有关部门为此事征求北师大的意见。作为师范大学龙头的北师大的意见都没有征求，可以想象它会认真地征求过别的大学的意见吗？本来师范大学主要是培养中学教师的，中学语文课本上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的课文，是外国文学的译文，师范大学的学生不学外国文学，如何胜任相关课程？这已经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行政命令与学术、行政命令与教育教学规律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我本来没有这方面的发言权，因此在此不便多说。

相比之下，更值得注意的上述是来自学术界和教育界内部的“取消论”。

首先，对“世界文学”这个词的质疑和非难，是值得讨论和辨析的。众所周知，“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是由德国文学家歌德首先提出来的，它的提出和形成当然要早于“比较文学”。从空间范围对全球文学进行划分，我们得到了“民族文学”（国别文学），“区域文学”（如亚洲文学、欧洲文学、拉美文学），“东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我们的文学研究所起的作用非常重大。其中，“世界文学”作为从空间范围上对全球文学的最高概括，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尤其重要。考究起来，“世界文学”概念当有三重基本的含义，第一是作为“量”的“世界文学”，即“世界文学”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史的综合；第二个含义是作为“质”的“世界文学”，即世界文学是在世界上占有历史地位的、代表人类文学水平的文学，第三个含义是作为“观念”的“世界文学”，即“世界文学”是我们在进行文学思考和文学研究时所应持有的一种思维背景、一种思想空间、一种价值标准。“世界文学”的三个含义都具有“大”（范围大）与“高”（抽象程度高）的特征，这恰恰是这个学科研究的特点。如此看来，“世界文学”本身是一个学科概念，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和研究对象；而后来的“比较文学”概念的提出，显然得益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没有“世界文学”的意识，就不会有真正的“比较文学”的观念。“比较文学”的学科实质就对“世界文学”的相关性所进行的具体的学术研究。两者互为依存。“世界文学”是客观的实体概念，“比较文学”则是对世界文学的相关性进行学术研究的主体概念。抽掉了“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现在授课的主要形式是《比较文学概论》——则失去了“比较”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世界文学”、没有中外文学的完整的知识修养，拿什么做“比较”呢？那只能导致性“X比Y”的庸俗的比较模式更为盛行。所以，在今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不但不应淡化，更不能取消，而是应该进一步强化。因此，决不能说“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是一个“空洞概念”，从具体对抽象，从个别到一般，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世界”这一概念。况且其他学科以“世界”二字作修饰限定词的也有不少，例如政治学中有“世界政治”、经济学中有“世界经济”、历史学中有“世界历史”、宗教学中有“世界宗教”，等等，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学术概念乃至学科名称。以我孤陋寡闻，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哪个经济学者、或哪个历史学者，因为经济学领域或历史学领域出现了一些大而无当的空泛的研究选题，就归咎于“世界经济”、“世界历史”这样的概念，并主张取消“世界经济”或“世界历史”这样的名称，或干脆把经济系的“世界经济”学科、历史系的“世界历史”学科都改名换姓。这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与上述对“世界文学”的否定倾向密切关联，有人反对“世界文学”，似乎还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掌握一两种外语，因而也只能从事极有限的一两种语言文学的研究，谁能把“世界语言”都掌握？谁能研究“世界文学”？依照这种观念，只有那些懂得某种外语的人，才能资格谈论和研究某种文学，而不懂那种外语的人，肯定是一知半解、隔靴搔痒，遑论“研究”？

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其实无理。它成为外语学科出身的一些学人学术偏见的根源，并导致了一些深层问题的发生。

我想可以借鉴宗教学上流行的“原教旨主义”这个术语，把这种原语至上的观点称为“语言原教旨主义”或“原文原教旨主义”。语言原教旨主义认定“原文”或称原始性语言文本具有绝对神圣性和权威性，这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无道理的。但人类在发展和进步过程中，往往并不无条件地认可原文的神圣性，而出于种种原因对原文进行翻译和诠释，并在翻译或诠释的过程中对原文有所损益。因此，“原文”或“原典”本身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东西，而不能把它看成是绝对的东西，否则就走向了“原文原教旨主义”。例如，人们都熟悉的《旧约圣经》，原本是用希伯来文写出来的，后来翻译成希腊文，又翻译成拉丁文，后来又根据拉丁文翻译成德文、英文、法文，后来又根据英文翻译成中文。按照“语言原教旨主义”的观点，这样几经翻译，早已没有了《旧约圣经》，根据这些译本谈什么宗教！统统都靠不住；再如，佛经绝大部分是中国人根据印度梵文及巴利文翻译出来的，只有懂梵文的才配谈佛经，而那些根据汉译佛经来研究佛经的人，都是靠不住的。然而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会有谁赞同呢？在印度，佛经原作差不多不见了，难道东南亚各国依照自己的民族语言翻译出来的佛经来信仰佛教，缺乏合法性吗？难道根据汉译佛经研究佛教，是靠不住的吗？再以政治学为例，以“语言原教旨主义”的逻辑，只有懂俄文原作的，才最理解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也最有关于马列主义的研究与发言权；照这样的逻辑，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精通俄文的王明最能理解列宁、斯大林，而不懂俄文的毛泽东等，则不配谈马列主义——当年王明本人等其他一些“海龟派”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历史早已经证明，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了。

再回到文学问题上来，依照语言原教旨主义的逻辑，只有能够读莎士比亚英文原作的，才有关于莎士比亚的发言权，只有能够直接读孟加拉文的，才有谈论和研究泰戈尔的资格，只有直接读德文原作的，研究《浮士德》才具有权威，只有能读法文的，才能谈巴尔扎克……照这样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懂得世界上的几千种语言，因而我们也不可能懂得“世界文学”，更不能研究“世界文学”，所以，“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没有用处，是虚的，大而无当的，应该摒弃的。

按照这样一种逻辑，“世界文学”对每一人而言，都是虚幻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你没掌握“世界语言”，当然也就不能谈“世界文学”；按照这种看法，由于鲁迅只懂日文，稍懂德文，所以鲁迅关于俄罗斯文学、东欧文学、英国文学的大量评论和看法，都没有学术上的价值；同样，由于郑振铎只懂英语，而不懂梵语、孟加拉语、波斯语、日语等其他一切东方语言，因而他在《文学大纲》中花了那么多篇幅论述的东方文学，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事实上，中国懂英文、懂俄文、懂日文等东方语文的，不可计数，然而他们对俄罗斯文学、对东方文学的理解和见地，却未必超过鲁迅和郑振铎。

我认为“语言原教旨主义”是一种纯粹理想化的、乃至有点偏执倾向的文学观念。从根本上说，这种观点来自于一种“话语霸权垄断”心理——因为我懂原文，所以我的发言才最有权威；因为我懂原文，我自然和天然地就是这个方面的权威专家，你们只能听我的。而那些通过“翻译”、通过译本进行外国文学评论和研究的人，都缺乏可靠性和科学性。换言之，这些人在宣扬“原语”的唯一神圣性的同时，实际上是在伸张自己对“原教旨”解读的权威性。说得严厉一些，是一种学霸作风。一个学者，假如他的学术成果的数与量都很可观，事实证明他在这个领域中最有研究，我们倒不得不承认他的“霸”、他的“阀”是有厘头的，可是“语言原教旨主义者”虽然是可能有“洋”博士的身份，甚至据说或自称“外文说得比中文都好”，但假如拿不出多少成果来，又如何服人呢？实际上，语言只是工具，掌握了工具并不意味着能够创造。那位声称掌握了十三种外语的所谓“奇人”王同亿先生，在学术上却没有别的造就，到头来却只编出了劣质的《语言大典》之类的垃圾辞典，令学术界人人喊打。相反的例子是仅仅粗通日文的梁启超，在短短的五十六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涯中，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千五百万字的庞大规模的著作，他对外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佛经的研究，跟那些懂原文的人比较，到现在看仍然是高水平的。可见外语能力决不等于学术智慧和学术创造力。

强化学术智慧、提升学术创造力所需要的知识，也决非只有通过直接阅读原文才能有效获得。以我这样的中年人目前所具有的知识结构而言，我们关于外国、关于世界知识的大部分，并不是直接靠读原文得来的，而是靠读译文得来的。我本人愿意自豪地承认这一点，而没有丝毫的羞愧和不安。上帝造人的时候，本来不想让人们懂得外语并彼此沟通，所以打碎了巴别塔，变乱了人们的语言。我们一生中能够掌握的，听说读写都无问题的语言，充其量只有一两种而已，这是常人的宿命。但人们却又建立了另一种巴别塔，即翻译的巴别塔。只要我们肯读译文，我们完全可以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在如今的信息社会，在翻译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既没有多大不便，也没有什么缺憾和遗憾。因为，好的“翻译”、“信达雅”的译作，对于读者是可靠的，对于研究者也应该是可靠的。在文学方面，我们相信优秀的翻译文学家，应当像相信优秀的作家一样。翻译文学中迫不得已丢掉的那些东西，那些“过”或“不及”的地方，翻译家却以自己的独特创造给予了补偿。以我个人的体会，有时候，我已经读完了原作，但我仍然希望再读那些高明的翻译家的译作，因为自己在读原文的时候，常常不如翻译家那样专注、细致，理解和表达也常常不如翻译家那样精彩到位，翻译家毕竟是翻译家。他常常比我们自己的阅读更准确可靠。所以，我钦佩、并由衷地相信那些高明的翻译家（这也是近年来我以撰写翻译史的方式热心地为翻译家树碑立传的原因）。我认为，根据翻译家的优秀译作来阅读并研究外国文学，来总体了解和把握世界文学，是完全可行的。即使有时候在纯语言层面上的研究——如“英美新批评”的那样的文学语言学那样的研究——会有局限和困难，但研究者在选题上自然会想办法回避这些局限。

那些“语言原教旨主义”者，自己通常也做翻译，而且有人还以翻译为主业。那么请问：您认为您自己的“翻译”可靠吗？如果您的翻译与“原教旨”（原文）有那么大的背离，您为什么要作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来贻误别人呢？您为什么出版胡译乱译的东西而不对读者负责任呢？如果您认为您的翻译“信达雅”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神韵，并非靠不住的东西，那么您又有什么理由认定，通过您的翻译而了解的那个作家是不可靠的，通过您的翻译来研究那个国家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呢？

二

归根到底，中文系外国文学史基础课所遭遇的挑战与危机，不是仅仅靠辨析和辩护所能济事，要摆脱危机，根本的出路还是改革。因此，以上我表示反对“世界文学”取消论，反对“语言原教旨主义”，呼吁进一步确认翻译及文学翻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其目的是为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基础课这门课程的改革提出相关思路。

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在哪里？我认为就在“翻译文学”。一言以蔽之，我主张用“中国翻译文学史”，来改造“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课程。

首先，这么做是为了“正名”。而“正名”是为了确认它的合法合理性。中文系的学科内涵是“中国语言文学”，外延也应该是“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各知识领域”，中文系的课程体系，应当涵盖“中国语言文学的各知识领域”。按照这样的理解和界定，在许多人看来，外国文学是外国文学，当然不是中国文学；换言之，“外国文学”当然不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范围，因此在中文系开设这样的必修的基础课是否必要就成了疑问，“外国文学史”这门课程就必然处在了“名不正，言不顺”的窘境中。可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现在的中文系开设的各门基础课程，是否已经囊括了、覆盖了中国语言文学的各个知识领域？

我的回答是：没有。因为“中国翻译文学”没有被包含在其中。

“中国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殊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观点，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我在《翻译文学导论》等著作中，都做了充分的论述，目前学界的大多数人已经逐渐对此达成了共识。然而，现在的中文系的基础课程中，却没有这门课。既然“中国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翻译文学当然就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各知识领域”中的一部分，它在中文系的课程体系中就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应该学习中国翻译文学，否则他的专业知识结构就不完整。而且从根本上说，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最大宗旨、或者说它存在的最大理由，就是传承中国语言文学及相关的精神文化，并以此来提升和加强国民的精神文化教养。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是文化传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将一些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传承下去，首要途径之一就是将这些精神文化作为知识形态，列入其教育体制中。中国翻译文学，如果从佛经翻译文学算起，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我国精神文化的一笔独特的宝贵财富。所以，有必要将中国翻译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我国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纳入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而纳入教育体制的关键步骤，就是将其课程化。

目前的情况是，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不讲古代的佛经翻译文学，现代文学史没有傅雷、朱生豪等翻译家的位置，讲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作家时，也不讲他们在翻译文学上的贡献。鉴于“翻译文学”与“汉语言文学”并不是一回事，各有其自身规律和特征，要将中国翻译文学包含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中，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在各门中国文学史课程之外，开设一门独立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课程。

而实际上，传统上中文系所开设的“外国文学史”课，老师用中文讲授，要求学生阅读的是中国翻译家翻译过来的译作（翻译文学），而不是外文原作，所以它本来就具有“翻译文学史”的性质；在这门课程中，老师们所讲述的、学生们所学习的，与其说是外国文学，不如说是翻译文学。这一点只不过没有被自觉地意识到罢了。

我认为，用中文来讲授外国文学，其本质上是一种广义上的“翻译”。换言之，当我们把外国文学转换为中文来讲述的时候，自然就融入了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和阐释。伴随着我们自己的学习、理解和阐述，我们在逐渐地吸收外国文学，使其成为自身肌体的一部分，外国文学已不是外国文学了，正如我们吃了牛肉，消化并吸收了，牛肉已经不再是牛肉，牛肉已经融化为我自身的一部分了。长期以来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吸收和消化工作。因此其意义不可低估。可以说，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消化和吸收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在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中，将外国文学课程中文化。用中文讲述外国文学，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中外文学与文化碰撞和融合，因而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用中文讲述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便在中文、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受到过滤、得到转换、得以阐发，也就是化他为我，其本质具有“翻译文学”的性质。这门课不单纯是“史”，更具有文学理论的特征。所以，在中文系用中文讲授外国文学，与在外语系使用外文讲授的外国文学，其宗旨和效果都是根本不同的，也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因此，将外语系的国别文学史照搬和移植到中文系来，是不可行的。

如果我们对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性质达成这样的共识，那么，提出以“中国翻译文学史”来改造“外国文学史”，将原有的“外国文学史”课程转换为“中国翻译文学史”课程，就是非常自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然，这还需要完成立场角度和观念方法的转换。

原来的“外国文学史”课程，是努力站在外国文学的角度与立场上，现在的“中国翻译文学史”课程，则要求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上，把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来讲授。它绝不是外国文学史课程的取消，而是外国文学史课程的强化和转化。《中国翻译文学史》这一课程的特点，就是不满足于只讲“外国文学”，还要讲“外国文学”如何通过翻译家的再创作，转化为“翻译文学”，也就是站在中国文学及翻译文学的立场上讲外国文学。这样一来，中国文学史自身的发展演进线索就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纵向坐标。在这个坐标上，中国翻译文学家就成了中心点，“中国翻译文学史”课程首先是肯定和张扬翻译文学家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使优秀的翻译家作为中国文学的功劳者，与著作家一样获得应有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在《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纵向构造上，要摆脱以往的外国文学史模式，在尽可能描述外国文学自身发展演进历程的同时，应当将重点放在描述中国翻译文学史自身的发展演进历程及其规律性的探寻上面。对外国文学史上的文学思潮、运动、作家作品的轻重权衡和甄别取舍的依据和标准，主要不是外国文学史自身的标准，而是中国翻译文学史的标准，即根据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用的大小多寡深浅，来确定其主次轻重。例如，英国的《牛虻》，或许在英国文学史上没有什么重要位置，但在中国文学翻译文学史上，却有重要地位，并应予以确认。

这样一来，《中国翻译文学史》与原先的《外国文学史》就有了显著不同，它已经不单是外国文学的介绍和赏析了，而是进入了“研究”状态，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与外国文学的对话；这样一来，《中国翻译文学史》既是中国文学史，也是站在中国翻译文学立场上所看到的外国文学史；《中国翻译文学史》既是与世界文学密切相关的中国文学史，也是站在中国文学立场上所观察到的世界文学史；《中国翻译文学史》既是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史，也是一种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比较文学史——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翻译文学史”这门课程的实质。因此，用《中国翻译文学史》改造过的《外国文学史》，绝不是《外国文学史》的取消，而是《外国文学史》的强化——强化其比较文学的属性，强化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强化这门课程的学术性，从而加大其深度，拓展其广度。

《中国翻译文学史》既然称为“文学史”，当然也就应该包括文学研究的应有的内容。除了纵向的加强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线索的梳理和描述外，在横向上，还要进行对名家名作的赏析与批评。特别是注意对翻译文学文本自身的鉴赏与批评。理想的状态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重要的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分析，看看翻译家如何创造性地将原文译成中文。这样一来就大大地增加了讲授的难度，对教师的外语、外国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的修养，标准要求都提高了，对学生的接受水平的要求也提高了。当然，承担中国翻译文学史课程的教师，无论何人，都不可能通晓所涉及的所有外语语种和原文，但我们直接面对的是翻译文学，在原文不在场的情况下，也可以对译文本身进行赏析。例如，戈宝权译高尔基的《海燕》，一位中文修养足够的教师，完全可以在不懂俄文的情况下，感受和体会到译文本身的美并把这种美传达出来。二十多年前我的中学教师（他不懂俄文）就是这样做的，这至今令我难忘。也就是说，我们把优秀的翻译文学看成是翻译家的再创造，看成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类型。中国翻译文学史所鉴赏所批评的对象，不是外文原作，而是翻译家的译作。在这里，一个教授中国翻译史课程的教师，其外文修养自然是越高越好，但更重要的，还是中文水平，是良好的中文感受力，是较高的文学与美学理论的修养。

将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基础课，改造为“中国翻译文学史课”，我认为势在必行，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我认为这个工作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在现有的“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框架中，注入“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观念、角度和方法，也不妨说借“外国文学史”之名，行“中国翻译文学史”之“实”；第二步再争取改变这门课的“名”（不过在中国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下，为一门课程改“名”谈何容易）。就我本人的实践而言，我目前只是初步尝试做到了第一步。而要做到第二步，必须有学术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必须写出高水平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教科书。这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但愿有意于、有志于这项工作的同行们，今后齐心协力，加强合作，为新世纪我国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为中文系的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做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