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礼记·王制》中记载：“中国、夷、蛮、戎、狄……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可见，至少在春秋时代，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国”与周边其他民族之间的翻译活动已经颇有规模。对此，《史记》《国语》《汉书》等历史著作中都有记述。这其中既有口译，也有书面翻译；既有一般事务的翻译，又有文学翻译。纯文学翻译在古代翻译中虽不成规模，但毕竟还是有些译文流传下来。例如，《左传》中记载，当年楚王的胞弟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日，听到有个越人“拥楫而歌”，因听不懂越语，便请人翻译，译出的歌词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首歌表达了越人对王子鄂君子皙的爱慕之情。后世称为《越人歌》，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首译诗。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人的一首诗歌，显然也算是翻译文学：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该诗讲的是匈奴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失去了祁连山和焉支山之后的悲愤心情。该诗后被作为民歌收入《乐府诗集》等典籍中，译文字句略有出入。

保存在西晋时期崔豹所著《古今注》中的古代朝鲜歌谣汉译《箜篌引》也很有名——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坠河而死，将奈公何！

原文为朝鲜语，讲的是一位女子目睹丈夫被河水淹死时的悲痛心情。汉语译文以四言体翻译，颇有古风。

南北朝时期，汉人与北方各民族的交流频繁，他们的作品译文也有的流传下来。著名的如北齐时期的《敕勒川》：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乐府广题》中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作为一首译诗，语言凝练准确，形象如画，艺术上不下于第一流诗人的创作，可见当时文学翻译已有很高的水准。

但中国古代的纯文学的翻译数量还很少，流传下来的更少。其根本原因大概是由于汉文学与周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相比远为先进和发达，因而学习、引进外来文学的动力不大，文学翻译自然不被重视。东汉以降，随着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翻译而逐渐成为翻译大国，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文学依托于宗教翻译，也繁荣起来。

在印度，佛教为了化导大众广泛利用民间神话、故事、传说，用鲜明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来阐释抽象的教义，宗教与文学相结合，形成了“佛经文学”这样引人注目的文学形态。汉译佛经，自然也保留、有时甚至强化突出了它们的文学性。在一般的汉译佛经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文学色彩。如在我国影响很大的几部佛教经典《法华经》《维摩诘经》《盂兰盆经》等都是如此。

其中，《法华经》（全称《妙法莲花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在佛传文学中别具一格，内容是赞颂成佛后的释迦牟尼的。它有三个译本：西晋竺法护的十卷本《正法华经》、姚秦鸠摩罗什译的七卷本《妙法莲华经》、隋那崛多编译的《添品妙法莲花经》。其中鸠摩罗什的译本流传最广。《法华经》称释迦成佛以来，寿命无限，现各种化身，“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着重调和大乘小乘，宣扬“三乘归一”，即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均归于“佛乘”，以为一切众生，均可成佛。《妙法莲华经》的译者鸠摩罗什（350—409），一名童寿，本为印度人，后至西域龟兹，姚秦时应邀来长安译经。他共译出佛经四百多卷，第一次把佛经按印度的本来面目翻译过来，在佛教翻译史上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法华经》是鸠摩罗什的翻译代表作。这部书作为佛典，在说教的同时采用了许多生动的寓言故事，散文与韵文相间，用散文体讲完故事，再用诗体“偈颂”重述。鸠摩罗什的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原文字句，酣畅淋漓，文采飞扬，后世佛教史及佛经翻译史的研究者对他均有很高的评价。例如，第二品“或宅”，在宣传“三乘归一”的说教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长者，有三个孩子同在房间中玩耍，房子忽然起火，孩子年幼无知，不知逃避。不论父亲如何在屋外叫喊，他们也不出来，眼看就要被大火吞没。父亲灵机一动，大声喊道：我这里有一辆羊车、一辆鹿车、一辆牛车，谁出来就给谁玩！孩子们听罢，便从房间一拥而出，父亲见孩子得救，高兴地给每个孩子一辆七宝大车。这里用羊、鹿、牛比喻“三乘”，用七宝大车比喻“佛乘”，说明前三乘是让人从生死轮回中摆脱出来的一种方便设教，但只有佛乘才能使人进入佛境。

《维摩诘经》，又称《维摩经》《维摩诘所说经》《不可思议解脱经》，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佛经，在我国流传甚广，有七种译本之多，如三国时吴支谦译本、西晋时竺法护的译本、南北朝时鸠摩罗什的译本等。其中最有影响、译文水平最高的是鸠摩罗什的译本《维摩诘所说经》，共三卷十四品。这部佛经通过一位在家居士维摩诘的形象塑造，宣传了大乘佛教的“入不二法门”等思想主张，经中说他家财无量，能言善辩，深通大乘佛法。他虽不出家，却遵守佛门戒律；虽有妻子，却修梵行；虽生活于三界，却不贪恋三界，常为众生说法。据说，有一次维摩诘为了显示“无常”之理，称起病来，释迦牟尼就派弟子前去问病。但弟子们知道维摩诘善辩，以前舍利佛等都曾在辩论中败北，所以都不敢去。最后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受命，率众弟子前往。接下去写维摩诘与文殊菩萨等人反复讨论佛法，义理深奥，妙语横生。从文学角度看，《维摩诘经》既有小说的情节，又有戏剧的结构，兼有小说和戏剧的双重趣味。

此外，汉译佛经中的有些文学性的情节故事对我国文学影响很大。著名的如《盂兰盆经》，该经写的是佛陀弟子大目犍连为报父母养育之恩，以钵盛饭，饷其亡母，未能如愿。后按佛陀指点，于7月15“僧自恣日”以盆钵盛各种物品施奉四方众僧，众僧以其功能法力，将大目犍连亡母之灵解救出苦海。通行的汉文《盂兰盆经》据说是西晋时翻译家竺法护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这部佛经契合了讲究孝道的中国人的心理，所以尽管它并未阐发什么深奥的教义，却在民间有很大影响。约从公元6世纪起，中国民间逐渐形成了过“盂兰盆节”的习惯。每年阴历7月15，各大寺庙要举行盛大的法会，由众多和尚诵经施法；百姓们则要进香上供，施舍财物给僧人寺院，祭祀祖先亡灵。我国传统戏曲中的一类重要的题材，即所谓“目连戏”，其基本情节就来源于《盂兰盆经》。在汉译佛经中，即使是以讲深奥的佛理为主的佛经，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学色彩。例如，据认为现存最早的汉译佛经、汉明帝时期由摄摩腾翻译出来的《四十二章经》，由四十二段短小的佛经构成，主要内容是阐述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文字虽短，但在论述中大量使用各种形象的比喻。如说人贪求财色，就好像一个小孩舔刀刃上的蜜糖一样危险；恶人陷害好人，就好像仰面吐唾沫，唾沫掉在他自己的脸上弄脏的是他自己，又好比迎风扬起尘土，弄脏的也是他自己。这些比喻都十分生动贴切，表现出印度民间文学的特色。再如华严宗的基本经典《华严经》有三种不同的汉文译本，在阐述深刻的佛教哲学思想的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这集中地体现在其中的《入法界品》中，其中讲述了善财童子为了访求佛法真理，到处寻师，历尽曲折，共参拜五十三人参悟佛法。这就是著名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是我国佛教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

在印度，有些佛经原本就是根据民间寓言故事加工改造而成，或为韵文体，或为散文体，以寓言故事体居多，少量为诗歌，都具备了文学作品的情节、情感、形象等主要因素，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寓言故事文学。这类佛经均有不少汉译本，大体可以分为“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譬喻文学”三大主要类型（有的佛经以上三者兼而有之）。

首先是“佛本生故事”，也称“本生故事”。早在佛教产生之前，有关的故事就长期在印度民间流传。佛陀释迦牟尼死后不久，教徒们便收集和改造这些民间故事，从佛教轮回的观念出发，把故事中的主角说成是佛陀在不同时期的转生形象，并说明佛陀是在经历了无数次轮回转生，积善去恶，最后成佛。这些形象或为不同身份的人物，或为各种动物、植物的形象。本生故事在佛教经典中是一个专门的部类。在汉译佛经中除了若干部专门讲述本生故事的经典外，还散见于各种经典和律本中。汉译专门讲授本生故事的经典，主要有《六度集经》《生经》《九色鹿经》《太子须大拿经》等。

《六度集经》为三国时吴国康僧会编译。共八卷，收集了九十一个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是我国较早翻译的佛经之一。康僧会为中亚人，世居印度，幼时随父亲经商迁居越南，在孙权当朝时来到吴国首都建业（今南京），建寺弘法，对佛教在东吴地区的流传起了很大作用。《六度集经》中的所谓“六度”，是指大乘佛教的六种修行方式，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康僧会把九十一个故事按“六度”分类，并在每一类故事前面冠一简短的解说。由于康僧会对中国语言文化颇为精通，在编译过程中，也糅入了一些中国固有的老庄和儒家思想，甚至使用老庄的名词典故，从而将印度故事不同程度地中国化了。每个故事篇幅都不长，均含有劝善惩恶之意，人物情节生动有趣。其中的有些故事，在我国长期流传，影响很大，如舍身饲虎的故事、九色鹿的故事、盲人摸象的故事、猕猴与鳖的故事等。《六度集经》作为较早的佛教普及性读物和较早的汉译生经故事，文辞质朴而又典雅，代表了当时佛教文学翻译的水平。

《生经》由西晋著名翻译家竺法护翻译。竺法护（约230—308）梵名云摩罗刹。西域月氏人，世居敦煌，据说通晓梵汉等三十六种语言及方言。他共译出佛经一百五十九部，现存八十四部。竺法护的翻译不同于此前随意增删的意译和编译，而是尊重梵本，存真求质。从翻译文学角度看，《生经》是竺法护的代表译作之一。《生经》共收故事五十五个，其中的不少故事是佛教文学中的精品。例如，《佛说堕珠著海中经》，说一个菩萨为了救助穷人，历尽艰险入海寻找到了宝珠，但却在返回时被龙王抢走。于是菩萨拿出水勺，决心把大海的水舀干。龙王害怕菩萨坚持不懈，只好交出宝珠。这个故事与我国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佛说鳖猕猴经》《佛说五仙人经》《佛说舅甥经》等，都是竺法护译《生经》中脍炙人口的作品。

三国时著名翻译家支谦译的《九色鹿经》是一部叙述释迦牟尼往昔修菩萨行的本生故事。说释迦前生为九色鹿王时，曾救起了一个溺水的人。这个溺水者回家后闻知皇后悬以重赏，欲猎九色鹿，以鹿皮制作衣裘。溺水者为得悬赏，竟道出鹿之所在。王将杀鹿，鹿乃陈述如何救溺水者，而溺水者如何忘恩负义，王深为感动，遂令对九色鹿加以保护。这个故事在印度流传广泛，故九色鹿被尊为“菩萨鹿”。在我国的敦煌莫高窟中，有九色鹿的壁画，直到现在，以这个故事为素材改编的少儿读物和音像制品，仍然很受欢迎。

此外，在汉译本生经故事中，《太子须大拿经》和《佛说兴起行经》也值得一提。《太子须大拿经》也是一种著名的佛本生故事。由东晋十六国时沙门圣坚译，另外，其他许多佛经中也提到了这个故事。它的篇幅不长，只有一卷，但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故事讲的是太子须大拿为人慈悲，乐善好施，有求必应，先是将国家的宝物大白象施舍给敌国，最后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施舍了，由一个太子变得一无所有。他的行为感动了帝释天，也感动了敌国，并且最终成佛。故事末尾讲明：这个太子须大拿就是释迦牟尼的前生。这个本生故事强调的是乐善好施、行善积德对于成佛的重要性。《佛说兴起行经》由后汉康孟详翻译，两卷，包括了十个本生故事。其内容比较特殊。其他的本生经讲的都是佛陀前生的善行，但《佛说兴起行经》却写了佛陀前生的丑事恶行。这样的故事除了解释佛陀生前传教中所遇到的种种困厄外，还要说明：即使是佛陀本人，也是在无数次的轮回转生中不断弃恶从善、逐渐成佛的。

如果说佛本生故事是讲佛陀的前生事迹的，那么佛传故事（也称佛赞故事、佛本行故事）则是专门讲述释迦牟尼一生各个阶段事迹的。释迦牟尼作为佛教的创始者和佛教徒的楷模，深为佛教徒所崇敬。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和偶像崇拜的需要，僧侣们逐渐将他神化，并借助、利用民间故事传说，为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涂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有关的佛传故事极富想象力，叙述夸张、文辞华丽，许多故事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我国古代所翻译的佛传故事主要有《普曜经》（一译《方广大庄严经》）《修行本起经》《佛本行集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中本起经》《众许摩诃帝经》等。其中，《佛所行赞》是印度著名的佛教诗人、剧作家马鸣的长诗，描写和赞颂佛陀的一生，在印度流传甚广。唐义净在《南海寄归传》卷四中载：“五天（按指全印度）南海，无不讽诵。”《佛所行赞》是佛传文学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作品，由东晋时代的翻译家昙无谶（？—433）翻译。昙无谶用五言无韵诗体译出，共分二十八品，约九千三百句，四万六千余字。此种长诗为我国固有文学中所未有，堪称我国佛经翻译文学中的杰作。与《佛所行赞》同类的还有同时期的宝云（？—469）翻译的长诗《佛本行经》，分三十一品，在不同的段落，宝云分别使用五言、七言和四言诗体译出，风格和内容大致与《佛所行赞》相同。

除上述专门的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外，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还散见于其他佛经中，如早期翻译成汉文的四部“阿含经”，包括《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赠壹阿含经》，都以对话体的形式，记述了释迦牟尼的生平说教及直传弟子的修行与传教活动，汉文虽嫌拙涩，但也别具风格。《涅槃经》（全称《大般涅槃经》）有多种汉译本，它记述了释迦牟尼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的传教活动和涅槃圆寂的情景，叙事很有文采。

汉译佛教文学的第三种类型是所谓“譬喻经”，近世以来研究佛教翻译文学的学者称之为“譬喻文学”。梵文中的“譬喻”一词，汉译佛经中有的音译为“阿波陀那”，还有的译为“出曜”、“本起”等，而以意译“譬喻”最为通行。在印度梵文佛教文学中，“譬喻经”属于通俗的故事文学，在形式上与佛本生故事是同一类型。但本生经故事的主人公一定是佛陀，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譬喻经故事则是本生经故事之外的、以故事“譬喻”佛理的。汉译譬喻经，在汉译佛教文学中占的分量最多。不但有专门的譬喻经故事集，而且在一般的佛教典籍中，到处都有譬喻故事。汉译专门的譬喻经故事集有《撰集百缘经》《大庄严论经》《法句譬喻经》《百喻经》《出曜经》《贤愚经》《杂宝藏经》《杂譬喻经》等。

《百喻经》，又名《痴华蔓》，由南北朝来华印度僧人求那毗地翻译。所谓“百喻”，是指全书有一百个譬喻故事，但实际上是九十八个故事。“华蔓”即“花蔓”、“花环”，印度人以此来指故事的一种编排方式。这可以说是一部专门讲故事的佛经，而且讲的都是愚人可笑的蠢事，所以叫“痴华蔓”。故事之后一般有几句点题文字，告诫出家人或一般人应如何引以为戒。佛教特别讲“智慧”。看出别人的愚蠢，即是一种智慧。《百喻经》中的故事短小精悍，大多为两三百字，少数较长的也在千字以内。故事情节幽默风趣，常令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求那毗地的译文流畅、简练、易懂，在佛教翻译文学中堪称精品，例如其中的第九个故事《叹父德行喻》，译文如下：

昔时有人于众人中，叹己父德而作是言：“我父慈仁，不害不盗，直作实语，兼行布施。”时有愚人，闻其此语，便作是言：“我父德行，复过汝父。”诸人问言：“有何德行？请道其事。”愚人答曰：“我父小来断绝**欲，初无染污。”众人语言：“若断**欲，云何生汝？”深为时人之所怪笑。

犹如世间无智之流，欲赞人德，不识其实，反致毁訾。如彼愚者，意好叹父，言成过失，此亦如是。

《杂譬喻经》作为重要的佛经之一和佛教譬喻故事集，被我国历代翻译家所重视，前后有五种译本：一《杂譬喻经》一卷本，收十二个故事，东汉末年翻译家支娄迦谶译；二《杂譬喻经》二卷本，收三十二个故事，东汉末年译出，译者不详；三《旧杂譬喻经》二卷本，收六十一个故事，三国时翻译家康僧会译；四《杂譬喻经》一卷本，收三十七个故事，比丘道略集；五《众经撰杂譬喻经》收四十四个故事，比丘道略集，一说鸠摩罗什译。以上五种译文篇幅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专门的譬喻故事集。

《贤愚经》和《杂宝藏经》中的故事类型比较复杂，既有佛本生故事，也有佛本行故事，但主要是因缘譬喻故事。《贤愚经》全称《贤愚因缘经》。汉文《贤愚经》没有梵文原本，是南北朝时翻译家昙觉与沙门威德收集、编译的，共十三卷六十九品。每“品”有一个或几个故事。其中很多故事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其中一个故事讲两个妇女都自称是孩子的母亲，争执不下，国王凭聪明智慧而公正断案。这个故事同《圣经·旧约》中的所罗门断案的故事，与我国元代李行道的杂剧《包侍制智勘灰栏记》的情节相同，是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线索。《杂宝藏经》由北魏时吉伽夜与昙曜共同翻译，共收有一百二十一个故事。除了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外，还有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如其中的《十奢王缘》，基本上就是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雏形，对于研究佛教与印度教、佛经文学与印度大史诗的关系非常重要。

我国古代的翻译家们还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中，总结了一些宝贵经验，有些已经成为理论的形态，是我国译学理论及翻译文学理论的宝贵财富。如东汉末的重要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记载和评论了当时几位佛经翻译家的翻译情况及对翻译问题的讨论，他写道：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为词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意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梵意，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1]

这段话指出了翻译中的“传实”问题，认为“传实”、“贵其实”是根本，也最不容易。又提出了翻译中的几个对立统一的范畴，即“质直”与“雅”之间、“易晓”与“饰”、“严”之间、“美”与“信”之间、“言”与“意”之间、“意”与“达”之间的关系。这几个矛盾的范畴实际上已经囊括了翻译理论中的基本问题，表明我国古代翻译家们在翻译中是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和理论主张的，显示了我国传统译学理论的特色——与传统的哲学美学与传统文论密不可分。只可惜这样的文字流传下来的太少。此外，东晋时代的道安提出的关于翻译中必然会背离原文的五种情况，即“五失本”论，鸠摩罗什提出的翻译中原文“辞体”、“文藻”的丢失问题、唐代玄奘提出的需要加以音译的五种情况，即“五不翻”等，都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对后来的译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中国古代的翻译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翻译文学依托于佛经翻译。这与西方翻译史是颇为相似的。在西方，中世纪后期德、意、英、法等民族对拉丁文基督教圣经的翻译，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学的成熟。而中国自东汉以降对佛经的翻译，则极大地推动、霑溉、滋润了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如汉语音韵学的发明及格律诗的形成、新词汇新句法的引进、文学想象力的激发和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发达等，都受惠于佛经的翻译。在佛经翻译的选题上则呈现出一个规律——唐以前的佛经翻译，更多的是“佛经文学”，而唐及唐以后的佛经翻译，更多的是缺乏文学性的抽象深奥的佛教理论典籍。几乎所有具有重要文学价值，或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佛经，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译出的。而佛经翻译极盛时期的唐代，具有文学色彩的佛经却并不多见。这表明佛经翻译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先易后难的过程。佛经翻译初期，在佛经的选择上，必以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的佛经为首选翻译对象。所以在唐以前，有文学性的佛教经典大都翻译过来了。而随着佛教的普及，人们就希望在佛理的层面、在宗教哲学的层面上，更深入地了解佛教典籍，加深佛学的修养。适应这样的要求，以玄奘为中心的佛经翻译，大都是深奥的佛理著作，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佛经翻译本身来说，唐代是高峰；而从佛教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是中国佛经翻译文学的发生期，东晋至隋朝时期才是高峰。同样的，从宗教翻译的角度看，唐代的玄奘是集大成的代表人物。但从翻译文学的角度看，三国时代的吴国的支谦、康僧会及东晋时期的道安、道安稍后的鸠摩罗什等人，才是佛经翻译文学史上各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