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兴起的民间文化学，其发展一直偏离了民间文化研究应有的轨道。民间文化成为与时髦理论对接的积木，可以随意使用，民间文化被泛化为没有出处的可以反复剪裁的资料。很少有人潜心去熟悉和理解某一个地方的民间文化，在民间文化学科的话语系统中，民间文化似乎只与所谓的学者有关，对民众可以视而不见。

一、与相关学科的区别

民间文化学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民俗学是什么的问题。钟敬文先生曾说：“我甚至拟用这个名词（按指民间文化）去代替‘民俗’一词，而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化学’。现在考虑起来，当时那想法是合适的。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近来有些美籍华裔的同行，也赞成用‘民间文化学’代替‘民俗学’术语的想法。”[5]这段话表明，民间文化学与民俗学在学理上是相通的。

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研究范围和学科界定。但这种界定似乎比较模糊，此外，民俗学与相邻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关系似乎也不甚明晰。我们都知道，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它的一级学科是社会学。社会学下面有四个二级学科，即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相对而言，人口学与民俗学相距较远，民俗学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关系比较密切。认识民间文化学（民俗学）的学科指向，首先应该明确相邻学科之间不同的学术着重点和学术目标。我们可以以社会贫富差距现象来说明民间文化学学科的独特性。贫富差距是社会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之一，但当一个社会的各阶层贫富悬殊过大时，会带来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严重时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结构的稳定。贫富悬殊到底会产生哪些社会问题，如何判断贫富悬殊的尺度，并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安全和正动力的范围呢？一个社会在现阶段的贫富实际状况如何？这些都是社会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人类学所要针对的则是贫富差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寻求贫富差距演变的历史规律和其产生、变化的各种原因，贫富差距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贫富观念是如何形成的，等等。民间文化学则是考察一个地域贫富两大群体在生活方式、习惯和观念方面的不同，以及两个群体的内部知识，贫富差距在衣食住行和心理等方面的不同表现，富人群体如何引导生活方式，等等。民间文化学不能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民俗学所关心的是贫富群体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生活习惯。譬如，在一个地区，同样是婚礼，贫富人家的婚礼仪式可能存在一些细节方面的差异。面对同样的婚礼传统，贫富人家可能有不同的处理和应对方式。民间文化学的目的在于理解民众生活，说明民众如何这样生活。其学术指向是体验、感悟、理解和认识。所以钟敬文先生说：“民众有自己的审美情怀，民俗学是一门有情感的学科。”

二、民间文化学的学术指向

既然这样，民间文化学的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就会受到质疑。民间文化学的产生和学术指向是出于认识民众知识的需要，而这一目标似乎一直就没有实现，民众并不需要民间文化学，民间文化学似乎没有给民众的生活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政府也不需要民间文化学，政府决策程序里面没有民间文化学学者的地位。社会学可以帮助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甚至提出解决方案，民间文化学能够解决什么？为什么面对一些急剧衰落的传统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学学者束手无策？

民间文化学的学术指向是努力理解当地人的民间生活，发现民间生活的真谛。在一个村落，民间文化学学者的任务不是去评介、改造和纠正当地人的民间生活，而是对他们的民间生活进行感受、了解和解释。这样定位民间文化学的学术指向，是不是降低了民间文化学的理论水平和学科价值呢？民间文化学与其他学科不同之处就在于，民间文化学的学术实践是“听和看”，而不是“思和想”。尽量抛弃娱乐、信仰、宗教、饮食、神灵、民众等抽象的学术概念，而进入当地人的语言系统（那是一个与我们所谓的学术话语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理解当地人的知识体系和情感态度，把握当地人的民俗生活逻辑，在学术写作中使用当地人的具象语言，这就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民间文化学。这一学术取向，体现了民间文化学学者具有其他学科学者所没有的“民间立场”。如果大家这样努力，就能建立中国民间文化学学派。

民间文化是人的本原经验现象，而我们对它的描述，则是出于学术的需要，或者说受到学科理论和视角的局限。什么局限呢？就是运用学科方法对观察到的民间生活世界加以判断和评论，也就是说，以往的民间文化学研究所要确立的是考察对象的性质世界，即对象“是……”，而当下民间文化学的前沿目标是将性质世界的民间文化学转化为意义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民间文化学，即理解民间文化的“在”。德里达在《系动词的替补：语言学之前的哲学》一文中指出：作为系动词的“是”不能指确定的意义，因而更不能代表某一事物的在场或不在场。而“在”具有比任何其他词更广的外延。[6]在一个特定区域，为什么民间文化存在，为什么民间文化是这样存在？因为在实践的意义上，民间文化就是人们生活的理念世界、意义世界，就是人们的生活本身。民间文化田野作业不是去构建一个民间生活世界，而是发现和理解民间生活世界。因此，对民间文化的研究是理解民间文化，而我们以往却更热衷于高高在上地强调民间文化“是……”。[7]

既然我们承认民间文化是民众生活，那么，生活又是无穷大的，它超越了民间文化学，也走在民间文化学的前面，民间文化学理论永远落后于民间生活。生活就是一切，而民间文化学不是，民间文化学理论也不是。民间文化学学者并不能解决什么是民俗的问题，也不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在课堂上授课的教师，并不需要知道什么是“教师”一样；就像医生并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医学”。然而，“什么是民间文化”的确又是民间文化学学科永恒的课题，其研究贯穿整个民间文化研究史。其研究的目的是对民间文化学科的坚守。民间文化的“民”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对其边界的确立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是要给正统、官方、精英和上层树立一个对立面，在与正统、官方、精英、上层和中心的对立中确定民俗学学科的位置。这种讨论，对研究具体的实在的民间文化没有任何意义。

三、如何实现民间文化学学术指向

民间文化不是文献，不是书面呈现。真正的民间文化学学者不是在校园里造就的，而是在村落，在田野。民间文化研究者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不通的村落居住若干年，和当地人一起吃住，过着和当地人一样的生活。民间文化学科主要的学术手段是田野作业，“田野作业”不是一般的田野调查，称之为“作业”，而不是“调查”，意味着它不是发放问卷和访谈的过程，不是一个只是收集资料的过程，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过程。在若干年的时间里，从语言到生活方式都能和当地人融为一体。能够整体而全面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运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将当地方言转化为学术话语，充分表达当地人的地方性知识和学问。这样，民间文化研究者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间文化学学者。现在有人问某位民间文化研究者研究的领域是什么，他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他真不知自己是研究什么的。研究范围似乎涉及诸多方面，又似乎都是浅尝辄止。如果他经历了若干年的村落生活，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某某村落是他的研究基地，他研究某某村落的民间文化。他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本，拥有了学术话语权。因为在国内，还没有哪位民间文化学学者在一个地方做过这样长时间的田野作业。

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化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三个理论流派：以顾颉刚为首的“历史学派”；以江绍原为代表的“宗教民俗学派”；以钟敬文为首的“民间文学派”。这三个流派都没有标榜田野作业，他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都是基于书面文本，解释和梳理文献材料是这三个流派共同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深受历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不能代表民间文化学的发展方向。

那么，为什么民间文化学学者对书面文本的研究会受到质疑，而历史学学者和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都是文献资料，并且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1）文学创作的过程和历史事件都是过去时，已一去不复返了，不能被复原，而民间文化则是当下的事象，是不断重复的过程，是可以“亲在”的存在。（2）文献与作品是历史事件和文学创作的全部遗留，而民间文化文献所记录的只是民俗活动的部分内容，而不可能是全部。（3）民间文化志是“我”的民间文化志，即记录者笔下的民间文化志，而历史文献和文学创作则被视为是客观的对象。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化志有着根本的区别，民间文化总是某个民间文化学者的民间文化。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只能通过具体时空中的民间文化学者来理解，没有脱离民间文化学者的纯客观的永恒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学科真正的研究对象是现实民间生活，只有在现实的民间生活中才能滋生学科的兴奋点。民间文化学的前沿问题不是理论方法问题，而是努力深入田野的问题，是民间生活本身的问题。民间文化学的前沿问题是要求民间文化学学者在“听”和“看”的情境中考察民间生活，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知识、能力和时间方面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应熟悉当地的方言和文化传统，也就是用主位的立场理解和叙述一个地方的民间文化。主位研究强调在研究中，要求调查者去习得被调查者所具有的地方性知识和世界观，即研究者不受自身文化的束缚，置于被研究者的立场上，去了解、理解和研究问题。否则，观察者在一个陌生的文化模式中，只能看到若干不相关联的因素，而看不到一个整体。它强调能用当地人的观点去努力理解当地人的文化。我们呼唤这种生活状态的民间文化研究成果的诞生，他们可能要全面颠覆现有的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因为对当地人而言，现有的民间文化学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可能是“陌生人”的“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