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王韬洋《环境正义的双重维度：分配与承认》

环境正义是当代环境伦理中的核心问题，其要义是环境资源利用（作为一种权利）与环境资源保护（作为一种责任）之间的正义承认和公正分配问题。这显然超越了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业已习惯的民族、国家乃至政治地缘的界限而成为了具有真实意义的全球化问题。具而言之，环境正义所涉及的权利与责任议题，包括不同群体、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与争执，也包含了代际、群际和人际之间的差别和歧见，仅仅是这些问题已经足以让现代人头痛不已了，若再加引申、演化并追而问之，肯定会使我们生出不可承受之重！

王韬洋博士的《环境正义的双重维度：分配与承认》一书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已有相当深入的探究，其论其理，荦确坚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我还想借其论理思路追问：为何环境正义乃至整个环境问题竟然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不可承受之重？现代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现代人究竟该如何看待自身所处的这个世界？我的回答是，原因绝不仅仅是道德伦理的甚至国际政治的，而且更根本地说是现代性本身带来的，或者更彻底地说是现代哲学本身的世界观问题。

一、世界的“膨胀”与哲学的“萎缩”

不知不觉，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大，可我们的哲学却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微妙的是，我们似乎并不清楚这一变化是从何时开始又将在何时结束，仿佛我们不知不觉间丧失了某种曾经拥有的那种敏感而本真的世界观念。古人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感受当然是敏感而真切的：不要说古埃及人基于宏伟高耸的金字塔所产生的关于日月星辰的非凡想象，古印度原始佛教关于梵天俗地、诸法空相的神奇洞彻，古巴比伦人构筑天城天梯的惊人壮举，中国远古先民所创造的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充满空间想象的神话传说，文明古国的先民们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想象和寄托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即使仅仅就创造了哲学这一人类爱智学问的古希腊文明而言，其有关宇宙世界的想象已足够壮阔、敞亮、充满哲学的洞见。大海、风暴、星空，以及处处可观却又永远无法企及的天岸，让古希腊人产生无穷无解的“惊异”（wondering），也正是这无穷无解的“惊异”**，成为了古希腊“智者”（sophists）诞生的温床，他们对置身其中的寰宇充满惊异、好奇、疑惑、追问，这是一个需要智慧并产生智慧的过程，更需要热爱智慧的智者永远持守和葆有一份惊异、好奇、疑惑和追问的智慧之爱，于是便有了哲学和哲人。古希腊哲人的哲学一如他们的心胸、智慧和想象一样辽阔、远大而悠然。正是他们建构了宇宙论和本体论，作为哲学的奠基和“基始”（即古希腊文中的“arche”）。

今天，我们眼中的世界较文明古国的先民们眼中的世界确乎更大更清晰，从人类可以眼见的银河系和可以凭借技术工具观察到的超银河系，到人类不可眼见的微生物界，以及人类通过计算机网络等高科技构筑起来的“虚拟世界”，我们眼前或心中的世界不仅风起云涌，而且变幻莫测、漫无边际。这的确是现代人的伟大发现和发明，也是现代人引以为自豪的所谓现代性奇迹，从迪亚士、达·伽玛、麦哲伦、哥伦布相继发现新大陆开始，到比尔·盖茨缔造微软帝国、乔布斯开创苹果王国，甚至马云创造阿里巴巴神奇乐园，五百年弹指一挥间，人类眼前的地平线从此无限延展，漫无极至。

可是，相较于古典哲学，更不用说远古的智慧，今天的哲学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清晰了：从古希腊哲人的宇宙本体论到中世纪建基于“地心说”之上的基督教神学本体论，哲学所及的世界悄然改变，开放无垠的自然世界变换为有始有终（基督教关于“千禧年”的预定）、有中心有边界（作为上帝创造作品的既定呈现），且被严格划定世俗与天国之边界的预定世界。进而，肇始于培根、笛卡尔的近代西欧哲学，仰仗着逐渐强大的近代科学技术，将哲学从天国拉回到地上，从宇宙本体论后撤至基于人类经验与理性的认识论和以人类自身为本位的世俗人道主义价值学。哲学所及和能及的世界一步步紧缩，近代哲人——也许，还远不止近代哲人——将之视为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和“知识论扭转”。哲学及其世界的紧缩似乎还在继续，进至现代，聚焦于知识论或认识论的哲学再次发生明显的“扭转”：如日中天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将哲学逼到了知识的边缘，由于哲学既无法“逻辑地”或“经验地”证明其论断，又不能像数学、物理学那样提供任何新的“可以证成的”（justifiable）甚或是“可编码化的”（codified）知识，因此被剥夺了作为一门知识的资格，近代哲学的所谓知识论或认识论寻求，变成没有意义的理论游戏，甚至是思想幻想。于是，哲学不得不放弃其知识论的寻求，转而聚焦于所谓方法论探讨。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似乎相信，目的或目标已然明确，无须重新确认，唯一需要的是实现既定目的的方法，或者达成既定目标的方式或道路。

现代哲学的方法论转向与其说是哲学及其世界的紧缩，不如说是整个现代社会和现代人观念视阈的紧缩，乍一看，是强盛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倒逼的结果，其实是现代社会日趋功利化、商业化和世俗化逼迫的结果。科技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创造出来用以实现最大功利和最大幸福的工具，基于无穷欲望所滋生的实利主义冲动，才是现代人放弃漫无边际的宇宙本体论探寻并从知识论或真理论进一步转向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真正动因。很显然，方法和价值的追求才被看作最切合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之需求的哲学意义，而无休无止的需求与不断满足需求的努力才是商业化社会运转的根本动力！商业或者生意即便需要哲学或者智慧，也大多是“实际可操作的”工具化和技术（甚或技巧）化的“管理哲学”“技术哲学”，甚至是发财哲学。这类哲学离古希腊哲人心中的哲学理想已经很远很远了，或许这也是现代哲学和哲学家的哲学乡愁吧。倘若封闭了曾经开辟的宇宙本体论通道，失去了对世界的惊异和寻求智慧的思路、言路、理路，哲学还能否回家？

现代人眼前世界的不断变大与现代哲学的不断变小，正好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经济”或“经济的全球化”景象，这就是时下经济学家和商人们议论纷纷的“通紧”之象。一方面是我们所面对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却是我们的哲学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迷恋于知识、技术、技巧甚至是实利化的价值，哲学所关注和所能关注的世界越来越萎缩。无本体的哲学又怎能保持它曾经的“无用之用”呢？以生态环境为例，如果失却其宇宙本体论，哲学还如何关注世界？进而，如果失却其原本拥有且必须拥有的本体论世界观，哲学又如何关注生态环境？须知，古希腊人发明哲学之初，所谓宇宙、世界、社会和人生，原本是同体贯通的，其所谓“大宇宙”与“小宇宙”之分与合，仅具有逻辑理论的分辨意义，而实质上和根本上它们是同心一体的，社会人生的“小宇宙”不过是世界“大宇宙”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而非外在于甚或高于世界整体的独特部分。

因此，哲学的世界观乃是社会历史观和个人人生观的大前提，或曰本体论“基始”。没有清晰完整的世界观，绝不可言清晰完备的社会历史观和个人人生观。

由是观之，遗失了宇宙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实际上已然失去了关注和洞彻生态环境及其与现代人类之内在关联的反思能力。也许正因为如此，现代思想家们才会警惕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也才会迷惑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茫然失据。

二、无世界观的哲学如何谈论生态？

现代人只喜欢现代化了的哲学，也就是高谈阔论价值或意义问题的哲学。因此，现代人和现代哲学都似乎淡忘了置身其中的自然世界，这使得现代人当下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显得零碎、不切要害，甚至有些漫不经心。我把这种哲学称为无世界观的哲学。现代人的世界观遗忘症当然首先源自哲学及其思想世界的萎缩！我指的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现代哲学或哲学家眼中的世界。现代哲学似乎不屑于谈论自然，因此也就不再给所谓自然观和自然哲学保留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科技哲学”，而“科技哲学”关注的重心只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哲学方法论问题。同样，现代哲学也不再探讨形而上的本体论问题，甚至将之作为“无法证明的”“无意义的”问题而加以“拒斥”。比如，20世纪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分析哲学就明确宣称“拒斥形而上学”，因为在分析哲学看来，古典的哲学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非科学的知识”，因此是无法认知的，必须拒绝之，至少也该束之高阁。这种“非认知主义”的拒绝态度曾一度殃及伦理学、艺术哲学和政治哲学等人文主义经典学科，导致这些“哲学分支”深陷所谓“知识合法性危机”，甚至危及哲学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理由。总之，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哲学一直都处在不断后撤其知识立场、不断放弃其理论领地、不断缩小其观察视阈的尴尬境地。

这门曾经被尊奉为“科学之科学”的皇冠学科，几乎沦落为没有科学和知识身份证的“非法游民”，一直在为自身的现代生存寻找理由，其情其境，让人何等唏嘘感叹！

我感到疑惑的是，无形上本体论、无世界观的哲学如何谈论（更不用说研究了）生态环境问题？

一种无形上本体论的哲学显然只会论“用”不论“体”，因此在其视阈中，生态环境或自然世界便只能显露其作为“外部环境”“物质条件”，甚至“有用工具或条件”的手段性价值。如此一来，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坚信不疑的“通过认识自然”来“改造自然”的哲学信条便成为顺理成章的结论。相比较而言，一种无世界观的哲学更难将生态环境或自然世界见纳于其哲学视阈，就像一个囿于“知识逻辑”，甚至居住在所谓“缸中之脑”里的哲人，无法放眼原野天岸或惊异于风云寰宇一样。

这是现代哲学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姿态，它的本质是后撤、缩小、降低！即使在近代启蒙运动中，比如在18世纪的伟大哲人康德那里，虽然哲学家们仍然遵循着苏格拉底的教诲，把哲学致思的重心紧紧扣住人、人性、人道这类人道主义的主题，但哲学的智慧本性仍使他们对一切“非人类的”或“超人类的”世界——例如自然王国和宗教天国——保持着足够谨慎的尊重。理性主义哲学大师康德依旧保持着对“头上星空”的惊异和敬仰，当他勇敢地运用人类的理性——这正是被他视为“启蒙”（Enlightenment）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将哲学的纯粹理性推演到极致时，他依旧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然世界作为实在本体并不是人类理性所能全然达到和洞穿的“物自体”。面对“物自体”，我们的理性只能保持沉默，同时还必须保持足够的尊重和敬仰。同样，即便是作为20世纪分析哲学的一代宗师，维特根斯坦在断定伦理、宗教等一切隐含着绝对价值或终极本体意味的非认知非科学特性的同时，也依然保留着“只能景仰”“不敢奚落”的智慧而开放的哲学姿态。然而，并非所有的分析哲学家都能像维特根斯坦这样，保留对“非科学”“非知识”对象的有限“沉默”和内心景仰。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仅仅是保持沉默的姿态也远不是哲学看待自然世界的应有态度，毕竟，这样的哲学态度无法介入任何有关自然世界的哲学反思和考量。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大约十余年前在《读书》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文章，作者好像是郑涌先生，标题大概是“哲学也许原本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作者说，这是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在他九十大寿的生日派对上说出的一句值得深思的话。伽达默尔显然是针对现代哲学而言的，倘若被他不幸言中，那么哲学又该是怎样的呢？“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哲人早有定论，只不过现代哲学家们总是过于迷恋自己的现时代而不太相信，甚至不再相信古典。是啊，现代性的力量确实太过强大，以至于所谓“现代性的祛魅”几无可能，市场与科技的魔力似乎无与伦比，因此所谓“商业和技术的祛魅”远远甚于马克斯·韦伯曾经感叹的“宗教祛魅”，因为无论现代性还是商业和科技，都具有创造巨大财富的无限能量，而中世纪的西方宗教顶多也只有敛聚和占有财富的有限（时间的和空间的）权能。

可是，另一位现代哲人怀特海却在苦心建构其“过程哲学”之后谈到，即使是20世纪前半叶的物理学成就也会让牛顿目瞪口呆，但在哲学和文化智慧上，直到今天我们却还是不得不重复佛陀、耶稣和苏格拉底（我想，至少还应该加上中国的老子和孔子）。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是否从来就没有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轴心时代”的经典哲学和文化始终都不可复制、不可再现、不可超越呢？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实在太过复杂，仅仅就哲学而言，表面看是我们“做哲学”（借用当今美国哲学界的流行说法“doing philosophy”）的方式出了问题，而实质地看则是我们“做哲学”的心态出了问题。心态不正，心思自然不周。把哲学当作一门功课来做固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是，现代人“做哲学”的动机和心态总是超不出知识技术及其功用价值，巧妙一些的说辞是“做哲学的意义”。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不论谈什么或做什么，都喜欢首先考究其“意义”如何。

因为，注重知识技术和功用价值，所以现代哲学醉心于认知、方法和价值。可麻烦的是，任何一种只注重认知、方法和价值而缺少世界观和本体论关照的哲学，很难充分地阐明生态环境问题，即使勉为其难，也难以洞穿个中堂奥。很简单，生态环境首先是一种自然的客观存在，它不仅构成了我们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而且拥有其自在的生命存在。即使仅仅从人类自身的立场看，自然世界也绝对不只是外在于人类生存的“另一种存在”，毋宁说，人类作为生物或生命不过是整个宇宙世界的一个微小的构成部分，其生命意义如同万类万物一样享有生的尊严和命的价值。这一点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道家学说中已然荦确无疑。只是近代以降，人类在仰仗科学知识奋力挣脱宗教“束缚”的同时，自信心过渡膨胀，力图摆脱自然，甚至征服自然。的确，近代以来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给予了人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的认知自然和驾驭自然规律的能力。但是，即使是像培根和马克思这样极具科学雄心和现代性志向的思想家，在宣称“用杠杆撬动整个地球”的同时，也还保持着对自然宇宙之神奇的惊异和敬仰。马克思提示人们说，只有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问题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永远都只能是过程中的进步，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穷尽规律、把握终极真理的时刻。

三、生态问题根本是我们自己的心态问题

其实，生态环境问题远不只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或哲学认知问题，根本上说乃是我们自己的心态问题。这种心态问题几乎是特属于现代人的所谓“现代性心态”（the mentality of modernity）。许多学者都对“现代性”有过相当深入的讨论，但究竟何为现代性心态？似乎尚待探讨。以我自己的直观，现代性心态至少隐含这样几个要素：有感于市场经济或现代商业主义的普世化力量及其无所不及的效应而滋生的市场附魅心态；基于现代科学技术普及化及其几乎无所不能的巨大能量而形成的唯科技主义理性崇拜心理；由于前两股力量的催化作用，并受基督教末世说、历史主义目的论和达尔文进化论等多种学说之复合影响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现代直线型进步主义价值取向。这三者当可视为现代性心态的主要构成元素。它们与其他现代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因素一起，共同塑造着所谓现代性心态，并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精神—心理影响。

心态不正，认识必定不周，行动当然多有不逮，或者说，即便有所认知和行动，也多半是囿于人类、人群，甚至是个人自我的有限立场而生发的。所谓环境正义问题，也就是环境资源与环保责任的分配问题，就是这种心态的衍生后果。环境正义问题凸显于20世纪90年代，在时间顺序上，它出现在环境伦理问题产生之后，应当被看作环境伦理问题的特殊类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以及70年代和之后相继发生的沙漠化、酸雨、臭氧层破坏、物种多样性快速减少、全球性气候变暖等一连串环境恶化事件的刺激，促使环境伦理迅速演变为现代热门话题，甚至成为现代显学。

一般说来，环境伦理问题的基本主题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或反思。可是，随着有关环境伦理问题的探究不断深入，人们发现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环境伦理的初始起点是人类如何保护自然环境，以提升人们对和谐均衡之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尊重和保护意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社会行动，防止其遭受现代工业化污染和破坏。可环境伦理的这一出发点完全是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它实际上是以“无差别人类主体”作为其出发点来讨论环境问题的。然而事实却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并非所有人类，而仅仅是一些运用现代工业技术从事工业化大生产——例如，化工、纺织印染等——的现代企业，也就是现代社会生产的那些所谓“先进代表”。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一个十分尖锐而麻烦的问题：凭什么或以什么理由让人类全体来分担原本是由一部分人群所造成的环保责任？按照西方流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责任与权利必须对等，世界上绝没有无权利分享的义务承诺，也没有无义务承诺的权利分享。因此，基于一种“无差别主体”的环境伦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基于“无差别人类主体”的环境伦理强调的是普遍化了的“人类我们”，可是，究竟谁是“人类我们”，或者谁能代表“人类我们”，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诘问：“谁是这生命世界要被保护的我们？”是‘人性’吗？还是人这一物种？还是人民？或是我们的社会、文化以及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当然，这种自私的‘物种中心’的思考方式的问题之一是它谴责受害者。你实际上是在让一个人逃脱责备而却污蔑了另一个无辜者。”（［美］戴维·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这就是环境伦理的多重吊诡：部分人群或地区所造成的环境灾难却要人类全体来承受，而人类全体所应分享的自然资源却因种种原因而仅仅由部分人群或地区垄断独享。更不合理的是，上一代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却要让下一代人甚至未来数代人来承受，一代人或几代人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挥霍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资源，而我们的后代却只能偿还由他们的前辈造孽所遗留的生态环境恶果。例如，矿产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和水土污染、生物多样性毁坏、物种灭绝等；环境正义问题由是产生。更严重的是，由于人类世界本身是一个存在诸多不平等的差异化世界，这种出自“无差别人类主体”所衍生的所谓普世主义环境伦理，却又以冠冕堂皇的伦理理由，将当下的环保责任强加给全体人类。最麻烦的是，面对当今日趋严重和广泛的生态环保问题，任何人或任何机构似乎都不好以“差异化人类主体”的名义，仅仅把环保责任当作部分人群或部分地区的责任。因为，一个近乎无理数式的事实是，环境问题、生态危机一旦出现，其后果的确是所有人类都不得不承受的。易言之，在生态环保问题的成因与责任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直接对应的因果关联，因此其中的责任承诺必然会因为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之间的非直接对应而出现模糊，进而无所附丽。从一种积极的立场来看，即便我们清楚，造成生态环保问题的行动主体只是一部分人群或地区，人们也不能因为自身没有介入其中而逃脱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不能套用原有的基于因果关系推理的责任承诺与责任追究机制，而卸脱自己对生态环保应尽的一份责任。

在这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前面辩驳的那种基于“无差别人类主体”的环境伦理而逃避了环境正义问题。果真如此，那就不仅仅是环境伦理的理论尴尬，更是我们现代人的道德尴尬。究其原因，还是由于现代人的世界观问题，或者说，是现代哲学的哲学世界观问题！

遗失了宇宙本体论，哲学便失去了关照自然世界的自觉意识和思辨能力，也就没有了哲学曾经拥有且作为其发源地的哲学的自然观世界或哲学的世界观。一种无世界观或无宇宙本体论的哲学当然只会从“利益关系”或“利害关系”出发，用功利主义的价值学方法而非真正的普遍道义论方法，来考量和评判生态环境问题。然而，仅仅限于无世界观的哲学——更不用说仅仅凭借一些无论是多么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根本无法解决诸如环境正义一类的现实问题，更遑论解决所有现代生态环保问题！君不见“京都（环保）协议”的长期搁浅？一次又一次国际性，甚至是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性环保大会的众声喧哗与无奈收场？以及那些最发达国家的最消极环保态度？作为伦理学家，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基于环境正义和环境伦理的道义呼吁。作为哲学家，我们最多的确只能谈论如何认识世界。然而，如果我们的哲学对于曾经孕育她自身的宇宙世界无所关照，又怎么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呢？或者换句话说，一种本身缺少本体世界观的哲学又能帮助人们认识怎样的世界呢？

我想，这样的哲学一定看不到“寂静的春天”。但我相信，一旦哲学找回其世界并重新打开其宇宙本体论哲学视阈，便能重新极目天边，洞穿无边无际的风云宇宙，进而便能重新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不只是人类的生活世界，而且是人类置身其中的自然世界，最终帮助我们找到改善世界而非仅仅是“改造世界”的方式。作为一种理性的生物，人类的认知足以改变其心态，进而改变其行为本身，这是古典哲学和古典哲学家的原始信念，它像银河繁星一样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关于生态环境与哲学，我想说和能说的大概就是这些了。可掷笔之前总有一丝不忍和牵挂，却又说不清究竟何由。我突然想到，到此为止所说的一切几乎都只是针对人类同胞的，面对头上被雾霾遮蔽的天和脚下很可能已经被无数次污染过的地，我是否还需要说点什么？

面对自然一如面对将来世代的人类同胞，纵有千言万语也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更让我们茫然的是，即使我们有所诉说，沉默的自然又是否能够听见？能否打破沉默而有所回应？进而，若自然宇宙果真有所回应，同人类展开对话，它又会说些什么？我们又是否能够或如何能够领悟自然的诉说？也许，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个我们未曾意识到的问题：在现代人与其置身其中的自然世界之间，所缺少的不单是彼此尊重的态度，还需要嫁接一种独特的话语桥梁。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哲学的智慧，但绝不是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哲学，而是拥有宇宙本体论反思智慧和世界观观照的哲学。这也就是说，现代哲学如果想要承诺诸如环境正义和环境伦理的学术职责，就不得不回归古典，找回她曾经拥有的那种开放而超迈的哲学世界观。让我欣喜的是，韬洋博士告诉我，这正是她接下来想要继续的事情，而我则允诺，待到她的探究有了新的成果，我一定再为之序，而让这篇有些仓促的文字变成我们共同寄予未来环境伦理的哲学留言。

王韬洋：《环境正义的双重维度：分配与承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本序曾以“世界的膨胀与哲学的萎缩”为题，原文刊于《读书》杂志，2015年第10期，发表时略有删节，现以原题恢复原文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