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学翻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重整旗鼓，谋求新的发展。1950年7月1日创刊的《翻译通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唯一的全国性翻译理论专刊，其宗旨是“加强翻译工作者间的联系，交流翻译经验，展开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翻译水准”。1953年7月，《译文》杂志（1959年1月后改刊为《世界文学》）问世，介绍世界各国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在翻译文学的组织机构方面，1949年11月13日在董秋斯的主持下，上海成立了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翻译工作者组织。1951年11月出版总署召开了“第一届翻译工作者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公私合营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草案》。1954年8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会议把翻译工作的组织化、计划化和提高翻译质量作为中心议题，拟定出一个世界文学名著选题目录，制定了必要的审校制度，从而使我国的翻译工作真正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轨道。此前的文学翻译活动几乎是个人的行为，选材也是译者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的。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文学翻译中的无序竞争以及选题上的重复、抢译、滥译等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文学翻译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一环来抓，加强了对文学翻译的统一领导、规划和管理。第一次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之后，国家对出版机构做出进一步的整顿和改造，由人民文学（含作家）和上海新文艺（后改为上海文艺）两大国营出版社，以及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译文》杂志负责组织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同时，专门的文学翻译队伍在此后迅速形成，专门或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翻译家越来越多。1930年代之前，几乎都是小说家和诗人兼作翻译家，193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了朱生豪那样的将全部精力投注于文学翻译事业的人。到了1950年代后，专门的翻译家逐渐成为翻译的中坚力量，在20世纪后半期的文学翻译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翻译家大都在新中国成立前，甚至1920至1930年代前后就掌握了某种外文，出版过译作，积累了一定的翻译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相对安定的生活条件，政府对翻译事业的有序管理和积极提倡，都为他们提供了发挥特长的环境和条件。他们都有对口的工作和职业，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有关重要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等），杂志社及出版管理部门的编辑和管理人员，知名的如冯亦代、萧乾、胡仲持、黄雨石、孙用、王以铸、汝龙、满涛、蒋路、金人、郝运、孙绳武、卢永福、水建馥、李俍民、刘辽逸、张友松、高长荣、文洁若、冯南江、王科一、孙家晋（吴岩）、方平、辛未艾（鲍文棣）、成钰亭、汤永宽、丰一吟、吴钧陶、王仲年、侯浚吉等。这些人在译作的出版上有“近水楼台”之便，出版译作数量较多。还有一部分是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知名的如查良铮（穆旦）、冯至、李健吾、季羡林、金克木、卞之琳、罗大冈、罗念生、张谷若、赵萝蕤、王佐良、杨周翰、陈占元、杨岂深、朱维之、江枫、桂裕芳等，多是学者型翻译家。翻译家的这种布局至今仍然大体如此。像钱春绮那样的自由职业者身份的大翻译家，是极少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政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也使得文艺政策、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也与苏联保持一致，大量翻译了俄苏的文学作品。俄苏文学翻译，是整个195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主流，占出版的全部译作的一多半。从数量上看，该时期被译介的俄苏文学总量超过了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从选题取向上看，虽然对俄国古典文学也有一些翻译，但基本上是1940年代翻译的延伸，复译本、修订本不少，新译本不多，其中，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等小说、丽尼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前夜》、满涛翻译的果戈理的小说与戏剧作品、汝龙翻译的契诃夫的作品和托尔斯泰的《复活》、草婴翻译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高植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焦菊隐翻译的《契诃夫的戏剧集》等，影响较大。成系统的名家多卷本文集更少，只有俄国文学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车、杜”属于例外情况，由于他们的文艺理论著作在苏联被视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理论，因而在我国也受到敬仰。我国翻译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一、二卷（满涛译），《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第一、二卷（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原译者周扬对此书重新作了校订）和《美学论文选》等，总印数达十万册。在苏联文学中，对那些在苏联国内有争议的甚至遭到批判的作家作品，如茹可夫斯基的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某些小说，蒲宁、叶赛宁、阿赫马托娃的作品等，均采取了回避不译的态度。相反，对苏联的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则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特别是那些以新时代为描写对象，弘扬爱国主义的译作，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一个人的遭遇》、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伏伊的《真正的人》、爱伦堡的《暴风雨》、巴弗连柯的《幸福》、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尼古拉耶娃的《收获》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柯切托夫的《日日夜夜》，以及以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旋律的系列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儿子的故事》等译本，翻译很多，发行量很大，在全国传诵一时。现在看来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也有不少现在看来是缺乏文学价值的，甚至是宣扬极左思想的应时之作。俄苏文学翻译的这种繁荣局面，到了1957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而受到遏制。1962年，不再公开出版苏联文学名著，此后的几年，俄苏文学译作更是呈逐年递减趋势。1966年，随着所谓“无产阶级**”的爆发，许多俄罗斯经典作品和苏联文艺被当成封、资、修的垃圾而遭到封杀。

这一时期的欧美文学名著的翻译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欧洲古代文学方面，楚图南翻译的斯威布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罗念生翻译的古希腊三大戏剧家的代表作、周作人翻译的《伊索寓言》等，一直到现在都是权威译本。在西班牙文学翻译方面，杨绛直接从原文译出的《小癞子》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受到欢迎。在法国文学方面，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一系列小说大都在1950至1960年代问世，其中有《高老头》《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等，他的译作被公认为是法国文学翻译乃至所有翻译文学中的典范之作。穆木天翻译的《欧贞尼·葛朗台》和《勾利尤老头》等巴尔扎克小说，赵少侯翻译的莫里哀戏剧，罗大冈翻译的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李健吾翻译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莫里哀戏剧六种》，罗玉君翻译的司汤达的《红与黑》及乔治·桑的《魔沼》《小法岱特》，王力（了一）翻译的左拉的《娜娜》和《小酒店》，毕修勺翻译的左拉的《崩溃》《萌芽》，杨绛翻译的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郝运翻译的都德、法朗士的作品，成钰亭翻译的拉伯雷、缪塞的小说，郑永慧翻译的巴尔扎克、萨特、纪德的小说等等，都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在英美文学翻译方面，方重翻译的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乔叟文集》（两全卷）填补了乔叟作品译介的空白。曹未风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十二种诗体译本，成为此时期大陆地区翻译莎剧最多的翻译家。卞之琳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独具艺术魅力，屠岸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朱维之翻译的弥尔顿的《复乐园》，王佐良翻译的《彭斯诗选》，查良铮翻译的《拜伦抒情诗选》，杨熙岭翻译的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朱维基翻译的拜伦的《唐璜》，王科一翻译的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袁可嘉翻译的英美诗歌，杨德豫翻译的《朗费罗诗选》，董秋斯翻译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周煦良翻译的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杨必翻译的萨克雷的《名利场》，张谷若重新翻译修订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李俍民翻译的《牛虻》，老舍、杨宪益、朱光潜等翻译的三卷本《萧伯纳戏剧集》，杨周翰翻译的斯沫莱特的《兰登传》，王仲年翻译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张友松翻译的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镀金时代》和《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等，都是翻译文学的精品之作，有的至今仍流行不衰。1954年，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共计一百八十万字。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莎士比亚全集》重新修订，将朱生豪所译的三十一个剧本进行校对，并将他未译的六个历史剧和莎氏诗歌全部补译出齐。在德国文学翻译方面，有钱春绮翻译的德国古代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冯至翻译的《海涅诗选》、冯至主译的《布莱希特选集》、李长之翻译的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和《强盗》等，深受读者欢迎。在美国文学方面，韩侍桁重新翻译的霍桑的《红字》，张友松翻译的马克·吐温的一系列小说，曹庸翻译的《白鲸》、吴劳翻译的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王仲年翻译的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施咸荣翻译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袁可嘉翻译的英美现代诗歌等，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北欧文学方面，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影响很大，是翻译文学中的精品。

东方（亚非）文学，主要是日本和印度文学的翻译，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重视。50年代初国家有关部门就作出了系统翻译东方文学古今名著的计划。其中，日本文学的翻译走出了战争时期的低谷。古典文学方面有周启明（作人）翻译的《古事记》（1963）、江户时代式亭三马的滑稽小说、日本古典戏剧集《日本狂言选》等。近代文学方面，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岛崎藤村的代表作《破戒》、石川啄木的诗歌和短篇小说集、《国木田独步选集》、《樋口一叶选集》、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黑潮》等，都有译介。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翻译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三位作家的作品。战后文学作品的译介主要有萧萧译野间宏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楼适夷译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钱稻孙、文洁若译有吉佐和子的《木偶净琉璃》等。在印度文学方面，由于整个50年代中印两国关系友好，印度文学翻译获得了空前繁荣。《沙恭达罗》和《云使》分别由季羡林和金克木译出，古代戏剧家首陀罗迦的《小泥车》和戒日王的《龙喜记》也由吴晓铃译出。现代文学的译介以前几乎只有泰戈尔的作品，此时期泰戈尔仍然是翻译的重点，对他的作品的翻译更趋于系统化和规模化。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泰戈尔文集》。被誉为“印度进步文学的旗手”的普列姆昌德的长篇小说《戈丹》和短篇小说集都有了译本。在波斯文学翻译方面，潘庆舲从俄文转译的波斯古典名著《鲁达基诗选》《鲁斯坦姆与苏赫拉布》（《王书》选）及他编译的《郁金香集》（波斯古代诗选）、还有水建馥从英文翻译的萨迪的《蔷薇园》等，都填补了空白。

总之，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上半期，我国的翻译文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严格管理，使得翻译的选题与出版井然有序。翻译家们一般都拿国家工资，生活相对有保障，能够潜心翻译，加上审稿严格，一般少有劣译出世。许多优秀的译作都出在这一时期，至今仍不断重印。不过，现在看来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主要是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译本必有序言（这十分必要），但译本序言必以作家生平开头，接下去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指导，无论什么性质的作品，必运用阶级分析的、社会反映论的方法对作品进行分析，常常免不了生搬硬套，方凿圆枘；而对翻译家个人的翻译情况、版本情况等读者关心的问题，却很少涉及。较之1920至1940年代，这方面不但没有进步，甚至反倒有所退步。译本序的这种八股文式的呆板写法，流风所及，直至今日。那种个人化的笔调，贴近读者的亲切文字，独辟蹊径的分析鉴赏，却并不多见。

1966年“**”政治运动爆发，整个中国大陆基本上对外封闭，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被判定为有害的“毒草”而不得翻译。一大批翻译工作者被“打倒”或被“专政”，无法继续翻译工作。此时，有的翻译家（如丰子恺、季羡林等）仍抱着对文学翻译事业的高度热爱和责任感，悄悄从事着世界名著的翻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大部分预定的翻译选题被迫中止，译学研究和翻译文学的核心刊物《世界文学》和《翻译通报》等停办。在经过1950年代中期短暂的繁荣期后，翻译文学出版事业跌入低谷，出现了持久的萧条和停滞。据《全国总书目》统计，1966至1977年间，出版的各类翻译文学作品仅约四十种（其中1970年一年竟没有出版一部文学译作），译介的范围也极为有限，从内容上分，绝大部分是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反殖、反帝国家的作品。还有一类是政治上反动的作品，翻译出版的目的是“供批判用”的，如“苏联修正主义”的作品、日本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部曲等。1973年11月在上海创办的“内部发行”的刊物《摘译》，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外国文学的全面正确的译介，而是为了把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当成政治批判的依据和反面教材。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文学翻译上收获较多，重要的如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台北远东出版公司1968），余光中翻译的英美诗歌等。

“**”结束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长期的文化封闭和文学禁锢解除之后，人们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充满了渴望，促使翻译文学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

新时期伊始，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副牌“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再次成为我国翻译文学出版的南北重镇。到1980年代后期，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和桂林的漓江出版社异军突起，又成为翻译文学出版的东西重镇。同时，一批译介外国文学的专门刊物纷纷创刊或复刊。1978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主办的系统介绍当代文坛优秀作家作品的《外国文艺》（双月刊）出了创刊号；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外国文学翻译期刊《世界文学》杂志复刊（曾于1966年3月停刊）。其中，《外国文艺》（当时只是作为“内部发行”）在创刊后的两年内就重点介绍了一大批我国从未介绍过、当时还有争议的当代有代表性的外国作家作品。《外国文艺》对外国现代派文学及当代新潮文学的译介，很大程度上开风气之先。和《外国文艺》的先锋性格有所不同，《世界文学》杂志则表现出老成持重的风格，注重翻译外国有定评的古今名家名作。上海和北京的两大翻译文学期刊相互呼应，成为我国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核心阵地和两扇重要的窗口，相当一部分外国作家作品都是由这两家杂志首先翻译介绍的，特别是在中、短篇小说的翻译方面，发挥出了特有的优势，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除了这两家刊物之外，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创刊的其他翻译文学方面的重要期刊，还有南京的译林出版社主办的《译林》、南京大学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北京大学主办的《国外文学》、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苏联文学》（1990年代后该刊改名为《俄罗斯文艺》）、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外国文学》等。在刊物纷纷创办的同时，翻译家的社团组织也出现了。1982年6月，全国性的翻译家组织“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成立，此后几年内，各省市地方译协也纷纷成立。次年，中国翻译家协会的会刊《翻译通讯》杂志正式创刊。创刊号发表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的文章《翻译工作要有一个新局面》，呼吁开创我国翻译工作的新局面。

80至9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迅速复兴并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并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随着政治因素对翻译文学的干预逐渐减少，随着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翻译文学在选题的内容上更加开放。现代主义，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荒诞派、“新小说”、“黑色幽默”等现代派作品在中国的禁忌逐渐消除，成为翻译文学中新的热点。特别是袁可嘉等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80年代初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率先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外国现代派的各类题材类型的作品，开译介现代派文学的风气之先，令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和读书界耳目一新。此后，卡夫卡、里尔克、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芙、福克纳、珀索斯、普鲁斯特、加缪、贝克特、尤奈斯库、黑塞、海勒、莫里亚克、皮兰德娄、克鲁亚克、横光利一、安部公房、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纷纷翻译出版。以前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学”的苏联的当代文学，重新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恰科夫斯基、斯塔德纽克、邦达列夫、贝科夫、巴克拉诺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别洛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叶夫图申科、加姆扎托夫、阿尔布卓夫、罗佐夫、舒克申、万比洛夫等，以及过去受冷落、压抑或批判的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左琴科等人的作品，都被译介过来，并出现多种版本。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因政治上的“不合时宜”而长期不能译介，到1998年首次被译成中文。1980至1990年代最受我国读者欢迎的是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他与海明威、卡夫卡和马尔克斯一起，被认为是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上下册），收录了艾特玛托夫早期和中期的主要作品，在后来的十来年间，艾特玛托夫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被译介过来了，有的作品有了多种译本。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开始解禁，并在1995年前后陆续出版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等三种套书。英国作家奥威尔的《1984》等作品也被翻译过来。

第二，翻译文学选题的空间范围更加扩大，以前由于没有邦交而难以翻译介绍的韩国文学、以色列文学也陆续得到了译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与韩国、以色列等国在文学上长期缺乏交流。1983年，在中韩尚没有建交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翻译界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枚之等翻译的《南朝鲜小说集》，收录了韩国1920至197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1990年代初中韩建交后，韩国文学大量译成中文，并在文学艺术界形成了一股所谓“韩流”；我国对犹太文学的翻译开始于20年代，但1947年以色列国建国后的文学，长期未能译介，1992年中以建交后，以色列文学的翻译逐渐增多，并出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希伯来语当代小说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以色列文学丛书》等丛书。以前不太受重视的非洲文学作品也得到了译介，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非洲文学丛书》。邵殿生等翻译的尼日利亚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渥莱·索因卡的小说与戏剧的译本，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小语种的文学作品，以前只能转译，80年代后大都可以直接翻译。如根据波兰文译出的波兰作家莱蒙特的长篇小说《福地》，根据塞尔维亚文翻译的前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的小说，根据印尼文译出的印尼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的《人世间》四部曲，根据乌尔都语译出的巴基斯坦小说家肖克特·西迪基的《真主的大地》和阿·侯赛因的《悲哀世代》，根据波斯文译出一系列波斯古典诗歌集及巴基斯坦著名诗人伊克巴尔用波斯文写成的《自我的秘密》，根据土耳其文翻译的雅萨尔·凯马尔的《瘦子麦麦德》，根据泰文译出的泰国作家克立·巴莫的《四朝代》，根据缅甸文翻译的吴登佩敏的《旭日冉冉》，根据孟加拉文译出的般吉姆的代表作《毒树》，根据僧伽罗文翻译的斯里兰卡作家西尔瓦等人的小说，等等。就这样，文学比较发达的小国家小语种的作品，大都有了直接译本。

第三，拉丁美洲文学翻译热潮的出现，是1980至1990年代我国翻译文学的亮点。拉丁美洲文学在1950至1970年代出现了高度繁荣的“文学爆炸”现象。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才开始重视拉美文学的翻译。其中最受重视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1979年6月《世界文学》选译了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玉米人》，并在该期的作家小传中介绍了阿斯图里亚斯，这是新时期译介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始。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尤其受到翻译家和出版社的青睐。1982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赵德明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世界文学》1982年第6期摘译了他的获奖作品《百年孤独》。这些译介都是在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随着他的获奖，我国文学翻译界迅速掀起“马尔克斯译介热”。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由黄锦炎和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的两种不同译本，同年，资料集《一九八二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也出版。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其他重要作家作品，包括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墨西哥作家鲁尔弗的《中短篇小说集》、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等都有了译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对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流派，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中青年作家都读过或了解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作品，并模仿之、借鉴之。此外，拉美其他文学流派和风格的作家作品，如巴西作家亚马多、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和诗人聂鲁达等人的重要作品，也都得到了翻译介绍。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则是我国拉丁美洲文学作品翻译的集大成。赵德明等的《拉丁美洲文学史》等数种文学史著作和陈众议的《拉美当代小说流派》等专著，也为读者系统了解拉美文学提供了方便。

第四，翻译文学出版的系列化、规模化、丛书化。欧美各国文学、东方各国文学的翻译，各种思潮、流派、各类风格、各种体裁的作品的翻译都得到了重视。在各种单行本大量出版的同时，翻译文学丛书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此时期出版的各类丛书近二百种。80年代初就已陆续翻译出版的综合性的翻译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是由翻译名家主译的、最具权威性的翻译文学丛书，到2000年，已出版作品一百多种，其中大多数译作是书店中的常销和畅销书，在读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和极高的威望。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着眼于20世纪外国文学，系统地翻译出版了多种名家名作和新人新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以小开本装帧，陆续推出了18至20世纪各国文学名家名作译本几十种。译林出版社的《译林世界名著》系列丛书，组织翻译家对多种世界文学名著进行复译，以其较高的译文质量受到读者青睐。译林出版社的《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著丛书》则紧密跟踪世界文坛，翻译推出了一系列雅俗共赏的作品。译林出版社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首译和复译了十几种世界各古老民族的英雄史诗，不仅具有文学上的价值，也具有文化学术上的价值。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参考丛书》冲破禁忌，大胆翻译推出了一些在政治上具有敏感性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内容和写法上较为新颖的马格丽特·杜拉斯等人的作品。除这类综合性的翻译文学丛书外，还有从不同角度编选翻译的各类翻译文学丛书，如从获奖文学的角度编辑翻译的《获诺贝尔奖作家丛书》（漓江出版社）、《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工人出版社）、《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十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有从文体的角度出版的翻译文学丛书，如《世界神话珍藏文库》（北岳文艺出版社）、《诗苑译丛》（湖南文艺出版社）、《域外诗丛》（漓江出版社）、《外国名家散文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十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还有《外国畅销小说译丛》《海外名家诗丛》《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世界民间故事丛书》《亚洲民间故事系列》《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散文译丛》《外国游记书丛》《世界五大洲寓言精选文库》《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世界神话童话传奇系列》《二十世纪著名随笔译丛》等，几乎囊括了各种文学体裁。仅就翻译小说而言，既有长篇小说译丛，如《世界长篇小说经典书系》《外国古典长篇小说选粹》，也有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说的译丛，如《外国中篇小说丛书》《世界短篇小说精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按国别和地区成册的外国短篇小说译丛，包括《东方短篇小说选》《英国短篇小说选》《法国短篇小说选》《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选》《俄国短篇小说选》《苏联短篇小说选》《日本短篇小说选》等。从地域和国别的角度出版的翻译文学丛书，有北岳文艺出版社的《东方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波斯经典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两套《日本文学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等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漓江出版社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当代美国小说丛书》、作家出版社的俄国《白银时代丛书》、吕同六主编的《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等。有从性别角度编译的译丛，如外国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丛书《蓝袜子丛书》（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等。还有从主题、题材类型学角度编译的《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十四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第五，复译本的大量出现。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在此时期出现了有更新换代色彩的新译本，如汝龙翻译的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刘辽逸翻译的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查良铮翻译的拜伦的《堂璜》、孙用翻译的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等。更多是同一原作的不同复译本的出现，如日本古代和歌总集《万叶集》有钱稻孙和李珄的两种选译本、杨烈和赵乐珄的两种全译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有杨绛译本、童燕生译本、刘京胜译本；司汤达的《红与黑》则有郝运译本、闻家驷译本、郭宏安译本、许渊冲译本、罗新璋译本等十几种译本。此外，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川端康成的《雪国》等，都有四五种译本以上。大规模、大范围的复译现象，成为80至9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之一。其中的是非功过，也引起了读书界的关注和文学翻译界的热烈讨论。

第六，世界文学史上著名作家的作品翻译由此前的单行本译本，逐渐选集化、全集化。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塞万提斯全集》（八卷）、《歌德文集》（十卷）、《巴尔扎克全集》（三十卷）、《普希金全集》（十卷）、《果戈理选集》（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七卷）、《屠格涅夫选集》（十三卷）、《托尔斯泰文集》（十七卷）、《高尔基文集》（二十卷）、《司各特文集》（五卷）、《易卜生全集》（十二卷）、《斯坦贝克选集》（四卷）、《海涅选集》（九卷）、《斯特林堡选集》（三卷）、《萨特文集》（七卷）、《肖洛霍夫文集》（八卷）、《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二十卷）、《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全集》《纳博科夫小说全集》《海明威文集》《王尔德作品集》等系列化的作品。河北教育出版社在90年代推出了《世界文豪书系》，陆续翻译出版了18世纪以来二十多位世界文豪的文集和全集，其中包括《雪莱文集》《歌德文集》《海涅文集》《卡夫卡全集》《雨果文集》《波德莱尔全集》《莫泊桑小说全集》《普希金全集》《莱蒙托夫全集》《屠格涅夫全集》《泰戈尔全集》《川端康成十卷集》《纪伯伦全集》《博尔赫斯全集》等，丛书规模宏大，装帧精美，填补了我国翻译文学中的一系列空白。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普希金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托尔斯泰文集》《契诃夫小说全集》《狄更斯文集》《奥斯丁文集》《乔治·桑文集》《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海明威文集》《威廉·福克纳文集》《村上春树全集》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川端康成文集》，作家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珠海出版社的《安部公房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普希金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王尔德全集》，中国发展出版社的《茨威格小说集》，译林出版社的《蒙田随笔全集》《法捷耶夫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莫里哀戏剧全集》等，在读者中也有相当的影响。

第七，一批填补空白的外国古典文学重大翻译项目完全出版。在日本文学方面，重要的如丰子恺先生翻译的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和《落洼物语》，林文月教授翻译的《源氏物语》，周启明、申非译《平家物语》，钱稻孙译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作品和井原西鹤的小说，申非译《日本谣曲狂言选》，杨烈译《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李树果译《八犬传》等，都是精品之作。在印度文学的译介方面，季羡林翻译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全六卷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填补了我国翻译文学中的一大空白。金克木、赵国华、黄宝生等翻译的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也陆续问世。在阿拉伯文学翻译方面，有《阿拉伯古代诗选》和《阿拉伯古代诗文选》两种版本问世，而最大的收获是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卷全译本《一千零一夜》。这是纳训先生用毕生精力翻译《一千零一夜》的结晶。90年代，李唯中先生据另一种版本译出的八卷全译本也问世了，现代作家马哈福兹的《宫间街》三部曲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及短篇集也陆续翻译出版。在波斯古典文学方面，鲁达基、菲尔多西、内扎米、海亚姆、哈菲兹、莫拉维的诗集陆续译出，特别是十八卷本的《波斯古典文库》（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成为我国波斯古代文学翻译的集大成。在欧美文学方面，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有了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译本，罗念生翻译的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九种戏剧剧本也以《古希腊悲剧经典》为书名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赵金平翻译的西班牙古代史诗《熙德之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西海翻译的英国约翰·班扬的宗教寓意小说《天路历程》在“**”前已打好纸型，到1983年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雨果的《悲惨世界》、美国沃克的《战争风云》等因翻译难度大或篇幅太大而一直没有翻译、或没有全译本的作品都有了译本或全译本。英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因涉嫌“色情**”长期不能在大陆地区出版。1987年，六卷本的《劳伦斯选集》由北方文艺出版社推出，同时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等作品也不断出现复译本。德语文学方面，钱春绮等翻译的《歌德戏剧集》、绿原翻译的《里尔克诗选》等也是补苴罅漏之作。

第八，著名翻译家的译文集、文集在此时期陆续出版问世，显示了社会上对翻译家的文学与学术文化地位的重视与肯定。1981年，商务印书馆从林纾的大量译作中精选出十部并另编评论文章及林译作品总目一集，推出了《林译小说丛书》。199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有施蛰存主编的《翻译文学集》三卷。更多的现代和当代翻译家的译作以“译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如周作人的《苦雨斋译丛》，《傅雷译文集》和《傅雷全集》，《瞿秋白译文集》《张闻天译文集》《茅盾译文集》《郁达夫译文集》《戴望舒译诗集》《巴金译文集》《冰心著译文集》《汝龙译文集》《曹靖华译著文集》《戴望舒译文集》《吕叔湘译文集》《戈宝权译文集》《杨绛译文集》《杨必译文集》《胡愈之译文集》《卞之琳译文集》《郭宏安译文集》，还有杨武能翻译的多卷本《歌德精品集》等翻译名家译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分卷分别收有叶君健、冰心、季羡林、赵萝蕤、杨宪益、卞之琳、袁可嘉、冯亦代、吕同六等翻译名家的代表译作。有些著作家在出版文集或全集时，将译文集收入其中，如二十四卷《季羡林文集》中，就包含了十卷译文集，金克木的六卷本的《梵竺庐集》就有三卷译文。这表明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独创性作品，越来越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除了有译文集出版的翻译家外，还有一批高水平的翻译家也应该提到，如英美文学翻译家萧乾、屠岸、李文俊、施咸荣、方平、梅绍武、江枫、陶洁、刘宪之等，法国文学翻译家王道乾、罗新璋、柳鸣九、施康强、金志平、桂裕芳、郑克鲁、许钧、管振湖、余中先等，俄语文学翻译家汪飞白、王智量、力冈、刘辽逸、刘宁、蓝英年、刘文飞等，拉美及西班牙语文学翻译家杨绛、王央乐、刘习良、赵德明、童燕生、屠孟超等，日本文学翻译家李芒、叶渭渠、唐月梅、文洁若、高慧勤、李德纯、申非、陈德文、李正伦、林少华等，印度文学翻译家刘安武、倪培耕、董友忱等，波斯及伊朗文学翻译家张鸿年、张晖、邢秉顺等，阿拉伯文学翻译家纳训、李唯中、仲跻昆、关偁、伊宏、朱威烈等，德国文学翻译家绿原、钱春绮、高年生、张威廉、张玉书、杨武能等，意大利文学翻译家田德望、吕同六等，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水建馥等。还有多语种文学翻译家杨绛、查良铮、许渊冲、杨宪益、王以铸、李俍民、高长荣、钱鸿嘉等。他们中有的80年代之前就有了翻译经验，大多数人的大部分的文学翻译成果是80年代后取得的。1988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国翻译家辞典》，较全面地记录了从古到今的翻译家的业绩和贡献。而且，以翻译家为选题约稿对象的各种集子也有出版，如1997年北京的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译人视界丛书》，收叶君健、李文俊、董乐山、高莽、余中先五位“由译而文、著译并重”的翻译家的散文，表明了社会上对翻译家在文化上的地位与贡献的认同与重视。经过数年的筹备，到2002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许钧和唐谨主编的一套装帧精美的《巴别塔文丛》，收录了十二位著名翻译家——方平、叶渭渠、吕同六、刘靖之、李文俊、杨武能、林一安、金圣华、郭宏安、施康强、屠岸、董乐山——的文学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评论为主题的文集，显示了我国当代文学翻译家在思想和学术上的独特建树。

第九，翻译及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的理论研究空前繁荣。进入80年代后，陆续出版了《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翻译研究论文集》（外研社）等数种论文集，对已有的研究论文进行了筛选和整理。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翻译通讯》（前身为《翻译通报》）1979年复刊，并在1986年改刊为《中国翻译》，学术性大为增强，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期刊。二十年间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量上是20世纪前80年的总和的数倍。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研究的专门著作也不断问世，王佐良、刘重德、张今、许渊冲、方平、谢天振、许钧、郑海凌等先生都出版了有影响的研究专著。外国的翻译理论也被介绍过来，其中，美国人奈达的著作在我国影响很大。许钧教授主编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对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和苏联的翻译理论做了系统评介。翻译界围绕翻译及文学翻译的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和争论，如“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异化与归化之争，形似神似、等值等效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转译、复译之争，翻译文学国别属性之争，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之争，传统译论与外来译论的关系之争，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之争，翻译学是否成立之争等。通过学术论争，活跃了翻译界的学术气氛，扩大了翻译在学术界的影响，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发展。同时，中国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各种类型的中国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著作也在1980年代末期之后陆续推出，其中，陈玉刚等人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传统进行了回顾、梳理和研究。

1980至1990年代是中国翻译文学史最繁荣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通过二十年的努力，世界文学中的古典作品和现当代的各种优秀的、有特色的作品在中国都有了译本。我国无疑已经成为世界翻译大国和翻译文学大国。翻译选题的全方位化、系统化，翻译文学出版的规模化，翻译文学阅读与接受的社会化，翻译文学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的强化，是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间我国翻译文学的主要特点。翻译文学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手段，成为作家、评论家借鉴外国文学的主要渠道，也成为广大读者面向世界、了解外国的重要窗口。当然，在翻译文学的高度繁荣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从译者角度看，译者的阵容空前的庞大，新一代年轻译者成为翻译的主力，其中不乏优秀者，但更多的尚处于未熟状态，再加上急功近利，不能潜心打磨，翻译质量总体上不能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相比。20世纪80至90年代出版的优秀译本大都是老翻译家在原先的译本，有的一仍其旧，有的加以修订。而新手的翻译被翻译界读书界广泛认可者，比例太少。其次，从出版社角度看，由于国家对具体的翻译选题不像20世纪50至60年代那样严格控制，有的出版社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并获取经济利益，乘机出版格调低下、内容不健康、不值得翻译的末流乃至下流作品，正如叶君健先生在为《中国翻译家辞典》（1987）所写的序言中所批评的：“我们所出版的所谓‘文学作品’中，有好大一部分不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而是相反，使读者趣味愈趋下降。”有的出版社本来不具备应有的编辑审稿能力，却也放胆编辑出版翻译作品。1992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波尔尼版权公约后，由于超出版权保护期的作品无需购买版权，于是许多出版社一哄而上，纷纷出版古典名著的译本，导致一种古典作品翻译出版过滥，几年中某些原作甚至出现十几种译本。复译和重译的大量出现，导致泥沙俱下，玉石混杂，也给某些译者的抄译、抄袭提供了条件，令劣译、盗译混迹其间。一些古典作品由于没有版权问题，一些人为了追求名利，将现有的译本稍做改动，即以新译本的面孔出版。尤其是各省、市新成立的一些出版社或小出版社，本来没有力量编辑出版翻译作品，却也为经济利益驱动，延请一些翻译新手、半外行或者干脆就是外行，来担当“翻译”，结果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剽窃已有的译本，如《一千零一夜》《红与黑》《十日谈》等就有多种这样的版本。在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选题与出版上，各出版社、各刊物之间互不通气，甚至互相封锁选题，以至抢译、赶译，这些都一定程度地造成了出版资源的浪费，导致了“伪译”的横行泛滥和翻译文学市场的无序与混乱，给翻译文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季羡林先生曾发表《翻译的危机》一文，其中说道：“我没有法子去做详细的统计，我说不出这些坏译本究竟占多大的比例。我估计，坏译本的数量也许要超过好译本。”[7]若如此，1980至1990年代我国各出版社每年都要出版两三千种，那坏译本至少要有上千种。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难怪有人读了劣译感到上当后，撰文提醒读者：“在中国选外国文学的经典，千万不要只看书名，还要挑一下译者和版别。”[8]许钧教授写了一篇题为《不能再容忍了》（1997）的文章，呼吁国家执法与管理部门对肆无忌惮的抄译行为“采取严厉的措施”。尽管文学翻译中的这些问题较为严重，但归根到底这还是文学翻译高度繁荣中的问题。在这个以数量、规模取胜、以复制为时尚的当代社会环境中，文学翻译也难以免俗。好在，时间和读者是最好的裁判，那些坏的文学翻译，终究成不了“翻译文学”，而只是一时泛起的文学翻译的泡沫而已。

[1] （三国吴）支谦：《法句经序》，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阿英：《晚清小说史》，21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 阿英：《晚清小说史》，21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4] 《铁瓮余烬》，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4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5]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24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6] 梁实秋：《欧化文》，原载天津《益世报·文学月刊》，1933年12月，第56期，后收入《偏见集》。

[7] 季羡林：《翻译的危机》，载《东方之子·大家丛书·季羡林卷》，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

[8] 《经典也可以被糟蹋》，载《中华读书报》，2003-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