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译本批评的缺失与综合性《翻译文学史》的局限

近三十年来，翻译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各种各样、厚厚薄薄的《中国翻译文学史》陆续出版，有的是通史，有的是“20世纪”之类的断代史。这些不分语种、不分国别对象的综合性翻译文学史，是翻译文学研究全面展开的必然表现，也是系统梳理翻译文学纵向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其价值和用处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这样的综合性“翻译文学史”，也有许多不可克服的局限。首先，由于涉及多语种，它不可能由一个、乃至两三个作者来完成，往往需要一批作者共同完成。多人写史，难免在学术思想、知识水平、文字风格等方面参差不齐，若遇上挂名的主编，无法对全书加以细致统稿，便必然杂凑成书，各章节血脉梗阻、文气不畅，很难称为一部统一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这样的“翻译文学史”执笔者，大多没有文学翻译的经验，若加上外语水准低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翻译家，就不敢对翻译家的译作做出分析批评。作为“翻译文学史”基本要素的译本分析，就只好放弃，于是就将“翻译文学史”写成了“文学翻译史”。其特征是没有文本分析，只有关于文学翻译的事件和史料记载的历史。这样的“文学翻译史”大多写翻译家的生平、翻译家的翻译动机、译者自述、原作家对翻译家的影响、译作出版，写得好的还谈到读者的接受情况等。相对而言，这样的文学翻译史比较好写，因为即便不作译本分析，也能把书写得很厚很长。

然而，翻译文学史作为“文学史”，与一般历史著作的不同，正在于它必须以文本分析作为基础。换言之，没有文本分析的文学史不是真正的文学史；没有译本分析的翻译文学史，也不是真正的翻译文学史。

诚然，即便是上述那样的没有译本分析批评的“文学翻译史”，作为入门书在一定时期也是需要的。在翻译文学研究的初级阶段上，出现较多的此类文学翻译史书，也是很自然的。但是，翻译文学史研究要深化，就不能以此为满足。否则，这样的文学翻译史即便越写越多，越写越厚，在学术上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推进。

二、应该有多角度、多样化、专门化的翻译文学史

因而，今后的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不能以此与满足，应该有多角度、多层次、多样化、专门化的诉求。

我认为，在上述的综合型翻译文学史（实际是“文学翻译史”）之外，翻译文学的类型还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以“国别”为范围的翻译文学史，如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史之类；这样的翻译文学史是翻译文学研究的基础，可以由通晓某种外语、又懂得翻译文学的专家来承担。但很可惜，三十年来，这样的翻译文学史进展不大，相关著作也很少见。

二是以“语种”为范围的翻译文学史，如“中国的英语文学翻译史”、“德语文学翻译史”之类。这类翻译文学史的范围比国别史的范围稍大，但由于语种相同，极有可操作性。目前，德语方面已有卫茂平先生的相关著作出版，而最应该写的大语种的《中国英语文学翻译史》之类的著作却一直未见问世。

三是断代的国别翻译文学史，或断代的语种翻译史，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俄国文学翻译史，新中国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史之类。这样的断代文学史，是前两种翻译文学的基础的前期性的工作。断代的先写出来，“整代”的也许就可以随之慢慢出世了。

除了国别、语种的翻译文学史之外，还可以立足于不同的“学科”立场，来撰写带有学科色彩的翻译文学史。这里大约也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是立足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翻译文学史，它主要是将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现象，强调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呈现，从传播与接受、影响与回返影响的角度，揭示出翻译（包括翻译家、译本等）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功能和地位。

第二是立足于语言学立场的翻译文学史，重点是对译本做语言学层面的批评，用语言统计学、语义分析学的方法，重视翻译语言技术层面上的分析。

第三是立足于比较文学的翻译文学史，超越具体的语言层面，强调翻译文学是一种跨文化的文学关系与文化交流，特别重视其文化变异现象，对“创造性叛逆”给予正面评价，注重译作对原作总体风格的呈现和传达。

三、不同学科立场的翻译文学史之价值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在这三种不同学科立场的翻译文学史中，立足于历史学和文化交流史立场的翻译文学史，一般都不需要深入到译本内部做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而只是对译本外围的相关史料加以清理和陈述。乍看上去，这种翻译文学史与上述的综合性文学翻译史，在不触及译本内部构造这一点上，似乎很相似，但实则有很大不同。现有的综合性文学翻译史，主要是立足于本国文化立场，主要笔墨用于文学翻译与本国文学的关系、与本国社会文化的关系、与本国读者的关系。而文化交流史立场上的翻译文学史，侧重点则是翻译文学、翻译家、译本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之“媒介”的作用和价值，尤其重视译本与原作之间、翻译家与原作家之间的互动关系，重视翻译家与译本的文化旅行的跟踪。最重要是的，它不仅要写“外译中”即“译入史”，还有研究“中译外”即“译出史”，并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这样的角度，是现有的综合性文学翻译史所普遍缺乏的。之所以缺乏，是因为有关资料来源不仅涉及国内，更涉及国外，资料信息收集和处理是跨境性的，因而，这类翻译文学史研究写作的难度相对较大，学术文化价值也更大。

立足于语言学的翻译文学史，与立足于比较文学的翻译文学史，在强调译本分析方面是有共通性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立足于语言学的翻译文学史，尊奉的是语言学的价值观，主要是从词汇转换、语法结构、语篇的改变等角度，来分析译本，从而做出语言学立场上的对与错、准确不准确的判断。这样的译本分析，主要目的是以文学译本为剖析对象，为了给语言学习者、研究者提供案例，宗旨是从字句、语法的层面上切磋、琢磨翻译技术。这样的翻译文学史很适合用于外语学院翻译专业教学使用。但可惜的是，在如今外语专业热热闹闹的翻译学学科建设中，这样的翻译文学史仍然付之阙如。

同样是译本分析，立足于比较文学层面上的翻译文学史，与立足于语言学层面的翻译文学史，其学术立场与价值观却迥然有别。比较文学立场的翻译文学史的译本分析，重点不在词汇句法等纯语言的基础层面，而是注意在翻译过程中，哪些东西因为文化、文学或美学上的原因，而不得不发生变异或改变；关注翻译家如何通过有意识的语言扭转、意象转换、形象改变等，将原作纳入译入国的文化语境中，即实现译本的“归化”，同时有效地传达原作的总体风格。因此，比较文学立场的翻译文学史的译本分析，重点不是语言的对错、准确与否的判断，而是比较文学最为重视的文化变异现象。对翻译文学而言，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所谓“创造性叛逆”现象。“创造性叛逆”是语言学层面上的译本分析所坚决排斥和否定的，却又是比较文学层面的译本分析所特别推崇并高度评价的。在语言学层面上来说，对原作的不忠实翻译等叛逆现象，实是一种“破坏性叛逆”，决不值得提倡。在我国翻译界，这两种译本价值观有着针锋相对的冲突。例如，翻译家、译论家江枫先生，坚决反对“创造性叛逆”推崇与提倡，并认为这种主张是近年来翻译水平下滑、胡译乱译的祸根；而比较文学家、译论家谢天振先生，却充分肯定“创造性叛逆”的作用与价值，两种学科立场的价值观是泾渭分明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者翻译观要想达成和解与统一，还有许多困难，因而两种翻译文学史也可以同时并存。

总之，不同类型和层次翻译文学史，根本的差异在于有没有实现研究对象（国别、语种）的专业化和专门化，更在于有没有具体细致的译本分析或译本批评；在做译本批评的时候，是依据语言学的标准，还是比较文学的标准。专业化、专门化的翻译文学史，是学术质量的保证；而具体细致的译本分析或译本批评，是翻译文学史应具有的“文学史”特性的标志。只有在专业化、专门化的翻译文学史研究有了充分积累后，高水平的综合性翻译文学史才能在此基础上写出来，并且写好，这是我们所期望于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