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和挑战，中国由长期的闭关自守而被迫打开国门，在“以夷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向西方学习。近代翻译运动由此兴起。起初的翻译，集中在自然科学著作，然后是社会科学。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文学翻译逐渐增多。1871年，王韬和张芝轩合译了《普法战纪》中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译诗。1872年发表的署名“蠡勺居士”译自英文的《昕夕闲谈》是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随后十几年间，小说、诗歌等翻译作品时有出现，但数量不多，译品大多不标明原作者，译者不用真名，译作多为节译，大都刊载于报刊，独立印行的翻译文学仅有寥寥数种。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仅仅引进西方的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输入新的思想学术，以求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更新。自此，思想界和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大力译介西学的新阶段。翻译家们开始认识到了文学和文学翻译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文学翻译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从而获得了独立性。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登出一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长文，阐述了小说及小说翻译对于政治的重要性；次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明确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

最早被译介过来的是政治小说。政治小说作为一种题材类型的小说，原从英国传入日本，中国翻译的政治小说也大多是日本的政治小说。其中梁启超翻译的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非常有影响。此后被翻译过来的影响较大的政治小说有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末广铁肠的《雪中梅》、广陵佐佐木龙的《政海波澜》等。这些小说对培育读者的近代政治观念，增强民族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该时期侦探小说的翻译也风靡一时。早在1896、1897年间，《时务报》上刊载了张坤德翻译的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的四篇侦探小说，总标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呵尔唔斯现译福尔摩斯）。1902年，《新小说》杂志设有“侦探小说”专栏，刊载了日本黑岩泪香的《离魂病》《毒药案》、法国鲍福的《毒蛇圈》。1903年，《绣像小说》杂志从第4号起，连续刊载翻译的侦探小说。周桂笙、包天笑、陈仙蝶、周瘦鹃等也因译侦探小说而名噪一时。他们的译作还很快催生了大量中国式的侦探小说。在《晚清小说史》中，阿英虽然认为大批侦探小说的产生显示了翻译“发展到歧路上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占五百部以上。”[2]可以说，侦探小说在晚清的出现和盛行，迎合了当时所倡导的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时代潮流。

晚清社会对科技的追求和向往，使科幻小说在翻译文学中独树一帜。梁启超、鲁迅等都曾撰文，希望用通俗的科学思想来挽救众多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强调科学思想对民族精神的振奋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科幻小说被大量译介过来，在20世纪最初十年，科幻作品的译介总数在一百部以上。西方科幻小说第一部严谨的中译本是《新小说》创刊号（1902）刊载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此后，逸儒翻译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1900）、梁启超译佛林玛里安的《世界末日记》（1902）、鲁迅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03）、海天独啸子译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1903）、吴趼人译菊地幽芳的《电术奇谈》（1905）、周桂笙译凡尔纳的《地心旅行》（1906）等名作，都以其解说科学、探求新知的特点和大胆而又富于幻想的色彩，开阔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1899年林纾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掀起了译介和创作言情小说的**。小说问世后，风行域内，人们争相阅读，赞赏有加。严复写诗赞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子肠。”这部小说为中国的言情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模式：只要是出于纯真感情的恋爱，都是值得歌颂的。可以说，此后中国的言情小说翻译与创作浪潮，都与《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翻译小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徐振亚创作的《玉梨魂》讲述一名寡妇和恋人之间的感情，作品渴望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歌颂了勇于为爱牺牲的精神。作者还称自己是“东方仲马”。

其他类型的小说还有社会小说、理想小说、教育小说、法律小说、历史小说等，虽然它们的数量不多，但说明翻译小说的题材类型逐渐走向完备。

1907年后，近代翻译文学进入繁荣时期。该时期翻译作品数量增多，作品种类更为完备。

在小说翻译方面，据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上发表的一份《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中提供的材料，仅在这一年的翻译小说就达八十种。该时期登载翻译文学的期刊主要有《月月小说》《小说林》《竞立社小说月报》《中外小说林》《小说七日报》《新小说丛》《扬子江小说报》《小说时报》《小说月报》《游戏杂志》《民权素》《中华小说界》《小说丛报》《礼拜六》《小说新报》《青年杂志》等近三十种。其中，《月月小说》在阐述办刊宗旨时，明确把“译”放在第一位。《小说林》的宗旨是“输进欧美文学精神，提高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可见刊物对翻译文学的重视。与以前相比，增加了“虚无党小说”等种类。短篇小说翻译蔚然成风，中篇小说大量涌现，还出现了单行本形式的短篇小说专集。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作为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的较为全面的选译本，开翻译的新风气之先。

在戏剧翻译方面，1904年，我国第一份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创办人陈去病、柳亚子等非常不满当时戏剧严重脱离现实的状况，大力提倡从文学入手来改革戏剧。1907年2月，我国第一个由留日学生组织的话剧团春柳社在东京上演了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第三幕。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翻译戏剧。6月，春柳社又在东京上演了《黑奴吁天录》。同年，上海也成立了春阳社，上演了许天啸根据林译小说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所以戏剧界公认1907年为中国话剧界诞生年。1908年，李石译出波兰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随后，他又翻译了法国蔡雷的《鸣不平》，陈冷血翻译了法国柴尔的《祖国》，包天笑翻译改编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剧名《女律师》）等。

在诗歌翻译方面，该时期，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等人的诗歌译作较引人注目。1908至1911年间，苏曼殊先后发表译诗集《文学因缘》《拜伦诗选》《潮音》，译有拜伦、雪莱、彭斯、歌德等人的诗歌。1914年，《君武诗集》刊行，内收有马君武的译诗三十八首，如歌德、席勒的作品。胡适在这段时期译介了苏格兰诗人堪白尔的《军人梦》和朗费罗、歌德、拜伦等人的诗。其他译介诗歌的作者还有辜鸿铭、刘半农、陆志伟、赵元任等。在散文、散文诗、童话故事等翻译方面，屠格涅夫和泰戈尔等人的散文诗在这个时期均有少量译介；格林、安徒生的童话以及华盛顿·欧文、兰姆等人的散文、游记也有翻译。

总之，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的四十多年间，是中国翻译文学走向独立发展的转型时期。至此，文学从宗教翻译、科技翻译、学术翻译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翻译事业中最繁荣的一个部门。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本国文学创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阿英在1935年出版的《晚清小说史》最后一章——第十四章《翻译小说》中，开宗明义地说：“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其间真优秀的并不多。而中国的创作，也就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形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3]晚清翻译文学的突飞猛进，为此后翻译文学的更大规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参照。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总体上呈现出探索的、未成熟的特点。这表现在译者大都没有严格区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许多译者的翻译实际上谈不上是严格的翻译，而是以原作为底本的创作。传统佛经翻译中的尊重原文的“案本而传”的翻译传统一时难以为继。翻译家普遍抱着急功近利的态度从事翻译，强调翻译文学的工具性与功利价值，而对原作的著作权、原作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民族形式等则不甚措意。许多译作在出版时不署原作者的名字，不标明原作者的国籍。译者普遍以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观念与形式对原作加以变形和改造。表现在作品名称的翻译上，大多数译者都根据中国读者的习惯对原作的书名加以改造，写成了“××记”、“××传”、“××情史”、“××缘”、“××录”之类。作品中的外国人名、地名、称谓等异域色彩浓厚的东西，也大都改成中国式的人名、地名、称谓。译者还较为普遍地改造原作的体式，如几乎所有的译诗，都采用了中国传统诗的形式，或译成五言古体，或是四言“诗经”体，或是“楚辞”体。又如将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故事体，用中国章回体小说的体式来替换外国长篇小说的框架结构，分章标回，有些还讲究回目对称。更多的译者对原文随意增删，主张“译者宜参以己意，当笔则笔，当削则削”[4]，这实际上是用中国瓶装洋酒，用中国酒兑洋酒，也就是将外国文学加以中国化改造，使之靠近中国文学，使之“像”中国文学，也就是对外国文学加以“归化”。由于当时懂西文的译者不多，大多数是从日文译本的转译。当时的日文就盛行“豪杰译”，对原文就不甚忠实，中文更是多一层隔膜。而读者在欣赏翻译文学的时候，也不问译文是否重视原文，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翻译家的汉文水平上，欣赏译者的“译笔雅训”。在这种情况下，像林纾那样的不懂外文的人，靠着别人口述大意，而以其生花妙笔加以笔录，就能够成为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在翻译方法上，像林纾、梁启超、包天笑那样的不会外语或粗通外语的人，普遍采用不尊重原文的“窜译”、“豪杰译”，即使外文水平较好的周桂笙、马君武、吴梼等，还有早期的鲁迅、周作人兄弟的翻译，也是或多或少增删原文。到1909年周氏兄弟合作翻译了《域外小说集》，采用直译的方法，比较尊重原文，开风气之先，但读者对这样的翻译却不认可，以至于自费出版后只卖出二十来册。可见“归化”是那个时代翻译文学的主导倾向，一时尚难扭转。翻译文学中的这种情形，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完全吻合。人们只是着眼于外国文学的功用价值，而对外国文学的本体价值则很少认识；对翻译文学的主体性的认识、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的关系的认识，也很难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