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从历史学考辩和语言学入手，在历史叙述的基础上展现语言历史发展的脉络，即所谓“以事实说话”。这些事实源于各种圣经中译版本、工作报告、教会宣传等，同时结合了近代社会的语言转型和社会需求的中文资料。所有这些史料的实证叙述所展现的历史发展脉络，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点，即一个主观预设上：不同文化之间是“可通约的”，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是可以力图实现“对等的”，虽然这种“力图寻找”的历史过程如同西西弗斯神话那样既令人感到振奋又让人感到绝望。

近代翻译大家严复先生最著名的经典翻译观——“信达雅”，将对“信”的追求放在了首位。人类历史上所有翻译中对“信”的追求，都是基于对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可通约”的认同。基督宗教传入中国，扩展了中国语言文化的概念。在这个扩展概念和语言文化再创造的过程中，转借原词并赋予新意，创制新词以表达新意，是很常见的现象。语言之间的“可通约性”完全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是“虚拟对等”而不是“透明地互译”，且并非能够一次性完成的。[1]正是在新的概念框架下，译者在译介中重新阐释固有的词汇，再生出中国式的新概念和新理念，力图创造出基督宗教概念的中西语言对等，创造出基督宗教的中国式话语体系。

翻译是建立在对不同语言之间假定存在对等关系基础上的文化活动，即在共同认可的等值关系的基础上，将一种文化的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在开启于晚清时代的含有丰富现代性的译介活动中，欧洲语言作为主方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享有一种决定意义的特权。中国本土的任何翻译和引介活动都不再能够轻易地同西方外来语分离开来。如果东西方语言之间的“通约”不能成立，那么跨越东西方的现代性便不能实现。

虽然不同层面的跨文化对话都潜伏着文化相遇中自我与他者的定位问题；虽然我们甚至可以肯定，这个“通约”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平衡和不对等，必然会引起语言文化之间的浪费、混乱，甚至会引起与原意义完全相违背的“误读误译”，然而圣经学者几百年的研究表明，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浑然一体的圣经文本，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语言和不同作者的口头与文献，历经千年的结合而最终形成的。《圣经》文本本身反映的各种文化对于神明的参差多端的理解和认知，就是多种文化力图“通约”的结果。

历史告诫我们，除了用自身文化中“对等的”词汇来进行“通约”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或许这就是相遇相知交流过程中，一种语言文化想要启示或扎根于另一种语言文化，所必须追求的“本土化”。只有脱胎于原来语言文化，超越原来语言文化，附丽新语言文化的新因素、新需要，才能包容包括语言在内的各国本土文化的差异性和表现语言的非终极性，才形成了适应现实世界和发展未来世界的语言文化。

我们今天感知和认识到的概念、词语、含义，都来自历史上跨越语言的政治、文化、语境的相遇和巧合，都可以被称为一定程度上“通约”的结果。这种联系一旦建立起来，文本“通译性”的意义和实践便建立了。由不同语言文化的接触而引发的跨文化和跨语际的联系和实践一旦建立，便面临着如何在本土文化背景下被认同的过程，即如何启发、丰富本土文化的过程。

作为以传教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性宗教，基督宗教几乎从一开始就越出本民族的范围进行传教活动。“巴别塔”不但象征着由于语言文化多样性而产生的对译介不可能征服的渴望，对宗教者来讲，也开创了历久弥新的弥赛亚式的追求。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

我知道翻译工作决不是轻松的事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让我们想到佛经的翻译对于隋唐以来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更让我们想到《新旧约全书》和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于现行的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2]

作为一种自然形成的历史悠久的语言文字，一种有表音成分的语素文字，汉语言文字具有非凡的奇妙性。它甚至同时具有超空间性和超时间性的两重特点。汉语的超空间性最为特殊的体现是在超方言性上。无论语音有怎样的差异，它在文字上体现了基本一致性和可沟通性。正因为是语素文字，汉字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超时间性、超语言性，使我们后来人略加学习便可以直接进入古代汉语的文字和文化氛围中。汉字的这些超越性特点可以使我们这些后人直接面对古代文化，使古老的观念更易于进入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

汉字使高度浓缩的文化从遥远的象形文字时代延续至今，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文化传承。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都不像汉文化那样经久不衰，其中语言文字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现代文明的背后，我们总能感受到一股由传统中华文化汇成的潜流，它显现在我们的遗传密码中。汉字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最美好的礼物！

正因为汉语言文字的众多独特性，中国与西方语言文字的现代化道路也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和方法，甚至与欧洲截然相反。

欧洲现代国家语言的诞生，是在欧洲各个区域民族主义的努力下，以挣脱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的束缚，挣脱一种普遍使用的共同语，逐渐向地方方言靠拢和发展，并通过现代印刷语言实现了欧洲地方语的恢复与发展。在欧洲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语言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圣经翻译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引导和推进作用。

中国现代民族共同语言的产生之路，则与欧洲完全不同。它是通过推倒占据知识垄断地位的士大夫阶层的艰深晦涩的古典文言文体，在古白话的基础上，吸收印欧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语序等，重新构建“言文一致”的现代白话书面语言的书写体系而达成的。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使存在分歧和差异的区域性方言向共同的民族统一语靠拢，以达到“国语统一”的目的，尤其是语言文字的读音统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