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是翻译文学的纵向的综合的研究。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最初并不是独立的研究领域，它是与一般翻译史的研究融为一体的。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的长文《翻译文学与佛典》将佛典翻译中的翻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30年代阿英的《翻译史话》、80年代初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后扩充为《中国翻译史·上卷》）都将翻译文学置于一般翻译史中加以描述。王克非编著的《翻译文化史论》，热扎克·买提尼牙孜教授主编的《西域翻译史》都不专论文学翻译，还含有不少翻译文学的内容。然而，中国翻译文学研究要在翻译研究中脱颖而出，中国翻译文学要成为一个不同于翻译学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既取决于研究者在理论上如何建构，更取决于能不能描述和总结出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发展规律。这就需要将中国翻译文学史从一般翻译史中剥离出来，抽取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对中国翻译文学史进行独立的研究，是以1989年陈玉刚主编、李载道、刘献彪等五位撰稿人合作撰写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问世为标志的。此后翻译文学史的著作陆续出现，有译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孙致礼编著《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延礼教授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王向远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王向远著《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等。

笔者认为，翻译文学史与一般的文学史在内容的构成要素方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特殊的地方。一般的文学史有四个基本要素，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读者；而翻译文学史则有六个要素，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翻译家—译本—读者。前三种要素是以原作为中心的，后三种要素则以译作为中心，翻译文学史应把重心放在后三种要素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译本”或称“译作”。以“译本”为中心的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研究，它一般不深究翻译家的操作过程，而是把研究对象“译本”作为一种已然的客观存在，从而对译本加以分析、判断和定位。翻译文学史应解决和回答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译？即分析翻译家的翻译选题的动机，这种动机与社会、时代及其翻译家个人的思想观念、文学兴趣的关联，翻译家与所译作家作品之间的事实上的或精神上的联系等。第二，译的是什么？这就需要适当地介绍和分析原作，但不是孤立地分析原作，而是应该站在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第三，译得怎么样？就是要对译本进行各种层面的分析判断，包括语言技巧的层面、整体风格的层面，必要时还要与其他的复译本进行比较与鉴别。第四，译本有何反响？就是注意收集有关译本的读者反响的材料，包括一般读者，但更重要的是业内读者的评论文章，还要研究一种译本的印刷版次与发行数量，甚至是被盗版和盗译的情况。在现代化图书室中，还可以查阅到一种译本的读者借阅频率，这些都是评价读者反应的客观依据。

根据研究的范围角度的不同，可以将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断代性的翻译文学史；二是专题性的翻译文学史；三是综合性的翻译文学通史。

断代的翻译文学史，是以某一特定时代的翻译文学为研究对象。中国翻译史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传统，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翻译文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面貌。尤其是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间，翻译文学史独立发展，译作数量庞大，译坛与文坛、翻译与评论、作家与翻译家、翻译家与出版社（商），翻译文学与政治局势的关系等，都十分纷繁复杂。在条件不成熟、研究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全面铺开的综合的研究有着很多困难，而断代的翻译文学史可以使研究者集中研究翻译文学史的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可以使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以免精力有限，务广而虚。在断代的翻译文学史方面，已有的著作是1996年出版的孙致礼编著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和1998年出版的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实际上既是断代的翻译文学史，也是以欧美文学翻译为专题的专题文学史。以翻译文学的史实、翻译活动的记述为中心。作者在史料上下了很大功夫，统计出了十七年间出版的英美文学译作四百六十种，并作成表格附录于后；提到和评介了三百多位翻译家，重点评述了二十六位重要的翻译家，包括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卞之琳、曹未风、方平；诗歌翻译方面评述了方重译乔叟、朱维之译《复乐园》、王佐良译《彭斯诗选》、查良铮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袁可嘉译英美诗歌、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小说翻译方面评述了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张友松翻译的马克·吐温小说、周煦良译《福尔赛世家》、韩侍桁译《红字》、曹庸译《白鲸》、杨必译《名利场》、吴劳译《马丁·伊登》、王仲年译欧·亨利小说等，还评述了综合型翻译家傅东华、张谷若、黄雨石、王科一等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在评述翻译家的翻译成就时，作者将基本史料的陈述与作品文本的分析结合起来，采取了将英文原作与译文抽样加以比照的方法，来说明翻译家译笔的特色。郭延礼教授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研究的是19世纪70年代至1919年间的中国翻译文学。作者统计出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出现的翻译家或译者二百五十人左右，共翻译小说二千二百六十九种，诗歌近百篇、戏剧二十余部。上篇以翻译文学的文体形式分类，在总述中国近代文学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特点之后，分专章论述了近代翻译文学理论、诗歌翻译、小说翻译、政治小说翻译、侦探小说翻译、科学小说翻译、戏剧翻译、伊索寓言翻译等。下篇以重要的翻译家为单元，分章评述了包括梁启超、严复、林纾、苏曼殊、马君武、周桂笙、奚若、吴梼、伍光建、曾朴、陈景韩、包天笑、周瘦鹃以及周氏兄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及其成就，还分析了翻译文学对中国近代文体类型、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景物描写等多方面的影响。

专题性的翻译文学史在研究的角度上可以多种多样。例如，可以从文学题材的角度，研究我国的小说翻译史、诗歌翻译史、戏剧文学翻译史等；也可以从国别或语种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史、法国文学翻译史、英美文学翻译史、德语文学翻译史、东方文学翻译史、日本文学翻译史等。专题翻译文学史的研究目前还十分的缺乏，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孙慧双著《歌剧翻译与研究》和黄杲炘著《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两书，属于以文体为角度的专题研究，但作者并没有明确的“史”的意识，还不是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著作。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和《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则是迄今仅有的以国别和地区为切入点的专题文学史的研究。前者系统地梳理和评述了20世纪中国翻译日本文学的历史，将这一历史过程划分为清末民初、20至30年代、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年、80至90年代五个历史时期。在研究写作的过程中努力贯彻作者在《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33]一文中所提出的学术理念，此外还特别注意交代不同时期的中日关系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影响，凸现时代特色，在全面收集和利用原始材料的同时，突出名家名译。总的看来，以国别或语种为切入点的专题文学史研究还远远不够。而如果这样的专题翻译文学史没有充分的积累，则真正系统翔实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就会缺乏基础，因此，以国别为切入点的专题翻译文学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是翻译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最基本的方式。它可以由个人独立完成，并有可能很好地体现出学术个性，保证研究的深入。在这种国别性的、某一语种的翻译文学史，尤其是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罗斯文学、德语文学、日本文学、西班牙语文学、印度文学等主要国家和语种的文学翻译的历史有了全面的研究积累后，才会出现综合性的、集大成的、高水准的《中国翻译文学史》。

除了上述的三种研究形态之外，还出现了有关综合性的研究成果。那就是以“词典”即工具书形式出现的百科综合性、集大成的成果。需要提到的有两种。一种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收录了古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近一千位翻译家的生平资料，分“古代”和“现代”两部分编排。其中现代部分的大多数为文学翻译家。该词典为翻译史及翻译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入门书和工具书，填补了一个空白。1997年，由林煌天先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长达二百四十多万字的《中国翻译词典》，收录词条三千七百余，内容涵盖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术语、翻译家、翻译史话、译事知识、翻译与文化交流、翻译论著、翻译社团、学校及出版机构、百家论翻译等各个方面，其中与文学翻译有关的条目占了大部分篇幅。书后还附有《中国翻译大事记》《外国翻译大事记》《中国当代翻译论文索引》等七种附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翻译及翻译研究的集大成，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翻译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出版几年来自然得到了翻译圈内的不少肯定和赞扬。许钧教授认为：“这部《中国翻译词典》可作两种解释：一是一部有关‘中国翻译’的词典；二是一部‘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翻译百科全书，有资料积累意义上的兼收并蓄，更有学术探索意义上的开拓进取。”他说：“译界几位有幸先读到这部词典的同行与我有一个同感，都觉得这是译学建设的‘一项真正的基础工程’。这样的评介，不知译界的其他朋友是否赞同，但我相信历史会给这部词典充分的肯定。”[34]许钧教授的翻译评论文章一向十分严谨，给予这样的估价是相当难得了。但是，由于该词典工程浩大，还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不尽人意和令人遗憾的地方。[35]它既然是开创性的，就难免带有相当程度的草创的印记。尽管如此，《中国翻译词典》的出版还是从一个角度集中展示了中国翻译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标志着我国的翻译研究及翻译文学研究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也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翻译研究及翻译文学研究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展现了中国翻译、翻译研究及翻译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1] 载《中国翻译》，1987（3）。

[2] 载《外国语》，1988（3）。

[3] 谭载喜：《翻译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4] 载《中国翻译》，1989（1）。

[5] 载《中国翻译》，1993（2）。

[6] 刘宓庆：《文体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7]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8]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9] 刘宓庆：《文化翻译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10] 张泽乾：《翻译经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11] 张经浩：《译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

[12] 乔曾锐：《译论——翻译经验与翻译艺术的评论和探讨》，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13] 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14] 张经浩：《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见《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5] 劳陇：《丢掉幻想 联系实际——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载《中国翻译》，1996（2）。

[16] 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5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7]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18] 许钧：《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19] 张今：《文学翻译原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20] 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英文版），北京，中共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21]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2]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台北，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23] 郑海凌：《文学翻译学》，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

[24] 蔡新乐：《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美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25] 施康强：《翻译的情与爱》，载《中华读书报》，1996-11-27。

[26]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0年修订版。

[27] 笔者见到的印象较深的文章只有钱剑锋的《严复的“雅”与二叶亭四迷的“言文一致”》（见《翻译与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但研究的还不是中日译论的传播与交流问题，而是平行的比较研究。

[28] 据谭载喜在《翻译学》的前言中说，本来湖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的编辑约他写的是《中西翻译比较概论》，“后因种种原因写作计划有所变更，改以这本《翻译学》代之”。以谭载喜对西方翻译史和西方译论的熟知而最终未能写成专书，或可从中看出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困难性。

[29]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30] 载《社会科学》，1983（1）。

[31] 载《人物》，1985（5）。

[32] 载《杭州大学学报》，1993（3）。

[33] 王向远：《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4）。

[34] 许钧：《历史会给予肯定——评〈中国翻译词典〉》，见《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170页、17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5] 第一，《中国翻译词典》收录了不少有争议的、属于某人个人看法的词条，甚至是缺乏科学性、有着明显理论缺陷和时代局限的词条，如“现实主义翻译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翻译方法”之类。第二，在翻译家词条的收录上，似乎过多地依赖了1988年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更多地局限于“中国译协”会员内部，缺乏第一手新材料，因而遗漏了不少不该遗漏的重要翻译家，像50年代后成名的多语种老翻译家潘庆舲、日本文学翻译家萧萧、印度文学翻译家刘安武、波斯文学翻译家张鸿年、阿拉伯文学翻译家李唯中、英国散文翻译家刘炳善、匈牙利文学翻译家兴万生等。即使用什么样的严格标准来衡量，都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现年60岁左右的著名中年翻译家遗漏的就更多，如郭宏安、施康强、辜正坤、吴劳、高慧勤、王永年、沈志明、瞿世镜、冯汉津、蒋学模、张铁夫，等等。第三，对已收录的当代人物，缺乏近十年来新的材料补充，故对其人的评价不全面，如692页收了词典编纂家“王同亿”一条，却对近十几年来文化学术界对王同亿所编一系列词典的剽窃、胡编乱造的猛烈批评丝毫没有反映，导致对人物评价以偏概全，缺乏历史感。第四，对翻译研究专家、译学理论家重视不够，许多重要的人物没有收录，如中国香港地区的王宏志、孔慧怡，上海的谢天振等。第五，对近十几年来若干有开创意义的研究著作的收录也太少，如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第六，对90年代翻译理论界的重要的学术争鸣，如翻译文学国别属性之争、传统译论与外来译论之争等也没有列出词条。第七，有的词条释义不周不全，如在介绍翻译家的译作成果时大都不标明出版年份，又如“《翻译通报》”条，只讲该刊的创刊时间，却不讲停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