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开始，中国语言文字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历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本书试图通过对众多圣经中译过程的梳理和分析，来考察晚清时期中国语言文字转型和改革的过程，努力开拓一种有助于进一步解读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历程的新途径或新方法。

作为广义西学的组成部分，作为“域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圣经中译及其传播为处于巨变期的中国语言文字和整个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走出自我封闭、拓展自身的新机运、新参照和新内容，提供了饱含现代意义的语言文字变革途径。

圣经中译本最兴盛活跃的时期，即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也是汉语言文字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这从《圣经》中译本有文言文、白话文、方言汉字、方言罗马字、少数民族文字众多译本的事实中，可以得到最好的印证。同时，它也对汉语汉字的变革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创制发展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概而言之，这种影响至少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开启晚清汉语言变迁，成为改革传统汉语的重要域外资源。

深文理、浅文理和方言白话三种圣经汉译语体，体现了在华传教士面向雅俗不同社会阶层读者传播宗教的策略，也是针对古代汉语系统文白分离的特点而制定的翻译策略。文言和白话构成了古代汉语书面语系统。文言是以先秦时代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注重简洁、优雅、规范，是古代诗文的标准语体。白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与口语接近的书面语，产生于唐宋时期，并与时俱进，有新鲜活泼的民间品格，多用于通俗文学。浅近文言则介于两者之间，出现明清时期。圣经汉译活动作为中西语言交流的重要途径，与清末民初的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相呼应，使晚清白话文有了西方的参照系，得以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总结汉语得失，为汉语现代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

罗马字横排标点符号的先行，教会方言罗马字、欧化白话文的创建和逐渐被采纳，汉语拼音方案的提出和早期实践，等等，均成为晚清社会汉语言文字改革的先声，对以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汉字拼音化、汉字改革、挽救危亡为目的的晚清国语运动，起到不容忽视的启发和示范作用。

通过对圣经中译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从1857年教会在上海出版第一本白话文《圣经》译本起，1872—1916年它们出版了多种白话文圣经译本。白话文圣经比后来的白话文作品更接近自然口语，打破了现代白话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开始的结论。

1853年的上海方言罗马字《约翰福音》已采用横排和标点符号，19世纪后半期还出版了多版本、多方言的教会方言罗马字圣经，推翻了语文学界新式标点符号是20世纪初年才见于国内出版物的结论。

汉字罗马化、方言汉字罗马化也开始于西洋传教士的《圣经》翻译工作。虽然明代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早已出版研究官话拼音的著作，即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605年出版的《西字奇迹》，但为方言创制罗马字拼音，晚至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其动力来自基督教传教士大量翻译和出版《圣经》，以便于在不识字的平民百姓中传教。直到20世纪50年代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汉语罗马拼音已有千余种方案。汉语罗马化也是20世纪汉语改革的重要方法之一。

第二，丰富创新了汉语词汇和语法、语句，加速且加强了语法、语句的欧化。

“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言语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3]王国维的名言讲述了在吸收引进新文化时，人们在语言学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需要做出的突破，同时也是文化发展需要做出的突破。要表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概念，建立起汉语基督宗教的话语系统，必定要创造、借用、转化汉语词汇，促使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新词汇的出现。一种是对传统词汇赋予新的含义，如“上帝”“神”；另一种是创造传统词汇中没有的词汇，如“原罪”“洗礼”“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等。圣经翻译的中国化话语体系逐渐进入了中国的语言、词汇、概念和思想等，起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的作用。这些新词汇，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五四”新文学运动，许多已进入世俗社会，为丰富汉语词汇和实现汉文化在近代的转型输入了新鲜血液。

晚清以来，汉语言最显著的变化特点就是一定程度的欧化。这是现代汉语形成的标志之一。在西方各类思想和实践都逐步进入中国的同时，在中国书面语言力图摆脱传统束缚之时，我们必须建立起与古代汉语语法不同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以满足中国书面语言之发展变化，使中国书面语言向科学性、严谨性的方向发展。没有欧化的词汇、句式和语序，近代中国向西方交流学习后产生的、带有西化冲击和印记的语言文化思想就无法被表达，也就无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了。它是在传承与延续本土传统、并接受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历经了与古白话的对峙、交融、衍生等环节，最终整合而成的。欧化为现代汉语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使汉民族的知识体系得以调整，使汉民族快速革新思想的表达成为可能，使复杂社会文化现象及文学经验的表达成为可能。这些都决定了在当时背景下产生欧化白话的历史必然性。

圣经中译在转换成汉语白话的过程中，必然带有自身词法、句法等特征的欧州语言，在与汉语本土白话交汇、交锋后，会逐渐生成一种既不同于欧洲白话也不同于古代白话，而是拥有中西结合特色的欧化白话。汉语的欧化并不仅仅是被动反应的结果，还是外在冲击和内在主动诉求共同作用下的接触、影响、变异和互动的产物。大量欧化词语和西语的语法的引入，改变了文言的语句逻辑结构，对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文言语言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第三，对少数民族文字创制的贡献。

文字的出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然产生的，可以称为自然文字，如苏美尔文字、埃及文字、赫梯文字和汉字；另一种是人工创造的，可以称为人工文字，如书写壮语的壮文，书写景颇语的景颇文。今天中国使用的文字，既有自然文字，也有人工文字，后者皆因翻译圣经而被创制。

与多数北方少数民族拥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不同，西南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仅有民族语言而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传教士利用自己拉丁母语的拼音优势，结合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创制了景颇文、载瓦文、东傈僳文、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胡致中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纳西文、花腰傣文、黑彝文12种文字，结束了这些民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其中，西傈僳文、东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景颇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使用至今。西南少数民族的圣经译本涉及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两个语系：其中汉藏语系中的5个语支有圣经译本，即苗瑶语族苗语支，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藏缅语族彝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南亚语系中的孟—高棉语族佤绷龙语支有圣经译本。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创制了多种文字。这些新创制的文字全部都是基于语言发音的拉丁字母。传教士用拉丁字母为西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法，对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文字创制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语言文字的多元共存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在晚清这个充满了革命气息的时代，传教士、革命者、启蒙者都争先恐后地利用语言传达各自的知识理念，试图建立新的文化秩序。中国的官方语言文字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语言文字的改变酝酿着时代本身秩序的改变。正是在这种跨文化、跨传统、跨阶层、跨地域的碰撞与竞争中，汉语逐渐摆脱了文言文占主流地位的传统、罗马字的偏激和方言的局限性，最终形成了最具现代性的、使用更广的白话文，结束了众声喧哗的时代。

诸多《圣经》翻译活动汇集成了一条“域外资源”之河，进而与中国古代白话文所提供的“本土民间资源”等一起，在经历了晚清时期的变革、选择、淘汰后，共同交汇成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源头，促成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

[1] 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8页。

[2]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

[3]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96期，19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