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翻译家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许多翻译家对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翻译观都做了总结，并形诸文字。有的翻译家和理论家还提出了极有理论价值的概念、范畴、命题和见解主张。对此，近年来翻译界已有人下大力气做了收集和整理，出版了若干重要的资料集。较早的有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的刘靖之先生编的《翻译论集》。罗新璋先生编、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的《翻译论集》，收集自汉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千七百年间有关翻译的文章一百八十余篇；中国译协和《翻译通讯》编辑部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集》，分两册分别辑录了1894至1948年和1949至1983年间散见于各种书刊上的有关论文一百一十篇，其中多数文章为文学翻译家所写的涉及文学翻译的文章。1994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杨自俭、刘学云编选的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新论（1983～1992）》，该书在编选的时间范围上显然是承续外研社的《翻译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983至1992共十年间发表的四十八篇文章和专著节选六篇。1998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南京大学许钧教授主编的翻译论文集《翻译思考录》，在时间上基本承续《翻译新论》，编选了1998年之前约十年间的有代表性的翻译研究文章八十多篇。郭建中编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的《文化与翻译》，是一部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及文学翻译的论文集，王寿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和许钧编著、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为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及译学理论提供和保存了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集的编纂与出版，也为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

在这些翻译经验谈和翻译的理论见解中，有关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内容最多，也最有特色。讲述和总结文学翻译经验和体会的都是文学翻译家；而要把这些经验体会加以研究，加以深化，就可以大致形成文艺学派的译学理论基础，基本上属于我们所说的“翻译文学理论”。“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是国际上翻译研究中的两个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的学派。在我国，语言学派（科学学派）的研究尚不成规模和气候，而相比之下，文艺学派的传统背景深邃丰厚，思路活跃，成果突出，在全部翻译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在今后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是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首先，我们需要总结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经验，并尝试建立独立的翻译文学的理论框架或理论体系。写出《翻译文学导论》《翻译文学原理》《翻译文学基本理论》之类的总体上描述翻译文学的性质、地位及特征的著作，以补充一般的《文学概论》的不足。关于这一点，笔者已经在本书序言中论及，此不赘言。

其次，是对翻译文学理论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进行深入的研究，如“直译”与“意译”、“信达雅”、“神似”与“化境”等。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大量的文章出现，围绕着这些概念范畴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其中有些争鸣有利于理论探讨的深入，而有些争鸣则是因为论争双方分别站在了“翻译文学”和“非翻译文学”，即文学立场和科学立场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各执一端，各说各话。以专著的形式对上述有关概念范畴进行深入研究的还太少，迄今只有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沈苏儒先生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冯建文先生的《神似翻译学》两本书。沈苏儒的《论信达雅》是我国第一部专论“信达雅”的著作，以严复的“信达雅”说为坐标，在纵向上对近百年来不同的翻译家、学者对“信达雅”的内涵、价值等的不同看法做了梳理，表明大部分人对“信达雅”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一百年来作为翻译工作者所遵循的翻译的总原则，信达雅说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还没有其他的译论可以取代。在横向上，沈先生考察了在我国流传较广的几种外国译学学说，其中包括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费道罗夫的“等值论”、奈达的“动态对等论”、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等，并与严复的“信达雅”说做对照，进而从翻译的本质论、翻译的实践论上，分析了“信达雅”说在理论上的巨大的概括价值。认为照搬外来翻译理论并取代在我国翻译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信达雅”这样的译论是行不通的。沈先生认为，翻译的实践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理解原作，第二阶段为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原作的内容；第三阶段是使译作完善。“信达雅”分别是对这三个阶段的翻译要求的最精练的概括。他认为不能局限于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对“信达雅”的有限的解释，后人应该对这一理论不断加以阐发、修正、补充和完善。沈先生综合一百年来各家对“信达雅”的阐释，提出了自己对“信达雅”的阐释和理解，认为：“信”就是忠于原作，“达”就是使原作的内涵充分而又明白晓畅地在译作中得到表达，“雅”是要使译作的语言规范化并达到尽可能完善的文字水平，使译文为受众乐于接受。经过沈先生这样的上下纵横的梳理、廓清、阐发，严复的“信达雅”在现代译学理论中的意义就更加突显了出来。冯建文的《神似翻译学》对“神似”这一概念的由来、发展做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神似”论立论的基础，归纳了“神似翻译”的基本方法，其中包括“生活化意”、“背景化意”、“虚实化意”、“化隐为显”、“分离化意”、“修辞变通”、“神似境界”等几种方法，另又分出了“效果近似”、“风格近似”、“诗形近似”三种“其他方法”。这些方法类型的划分是否恰当，将“神似”这一翻译文学的理想境界具体化为一系列可供操作的方法是否可行，都值得商榷，但作者毕竟将“神似”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文学理论加以专门的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神似翻译学”这一概念，是值得肯定的。

除了这种对翻译文学理论的横切面的专题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对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做了纵向的梳理和总结。这方面的文章有不少，而以罗新璋先生的《我国独树一帜的翻译理论》（《翻译论集》的代序）最有代表性。他认为我国自古及今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一以贯之。这种总结主要是立足于翻译文学的立场，符合中国翻译文学理论的实际，因而被视为是中国翻译理论“文艺学派的一个宣言”（金隄语）。而在专著方面，陈福康先生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26]系统地发掘、整理、描述和阐发了从汉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重要的理论家的理论建树及其历史地位。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章，每章以重要的人来分节，重点评述、分析了从古到今七十多位翻译家、理论家的翻译理论主张，是近二十年间仅有的一部中国译学理论通史类著作，填补了一个重大的空白。从这部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古代佛经翻译理论外，晚清以降，绝大多数的翻译理论是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并非以文学翻译理论为本位，但作者在对中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全面的梳理中，翻译文学理论作为其中的一条红线赫然贯穿其中。除了这样全面的综合性的中国译学理论史著作外，笔者认为还需要站在翻译文学的立场，写出《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史》之类的著作。当然，在我国，翻译文学理论与非翻译文学理论有时往往错综复杂，难分难解，但自觉地立足于翻译文学写成的翻译文学理论史，将会更清楚、更有力地揭示我国翻译文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与特色。

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对中外翻译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也是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和外国——主要是欧洲和东方的日本——的翻译文学理论的比较，有助于突显我国翻译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揭示我国翻译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地位。由于翻译文学存在共通的规律，面临大致相似的困难和问题，故中外翻译文学理论在探讨的路径、思考的问题、思维的方式和所得出的结论等方面有许多不期而然的地方，对此可以进行类同的比较。如，由翻译经验谈向翻译理论形态的演进，由宗教经典的翻译孕育文学的翻译，由探讨翻译的一般规律到探讨文学翻译的特殊规律等。对中外翻译文学理论的不同之处，可以进行平行的对比，如中国翻译理论以文艺学为主导的传统，西方翻译理论文艺学与语言学（科学）的二元对立与互补，中国翻译理论多为短小的文章和片段的议论，西方翻译理论则较早出现了专门的著作。有关重要的概念术语，也是比较研究的重要的切入点，如中西翻译文学理论中的“直译”、“意译”、中国的翻译文学中的“神似”论和西方翻译文学中的“风格”论，晚清马建忠提出的“善译”论和现代西方的“等效”、“等值”论，等等，都有比较研究、相互阐发的必要。同时，中外翻译理论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也是研究中所不可忽视的内容。例如，清末民初中国翻译理论与日本译坛的关系，就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重要的研究领域。鲁迅、周作人、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人的翻译活动均开始于留学日本时期，他们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理论主张与日本文坛、译坛有什么关系？搞清这一问题显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可惜这方面的问题尚未引起注意，迄今为止这样的文章很少。[27]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翻译理论受到苏联较大的影响，80至90年代，中国译学理论（包括翻译文学理论）受到了欧美译论的很大影响，也受到了西方相关学科——如哲学阐述学、美学、语言学——理论的很大的启发，对此也有必要从传播研究和影响研究的角度加以研究。通过这种研究，既可以清理中外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促进中外译论的相互对话和会通。其中在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方面，谭载喜教授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学》一书中的第九章《中西译论的比较》做了可贵的尝试。[28]

最后，是对文学翻译家的研究。

翻译家是文学翻译的主体，翻译家的生平经历、思想修养、观念趣味等，对翻译文学的选题、翻译文学的风格、翻译文学的质量等，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翻译家的研究是翻译文学史研究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对翻译家的研究，有两种可行的研究模式：一种是在一定的话题范围，即一定的语境中对有关翻译家群体所进行的研究；一种是对第一流的翻译名家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在“佛典翻译”与“学术史”的框架中评论和研究了多位翻译名家的翻译及其文体。近年来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袁锦翔著《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1990）从文艺学、文体学、语言学、信息论等学科与翻译美学的角度出发，对近百年来以文学翻译家为主的三十多位知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和译品（主要是英汉互译的译作）做了研究和赏析。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郭著章编著的《翻译名家研究》（1999）集中研究了现当代中国十六位翻译家，他们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徐志摩、茅盾、张谷若、巴金、傅雷、萧乾、戈宝权、王佐良和许渊冲、林语堂、梁实秋、钱歌川等。北京开明出版社出版的穆雷著《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1997）则专以当代中青年翻译家群体为研究对象。邹振环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6）和《译林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以丰富的史料和译林掌故为中心，生动地描述了译作的产生及影响、翻译史上许多翻译家的史实趣事。

对第一流的翻译名家进行的专门的研究，在翻译家的研究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因而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较多的文学翻译家有林纾、鲁迅、周作人、朱生豪、傅雷等。在林纾研究方面，郑振铎在林纾逝世（1924）一月之后，便在《小说月报》15卷11号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对林纾的白话诗、小说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第一次统计了林译小说的总目，以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不很公允”的批评。胡适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又从诗论的角度对郑振铎的研究作了补充。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寒光的传记《林琴南》，描写了一个热烈追求光明的林纾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迄今，林纾研究进一步深化。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是较早的深入研究和论述林纾翻译的论文。该文廓清了很多过去对林译小说的误解，新见迭出，为后人树立了翻译家及翻译研究的楷模。20世纪80年代后，林纾翻译的研究逐渐全面深入。在研究资料方面，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了孔立的《林纾与林译小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了薛绥之、张俊才主编的《林纾研究资料》、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林薇著《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等。作为综合性研究的林纾传记也出版了至少六种。此外还有一系列有关林纾翻译文学研究的论文。

关于鲁迅翻译文学的研究是鲁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各种翻译文学史著作都以显著的位置和较多的篇幅评述鲁迅的翻译活动。但与鲁迅在翻译文学上的贡献与影响相比，研究还显得很不对称。迄今发表单篇的专门研究论文不超过二十篇，而专门的研究著作一直付之阙如。人们对鲁迅在翻译上的理论主张、特别是早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看法和评价有较大的分歧，这些都需要由今后的研究做出科学的分析与判断，因而鲁迅翻译文学的研究还有着很大的学术空间。鲁迅之弟周作人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长达六十余年的译述活动中，周作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译作，尤其是他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和日本古典名著，迄今仍难以超越。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周作人翻译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著《周作人论》（1991）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铁荣著《周作人平议》（1989）分别对“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和“日本文学翻译”做了初步梳理，并给予高度评价。王宏志的《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一文[29]，主要以鲁迅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翻译史上的价值，并特别强调了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翻译中的贡献。除单篇论文之外，近年也出现了专门研究周作人翻译文学的专著，那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友贵著《翻译家周作人》（2001）。该书从“翻译家”的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通过对周作人大量的翻译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述了他的翻译文学和翻译活动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分析他的翻译活动与他的文学观念发展演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翻译家研究的深入展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朱生豪是现代最有影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如宋清如的《关于朱生豪译述〈莎士比亚全集〉的回顾》[30]，洪欣的《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翻译家朱生豪》[31]，朱宏达的《朱生豪的诗学研究和译莎实践》[32]等。199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洁敏和朱宏达著的《朱生豪传》。该书的作者从朱生豪的夫人宋清如那里获得了朱生豪的部分信札、未刊作品和译莎手稿等研究朱生豪的原始资料，生动地记述了朱生豪的生平、翻译莎剧的艰难过程以及朱氏精湛的诗学研究和诗词实践。对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的研究，80年代后也受到重视。1981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傅雷家书》，后来不断再版，深受读者喜爱，也是研究傅雷的生平思想的珍贵材料。同年9月，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傅雷译文集》，到1985年5月十五卷全部出齐，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套翻译家的专门的译文集。90年代，有关出版社出版了数种傅雷传记，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金圣华编《傅雷与他的世界》，收集了有关傅雷生平事迹及其艺术成就研究的代表性的文章，客观、全面地再现了傅雷的形象，是选材精当的傅雷研究资料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