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按现代语言学分类，中国地理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可分为5个语系、9个语族、19个语支。5个语系，即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均有圣经译本。在9个语族中，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孟—高棉语族、斯拉夫语族8个语族有圣经译本。在19个语支中，壮傣语支、藏语支、彝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苗语支、西匈语支、蒙古语支、满语支、佤绷龙语支、东斯拉夫语支11个语支有圣经译本。

过去的圣经译本研究，其研究关注点都是汉文圣经译本，很少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译本。略有涉及的也是从基督教研究的角度来叙述，鲜有从民族语言文字角度的叙述和研究关注。偶有涉及民族文字圣经译本的著述，错误和纰漏则很多。本章将叙述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翻译，因北方大多数民族早有文字，如蒙古文、满文、维吾尔文等，传教士不曾为他们专门创制文字，因此这里暂不叙述北方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

基督教传入西南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是有密切关系的。相对北方少数民族而言，西南少数民族众多，但大多数都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字。

新中国成立前，共有21个民族使用着24种文字。[1]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和大部分土家族、畲族和仡佬族使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操自己的语言。有的还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如瑶族、景颇族、裕固族和高山族等。但只有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如蒙古族、朝鲜族、藏族、满族、傣族等。

早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仅部分民族有文字，即彝族的老彝文（多种方言）和规范彝文，壮族中的方块壮文（古壮文）和芽坡歌书文字，傣族中的德宏傣文（傣那文）、西双版纳傣文（傣仂文）、金平傣文（傣端文）、傣绷文，水族中的水书，白族中的方块白文，瑶族中的方块瑶文等几种，其中以傣文最为丰富和完备。

传教士为了传播福音，面对这样的情况，开始了创制文字的基础性工作。他们先后创制了景颇文、载瓦文、东傈僳文、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纳西文、独龙文、哈尼文等，这些文字都是传教士根据当地民族语言的发音，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的，结束了拉祜、傈僳、景颇、载瓦、苗、佤、布依、哈尼、纳西等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其中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景颇文、拉祜文等至今仍有较广泛的应用。在利用拉丁字母所长的同时，传教士还利用了20世纪初期兴盛的汉语国语注音字母，修改后拼写少数民族的语言，创制了胡致中苗文、新平花腰傣文。

1.柏格里字母的创制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英国循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Mission）传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从云南昭通率领李斯提反（李国钧）、钟焕然、王玉洁、傅正中、刘中五等汉族传教士到贵州威宁县石门坎传教，因1904年系农历龙年，故苗族称此为“龙年得道”。在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2]、张武、张约翰、王道源等人的协助下，柏格里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苗族地区做了大量的语音调查和词汇收集工作，为这一地区的苗族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该拼音文字以石门坎地区的苗语为主，约于1907年以前制订了方案，并着力进行推广，因此在川滇黔苗族中传播甚广。[3]

柏格里字母以云南省东北部和贵州省威宁县、赫章县一带的苗语滇东北次方言为基础，用拉丁大写字母并参照苗族服饰花纹图案变体形成，有24个辅音字母，15个元音字母，声调则用元音字母写在辅音字母旁的不同位置来表示。

一般认为，柏格里字母在创制上，受到了1840年英国传教士埃文斯为加拿大爱斯基摩人基督徒创制的文字的启发和影响，因为柏格里字母与此字母有11个字母完全相同。柏格里字母属自创字母与其他字母混合的拼音文字，每一个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为声母，构成文字的主体，小字母为韵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右上角、右侧、右下角。[4]在创制过程中，他们还吸收了苗族妇女服饰上某些图案和符号，改编成了苗文字母。它特别适用于贵州省的威宁、赫章、水城、紫云等县和云南的彝良、大关、永善、寻甸、楚雄等州县和昆明市近郊区等地。操这种苗语的苗族约有25万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约有5万人。

从语言分类来讲，石门坎地区的苗语属苗语川黔滇方言的滇东北次方言，与其他地区的苗语方言互不相通。1956年，在贵阳召开的“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根据苗语方言区的分类情况，专家们又创制了川黔滇苗文、黔东苗文、湘西苗文、滇东北苗文，分别适用于苗语川黔滇方言区、苗语黔东方言区、苗语湘西方言区、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区，均为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采用了26个字母[5]，并于1957年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其中，滇东北苗族的拉丁字母苗文是在修正柏格里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人们一般又把“柏格里字母”称为“滇东北老苗文”。因当时教会主要在威宁县石门坎，故也有称“石门坎苗文”的。还有人把它叫作“柏格里苗文”。还有人以柏格里名字的音译，将其称为“波拉德文字”“坡拉字母苗文”等[6]。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讲，将其称为“柏格里字母”最为科学，因为它作为一种文字拼写方式，一种音素文字，除运用于苗语圣经翻译外，还运用到了其他少数民族圣经翻译中，如彝语诺苏话和葛波话、哈尼语碧卡方言等。

柏格里字母除被用来翻译过《圣经》《赞美诗》和《颂主诗歌》（循道公会和内地会分别采用不同的诗歌）等宗教读物外，还被用来编印过《花苗新课本》《苗文基础》《苗文原始读本》《平民夜读课本》等教材[7]，为当地民众的读书扫盲起到过很大作用。虽然这种文字一般仅在信教群众中使用，但由于这一带的苗族信教人数较多，因此还是有相当的广泛性。此外还有用柏格里字母创作或整理的苗族迁徙古歌、故事传说及苗族诗人的创作等。云南安宁县还搜集整理了滇东北《苗族芦笙组曲集》。这些资料都是用这种苗文记录、创作和整理的。

2.胡致中注音字母的创制

20世纪20年代，内地会传教士、澳大利亚人胡致中（Maurice H.Hutton，一译胡托、胡志宗）与当地的苗族教徒合作，根据贵州东南的炉山县旁海镇（现属凯里市）的苗语发音设计了另一种苗文，向黔东一带的黑苗宣传耶稣基督。他以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8]为基础，但可能因为苗语有些独特的语音是注音字母不能表达，胡致中又加入了两个新字母，来表示旁海苗语特有的声母。因此有些声母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音节最少仅一个字母，最多的有四个字母，由上而下竖写，从右到左提行。早期的文字不标声调，后来声调用圆点儿表示，有的是一个点儿，有的是两个点儿，分别加于音节的四个角。[9]

人们一般称这套字母为“胡托苗文”“胡致中苗文”“注音字母苗文”，又因黔东南苗族多为黑苗，此文字又被称为“黑苗文”。不过，最科学合理的称谓应为“胡致中注音字母”。以往关于胡致中苗文的记录多有误，如称他“在凯里旁海用汉字创造了苗文”[10]，其实他用的是汉字注音字母，而非汉字。

3.框格式傈僳文（东傈僳文）的创制

傈僳族是在中国、缅甸、印度和泰国等多个国家跨界而居的少数民族，在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和贵州。

傈僳族现今可分为南、北两群，南、北傈僳语也有些差异，其在中国境内的人口约有73万。北群为白傈僳和黑傈僳，主要聚居于云南西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地；南群主要为花傈僳，聚居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傈僳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三个区域：衣着花纹服饰的“花傈僳”多居住在云南西部怒江州地区；穿青衣的“黑傈僳”多居住在云南西北维西、永胜、丽江地区；“黑傈僳”也有一部分居住在云南北部禄劝县、武定县一带，因其相对其他两个傈僳族居住区更偏东部，又称“东傈僳”（居住在这一带的傈僳人数很少）。

傈僳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一般认为，1913年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巴叔从缅甸至云南腾冲再到怒江，为基督教传入傈僳族的开始。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傈僳族未有过属于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传教士在云南创制推广的傈僳文共有两种，分别称东傈僳文和西傈僳文。傈僳族先后使用过四种文字，两种是西方传教士创制的拼音文字，再一种是云南维西县农民汪忍波创造的没有字母的音节符号，还有一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创制的拉丁字母形式文字。

傈僳族是我国受基督教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傈僳人信仰基督教和传统的万物有灵原始宗教，少数信天主教和藏传佛教。

1880年（清光绪六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在缅甸克钦邦密支那传教时接触到傈僳族。1902年，密支那马肯村的一对傈僳族夫妇受洗，缅甸傈僳族由此开始信教。大致在20世纪初，东傈僳与滇北苗族居住在同一地区，民国初年，苗族皈依基督教时，东傈僳族也受到影响，开始接受基督教[11]。

最早来到东傈僳族地区传教的是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传教士、澳大利亚人王怀仁（G.E.Metcalf，一译梅怀仁，1879—1956）。他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来到这里。在柏格里字母的影响下，王怀仁根据云南武定、禄劝等地的傈僳方言，创制了一种与苗文字母相仿的“框格式”傈僳族拼音文字，又称“东傈僳文”（Easter Lisu），在当地的傈僳族教会中推行。[12]另一种说法是，它是以武定县滔谷村傈朴话的语音为基础创制的，使用范围不大，后来还传播到四川凉山州的会东县。框格式傈僳文字母分大小，大字母为声母，小字母为韵母，小字母写在大字母的上面、右上角、右下角，表示不同的声调。每个音节组成一个方框格式，所以称“框格式”[13]。

4.富能仁字母的创制

由传教士创制的傈僳文还有一种，主要在云南怒江州和德宏州的傈僳族中使用，相对“东傈僳”而言，它在云南的西部，又称“西傈僳文”。因这里主要居住着花傈僳人，故又称“花傈僳文”（Hwa Lisu）。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还创制了新傈僳文，因此它还被称为“老傈僳文”。因其常年只在基督教会里使用，在不信教的群众中基本无人识读，故又称“圣经文字”或“上帝书”[14]。

1912—1914年，缅甸克伦族基督教传教士巴托（Rev.Bathow，又译巴托、巴多、巴夺）以印刷体大写的拉丁字母为基础，改变了形状而创制了傈僳文，后经内地会传教士、英国人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又译傅能仁、傅雷仁）进一步完善，因此在教会里，又称其为“富能仁字母”（Fraser Syllabic Script）。这是一种以印刷体大写的拉丁字母为基础，由其正反、颠倒形式组成的拼音字母，组成声母、韵母，拼写傈僳语。这种文字共有40个字母，其中30个辅音大写字母（20个正写，10个反写或倒写），10个元音大写字母（5个正写，5个反写或倒写），6个声调符号（用标点符号），4个特定标点。[15]从语言文字角度来讲，称其为“富能仁字母”最合适。传教士还用它来拼写翻译过纳西语的圣经译本。

富能仁188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10年（清宣统二年）来中国，先在上海的内地会学校学习了6个月的汉文，然后来到云南腾冲傈僳族中传教。他在滇西怒江州地区传教长达25年，领导的滇西傈僳族教会向北延伸到泸水、碧江和福贡，向南发展到腾越、潞西，纵横数百里，成为云南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也是导致基督教成为傈僳族主体信仰的最重要原因，他亦被称为“傈僳族的使徒”（the Apostle of Lisu People）。

新中国成立前，老傈僳文基本上只通行于基督教徒中间，由于傈僳族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较多，因此在傈僳族地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认识此文字的人达几万人之多[16]。在怒江州的傈僳族中，信仰基督教的约为1/3，有的县份甚至达到或超过了一半。[17]他们用它书信来往、说经讲道、记账记事、颁布通令等，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意识地用老傈僳文进行扫盲工作，出版过宣传政策或农村技术方面的书籍，使老傈僳文得以继续使用。1956—1985年，云南民族出版社还用老傈僳文出版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的书籍，如《怒江报》《丽江报》《维西报》和德宏《团结报》，并出版了《宪法》《党章》《团章》和众多的文学诗歌和翻译作品。[18]为了信教群众的宗教需要，出版社还出版了《圣经》和《赞美诗》等。在怒江州，怒族和独龙族的基督教徒也使用老傈僳文。除《圣经》外，还用此文字出版过《福音问答》《福音精华》《卫生课本》《赞美诗》等书籍[19]。

在继续使用老傈僳文的同时，政府和专家还于1957年创制了新傈僳文。它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吸收一部分斯拉夫字母形成。现在傈僳族地区，实行新旧傈僳文并用。老傈僳文在信教群众中，仍然很有影响。

5.拉祜文字的创制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英国吞并缅甸后，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在中缅边界的缅甸一侧的景栋等地建立了传教点。20世纪初期，基督教由缅甸进入云南澜沧县糯福地区[20]。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美国浸礼会真神堂传教士、英国人永伟理（William M.Young），首次从缅甸景栋到云南境内拉祜族、佤族居住区传教的时候，就带来了好几百本圣经单行本，都是在缅甸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库森翻译的傣语圣经译本。20世纪初，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巴托参照景颇文的形式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并根据拉祜纳方言的语音，创制了拉祜拼音文字。20世纪20年代，拉祜族语汇的拉丁拼音字词汇表由美国浸礼会真神堂传教士提伯（H.H.Tilbe）编成。

传教士首先在孟艮城郊的班崴（现属缅甸）教会学校中，试行了这套文字。1925年，传教士由缅甸进入云南澜沧糯福传教时，也将这套文字传入我国拉祜族地区。[21]直到1949年，澜沧、双江、耿马、临沧、孟连等地的拉祜族和佤族基督徒还在普遍使用这一文字。直到今天，居住在缅甸、泰国、老挝等国的拉祜族仍在继续使用这套文字，并出版了一些书刊和诗歌等。[22]

除了翻译《圣经》外，传教士还用此文字出版过《赞美诗》《识字课本》《拉祜语手册》《英拉对照词字典》等。这些书籍为拉祜族的平民教育和扫盲运动做出了一些贡献。泰国清迈还出版有《拉祜文杂志》。

这套文字习惯上被称作“老文字”或“老拉祜文”。新中国成立前，这套文字仅限于基督教会内部的信教群众中，使用面较窄[23]，并未被我国广大拉祜族群众掌握。我国拉祜族现在使用的文字称“新文字”，是专家学者以《拉祜族文方案》为基础，在1957年对“老拉祜文字”进行改革修正后创制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

老拉祜文不但在云南拉祜族基督教内部使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基督教会还在南京印制了老拉祜文的圣经和唱诗本。在周边的缅甸、泰国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地区，这种文字也在被使用。到2006年，澜沧县拉祜族地区就有教堂38个，信教人数1万多人。据不完全统计，熟悉老拉祜文拼音文字的拉祜族教徒和群众达2万余人。[24]

6.景颇文字（克钦）的创制

景颇文是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共23个字母，使用者主要分布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陇川、瑞丽、盈江等地，以及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此外，在印度阿萨姆邦的景颇族中也有使用者。20世纪初期，中印缅三国约有45万人使用景颇文。1990年，中国进行人口普查时，有11万人使用景颇文。

景颇文的创制与基督教的传播有关密切关系。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传教士马登（Mardon）和查特（Chater）从印度进入缅甸。1857年（清咸丰七年），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了缅甸克钦邦。该邦与我国云南德宏土地相连，在那里居住的克钦族与我国景颇族是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他们的文化生活习俗相同，并使用同一种语言（景颇语在缅甸称克钦语）。从缅甸边境向德宏景颇族开展传教工作的是美国浸礼真神堂（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一个美国的基督教派。它逐渐向临近地区扩张势力，在云南的陇川、盈江、潞西均发展了景颇族信徒。最早到云南景颇族传教的是缅甸克钦族传教士德毛冬。他于1907年到达瑞丽景颇族居住区进行传教。1914年，景颇文传入我国。1914年秋，瑞丽县弄岛乡等戛村教会开办了第一所景颇文学校，其后又在陇川县的磨水、广山、盈江县的龙盆等村寨陆续开办了景颇文学校。[25]

文字创制是由美国浸礼会真神堂传教士库森（J.C.Cushang）于1876年开始的。他长期在中缅两国交接的景颇（克钦）族地区活动，曾收集了1000多个景颇语词语，想用景颇语词语以缅文形式拼音合成景颇文，但由于语音差异较大，许多景颇词语无法用缅文拼写，创制工作遂告失败。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美国浸礼会真神堂传教士欧拉·汉森（Ola Hanson）开始创制景颇文。他把在缅甸八莫地区收集的万余景颇语词语，用拉丁字母拼音方式创制成景颇文。1892年，汉森编写了第一本景颇文教学课本。1895年，缅甸英联邦政府当局正式批准公布了这套景颇文字方案，随即在缅甸克钦邦地区的八莫和密支那教会学校推广使用。在缅甸，人们用这套文字出版了《圣经》《赞美诗》《教徒手册》等宗教书籍，印行过小学一至五年级的课本以及报纸杂志等。1906年，在仰光，人们用这种文字出版了《英景词典》，以及《景颇族之源》《英景缅大词典》等。[26]1926年，还有人还用这种文字在缅甸仰光创办了景颇文报刊。

7.景颇文字（载瓦）的创制

由于景颇族的载瓦支系与景颇支系的语言分属景颇语支和缅语支，语言差异较大，彼此不能通话，因此还需要创制载瓦文字。载瓦支系主要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除了在一些古老词汇和语言成分上有同源的关系外，景颇语和载瓦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差别明显。据词汇比较，两者约有80%以上为全异，异源词的数量超过了同源词。[27]

载瓦文是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1887年[28]，法国传教士威廉等人，为了在景颇族地区传播基督教，曾在缅甸载瓦人聚居区创制了一种载瓦文。这是一种拉丁拼音字，由正写和倒写的大写拉丁字母组成。他们用这套文字出版了《马可福音》《宗教问答》和一些歌曲、教材、读物，供当地教会学校使用。从1934年起，传教士曾在我国境内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县东山区传播过这种文字。它仅在教会中流传，认识的人很少，但至今仍有人使用。[29]

现行载瓦文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在中共民族语文政策指引下，民族语文工作者对载瓦语进行了全面调查，于1957年提出载瓦文试行方案。这也是拉丁字母拼写方案，以云南潞西县西山地区龙准方言为基础的载瓦语为标准音。[30]

8.佤文字（撒喇文）的创制

佤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即澜沧江和怒江之间、哀牢山脉南段的“阿佤山区”，与汉、傣、布朗、德昂、傈僳、拉祜等民族交错杂居。我国的佤族与缅甸的佤族是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

佤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绷龙语支。佤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旧时的佤文是外国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而编制的。佤族人以信仰原始宗教为主，少数人信仰基督教和佛教，信仰基督教的佤族人基本在都在云南澜沧县、沧源县一带。

美国浸礼会真神堂驻缅甸的传教士永伟理（William M.Young）的次子永文生（Vincent Young）出生于缅甸景栋，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他从小就学会了傣语、拉祜语和佤语。1917年，永伟理、永文生等到沧源永和地区传教，基督教逐渐传入了佤族人居住区。[31]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永文生以云南澜沧、沧源两县毗邻的安康、岩帅一带的佤语为基础，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群众称它为“撒喇文”“撒拉文”。“撒喇”是佤语的译音，意思是“牧师”。[32]“撒喇文”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然而除了被阿佤山的部分村寨信教群众用来传教或写信外，它并没有被广泛使用，未能成为全民族通用的文字。但它毕竟结束了佤族人民“结绳记事”的历史。撒喇文字通常有36个辅音音位、9个元音音位、52个声母，以及160个左右的韵母。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和专家的帮助下，为佤族设计了以云南巴饶方言为基础、以沧源佤族自治县岩帅镇语音为标准的拉丁字母组成的拼音文字，于1957年形成了《卡瓦文字方案》（当时佤族尚称卡瓦），因此，这套传教士设计的文字又被称为“老佤文”。1958年又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佤文有字母26个、辅音52个、元音18个、辅音韵尾8个、韵母162个。[33]

综述以上创制文字，从语言学上可分为拉丁字母或变体拉丁字母、柏格里字母、汉语国语注音字母等几种，其中以拉丁字母及变体最为主要。

拉丁字母及变体：直接采用拉丁字母或变体来记录少数民族语言是开创创制民族文字的主要方式。因为传教士多为欧美人士，母语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所以创制文字时也首先考虑和利用了自己的语言优势。他们不仅用拉丁字母拼音少数民族语言，也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早在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和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采用的就是拉丁字母拼音形式。这已经成了为西来传教士记录、创制的一个传统。以拉丁字母及变体创制的文字有景颇文、老傈僳文、拉祜文、佤文、纳西文、独龙文、哈尼文。

柏格里字母及变体：柏格里字母创制后，对其他传教士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作为一种拼音式的音素文字，创制的字母也被用到其它民族文字中。先后使用这种字母符号来拼写自己民族文字的有苗族、彝族、傈僳族等四个民族。这四个民族的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的苗瑶语族、藏缅语族，不同民族的语言却能使用一种共同的文字符号系统。

汉语国语注音字母：采用汉语国语注音字母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拼音文字，有胡致中苗文和花腰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