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讲述与讲述对象的谱系学而言，神话叙事是在建构“我们和神们”的关系，传说叙事是在建构“我们与祖先们”的关系，故事叙事是在建构“我们与我们”的关系。很明显，神话与我们最远，传说与我们不远不近，故事与我们最贴近。[35]传说是关于祖先们的集体记忆。

一、理解传说

民间传说的概念，一般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传说，是把一切以口头形式表达的散文体作品都包括在内，凡是民间口头上传说的东西，都可以列入。从民间艺术学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就是神话、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总和。因此，我们就常常见到像“神话传说”、“传说故事”这样一些连用的术语。狭义的传说，则是把传说与神话、故事加以区分。凡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风物、社会习俗相关联的那些口头作品，都可以算是传说。传说一般有客观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地方风物作根据，故而可称之为“历史的故事”。

民间传说是民众创作的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由于传说的对象包括人物、事件和古迹、风物、习俗等是属于特定区域的，因此传说流传的范围大致也由这个特定区域所框定。“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常把每个传说流传的地区叫做‘传说圈’。”[36]

依据所传所说对象的不同，传说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人物传说

主要是关于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著名人物总是有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事迹”，传说就是对这些“事迹”的夸张和宣扬。人物传说既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追忆，也表明讲述者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因此，人们总是有很高的兴致去传说。对当地的历史人物，人们总是给予热情的关注。围绕每个历史人物，形成了一个个传说圈。对当地人而言，人物传说有些光宗耀祖的意味，诸如鲁班的传说、革命领袖人物的传说、刘三姐的传说等；对伤风败俗的知名人物，当地人往往避之不说不传。

人物传说也是当代传说的一个重要类别。领袖伟人、社会名流、演艺明星、奇人异才等，都可能成为当代民间传说的主角。除了名人效应自然引发的大众关注心理，当代人物传说同传统人物传说一样，也是大众情感和愿望的反映。[37]

（二）历史传说

主要指关于民族或地方遥远历史的记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传说。重大历史事件的传说大体上又有几种不同的情节特点。一种是只反映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没有特定的历史人物或虚构的人物。像关于推翻元朝统治的传说。通过反抗元朝统治这样一桩大事件来表现民众的斗争精神和爱国情绪。另一种是既有重大历史事件作基础，又有历史人物作主人公的作品，像关于屈原投江的传说、戚继光打倭寇的传说等。再一种情况是，既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某些关联，又以虚构的故事为主要情节，以虚构的人物为主人公，孟姜女的传说就是典型的例子。

（三）风物传说

钟敬文先生在《浙江风物传说》一书的“序言”中说：“所谓‘风物传说’主要是指那些跟当地自然物（从山川、岩洞到各种特殊的动植物）和人工物（庙宇、楼台、街道、坟墓、碑碣等）有关的传说。……除了自然物、人工物外，还有一些关于人事的，如关于某种风俗习尚的起源等。这些传说，也应当包括在内。”[38]风物传说是对一个地方人工或自然景物形象的一种想象性叙事，是对某些风俗习惯的诠释。叙事和诠释的目的在于确认和提升景物、习惯的文化地位，并注入历史的逻辑力量。给风物提供的传说一般不是一个发生过的事实，却成为当地人一种“集体记忆”的历史资源。风物传说又可分为地方传说、物产传说和风俗传说。

（四）新闻传说

这是将当下的新闻事件通过传说的形式表述出来，属于民众口头的报告文学。有些新闻本身具有传奇性，极易进入民间传说的话语系统之中。在民众中，新闻的传播是很快的，有些新人新事的传说就是一种带有故事性的新闻。公众人物和领袖人物经常进入传说圈，由于被关注而成为传说的对象。

新闻有时间性，它的内容不断更新，其中优秀的新闻传说将久远流传，发展成为历史传说或人物传说。如果和地方风物联系起来，也可以成为其他类型的新传说。[39]

二、民间传说的解读

《孟姜女》《牛郎织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其中以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流传最为广泛，也最为动人。此故事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梁祝故事的专家钱南扬就说：“在中国没有一处没有”《梁祝》的传说。但这个悲剧究竟悲在何处？每个听众都会从自己的经验和角度去感受和理解。梁山伯和祝英台爱情悲剧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

（一）是否是“攀亲”的牺牲品

观点A：祝英台是“攀亲”的牺牲品。马文才家是当地的一个富庶人家（财主），把女儿许配给马家，似乎是因为祝员外贪财而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马家富贵，是祝员外将女儿许配给马家的唯一理由，也是祝员外始终不改变这一决定的唯一理由。传说正是歌颂了祝英台不为财富所动，不惜牺牲生命追求爱情的行为。“攀亲”是中国古代常见的联姻形式。通过把女儿嫁给富贵的有权有势的人家，可以提升自己家庭的地位。很明显，如果梁山伯家里在当地有很高的地位，他们的爱情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门当户对、攀附权贵的婚姻观念，才是导致这场悲剧的根源。

观点B：祝家与马家同为员外之家，联姻仅仅是门当户对而已，并无高攀之嫌。尽管故事中没有告知梁山伯的家庭成分，从他能够外出求学情况而言，我们也没有理由推定其出身为贫下中农，相反，如果一定要推断的话，也许更有理由是员外家的公子。当梁山伯为千里期约来求亲时，祝员外也没有因贪图势利而阻碍两人相见。从故事的前后背景和情节本身来看，临别时，祝英台催促梁山伯来家提亲，这就表明了祝员外有同意的可能性，至少祝家未必会拒绝梁山伯的提亲，未必会仅仅为了马家的富贵而违背了女儿的心意。只是梁山伯误解了祝英台的暗示，因而未能如期赴约。

（二）悲剧是否导源于封建婚姻制度

观点A：《诗·卫风·氓》云：“非我愆期，子无良媒”，没有媒人做月老，两人无法结伉俪，自古如此。祝英台和梁山伯的言行始终在肯定着传统的以媒妁之言和父母包办为主要特征的结婚制度。尽管祝英台已经爱上了梁山伯，她还是将这种感情掩盖起来。他们曾“同床而睡，结脚而眠”整整三年，如果反对包办，追求婚姻自由，他们完全可以“把生米做成熟饭”。中国古代有许多主张婚姻自由的理想化身，倘若梁祝两人也是这类人物，他们必定会打破礼仪常规，不会拒绝做“熟饭”，因为他们是两情相悦，而不是单相思。但是，祝英台一定要回家，一定要等着梁山伯来提亲。他们一直认同婚姻礼仪程序的合理性，即认为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可以实现完婚，至死也是如此。梁山伯得知祝英台是女身并已许嫁马家之后，也只是表示深深的遗憾，还是准备求娶他们分别时祝英台虚构出来的妹妹。只是当发现这一希望也落空时，梁山伯才“罢休不成”，表示要“前去寻一个月老冰人，定要把赤绳绾定，定要把赤绳绾定”。[40]

观点B：媒妁之言和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是导致梁祝爱情悲剧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祝英台已经爱上了梁山伯，她却将这种感情掩盖起来；与梁山伯有肌肤之亲，还一定要回家，一定要等待梁山伯来提亲。这当然是受制于传统婚姻礼俗的约束，在严格的婚姻礼教面前，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试想，如果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包办的婚姻礼俗，他们完全可以私定终身。

还一个原因是，祝英台不可能直接向梁山伯表露自己的感情。中国人历来以含蓄为美，托物寄情是最通常表达爱情的方式。有一位法国女士看《红楼梦》，看到贾宝玉与林黛玉卿卿我我，欲吐不能，缠绵不休，不由着急起来，不可理解地说：“说一声我爱你，不就行了吗？”依中国的传统习俗，就是不能直接说“我爱你”。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古吴楚地区，男女恋情的表达是十分细腻、含蓄的，切忌直露，以含而不露为美为真情，以托物比喻，谐音双关连二心。楚辞《湘夫人》中“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比较形象而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恋情习俗。南方长大的林黛玉、祝英台无疑都深受这种传统习俗观念的影响。即便他们反对包办，主张婚姻自由，也多半不会“把生米做成熟饭”。

另外，表达男女之间的感情，从来都是男的一方占主动，是男的首先表露感情，连神话中的伏羲和女娲也是这样。即便是现在，大多也是如此。可在此传说中，恰恰是祝英台产生了对梁山伯的爱慕之情，梁山伯竟然不知祝英台是女儿身。在这种情况下，祝英台只能暂时将感情掩藏起来，而不能坦露心声。

（三）梁祝是否追求婚姻自主

观点A：祝英台和梁山伯都不反对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或制度。事实上，他们俩都力求迎合这种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希望得到这种程序规范的认可。在这一方面，他们是自觉的传统婚姻道德的维护者，他们不能接受的仅仅是由于这种程序或制度以及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残酷的结果。而且，他们最终还是准备接受这种结果，也没有打算挑战这种制度。由于梁山伯的意外病逝，祝英台发现了自己的感情之所据，才悲感交加，并决意殉情。因此，所谓梁祝本人要求婚姻自由的说法，实际是在近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对梁祝故事的重新解读，将梁祝传说发展成为反封建的武器文本。

观点B：如果祝英台和梁山伯完全屈服于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他们就不可能爆发巨大的反抗力量。的确，他们都力求在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框架下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希望得到这种合理程序的认可。但这并不表明他们赞成或不反对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或制度。祝英台和梁山伯双双殉情的情节是传说最原始的情节之一，而且是最主要的情节，这是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最悲壮的行为。尤其是结尾化蝶的情节，既反映了人们美好的愿望，更是在控诉婚姻制度的罪恶。人们传说这个传说，就是在揭露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对祝英台和梁山伯的迫害。可以肯定，即便梁山伯没有意外病逝（其实并不是意外），他们将一直在情感的煎熬中生活，备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