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说唱兼有说、唱两方面的特点，是以口头表演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融文学、舞蹈、音乐为一体。各地民间说唱使用的都是方言，具有浓厚的地方口头语言的特色。如河南坠子、山东快书、乐亭大鼓、扬州评话、陕北道情等，都是在不同地区的生活环境和曲艺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它们不仅以地方命名，在音乐、语言和表演形式上都保持着浓郁的地方口头表演传统。

一、民间说唱的种类

民间说唱大致可以分成“说书”、“唱曲”和“谐谑”三种类型。其中“说书”是以“说”为主，包括“大书”、“小书”和“快书”三种。“大书”即徒口说话表演的评书评话，如扬州评话、苏州评话、北京评书和四川评书等；“小书”即说唱相间表演的弹词鼓书和渔鼓（道情）琴书，如河南大鼓书、湖北渔鼓、苏州弹词、四川竹琴和陇东道情等；“快书”即似说似唱的韵诵表演的快书、竹板书，如山东快书、快板书、说鼓子和四川金钱板等。“唱曲”是以“唱”为主，包括“鼓曲”、“牌子曲”和“杂曲”三种。“鼓曲”指演唱板腔的梅花大鼓和京韵大鼓等；“牌子曲”指演唱曲牌的天津时调、兰州鼓子、四川清音和青海平弦等；“杂曲”指板腔与曲牌混用演唱的粤曲、二人转和锦歌等。“谐谑”是说唱相间的曲艺形式，包括“相声”、“快板”和“独角戏”三种。属于“相声”的有相声、四川相书、答嘴鼓和朝鲜族的漫谈与才谈等；属于“快板”的有陕西快板和数来宝等；属于“独角戏”的有上海独角戏和四川谐剧等。[15]

据20世纪80年代初编制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统计，仍然存活在民间的“现代曲艺曲种”，共有341种。

据可资稽考的民间说唱史料所载，民间说唱到了唐代才逐渐丰富起来。此前的民间文学有歌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等，而民间说唱则处于萌芽状态，或者说，民间说唱是从其他民间文学样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通过讲说得以表现，史诗和歌谣则是歌唱出来的。尽管都是说唱活动，但还没有演化成相对独立的说唱艺术。当然，对后世说唱艺术和说唱文学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二、民间说唱的发展

（一）俳优与成相

最初的民间表演艺术是歌、乐、舞三者合一，周代已有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俳优。《韩非子·难三》：“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汉书·霍光传》“俳优”颜师古注：“俳优，谐戏也。”遗憾的是俳优们说唱的底本并没有流传下来。

民间说唱的形成以职业说唱艺人的出现为标志，第一批说唱艺人是从俳优中分化出来的，俳优艺术催化了说唱艺术的诞生。现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是流行于战国时期的成相。成，演奏；相，乐曲。《汉书·艺文志》著录“成相杂辞”十一首，均未流传下来。战国末期的荀子所仿作的《成相》，可视为最早的说唱文学作品。《成相》分为三章，共56段，每章都以“请成相”（请奏起相来吧）开头。清人卢文弨说荀子的《成相》“即后世弹词之祖”，说明《成相》确为弹词之类说唱艺术的源头。近人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16]中也提出类似观点：“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然后世戏剧之源，实自此始。”

（二）乐舞百戏

自汉至隋的说唱艺术状况可从一些零散记载中知晓大概。由于受到汉武帝等帝王的提倡，汉代乐舞百戏盛行。百戏又称“角抵戏”。《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云：“名此乐为角抵，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或谓“角抵诸戏”（《盐铁论·崇礼》），或名“角抵之妙戏”（张衡：《西京赋》）。直到东汉始有“百戏”之称（《后汉书·孝安帝纪》）。百戏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如扛鼎、寻橦又称上竿或立竿、吞刀、吐火等），装扮人物和动物的乐舞等。

东汉人李尤作《平乐观赋》，也记录了当时百戏表演的盛况，有“侏儒巨人，戏谑为偶”的语句。这是身高反差比较大的两个演员以对话（偶语）的方式进行的滑稽表演，用诙谐搞笑的内容吸引观众。这种表演显然属于说唱艺术。此外还有文物资料，即新中国成立后于四川出土的两尊击鼓说书俑。这是东汉时期的石雕杰作。其雕塑手法朴拙，线条粗犷，说书者的形象却活灵活现，整个形态栩栩如生，活泼欢快的表演充满**；眉飞色舞的神态和手舞足蹈的动作，都表现出说书者达到了如痴如醉的表演境界。小小的石雕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隋代出现了说笑话的“大王”侯白，据史料记载：“好为俳谐杂说，人多狎之。所在处观者如市。”在当时，侯白是非常走红的笑星，可惜他所说的笑话的底本并没有流传下来，只在《启颜录》里收录了梗概式的记载。

（三）敦煌藏卷说唱作品

唐代民间说唱的情况主要记录于一百多年前面世的敦煌石室藏卷中。敦煌藏卷中保存了大量的说唱文学作品，有诗词、变文、俗赋和话本小说等文学样式，为我们研究说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敦煌藏卷保存的唐代说唱种类主要有“俗讲”、故事赋、词文、话本、变文等。

“俗讲”是在我国已有的民间说唱的基础上，从印度佛教正式讲经发展起来的。俗讲多在寺舍进行，由于寺舍常用来讲经，故又叫“讲院”或“和尚教坊”。讲经的底本是“讲经文”。现存这类底本多种，一般据《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的题目，而谓之“讲经文”。讲经方式有讲说，有吟唱，采用民间早已流行、人们喜闻乐见的散韵结合的形式；尽管内容主要是佛教经文，但世俗化、通俗化、故事化、趣味化的倾向十分明显，因而在当时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

词文是在乐府民歌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古代民间叙事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纯歌唱的说唱体式。“词文”意即以诗句来叙述故事。全篇都是唱故事，以白话韵文构成，为一韵的七言唱词。《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是这类说唱文学的代表作，取材于《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实为唐代篇幅最长的民间叙事长诗。

故事赋是一种以通俗韵文形式说唱故事的底本，以赋体的形式呈现，故又称俗赋。内容上有叙述故事和人物口辩两种，多用问答对话的方式叙事言情，韵散相间，韵语多为四言或六言的整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韩朋赋》取材于《搜神记》卷十一“韩凭妻”条，是故事赋中的精品。随着唐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说话”这一技艺适应了他们的娱乐和审美需要，得到空前发展。唐代说话是对前代的诵俳优小说以及民间说话的继承并有所发展。话即故事，说话即演说故事，或曰说书。说话艺人演说故事的底本就是话本。敦煌话本是今存最早的话本作品，以散文叙事，语言为夹杂着口语的浅近文言，并时见四六骈句。《庐山远公话》是敦煌遗书中保存最完整的话本作品。话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通俗小说的成熟，为后世白话小说、章回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变文，又可简称为“变”，是说唱艺术“转变”的底本。转变，就是讲唱变文，而所谓“变”，即变易文体之意，将讲经变易为图画或说唱文学，变易为图画者称“变相”，变易为说唱文学者称“变文”。内容多为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和宗教故事。多数散韵交织，有说有唱，说唱时辅以图画。唐代还有专门演唱变文的娱乐场所“变场”，有时也在街头闹市处进行。变文中较优秀的作品有《降魔变文》《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变文说唱兼具、散韵结合的形式，影响到后世许多说唱样式，诸如鼓子词、诸宫调、道情、弹词、宝卷、鼓词等，汇合为我国民间说唱的主脉。

（四）勾栏瓦肆里的民间说唱

宋金元三朝的民间说唱在继承先秦的“成相”和唐代说唱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说唱形式，进入成熟期。转踏、大曲、曲鼓、鼓子词、唱赚、诸宫调、道情、说话等民间说唱甚为流行，推动并促进了戏剧的成熟。

在此期的众多说唱种类中，以话本的成就为最高。宋代有“说话四家”之说。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一般指小说、讲史、谈经、合生四家，其中以小说和讲史两家影响最大，传世的作品基本上属于这两家。宋元时代的勾栏瓦肆，是小说话本作为口头演说技艺集中展现的场所。勾栏瓦肆内有戏台、戏房（后台）、神楼、腰棚（看席）。有的勾栏以“棚”为名。

转踏、大曲、曲破等形式都不是纯说唱的，歌舞的成分很重。鼓子词、唱赚、诸宫调等则以纯说唱的形式取胜。鼓子词是以一种曲调重复延长多遍，或间以说白，完整地叙述一个故事或写景。韵文供演唱，散文供演说。供唱的韵文，实际上是宋代最流行的文学形式——词。唱赚综合了多种民间歌唱形式，曲调优美，一段时间广为流行，成为一代绝唱。诸宫调形成于北宋，是这一时代民间说唱集大成的形式。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数万言的长篇，间以讲说，用来说唱长篇故事。诸宫调[17]融合了大曲、曲鼓、鼓子词、唱赚等各种唱曲及其技艺，突破了它们只在一个曲调、一种宫调下反复演唱的单调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唱腔，扩大了表现力。有说有唱，但以唱为主，韵文部分是其主体，散文部分的说白只起连缀唱词、情节过渡的作用。宋金元三朝都有诸宫调作品流传下来，《西厢记诸宫调》是说唱文学的优秀作品。诸宫调曾对中国民间戏曲的发展和成熟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元杂剧是中国戏剧成熟的标志，而其形成就与诸宫调有密切关系。

（五）形式繁多的明清说唱

明清时期的民间说唱在城乡进一步发展，形式也多有变化。一批曾流行于宋元时期的主要说唱形式鼓子词、唱赚、诸宫调等，此时已不再在民间流传了。此时韵文体的民间说唱形式有数来宝、竹板书、快板书等；散文体的说唱则由宋元说话演变而来，主要形式是评书。韵散相间体的说唱形式主要有弹词和鼓词两大派系，由属于诗赞系统的陶真、词话一脉发展而来。

宋元讲史评话，发展到明清时成为说书场里的评书。明末清初，分南北两种风格。南方评书仍沿用评话称谓。主要品种有苏州评话、扬州评话、福州评话等，主要讲述长篇历史故事。一般用方言演说，全部为散文体。扬州评话是南方评话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其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当时说书艺术最高成就的著名艺人柳敬亭。相传北京第一代评书艺人王鸿兴，在南方献艺时曾得到柳敬亭的指点传授。民国时期，著名的评书演员首推袁杰英、王杰魁二人。评书中最讲究的是“书包袱”，而袁杰英所说的《施公案》，其包袱很令人称道。此时弹词也在南方流行，不过以唱为主。但两者在内容和说唱技巧上多有借鉴，堪称姊妹艺术，可合称为“评弹”。评书主要是北方的称谓。说者一人，只说不唱，旧时的评书场子台上有桌椅，桌上摆着醒木、折扇、手帕三样道具。表演时则以醒木作道具加助气氛。北京评书表演手段十分丰富，主要有演、评、噱、学以及道具、口诀等。北方评书及南方评话，其用散文写就的故事均由“表”、“白”、“评”三部分组成。“表”是以说书人的口气叙述；“白”指模拟书中人物语言；“评”即评论，主要是对书中人物、事件发表意见。

弹词和鼓词均属于诗赞系统。鼓词流行于北方各省，其形制主要以七字韵文供演唱，间有散文供演说。不仅注意叙述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刻画也颇为细腻。宋元讲史、话本的种种技巧，在鼓词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初期，鼓词演唱多为长篇故事，尤其是历史故事。清中叶以后，形制由长变短，逐渐演变成各具地方特色的“大鼓”。大鼓初由摘唱长篇鼓词中的精彩片段而来，后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说唱形式。

大鼓有梨花、乐亭、西河、东京、梅花、奉天等品种，由木板大鼓和子弟书合流后发展形成的京韵大鼓是其代表样式。民国时期，唱京韵大鼓的鼓王刘宝全开创了以四胡配音的先例，听起来特别悦耳。京韵大鼓，演者唱话成曲，所说多是小说遗事，词调慷慨激昂顿挫，可歌可泣，音节至抑扬处有若芭蕉夜雨，婉转动人，大有柳敬亭之遗风。唱京韵大鼓的以女子为多，只是左手不拿铜片而执檀板，音调豪放，在北京、天津最为流行，上海也有。

鼓词多叙金戈铁马、国家兴亡之事。在鼓词向大鼓书转变的同时，一种名为“子弟书”的民间说唱又流行开来。因其构成的主体即作者、演员和观众皆多八旗子弟，故名子弟书。[18]分东城调和西城调两个流派，为诗赞体，只唱不说，纯韵文形式，堪称民间叙事诗。题材多取明清小说、传奇或流行戏曲，也采用民间故事和社会新闻等。八角鼓亦为八旗子弟所演唱。它包括了多种说唱形式，自弹自唱的单弦由其演进而来。单弦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以三弦和八角鼓伴奏，将若干曲牌连缀起来歌唱故事。以改编《聊斋志异》的故事为多。

鼓词流行于北方，弹词流行于南方，亦称“南词”。弹词文体散韵相间，韵文供唱，散文供说。韵文一般为七言，可加衬字。篇幅宏伟，类似北方的长篇评书，故而又叫评弹，福建则称评话，广东则称木鱼书。其结构分为说、噱、弹、唱四个部分，其中除“弹”指伴奏外，另三部分皆指表演。乐器多数以三弦、琵琶或月琴等弹拨乐器为主，自弹自唱，并由此而得名。“说”、“唱”都要求表演者进入角色，作者都注明生、旦、净、丑不同身份的唱词和说白。入清以后，弹词在江浙吴语地区更趋繁荣，形成了一个包括苏州弹词、扬州弦词、四明南词、绍兴平湖调等地方品种在内的颇具影响的说唱传统。

快板书流行于北方各省，在唐代已经出现，只是一直存在于下层民间艺人中间，被视为“乞丐艺术”。既无乐谱，也没曲调，唱词只求顺口，多为艺人随口而歌。伴奏器具是随手俯拾的竹板、骨片、铁片等，演员自击器具和节子，以节子掌握节拍，以器具辅助和烘托气氛。快板书作为民间说唱的前身是莲花落和数来宝。莲花落又称“落子”、“莲花乐”，起源于乞丐行乞，用竹板伴奏，在乞丐帮里也有专门的人传授说唱的技艺和传统唱词。

明清时期，韵文和散文并用的民间说唱还有道情及宝卷。道情原是道士们布道、化缘时唱的一种歌曲，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民间说唱。南宋时开始用渔鼓和简板为伴奏乐器，因此也叫“渔鼓”。渔鼓是一种乐器。以二尺至三尺长的竹筒在一端蒙上鱼皮或猪、羊皮制成，简板是两根二尺左右的长竹片。入清之后，道情所流行的地区不断扩大，并逐渐和各地的民歌、小调相结合，形成了数十个以流行地区定名的道情种类，如“陕北道情”、“江西道情”、“义乌道情”、“温州道情”、“湖北渔鼓”、“河北渔鼓”、“山东渔鼓”、“四川竹琴”等。

宝卷是由唐代寺院中的“俗讲”演变而成的说唱形式宣卷的底本。宣卷即宣扬宝卷之意。宝卷一词及其演唱形式在宋代已经出现，相传最早作品是宋僧普明禅师在杭州所作的《香山宝卷》。在明代，宣卷又称“念卷”、“说经”、“说因果”、“说佛法”、“唱佛曲”；宝卷则又称“经”、“宝经”、“宝谶”、“科仪”等。宝卷的结构体式与唐代变文相同，内容以讲佛教故事为主，并与道教、世情相结合，以因果报应劝人为善。以用七字句、十字句的韵文为主，间以散文。寺院和做佛事的地方是宝卷的说唱地。演唱者多为佛门弟子，并伴随烧香拜佛等宗教礼仪。

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宣卷由布道劝善的宗教宣传发展成为以叙述人间世态炎凉为主的民间曲艺，宝卷的内容便趋于世俗化。“中国说唱艺人最关心的是听众的兴趣，而中国老百姓从来也没有真正接受佛教的教条。要取悦听众当然必须保存，甚至添加神奇的细节，最重要的手法是利用一些插曲来描写中国的现实生活。”[19]如《孟姜仙女》《梁山伯》《白蛇》《赵氏贤孝》等，多是把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或戏曲、小说故事，编成宝卷说唱。演唱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履行宗教宣传的义务，而作为劝善和娱乐的活动，独立成为一门民间曲艺艺术——“宣卷”，并且有了职业艺人——“宣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