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前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翻译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仅翻译文学日益繁荣，翻译文学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认为我们以前之所以翻译别国作品——

便因为它有我的长处，因为它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特小说之可译者可读者，就因为它像《史》《汉》的缘故；正如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着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去学别人。只顾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们想要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特的文学来。……[5]

周作人的讲话，表明了文学界、翻译文学界思想观念的根本变化——由使外国文学“像我”，转变到“真心的先去模仿”，即“我像外国文学”。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翻译文学的根本转变正在于此。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翻译文学开始真正以文学为本位。翻译家们大都是立志献身文学事业的人，翻译文学的展开由此前各个翻译家分散的个人行为，转换为以文学团体、思潮、流派为中心的集体行为。几个文学社团各自展开了各具特色的翻译，使中国的翻译文学出现了兴盛局面。

其中，《新青年》杂志捷足先登，从第一卷开始，先后译介了屠格涅夫、龚古尔、王尔德、易卜生等作家作品，成为当时译介外国文学的核心杂志之一，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新青年》虽不是纯文学杂志，但其文学色彩相当浓厚，而且十分重视翻译，译文占总字数的约四分之一；而在翻译作品中，文学作品的分量又占了一半以上。在第四卷里，翻译文学更是达总量的90%左右。《新青年》特别注重翻译欧洲现实主义尤其是俄苏文学、弱小民族文学，还特别注意翻译那些与时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作品，如第四卷刊登了“易卜生专号”，在全国形成易卜生戏剧热，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现代文学社团，也是20年代我国翻译文学的重镇。其骨干如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大都是留日学生，思想上具有浪漫主义激进色彩。从1922年到1929年，创造社以《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为阵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翻译文学活动，积极介绍国外各种文学思潮及其作品，十分重视现代世界文学中的新思潮、新流派，包括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未来派、表现派等作家作品的译介。其中，郭沫若是创造社中最有影响的译者，主要以译介浪漫主义文学和歌德的作品著称于文坛。他翻译的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契合了时代潮流，产生了很大影响。田汉是我国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最早的译者之一。他于1922年翻译的《哈姆雷特》，是用白话文译出的第一个完整的译本。他的有影响的译作还有英国王尔德的《莎乐美》（1923）、日本作家菊池宽的《父归》等。同时，创造社成员还积极展开翻译文学批评，主张“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并就翻译的态度、质量、技巧、错译等问题，与文学研究会等展开了论争。

1921年1月4日正式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员最多的著名新文学社团，也是20世纪20～30年代对文学翻译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多是身兼作家和翻译家的人，重要的有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耿济之、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梁宗岱、朱湘、徐志摩、李健吾、李青崖、曹靖华、傅东华、黎烈文、陈望道、胡愈之、张闻天、瞿秋白、冯雪峰等。其主要领导人沈雁冰、郑振铎，也是杰出的翻译理论家。20至30年代，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旬刊》（后改为周刊）《小说月报》《文学》月刊、《文学季刊》《世界文库》等杂志，积极提倡和译介外国现实主义的进步文学，成了时人了解世界文学的一个窗口。其中，《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翻译文学的主要阵地。它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在“五四”前后被视为“顽固派堡垒”。1919年底，《小说月报》开始了革新。1921年1月被定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总第十二卷第一期发表了《改革宣言》，特别强调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发展和中国读者的意义：“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在题为《小说新潮栏宣言》一文里，主编沈雁冰宣布《小说月报》主张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重，提倡介绍外国写实派、自然派的作品，列出了二十位作家的四十三部长篇作品，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以示循序渐进地翻译。可见，《小说月报》的改革是和翻译外国文学联系在一起的。自第十二卷第一期后，每卷每期都保持了以译介外国文学为主的特色。《小说月报》翻译选题上的特点，首先体现为对欧洲现实主义尤其是俄国、法国等的现实主义文学翻译的重视。以法国文学为例，《小说月报》除了译介大量的长短篇小说、戏剧、诗歌外，还刊出了“法国文学专号”、“法国文学研究专号”、“莫泊桑专号”、“法朗士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翻译了巴比塞、巴尔扎克、乔治·桑、圣佩韦、波德莱尔、缪塞等作家的作品，先后发表的俄国文学译作有三十多种，推出了“俄国文学专号”、“俄国文学研究专号”、“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号”、“屠格涅夫专号”等，还大量译介了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人的作品。主要译者有鲁迅、瞿秋白、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巴金、耿济之、曹靖华、姜椿芳等，在俄罗斯文学的译介方面有拓荒之功。《小说月报》翻译文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重视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翻译和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是自近代以来在对外国文学和文化思潮的译介中所特有的概念，与此相近的还有“被损害民族文学”、“弱小民族文学”等名称。早在晚清时期，鲁迅和周作人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身体力行地翻译了一些作品。但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文学的，则始于文学研究会成立后，这一点也成了“五四”以来翻译界的一个优良传统。1921年10月，《小说月报》发表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栏，集中译介了波兰、捷克、芬兰、乌克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犹太等八个民族的作家作品。鲁迅于1925年翻译的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诗发表后，在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白莽译的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更被广大青年引为座右铭。

未名社在1925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等。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不同，未名社是一个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己任的翻译文学团体。特别是在译介俄苏文学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其他还有语丝社，办有《语丝》周刊，译介了许多俄国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作品。浅草社办有《浅草》，上海的《民国日报》办有副刊《文艺旬刊》，它们的骨干成员后来又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杂志，致力于译介外国文学，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的新月社作家群，对文学翻译也相当重视，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梁实秋不仅在翻译实践，而且在翻译理论上都有突出的表现，特别是在30年代以后，他与鲁迅关于翻译的论战，他对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都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大事件。朱湘翻译的《近代英国小说集》、徐志摩翻译的《英国曼殊菲尔小说集》（1927）等作品，在当时也体现了颇高的水平。

20年代末期之后的十几年中，受所谓“红色30年代”的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中国文学的显著特点是文学的左翼化倾向。在翻译文学方面，表现为左翼文学（当时称“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或“普罗文学”）的翻译成为译坛的潮流和时尚，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来自苏联、日本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一般都具有直接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革命斗争服务的动机。其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翻译家们是俄苏文学翻译的主要承担者。“左联”自1930年成立，到1936年解散，其间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在马列文论及来自苏联的文论翻译方面，厥功甚伟。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周扬、夏衍、柔石、曹靖华等，对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翻译的俄苏文学作品主要有鲁迅根据日文版本转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瞿秋白译《高尔基创作选》，夏衍译高尔基的《母》（原译如此），王道源译高尔基的《夜店》，林曼青译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周立波译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贺非（赵广湘）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蒋光慈译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间》，曹靖华译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等。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翻译主要有瞿秋白译普希金的《茨冈》，孟十还译果戈理的《弥尔格拉得》，朱颜译托尔斯泰的《哥萨克》，满涛译契诃夫的《樱桃园》，耿济之译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李霁野翻译的托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周扬（起应）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上册），洪灵菲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高滔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郑振铎译阿尔志跋绥夫的《沙宁》，乔懋中译阿尔志跋绥夫的《战争》，适夷译《叶赛宁诗抄》等。可以说，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领导了这一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新潮流。

在欧洲文学中，除俄国文学外，法国文学的翻译在这一时期也非常活跃。译介的小说家主要有巴尔扎克、斯丹达尔、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乔治·桑、都德、戈蒂耶、左拉、法朗士、莫泊桑、罗曼·罗兰、巴比赛、纪德、卢梭等。翻译的戏剧主要有高乃依、雨果、莫里哀、小仲马的作品。主要译者有陈棉、王了一、陈聘之、潘伯明、陆侃如、刘半农等。在法国诗歌的译介方面，译介的诗人主要有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兰波、保尔福尔、果尔蒙、桑德堡、道生、里尔克、耶麦、瓦莱里等。译者主要有戴望舒、梁宗岱、卞之琳、闻一多、李金发、施蛰存、朱文振、赵萝蕤等。其中法国象征派诗歌的翻译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的创作影响最大。这一时期英国文学中译介的主要作家有莎士比亚、希尔顿、哈葛德、康拉德、王尔德、斯蒂文森、哈代、艾略特、狄更斯、艾米丽·勃朗特、福尔摩斯、夏罗德·勃朗特、亨利·伍德夫人、斯威夫特、笛福、乔叟、布莱克、拜伦、雪莱、萧伯纳、弥尔顿、高尔斯华绥等。其中，梁遇春翻译的《英国小品文选》《英国诗歌选》得到了后人的较高评价。译介的美国文学主要作家有霍桑、爱伦·坡、德莱塞、巴勒斯、杰克·伦敦、辛克莱、赛珍珠、奥尔科特等。其中，辛克莱的作品单行本译本最多，他的“揭黑幕”小说对中国纪实性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德国作品译介过来的主要有魏以新的《格林童话全集》和现代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后者还出现了好几个译本，不断再版，并被搬上舞台，一度形成了“西线热”。另外，意大利、丹麦、朝鲜、荷兰、奥地利等国家的作品也都有不少译作。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在30年代又出现了一个高峰。1934年，《文学》杂志就推出了“弱小民族文学专号”。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由徐懋庸、黎烈文等翻译的《弱小民族小说选》。1937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了鲁彦翻译的《弱国小说名著》。

在东方文学的翻译中，日本文学的翻译具有特殊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日本文坛仍然是中国了解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窗口，特别是了解苏联左翼文学的一个窗口，而且这种窗口的作用比上一时期更为强化了。1927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之后，中苏交流不畅，苏联文学的情况主要是从日本文坛间接了解到的。由于30年代日本文坛对欧美文学的译介、评论和研究较多，欧美文学思潮、特别是现代派文学各流派的主要信息，也多是通过日文的文学理论书籍、文章的翻译而为中国读者所了解的。同时，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大部分重要作家作品，在这个时期得到较为系统的译介。主要的日本文学翻译家有周作人、鲁迅、张资平、查士元、谢六逸、崔万秋、丰子恺、章克标、李漱泉、郭沫若、韩侍桁、杨骚、夏丏尊、张我军、张晓天等。对印度、阿拉伯文学翻译则集中在某个作家作品的翻译上，如在印度文学中集中译介泰戈尔，在阿拉伯文学中集中译介《一千零一夜》等。该时期出现的《一千零一夜》的重要译本有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天方夜谭》（屺瞻生、天笑生译），该书至1936年出了十一版，是我国第一本白话文译本；1930年，上海亚东书局出版了汪原放译《一千〇一夜》（原译名如此），1931年，北平敬文书社出版了陈逸飞、郦昭蕙译《天方千夜奇谈》，1933年，世界书局分别出版了彭兆良译的《天方夜谭》和姚杏初译的《天方夜谭》。1936年，启明书局出版了方正译述的《天方夜谭》，从英文译本中选译故事十三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时期，翻译文学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继续发展，但其选题走向和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非沦陷区、“孤岛”上海和沦陷区，翻译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在非沦陷区，不论是国民政府统治区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面临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翻译文学为抗战服务，成为翻译文学界普遍一致的选择。除了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继续重视苏联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外，国统区和根据地翻译的重点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在重庆的上海金星书店就编辑出版过一套《国家文学丛刊》，集中了反法西斯斗争中各国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抗战文艺》《文学月报》《中苏文化》以及一批诸如《翻译与评论》《翻译月刊》《翻译杂志》等翻译方面的期刊，在这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外国反法西斯文学成为译介的重点，其中苏联反法西斯文学翻译得最多。当时的抗战文艺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苏联作家的反映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诗歌、戏剧，还出版过较多的长篇小说和多幕剧作，诸如桴鸣译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人》、曹靖华译李昂诺夫的剧本《侵略》、曹靖华译瓦希列夫斯卡的小说《虹》、茅盾译巴甫林科的《复仇的火焰》、陈瘦竹节译肖洛霍夫的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萧三译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和别克的《恐惧与无畏》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时期俄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成果也异常丰盛，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托尔斯泰、契诃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关代表作和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有了译本。除苏联的反法西斯文学外，欧洲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文学、反侵略文学也得到了译介。如法国作家创作的反映法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作品，诸如短篇小说《土伦》、中篇小说《海的沉默》、剧本《巴黎的搜查》等，都译载于当时的报纸杂志上。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战地春梦》《战地钟声》《第五纵队》《蝴蝶与坦克》等作品也有了译文。马耳译的《故园》，冯亦代、袁水拍合译的《金发姑娘》，张尚译的《良辰》，汇集了英法和欧洲其他国家战时文学作品中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此外，捷克斯洛伐克、挪威、瑞典、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的战时文学作品也相继得到译介。国统区日本文学的译介由于日本侵华而跌入低谷，翻译出来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是流亡到中国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作品。

各沦陷区翻译文学总体上是萧条的。沦陷初期更是低落萧条，中后期略有复苏。日本为了实施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提出在沦陷区“移植”日本文学，出资赞助日本文学的翻译出版。例如，徐古丁译、新京（长春）“满日文化协会”出版的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心》，张深切编译、由日本人把持的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日本短篇名作选》，汉口的敌伪组织“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翻译发行的《日本名家小说选》等，都是由敌伪出版机构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学、“大东亚文学”和侵华文学也有了一些译本。

抗战时期的上海成为特殊的“孤岛”，由于其特殊的环境，加上近代以来上海文化事业的高度发达，上海成为战争时期中国翻译文学出版的中心是很自然的。早在1934年，在鲁迅和茅盾的倡导和组织下，《译文》杂志在上海诞生。它以介绍外国文学思潮、翻译世界名著，促进中国文学发展为宗旨，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最早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从创刊到1936年3月停刊，共出十八期，发表了一百多篇译作。《译文》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培养翻译人才、促进我国翻译文学以及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935年，郑振铎任主编的《世界文库》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它是我国最早有系统、有计划地介绍世界文学名著的大型丛书。在上海，各种倾向的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共存。抗战期间，左翼倾向的翻译文学、日本的侵华文学以及各种纯文学名著，也都可以翻译出版。其中，欧美名家名作的译本更是上海翻译文学出版的重点。莎士比亚、哈代、罗曼·罗兰、波特莱尔、纪德、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赛珍珠、梅特林克等欧美名家的作品，都有译介，还出过高尔基、巴比赛、辛克莱、纪德、蒙田、波特莱尔等的纪念特辑。世界书局出版的《俄国名剧丛刊》《罗曼·罗兰戏剧丛刊》，都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俄苏文学翻译方面，耿济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死屋手记》和《卡拉玛佐夫兄弟》，吕荧翻译的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都表现出了相当成熟的艺术境界，这些译本在当时乃至20世纪末，一直久印不衰。1941年，金人从俄文直接翻译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由上海光明书店印行。1942年，梅益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该译本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42年，有共产党背景的“时代出版社”在上海推出的《苏联文艺》杂志，是中国第一份俄苏文学的译介专刊。参与编辑和翻译工作的有姜椿芳、陈冰夷、叶水夫、戈宝权、许磊然、包文棣、孙绳武、草婴和蒋路等人，该刊在当时的左翼读者中影响很大。在美国文学翻译方面，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女作家密西尔的《飘》，冯亦代翻译的海明威的作品、朱雯翻译的赛珍珠的作品都有较大影响。“孤岛”时期上海翻译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翻译。朱生豪的第一部译作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于1936年完成；到1943年他去世之前，译出莎剧中的悲剧八种，喜剧九种，杂剧十种。到了1947年，世界书局分喜剧、悲剧、杂剧、史剧四大类出版了朱译《莎士比亚全集》。同时，另一位翻译家曹未风则以白话诗体翻译莎士比亚，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译出并出版了十余种莎剧。

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相继陷落后，大批知识分子逃到香港，编审出版中心移到香港，给香港文化界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使香港在1941年出现了文化出版**。这批翻译家如茅盾、戴望舒、林林、楼适夷、徐迟等。他们有的把《西风》《宇宙风》等办事处设在香港，继续办刊；有的到香港后主编副刊，如戴望舒负责编《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有的创办《大公报》《申报》等刊物的香港版，继续从事翻译，使翻译文学事业出现了新面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文化阵地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两大块。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及文学理论的翻译是解放区翻译的主流。国统区的文学翻译在欧美古典文学名著方面有所收获，译介的主要作家有法国的莫里哀、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纪德、雨果、司汤达、梅里美、福楼拜、小仲马等名家，其中优秀译作有赵瑞蕻译《红与黑》、戴望舒译《恶之花掇英》等。该时期翻译出版的英国文学作品除了上述的《莎士比亚全集》外，出版各类单行本约五十种，如萧伯纳的《卖花女》、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全译本和缩译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艾米丽·勃朗特的《咆哮山庄》等。该时期美国文学的各类译作近百种，许多是以丛书形式出版的，如《人猿泰山丛书》就有约三十种，《晨光世界文学丛书》有十八种，还有《现代美国文艺译丛》等。此外，杨晦、叶君健、罗念生等人翻译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等名作，许敬言编译的《伊索寓言选》等也是该时期的优秀译作。

综观整个民国时期的翻译文学，可以说是中国翻译文学的转型期和渐趋成熟期。从民国成立前后到1930年代上半期，中国翻译文学的文化价值取向由晚清的“归化”转变为“欧化”（也有人称之为“异化”），可以说是对晚清的“归化”翻译中的窜译、胡译的一种反拨。翻译家们意识到翻译与一般的创作应有区别，翻译必须以尊重原文为基本原则，否则将不成翻译。在翻译方法上，近代时期被人鄙夷的“直译”，到了20年代前后被广泛接受和提倡。不少翻译家追求那种字对句称的逐字逐句翻译，以此表示对原作的尊重。大部分翻译家主张在翻译中应注意尽可能保存原文的句法结构，引进外文词汇来丰富汉语词汇。在现代汉语急需外来营养加以滋补和完善的时候，这些翻译家们的理论主张和翻译实践对我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和重大贡献的。这一时期，翻译家们普遍使用白话文作为翻译语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形成。由于当时的现代白话文还没有成熟，需要在白话文中大量引进吸收外来词汇和外来句式、外来语法，从而形成了带有强烈欧化成分、不同于古代白话的新的白话文。但另一方面，这时期的译文也普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译文的欧化现象，对外来词汇及句法结构过于拘泥，使译文显得疙疙瘩瘩，有失流畅，人称“欧化文”、“翻译体”或“翻译腔”。对此，一些论者表示了强烈不满。如梁实秋先生在《欧化文》一文中写道：“……硬译成为一种很时髦的文体。试阅时下的几种文艺刊物，无译不硬，一似硬译（欧化文）乃新颖上乘之格调。甚至并不识得几个外国字，而因寝馈于硬译之中，提起笔来，亦扭扭捏捏，蹩手蹩脚，俨然欧化！其丑态正不下于洋场恶少着洋装效洋人之姿势仿洋人之腔调而自鸣得意。”[6]虽然梁实秋所讲的欧化的内在根源并不正确（他认为这跟鲁迅的“硬译”的影响有关），但他指出的当时翻译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欧化倾向，倒是不容怀疑的事实。现在看来，硬译以及欧化的倾向，主要还不是译者的翻译水平问题，而是特定时代给翻译文学打上的历史烙印，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这种情况到了3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早在1930年代初期，瞿秋白就在和鲁迅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一方面翻译应该帮助“新的中国现代言语”的创造，另一方面翻译也应该使用“真正的白话”，把“信”与“顺”统一起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了1930年代后期，欧化的成分有的被现代汉语所吸收，有的则逐渐被排斥，“新的中国现代言语”——现代汉语基本成熟，所以那时的许多翻译家的译作欧化色彩已不再那么刺眼，“翻译腔”大有收敛。即以鲁迅为例，他在1935年出版的译作《死魂灵》，已经没有了20年代译文中的刻意欧化的硬译、“宁信而不顺”的拗口，而成为臻于“信达雅”境地的优秀译作。鲁迅的文学翻译中的这种变化和进步是颇有代表性的。30年代后半期的朱生豪也明确主张不取那种“逐字逐句对照之硬译”，追求译文的“调和”、“顺口”；30年代后期傅东华在翻译美国长篇小说《飘》的时候，更追求译文的“中国化”，而不拘泥于“字真句确”的翻译。傅雷在40年代后期翻译的《欧也尼·葛朗台》则充分显示了现代汉语在译文中可以达到如何完美的境界，是中国翻译文学臻于炉火纯青的重要标志。30年代后半期翻译文学的趋于成熟，是近代以来翻译家孜孜探求的必然结果。从晚清时代翻译的“归化”，到20年代前后翻译的“欧化”，再到1930年代后半期翻译文学的中外语言文学的“溶化”，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虽然在当时和此后的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中，不同的翻译家由于翻译的目的、翻译的观念和方法的不同，其译作的面貌有所不同，但中外“溶化”的境界则是一个高度艺术的境界。达不到这种境界，再也不能说是“时代的局限”，而是翻译者个人的功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