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禁忌语，是很富有方言（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特色的语言风俗现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避开那些污秽的和可能导致不祥的词语。禁忌的原则，大体上不外乎是出于吉凶、功利、荣辱的诸种考虑，现代禁忌语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凶祸禁忌语

禁忌语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俗信思想，人们往往认为，说出某个不吉不祥的字眼，不吉不祥就会降临。于是，碰见了不吉利的词，怕把不吉利也沾上了，便改用另一词语代替。

代替的方法有数种。一种是用比喻，如在现代汉语里，军士打仗受伤叫“挂彩”，南方则“带花”，皆为受伤后扎了绷带的比喻。一种是用典故。如古代汉语把病到快死叫“弥留”，用的是《尚书·顾命》周成王之典；或叫“易箦”，用的是《礼记·檀弓》曾子临死换席子的典故。一种是用假托之辞。如古代汉语称帝王的死为“晏驾”，意为他不出朝，只是由于他的车驾出来晚了。称有封邑的人臣之死为“捐馆舍”，意为他不在，只是由于他抛弃了他的馆舍到别处去了。后称人死为“捐馆”，即由此而来。佛教僧尼之死为“圆寂”，意即他们完全沉浸于念经中去了。士大夫的死被称为“弃堂帐”，意即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到他处谋生去了。“西归”是死亡最常用的托辞。《说文》：“西，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接），故因以为东西之西。……西或从木妻。”日落西山，鸟栖于巢。西是栖息的引申义。西方是日落之地。自然也是黑暗之地，进而成为阴间之所在。至今仍将死亡称为“上西天”、“命归西天”、“西归”，等等。如《诗·桧风·匪风》：“谁将西归，怀之好音。”唐朝孟郊《感怀》诗之五：“去去荒泽远，未有西归日。”、“西归”均用作死亡的委婉托辞。在中国古代墓葬中也是头朝西方者居多。一种是用其他相似物类的名称。如长沙方言忌说“虎”字，由于“府”、“腐”和“虎”同音，因此长沙的“府正街”被改称“猫正街”，“腐乳”也改称“猫乳”。最普通的一种是改用反义词。如戏院中的“太平门”，原意是为了万一发生了火灾好让观众逃走的，说“太平”便是失火事故的反义。乘船的人，忌讳说“住”、“翻”，所以称“箸”为“筷”，称“帆布”为“抹布”。其他“沉”、“停”、“破”、“漏”之类的话语也都在禁言之列。在上海，平时人们忌说“眉毛倒了”，是忌讳“倒霉”之意。忌言“梨”、“伞”，而称“圆果”、“竖笠”，是避讳“离散”的意思。忌说“苦瓜”而称“凉瓜”，是要避开苦难之“苦”字。忌说吃药，而称“吃好茶”，是忌讳“生病”之意。这一类避凶求吉的语言禁忌现象，民间称之为“讨口彩”。

对凶祸词语的忌讳跟人的思想意识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的科学知识日益丰富，封建迷信思想逐步破除，这方面的禁忌语越来越少。温州旧时称“老虎”为“大猫”，但晚近输入的“老虎钳”、“台虎钳”、“老虎灶”等均不再忌“虎”，并且“老虎”、“大猫”已并用了。上海郊县原称“伞”为“竖笠”，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其为何物了。对于现在仍流行的禁忌语，我们不必刻意去加以更换。言语乃约定俗成，有些已通行而又不碍思想交流的词语，诸如“筷子”之类，倘若—定要加以“正名”，反而令人难以接受。

二、破财禁忌语

在所有的凶语中，除死亡及疾病的字眼最为令人恐惧、忌讳外，还有就是些破财词语。因为财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命运、生活的贫富，所以民间很看重此事，时时处处惦念着发财，也时时处处提防着破财。

春节期间，各家各户要祭财神。若有卖财神画像的童子挨门喊：“送财神爷来了。”一般人家，都赶紧出来，到门口回话：“好好，来，我们家请一张。”如不想买的，也不能说“不要”，更不能撵送财神，只说“已有了”。有人来送柴（财神）时，忌回答“不要”，若不想买，可回答“已有”。春节为一年之首，民间以为得罪财神，神仙便整年都不临门。期间，如果小孩说了冒犯财神的话，大人即说：“童言无忌”，以解除不祥。中国人见面打招呼，爱拱手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广州话“舌”和“蚀本”的“蚀”同音，所以把“舌”叫做“脷”，“猪舌”叫“猪脷”，取其“利”字之音；“杠”和“降”同音，因而把“竹杠”称为“竹升”；“空”和“凶”同音，因而把“空”说成“吉”，把“空屋出租”说成“吉屋出租”。方言广州话“书”和“赢输”的“输”同音，所以有人称“通书”为“通胜”。又因广东方言“丝”与“输”的读音相同，所以把“丝瓜”改称做“胜瓜”。又因为“干”犯了“输得干干净净”的忌讳，所以便把“干”改为“润”，“润”取时时润色之意，显得有油水，所以是发财的象征。于是“猪肝”被说成了“猪润”，“鸡肝”被说成了“鸡润”，“豆腐干”被说成了“豆润”……广州旧时商行里为了发财，为了账目上多进少支，特别忌讳支出的“支”字，为此把长衣（长衫）的读音“长支”改称做“长进”，以求只“进”不“支”。

此类有关财运衰败的语言禁忌很多，它们都有共同点，即不仅停留在避开不吉的词语不说，而且还要改凶为吉，力求通过语言上的变通、调整而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个最为吉祥的理想效果。

三、猥亵禁忌语

民间的荣辱观也促使一些带有亵渎意味的词语成为禁忌，通常以为涉及性行为和性器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语，一般所谓有教养的或“正经”人都羞于启齿。

在现代生活中，“蛋”是常见于骂辞的一个字眼，如捣蛋、浑蛋、刁蛋、坏蛋、滚蛋、王八蛋等，于是，这个蛋字成了人们纷纷躲避的现象。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谈到：“北人骂人之辞，辄有蛋字。曰‘浑蛋’、曰‘倒蛋’、曰‘黄巴蛋’……故于肴馔之蛋字，辄避之。鸡蛋曰‘鸡子儿’，皮蛋曰‘松花’，炒蛋曰‘摊黄菜’，溜蛋曰‘溜黄菜’，煮整蛋使熟曰‘沃果儿’，蛋花汤曰‘木樨汤’。”木樨即桂花，因烧熟的鸡蛋色如桂花，故以木樨代之。

在汉族民间，通常认为涉及性行为及性器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语，说出来有伤大雅。在不得不说到性器官时，要用“下部”、“**”等来代替。女性性器官不洁与男尊女卑等观念，使人们话语中的男女性器官避讳语，有时带有褒贬尊卑不同的色彩。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说：“讳狼藉，故称榔槌为兴哥。”榔槌是古人称男性**的一种说法，这里改称为“兴哥”，明显带有一种亲昵的情感，既体现了男尊思想，也体现了部分男性的那种认为**并无不洁的思想。

谈及性行为，更是忌讳直说。其实，“食色，性也”。《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描写的桑间陌上的**是多么的天真无邪。“诗三百”，精华在《国风》，其中不乏真情流露的情歌、深情执著的恋歌。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中表现了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可心人的热切相思。又如《郑风·溱洧》第一章则表现了在河水涣涣的春天里，青年男女群游嬉戏的欢乐。然而，一到中古，独尊儒术，儒家伦理占了统治地位之后，性成了邪恶和羞耻，成了只能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做的事。即使是极正常的两性关系，也要用“办事”、“**”、“同床”、“夫妻生活”等素雅词语代替。

有关排泄的禁忌语，古已有之，文言称“出恭”、“净手”、“解手”等。相传汉代刘安死后升天，在天上“坐起不恭”，天上的“仙伯主者”向天帝奏了一本，说刘不敬，于是刘安被谪守三年，所以，才有“出恭”一词。据《辞源》解释，明代科举考试，设有出恭入敬牌。士子如要大便，先领此牌，后因称大便为出恭，并谓大便为大恭，小便为小恭。从元代起，科举考场中没有“出恭”、“入敬”牌，以防士子擅离座位。“出恭”一词最初是用于男性的，后则男女皆用，关汉卿《回春园》第三折：“俺这里茶迎三岛客，汤送五湖宾，喝上七八盏，管情去出恭。”因大、小便后要洗手，所以又称“净手”。《金元散曲·红绣鞋》说：“这场事怎干休，唬得我摸盆儿推净手。”“净手”、“解溲”成了大小便的委婉说法。“解溲”亦称“解手”。“解手”是现代人用得较普遍的，其实早在宋元时代就有此说法，如《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叙了些寒温，魏生起身去解手。”又如明代戚继光《练兵实纪》：“夜间不容许一人出营解手。”

还有妇女之月经，人们也不喜欢直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妇女把这叫作“例假”——这个新词倒记录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工厂实行劳动保护，妇女遇到月经**时，如有需要，允许请几天假，工资照发，所以称为“例假”。

除了以上与性器官、性行为有关的一些语言禁忌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带有羞辱性质的言语禁忌。例如通常人们都忌讳别人将自己和畜牲相提并论，有生理上的缺陷的人，也讳忌被人当面嘲笑。如“兔”、“狗”、“驴”、“牛”等畜类常常被用来咒骂人，因而平时便忌讳在人前说到这些动物，尤其不能和人相提并论，否则，会伤害别人，引起纠纷。《后汉书·马援传》有言：“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这种对人行为缺点的避讳，古今流行。在讲究面子的中国社会，身体有某种缺陷的人，往往有强于常人的自尊心，而对自己的身体缺陷有着强烈的忌讳人言的心理。从特定的意义来说，鲁迅笔下的阿Q便是—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他头上长有癞头疮，于是“他讳说‘癞’以及—切近于癞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也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一般对生理上的缺陷的表述，人们尽量用委婉词语。比如“耳朵聋”改说“耳朵背”，或者说“耳朵有点不好”、“耳朵有点不便”，古人则说“重听”。总的来说，凡属对人不尊重、不礼貌的亵渎话语皆是忌讳的。

思考题

1.民间语言的种类有哪些？

2.民间语言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3.简述民间语言的呈现方式。

4.建立民间语言学何以可能？

5.民间俗语与成语的区别。

6.方言的文化地位与社会功能。

[1] 鲁迅：《且介亭杂文》，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 “乾元亨利贞”是《周易》中的话，后来被迷信者作为避邪祛凶的咒语。

[3] [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1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 曲彦斌主编：《中国民俗语言学》，149、15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5] 朱介凡：《中国谚语论》，62页，台北，新兴书局，1964。

[6] 杜文澜：《古谣谚》，“凡例”，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重印。

[7] 转引自张紫晨：《民间文学基本知识》，113、11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8] 转引自时秀芹：《美国民俗学研究方法述评》，载《民俗研究》，1992（4）。

[9] 老彭编：《俏皮话萃语》，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10] 罗伟国、陈琪编：《俏皮的语言——歇后语》，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11] 黄涛：《中国民俗通志·民间语言志》，26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12] 谭永祥：《歇后语新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13] 谭永祥：《歇后语新论》，179～18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14] [美]丹·本-阿默思：《承启关系中的“承启关系”》，张举文译，载《民俗研究》，2000（1）。

[15] 张士闪：《竞智斗趣话灯谜》，12、1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16] 鹤岩：《谈谈“谜语”》，载《文艺学习》，1955（10）。

[17] 钟敬文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民间文学集》（1840—1919），“导言”，1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