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字译”起初多被称为“直译”。晚清时期的翻译家周桂笙在《译书交通公会序》（1906）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译一书而能兼信达雅三者之长，吾见亦罕。今之所谓译书者，大抵皆率尔操觚，惯事直译而已。其不然者，则剿袭剽窃，敷衍满纸。译自和文者，则惟新名词是尚；译自西文者，则不免诘屈聱牙之病，而令人难解则一也……[9]

周桂笙在这里所说的“直译”并不是后来所理解的尊重原文的意思，而是“率尔操觚”的不严肃的翻译。可见，至少在周桂笙写此文时，“直译”的方法不为人们所认同，“直译”一词当然也不是褒义词。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一文中说：“……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译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这里所谓“直译”，已经接近于以“存真”为目的的翻译方法的意思了。为了“存真”，不失原样，就逐字翻译。无论从翻译实践上，还是从对“直译”内涵的理解上看，晚清时代的所谓“直译”，实际上指的就是“逐字译”。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解是与外国译学史上对“直译”的界定是相通的。在西方，据陈西滢讲，“直译在英文中是‘literal translation’，只是字比句次的翻译，原文所有，译文也有，原文所无，译文也无。”[10]日本翻译界一直以来对直译的界定也是如此。日本的权威辞书《广辞苑》的“直译”条：“翻译外国语时忠实于原文的字句和语法”，对“直译”这一衍生词的解释是：“指文章生硬滞涩”；《学研国语大辞典》对“直译”的解释是：“对原文的字句、文法忠实地逐字地翻译，或如此翻译出来的东西；逐字译。”并引用明治时代翻译家河盛在《翻译论》中的一句话云：“像那种一味机械地直译，断然不是对原作有良心的态度。”可见，“直译”在日本翻译界一直都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翻译方法。周桂笙主要是西洋文学的翻译家，但他曾两次去日本，所以也不能排除在“直译”的问题上受明治时代日本翻译界的影响。“直译”这个词本身或许就有可能来自日本。无论如何，当时的“直译”的意思就是逐字翻译，即严复所说的“字比句次”。

后来鲁迅、周作人兄弟鉴于中国翻译界不尊重原文的翻译盛行，不利于读者正确了解外国文化与文学，遂为“直译”正名，公开标榜“直译”，并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实践中率先实施。但周氏兄弟对“直译”含义的理解与此前并无本质不同，即仍把“直译”看成是逐字逐句的翻译。1918年11月8日，周作人在答复张寿朋的问题时明确强调：“我以为此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字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1921年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写道：“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1925年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鲁迅又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1930年，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对“硬译”作了这样的解释：“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看来，周作人和鲁迅是一直将“直译”定位于“逐字译”、“逐句译”上的。这与当时人们对“直译”的理解完全一致。

在西方翻译史上，提倡“逐字译”也有着古老的传统。但现有的相关著作都把它译为“直译”，似有不妥。古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反对翻译家逐字逐句的翻译，说：“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古罗马后期《圣经》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罗姆主张在文学翻译中不能逐字直译，认为“如果逐字对译，译文就会佶屈聱牙，荒诞无稽”，但又认为《圣经》的翻译除外，“因为在《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文艺复兴以后直至现当代，主张“活译”而反对逐字译成为文学翻译中的主流观念。[11]当代英语学者范存忠先生在《漫谈翻译》一文中谈到：近来英国有一位叫做卡特福德的语言学者，把翻译分为三类：一为word-for-word translation，就是逐字翻译，即一个字对一个字翻译；二为literal translation，就是按字面的翻译；三为free translation，就是“自由翻译”。[12]这些都表明，“逐字译”在西方翻译史上不同于直译，它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翻译方法而存在的。

“逐字译”是一种尊重，以至于拘泥于原作语言形式的翻译方法，其主要特色是保留原作的字句及其句法结构。而之所以“保留”，对翻译家而言，一是要有意地保存原作面貌；二是一时还找不到与原作相对应的形神毕肖的译文，不得已只好照搬原文字句结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窜译曾大行其道，弊端越来越明显，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于是，所谓“直译”——实际上是“逐字译”——就由当初的被否定的贬义词变成了被肯定的褒义词，并在五四前后被普遍推崇。例如鲁迅早年从事翻译活动时也不能免俗，采用的也是窜译的方式。但他不久之后就意识到这样做不妥当。他在1932年1月6日给增田涉的信中，也曾明确地说过自己和周作人当年以“直译”的方法翻译《域外小说集》的动机：“《域外小说集》发行于1907年或1908年，我和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1934年5月15日他在一封致杨霁云的信中更后悔地说：“年轻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可见，鲁迅提倡“直译”是为了矫正“窜译”。但“矫枉”必得“过正”才有效果，为了矫正窜译的时代风尚，就采用逐字直译的方法，这作为一种大胆的试验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中国翻译文学在经历了林纾时代的“窜译”之后，在翻译方式和方法上出现了转型，即由翻译家为中心，转换为以尊重原作家原作品为翻译的前提，由以中国语言文学改造外国语言文学，转变为以外国语言文学改造中国语言文学。鲁迅那样倔强地提倡“逐字译”，为了保存外文的“形”，即字句语法，而宁愿冒着“过正”的风险。这样翻译的结果，《域外小说集》印出后只卖出了几十本，在当时产生的影响甚小，从市场角度看遭到了失败。后来，鲁迅不改初衷，继续用逐字译的“硬译”方法翻译了许多作品和理论文章。这些译文从发表的时候起就不断遭到批评，当年反对硬译的梁实秋“随便”举出鲁迅译浦力汗诺夫《艺术论》中的一段：

我想，在最初，是有将〔我〕和恰如各各的群居底动物，如果那知的能力而发达到在人类似的活动和高度，便将获得和我们一样的道德底概念那样的思想，是〔相〕距了很远的事，宣言出来的必要的。

正如在一切动物，美的感情是天禀的一样，虽然它们也被非常之多的种类的动物引得喜欢，他们〔也〕会有关于善和恶的概念，虽然这概念也将它们引到和我们完全反对的行动去。

梁实秋说，对这样的译文，“老实说，我看不很懂。……我很细心地看，看不懂。……于是去请教别人……都说看不懂”。[13]

平心而论，这样的“逐字直译”，除了可能保留了原文的字词及其排列顺序外，并没有“译”出原文的意思来。这实际上在《域外小说集》中那种“直译”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其结果是“直译”不“直”，反而走向了“曲译”。令读者不知所云，感到头疼。这种逐字直译的方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有不少人不以为然。鲁迅的朋友瞿秋白当时曾善意地批评鲁迅的翻译只做到了“正确”，而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鲁迅的敌人则言辞更为苛刻和激烈。梁实秋将鲁迅的译文斥之为“生硬”、“别扭”、“极端难懂”、“死译”。鲁迅自己似乎也并不满意，他自己称自己的翻译方法是“硬译”。1929年他在《文学与批评·译者附记》中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他又说：“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从鲁迅的语气中，可见他并不认为“硬译”是理想的翻译方法，在没有更理想的译法的情况下，“硬译”不过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

除了要以逐字直译的方法来扭转“窜译”的流弊外，鲁迅倡导“逐字译”还有一个语言学上的动机，就是通过这样的翻译，引进外国词汇句法，丰富我们的词汇和表达方式。鲁迅的时代，古汉语刚刚退出历史舞台，现代汉语还处在形成时期，全民语言规范尚未形成，因此许多人感到了现代汉语亟待完善和发展，而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翻译来引进外来词汇语法，使现代汉语适度地欧化。鲁迅在给瞿秋白的讨论翻译问题的一封信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词不达意，就是话不够用。……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又说：“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14]后来在谈到欧化句法的问题时，鲁迅再次指出：“欧化文法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地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15]

正像鲁迅所预言的，逐字直译出来的句子，有一些在今天看来已经被现代汉语所接纳，相信今天读鲁迅的那些逐字硬译的译文，可能要比当年好懂一些。而那些今天也难懂的译文，确实意味着“被淘汰、被踢开”了。现在看来，鲁迅在翻译上的这种逐字硬译的试验，不能说是成功的，而且鲁迅的这种“硬译”主要运用在理论文章的翻译上，后来他自己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也抛弃了这种“硬译”的方法，到翻译《毁灭》和《死魂灵》的时候，已很少这样生硬的译笔了。而周作人也在1925年为其译文集《陀螺》写的序文中，对先前的看法做了很大的修正，他写道：

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16]

所谓“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恰恰就是周作人几年前所明确提倡的“逐字译”。从以前强调“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字译”，到现在认为这是对直译的“误会”，其间的转变是很明显的。实际上，早在周氏兄弟提倡“逐字译”的时候，就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其中，郑振铎在1920年就说过：“译书自以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于中文为不可解，则亦不好。”[17]1922年，沈雁冰在《“直译”与“死译”》[18]一文中虽表示赞成直译，但同时将“直译”与“死译”做了区分，指出凡令人看不懂的译文是“死译”而不是“直译”。在这种区别和辨析当中，“直译”慢慢地和“逐字译”、“硬译”及“死译”划清了界限。人们意识到，逐字译并不是真正忠实原文的理想的“直译”方法，“直译”的内涵便得到了更新，并回归了它的本义。从那以后，翻译理论界许多论者所谈的“直译”，已经不再是鲁迅及鲁迅时代的逐字直译了。

总而言之，直译的翻译方法强调忠实原文，尽量按原文的句式直接移译。对文学翻译而言，直译主要运用在具体语句的翻译上，无法想象翻译一篇或一部文学作品通篇只着眼于语句的直译，而不管其风格意蕴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将直译的对象锁定在语句上才有意义。如果按原文的字词及句法结构直接移译过来，同时要付出破坏译文的语言规范的代价，那就是逐字硬译和死译；如果能够按原文字词及句法结构直接移译过来而又不破坏译文的语言规范，那就直译。所以直译首先必须是“直”——“直接”的“直”，其次必须是“曲直”的“直”，即必须使译文通达。不能片面强调“直接”的“直”而使译文滞涩不畅，那就会适得其反，求“直”得“曲”，以不通的译文歪曲了本来通顺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