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说完的话

十余年前，我曾为《清华哲学研究系列》丛书撰写“总序”，题为《学统，知识谱系和思想创造》（原载《读书》杂志，2008年第8期），我谈道：“学统是由学术教育群体创造的制度化了的知识教育体系和思想创造样式。”“一所成功的大学及其所属的学术教育机构，往往都具有其独特、连贯而又持续有效的教育传统和学术传统，即我所谓之的‘学统’。”我这样说只不过是强调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忽视了许久的文化教育事实：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社会主流力量的驱动，使得包括文化和教育在内的一切文明生态都被大大地世俗化、工具（手段）化了。我们社会的加速转型使得文化越来越趋于产业而不是事业，教育越来越趋于寻求发达的工具而不是服务于人类自身的文明优雅之内在目的，知识几乎被当作培根所谓“杠杆”意义上的社会现代化“力量”而非人性改善的智识条件，总之，几乎所有的文化、教育和知识都被当成了巴比伦人登天的云梯。

二、大学的知识身份

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带来某些人文精神和道德的迷茫甚或失落，15世纪至20世纪初的许多美国西部城镇，都不难发现类似的现象，更何况我们这个社会所经历且仍在经历着的社会现代化转型。转型注定了今日之中国社会和今日之中国人不得不承受包括生态环境和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额外代价和风险。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秉持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大学的身份，就不难明白，其实大学作为一种现代教育的建制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她所获得的知识与文化身份本身就说明了现代人面对现代社会所逐渐形成的文化自觉。出现于13世纪的意大利的波隆纳（Bologna）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被看作最早的现代型大学，它们虽然最初都是由教会作为大型集中的经院教研机构而建立起来的，但一旦她们获得独立教研的资格，其身份便从某种教会经院机构逐渐转化为相对独立自主的宗教、文化和道德知识的诠释者、传授者、教育者乃至创造者。按照西方解释学（诠释学或阐释学）最原始的本义看，任何有意义的经典诠释或解释——无论是世俗文化经典还是宗教神学经典——本身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文化、知识和道德价值的新知意味。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大学同古代书院或学院（学园），包括公元前6世纪前后出现在古埃及和摩洛哥的大学，都具有作为学术共同体和“知识创新平台”（姑且借用当代语词）的独特文化身份，都具有知识—文化之传承与开新的文化功能，因而也都具备其各自独特的学统。

大学的这种文化—知识身份和学统本色，决定了大学之为大学的独特本性和使命，这就是梳理和传承文化，维护和传播经典知识，并适时创新和开拓新知，规范、表达、丰富和延伸学术传统。所以，大学便不仅始终要承担知识和文化的示范之责，而且首先要承担知识和文化的立典与垂范之责。正由于此，大学才有了她独立的知识和文化品格，大学之独立身份才得以确立并获得社会的认可。理解这一点，才会明白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科尔（Clark Kerr）一提出大学为社会经济增长服务，便引起全美关于大学本性的激烈争议，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前哈佛大学校长萨缪尔森不得不被迫辞职的真实原因：萨缪尔森凭借其卓越的财政管理能力，能够在短短十来年间让哈佛的财政增长数十倍，但他挤挪人文理学院的钱去搞生物工程科技开发的举措，竟然成了自己不得不辞去哈佛校长职务的主要原因。在哈佛和哈佛人看来，或者应该说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萨缪尔森的做法是20世纪中叶大学技能主义或工具主义（skill or instrumentalism）的复活，甚至已然隐含了“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的危险，这背离了大学人文主义的文化知识本质。“反对驯狗术，坚持人文化”这一口号不独关乎大学之为大学的独立身份，而且也关乎大学能否真正承担其守护、规范、传承文化，传导和创造知识的根本使命。

“坚持人文化”当然不是排斥理学和工程技术科学，更不是排斥现代社会科学。事实上，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其主要的知识文化功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便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凸显。培根说得对，知识——显然主要指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类知识——是启动现代社会火车头的基本动力或“杠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尤其如此，这一点确乎是无可争议的。问题是，即便科学技术知识的现代重要性凸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也不能替代大学知识身份的全部内涵，因为“知识”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广博的概念范畴，某类知识的凸显和重要，仅仅意味着其知识价值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知识所具有的特殊时代的优先性或紧迫性，而非对其他知识类型的替代或者“遮蔽”。按照美国信息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或“信息知识社会”，所有的知识信息都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所谓“可编码化的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另一类是所谓“意会型知识”（tacit knowledge）。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普特南先生也有所谓“科学的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与“非科学的知识”（non-scientific knowledge）之分，说法不同，异曲同工。如果从知识的基本功能来划分，人类的知识又可以划分为四种：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what）、关于原理和规律的知识（know-why）、关于技能的知识（know-how），以及关于知识源头或知识主体的知识（know-who）。该研究报告还认为，随着知识信息化趋势的加剧，人类全部知识的98％将成为“可编码化的知识”，而“意会型知识”将被压缩到2%左右（参见美国信息研究所编：《知识经济：二十一世纪的信息本质》，王亦楠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姑且不论这一百分比分割是否准确，其作为现代知识的专业分化和科技知识的凸显之明证应该是恰当的。

知识概念的这一内涵变化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的知识身份和教育功能。所以我们看到，中外大学教育的现代发展几乎无一例外地沿着科学技术知识教育优先、工程技术型知识教育排头的路径不断高歌猛进，势不可当。可见，当下的中国大学不仅兼并成风，而且大举建设“大学科技园”“大学科技孵化园”一类的试验基地、产业（转化）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甚至直接开办各种公司或公司集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势方兴未艾，未可穷期。在此情形下，大学及其知识教育身份和文化教化职能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商业化、实利主义，知识教育体系似乎不再连贯、不必整全、不求完备。于是乎，庄严黉门内，正道沧桑春秋转，宏学改创日月新；且留下，一枝独秀，几枝凋零，几枝残剩半截。凡可堪应用行市者不断被锦上添花，如专业或职业化教育学院和工程技术化学科；凡不堪应用行市却为知识教育体制所不可不存者则被闲置于野，任其挣扎，如纯数学一类的理学；凡不堪应用行市却为社会体制所吁求者则勉容其存，如人文学科一类。这当然是较为极端的情形刻画，相当多的大学的实际所为不一定如此突兀偏颇，但总体发展趋势的“非均衡”当毋庸置疑。

大学的知识身份果真摇身一变而截然不同于以往了吗？知识果真会全然或几乎全然变得“可编码化”了吗？大学能否转变为单纯的或者主要的现代“科技园地”？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可人类知识的多元、多样和多层次性事实，这样的质疑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大学的确是储存、传导和创造人类知识的所在，在现代知识社会里，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文化的主要生产基地和传导基地的知识—文化身份更加凸显，这一点是不难证明的。可是，大学所要传导和生产的知识文化不应仅仅限于科技知识和科学文化，还应包括“非科学的知识”或“意会型知识”，以及历史积淀成典的传统文化。而且，传承、梳理和储存知识—文化也是现代大学不可卸脱的职能和职责。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现代社会里知识专业化分工日益精细，大学所担负的这种传承、梳理和储存已有传统文化，特别是那些关乎民族文化经典和民族历史记忆的传统文化的特殊职能，非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愈加沉重和显要了。试想，在整个现代社会已经彻底商业化了的情况下，如果连大学都不再担负这些传统文化的维护、传导、梳理和储存的职能，那么，还有谁能够接替这些文化职能？谁能指望仅仅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编码化”来保证这些“不可编码化的”文化知识的连贯传承和传播？只会敲键盘而不会书写，只懂网络而不懂诗词歌赋，只能格式化而无法体通情意，这样的教育结果谁能预料？人类将会因此丧失多少必备而珍贵的人文灵智？当代人文学大师范曾先生曾经多次表达了他对诸如电脑一类的当代科技之于人类人文灵智的消解和遮蔽之危险的忧思。曾师慨言：“电脑下载的‘知识’，缺乏经过人类大脑熔铸的智慧，哪怕是古人的经典，也宛似从冰箱里拿出的硬邦邦的食物，清新的芳香是谈不上了，而因温度改变了食物的原子结构，说不定成了毒饵。经典的书帙在书屋中带有古墨的芳香，即使零落为泥化为尘却芳香如故，令人产生敬意和爱怜。”（范曾：《灵智之果》，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也许，发生在当今大学校园里的实际情形比范曾先生所感受的更为严峻：相当多的学生不会书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老师已经不会书写或者至少不愿意学习书写；教授诗学者自己不会歌吟，当然不会引领自己的学生去吟诗作赋；教授美学艺术者自己不谙艺术鉴赏，自然只能是纸上谈兵……凡此种种，不忍足征。人文学历来被视为大学之宏门正学，所以“文理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至今还是各名牌大学和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的教学主体，可不仅是许多老师和学生不再在乎于此，而且连萨缪尔森这样的前哈佛校长也在不知不觉间忘记了这一大学根本，招致非议。不知这是否可以被看作现代大学发展中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教训。

三、大学的精神品格

大学的发展当然不可脱离社会。既然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意味着作为传承文化、传播并创新知识之所在的大学，所负有的知识身份和文化教育职能更加显赫，更为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的知识文化身份和品格的根本改变。相反，在“可编码化的知识”急剧膨胀、“意会型知识”不断受到挤压并因此快速萎缩的情况下，大学所应承担的传承文化的职能不减反增，变得越发沉重和庄严了。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知识不只是关乎外部世界和技术行为的，还有关乎人自身及其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社会的。“意会”涵摄日常伦理道德、艺术审美、心性信仰和情感想象等诸多方面，因此，所谓“意会型知识”其实比任何一种知识都来得广泛、切近、寻常而又真切。所以，我们把所谓人文学定义为人类认知和把握自身目的、体察社会和历史文化意义的最切近人生的学问。比如，人之生死，命之祸福，心之躁宁，情之忧乐，感之美丑，文之雅俗，史之曲直……更不用说人之想象、人生之诗意、人类精神之超越了。可见，人类可知、应知和求知的东西有多么丰富！

人类知识的丰富多样使得知识之分类成为必要。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先贤、被马克思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的亚里士多德首创学科分类，将人类知识系统划分为物理学（自然科学）、植物学、动物学、诗学、逻辑学、修辞学和形（而）上学等，从此奠立了人类知识之学科分类的基本范式。耐人寻味的是，睿智的亚里士多德竟然发现，在人类众多知识对象中，有一种难以归类的知识对象，一种既不可否证却又不可简单感知的特殊的知识对象：当人们说出“人”“马”“山”时，我们发现，“人”“马”“山”一类既是真实的存在物（beings），又不能对应于某一具体真实的存在对象，比如说，“这个年方十八岁零一天、皮肤发红且健康的……一米八身高而且体格健硕的……英俊的……男青年”，或者“那匹高大的、雄壮的、枣红色的……血汗马”，或者“那座险峻陡峭、匹立无伦、黛色的……高山”。很显然，若要实现特指某个人、某匹马、某座山的表达意图，凡留省略号的地方都还需要且可以增加更多的描述词，以逐渐清晰地限定某人所说的这个“人”、那匹“马”、那座“山”之概念的确切内涵，非如此无法表达概念或语词之确定特殊的限定性词义。这也就是说，在我们所看到、听到或感知到的具体存在对象（作为认知对象或客体）之外，还有一个真实却因为语言的中介化而抽象为概念或观念的存在，亦即所谓“一般的人”（包括男人、女人、白人、黑人、黄种人、蒙古人、雅利安人，大人、老人、小人……）、“一般的马”（包括黑色的马、棕色的马、野马、军马、骏马、驽马……）和“一般的山”（包括泰山、华山、喜马拉雅山、梅里雪山……）。亚里士多德将这类概念化了的抽象存在者称为“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qua beings），而以这类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学科则被称为“形而上学”（直译“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应当承认，近世日本学者对中国学问，尤其是宋明理学的了解是相当了得的，他们借用宋儒“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将亚里士多德所归类为“物理学之后”的这门学科名称翻译为“形而上学”，以达其超越器物具体的知识含义，实有不二之妙。

概念、观念或者语言本身的抽象本性意味颇多，其中最重要的意味之一便是揭橥人类知识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易言之，人类的知识既有具象的、可技术化（可操作）的，也有抽象的、不可技术化（不可操作）的。以现在流行的大学学科分类范畴观之，大而化之的文科、理科之分其实并不确切，文科尚可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两大类，理科尚可分为理学与工科两大类。在文科和理科中都有抽象的、不可技术化（不可操作）的，如文科中的文史哲学科群，理科中的数理化学科群；也都有具象的、可技术化（可操作）的，如文科中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应用型、职业化的社会科学，理科中的工程技术学科。当然，现在的数理化经典理科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所谓“现代性”的知识转型，诸如“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和“应用化学”一类，还有一些颇受现代社会青睐的“交叉学科”（如“生物化学”“计算机数学”等），也为传统经典的理学学科打开了走向应用和市场的通道，多数甚至还具有“别有洞天”的发展前景。由是观之，我们大致可以总结，今日之大学的学科分化趋势总体上的确是具象化、技术工程化（可操作）的学科群日益强盛繁荣，而与之相对的是，那些抽象的、不可技术工程化（不可操作）的学科，尤其像文、史、哲、艺和考古一类不易（或者不宜）开辟跨学科旁门左道的人文学科群，则不可避免地日益萎缩或者被边缘化。

正是在此背景下，所谓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讨论便逐渐成为热点，在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语境中，这一讨论的实质和本义其实就是如何看待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地位，进而更一般地说是如何看待人文学科在整个现代社会文化和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我了解到两种有趣的说法：一种是在现代大学教育中，人文学科应当当好绿叶和配角，科学技术工程学科理应成为红花和主角。另一种是技术工程终究只能改变局部和当下，唯文化价值观念方能改变全局和未来。对于第一种说法，我想说的是，主角与配角或者红花与绿叶的比拟多半是不恰当的，似乎不需要太多的反驳就可以束之高阁。当然，如果用市场经济的效率尺度来衡量，甚至用流行文艺界的歌星或影星与跑龙套者之间的价位高低来比照大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主次排位，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第二种说法而言，我想指出，在现代知识（信息）社会里，知识信息的普及程度越高，其交换流动速度越快，无论是思想价值观念还是科学技术似乎都不足以真正单独地迅速改变全局和未来，反过来说，若具备某些必要条件甚至充分必要条件，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思想价值观念都有可能单独地快速改变全局和未来。这样说似乎等于白说，可仔细斟酌一下多少还是有其道理的。在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中，民主政治理念、市场经济体制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最具社会变革力量的价值观念因素和科技动因了，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历经了几百年仍然还在选择与决断的过程之中，我们有过多少种民主政治的政治理解和社会实验？又有多少市场经济的价值理解和体制实验？我们总不能把苹果手机或微软电脑制式的更新换代等同于世界的改变吧？也许，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已经养成或者习惯了“改变”的心态，总喜欢谈论或者尝试不断的改变，甚至是彻底的改变，就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打出的口号那样，可事实上，奥巴马真的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吗？也许有一些，也许什么也没有，除了金融危机倏然加剧和失业率急剧上升之外，美国（随后是整个世界）的金融就业形势的改变却更像是华尔街大老板们带来的，而并非是奥巴马主导的。

现代大学的雄心似乎也受到现代性的感染，总想成为现代社会的火车头，总想培养出一鸣惊人或者有能力改天换地的天才、雄才和伟才。可早在一百余年前，伟大的威廉·詹姆斯—— 一位曾经创造了“美国哲学”并被誉为“美国哲学爱国者”的哈佛哲人——却在两次关于大学的演讲中把自由思想和精神创造说成是大学的真正品格和生命之源。在1903年6月24日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詹姆斯发表了题为“真正的哈佛”的演讲，其中他谈道：“真正的教会永远是看不见的教会。真正的哈佛也是看不见的哈佛，在更富于真理追求的灵魂中，她在无数独立而又常常是非常孤独的儿女们身上，思想是我们大学应当成为的植物园中的珍贵种子。注意！当上帝让一位思想家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思想时——卡莱尔或爱默生说过，那时候一切都得重新安排。”（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编：《人文学与大学理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3页）他甚至借用诗人的语言高呼：“唯有孤傲的太阳方能凌空高照，唯有浩**的激流方能永流不息。”稍后，詹姆斯又在《斯坦福的理想命运》之演讲中诘问：“构成一所大学最本质的品格是什么？”他旋即回答道：“多年前在新英格兰据说是路边的一条圆木凳上，一端坐着一个学生，另一端坐着马克·霍普金斯，那便是一所大学。”（同上，第156—157页）有意思的是，詹姆斯先生甚至先于梅贻琦先生表达了反对以大楼来界定大学的看法。他告诫刚刚诞生的斯坦福大学说，如果斯坦福仅仅满足于大楼的建设、地域的扩张、学生人数的增加和学校财力的增长，那不过是给为数众多的美国大学再添一所平庸的校园而已，斯坦福与哈佛的竞争应当是自由思想的氛围和知识的创造力之争，而不是别的什么。

詹姆斯的话或许有些剑走偏锋，可这锋芒看起来很像是针对当下中国大学生态的。有关大学精神的讨论实在已经太多了，似乎不该再添赘言才是。可我还是禁不住想说，大学不是工厂、工场或者公司，即使“人才墓地”的说法庶几可取，也不能把大学的人才培养变成军事培训或者员工培训。由此推之，办大学也不能像开公司或办工厂那样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大越好，借用时下的官方语来说，办大学至少还是以“又好又快”为妥。其所以如此，盖缘于大学的确应该是有其独特的自由思想品格和文化创造精神的所在。这很容易让人回溯到两千多年前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时候之所以产生了许多创立文明和文化典范的大师巨匠，是因为那时候出现了许多卓然而立的“学院”和“学园”，或者反过来说，因为那时候出现了许多大师和巨匠，所以才形成了许许多多的精神不朽的“学院”和“学园”。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办学创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办的不同名称的学院，好像更能体现詹姆斯所说的“大学的品格”。这仿佛是一种历史的文化暗示：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不变则大学之道亦当不变？

四、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统

历史总是严肃的，其回光返照更是意味深长。每当我们有些忘乎所以的时候，历史总像一位慈祥的长者飘然而至，敲醒我们昏昏欲睡的大脑，提示我们尘封的记忆，甚至给我们一记当头棒喝，引领我们找到回家的路。我非诗人，但却有真切自发的感叹，我所置身其中的清华校园近年来悄然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我不能不发出如此感叹。三十余年前，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大潮的涌起，清华大学便在深刻的历史反思中逐渐形成了清晰自觉的大学理念：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院校改组合并，让清华痛失其卓越的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学学科两大基础学科群——要知道，它们恰恰构成综合性大学所必备的“文理学院”的全部学科建制，以至于作为中国最早的综合型大学之资质**然无存。为其“大学”之生命计，她必须“找回失去的世界”。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清华便着手恢复其理学学科群建设，凡十年余，其理学学科群已重回国内大学前茅。又越十年，清华着手复建其人文社会科学，先建“思想文化研究所”，再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以其为初始母体，再衍生扩建其人文社会科学群（我们戏称为“母鸡下蛋”“学科孵化”），如经济学（经济管理学院）、法学（法学院）、文学（中文系）、史学（历史系）、艺术中心（尔后通过合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而建成美术学院）。至世纪之交，文科复建之势勃然，先后又有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学系和国际关系学系）、管理科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院）和心理学（心理学系）等依次成立。一时间，文科学系有似雨后春笋，至百年校庆前夕，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群不仅基本完成较为完备的教研体制的复建，而且许多学科已然跃居国内前十位，甚至前三甲，曾经的清华大学终又回归。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然而，“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无须说文理复建的艰难曲折，作为在现代社会已被“边缘化”的人文学科群的复建更让人唏嘘。作为其中的亲历者，我的感慨油然而生。但个人的艰辛总不足挂齿，更何况诸如此类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幸运。值得深思和回味的与其说是这一大学学科的解构与重建事件，倒不如说是一种关于大学人文学统之“现代性境遇”的见证。我想说，从当代中国文化教育语境乃至中国社会发展语境看，清华人文学统的续接不仅堪称清华大学学统的现代幸运，而且庶几堪谓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我不是说清华大学恢复其人文学科本身有多么宏大的历史叙事意义，而是说，这种人文学科复建举动本身，至少表现了今天的清华人对大学教育理念的一种理解和信念。她表达了一种大学的身份认同和对于大学品格与精神的执着，甚或她还间接表达了清华对今日之中国社会的一种责任承诺，以及更甚者，今日之中国社会对文化、传统、历史和未来的一种意义理解和价值期待：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开始自觉到文化之于国脉延续之“软实力”的意义时，进而，当社会和国民开始自觉到人文知识作为最切近自身生活意义和精神命脉的学问及其对民族文艺复兴的基本价值意义时，人文学知识及其学习、延续和创造便成为另一种社会资本的积累方式。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我们终于明白，人文学知识，或者具体地说，文学、艺术、历史、诗学、哲学——尤其是关于道德和精神信仰系统的智慧——和一切具有文化意义的精神资源，正在成为——或者说原本一直就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发出心声、赢得倾听、把定帆桨，从而使我们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全球化大潮中不致迷失和滞后的关键。

话似乎说远了，还是回归清华大学的人文学学统或知识谱系上来。曾经的清华并不是以工科而著名的大学，事实上，近代之初，也就是在中国现代型大学诞生的童年时代，中国的大学和整个中国又何曾有过科学技术的“先进”之名？充其量不过是“师夷长技”的后学而已。刚刚卸任的清华老校长顾秉林先生曾经告诉我，清华工科的鼎盛其实不过二十年。清华之为清华其实还是因为她诞生伊始便建立了让世人瞩目、国际知名的人文社会科学，例如，她的国学院及其麾下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她堪称当时国际一流的经济学（陈岱孙）、社会学（费孝通以及S.M.Shirokogoroff，中文名“史禄国”）、政治学（E.S.Corwin，中文名“克尔文”）、文学（闻一多、朱自清）、史学（雷海宗）、哲学（金岳霖、冯友兰）、心理学（潘光旦）等；当然还有这些大师们培养出来的同样堪称大师的弟子门生，例如，乔冠华、吴晗、钱锺书、季羡林、王瑶、沈有鼎……更有趣且有意味的是，原始的清华大学竟然再现过詹姆斯所说的长木两端、师生两人的情景。据史料记载：清华哲学系成立之初，仅有教授一人（金岳霖），学生一人（沈有鼎），前者曾为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开山始祖，后者曾当面质疑过20世纪初英国哲学大家罗素和美国哈佛哲学系掌门怀特海的逻辑与数学推演并获赞赏。我在北大工作时曾听说过一则真实的趣闻：季羡林先生曾面对某位理学教授对人文学科的不敬，举手向在场的北大校长提问：“校长先生，我想提个问题。”其时校长答曰：“先生何问请示！”季老问：“何曰北大？”先生一问既出，校长弗能应也，在场者亦顿时愕然，继而鼓呼。此谓趣闻，后来我斗胆地问过季老，其未置可否，只是颔首微笑。想到这则趣闻，我便仿佛有些明白詹姆斯先生为何发表“真正的哈佛”之演讲。假如有人仿季老而问之“何曰清华？”我大致只能重复如上所述之原始清华的人文社科的学统图像和知识谱系，甚或冒昧向他或者她推荐这本《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和先于此书出版、由钱颖一和李强两位教授共同主编的《老清华的社会科学》，这样的解答不一定完备，但一定是有历史证据的。

面对如此的人文学传统，今天的清华要想续接前贤、光大学统，该是何其艰难！历史不可重复，无论光荣还是羞愧。但传统或者学统终究是有可能续接的，只要我们恪守大学的本真理念，保持大学的知识身份和品格，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坚守和承诺大学的真精神：创新之学术，自由之思想，以及大学之于人类文化——首先是民族优良文化——和先进知识的传导与弘扬之特殊职责。

若如是，当已然。呜呼！姑妄序之。

《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万俊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原文刊于《读书》杂志，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