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表达人们思想和概念的最基本和最重要工具，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和直接现实。

在语言这个集语音、语法、词汇三要素于一体的系统中，词汇是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因为它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最密切。思维对社会生活变迁的反映，首先是通过词汇的发展体现出来的。这在社会转型时期尤为显著。因此，词汇是最与时俱进、最变化多端的。活力和变化的最明显结果，就是新词汇的不断产生和消亡。正如美国学者布赖特（W.Bright）1964年在《社会语言学》提出的“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理论指出的那样：“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

对新词语的界定，一般语言学界有三种观点，即对“全新词语、旧词赋新义、旧词语复活”的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点是认为新创造的词，它从意义到形式都应该是新的，即仅“全新词语”。它强调新词在内容上、形式上保持一致，是一种比较狭窄的新词语观点。第二种观点提出新词语可以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一种层面是以往汉语中没有的，在新时期随着新生事物、新观念、新制度的产生而产生的词语；另一种是汉语中的已有词汇，但在新语言交际中增加了新的义项，并且该义项以较高的频率被使用，往往超过了对其原有含义的使用。它认为新词语应该包括“全新词语、旧词赋新义”两个方面。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把一些以前出现过，但消失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日常词语使用体系中来的词语，也纳入新词语的范畴。也就是说，新词语应该包括“全新词语、旧词赋新义、旧词语复活”。这是范围最为宽泛的新词语观点，我个人更为赞同这个观点。其实，新词语之“新”，应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是含义上的“新”，也可以是形式上的“新”，两者之间不必有截然分开的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基督宗教的神学和思想、历史是通过词汇来构建的，是通过词汇来表达和传递的。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后，必须构建起自身的话语系统，即一种能表达自身思想和概念的话语，一种有别于其他宗教的话语，而话语系统的建立首先必须依赖于词汇。基督宗教既然是一种外来宗教，它所带来的肯定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的思想和概念，也就带来了中国没有的新词语。考察圣经新词语的产生和演变，可以对作为广义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和演变，以及其影响范围和程度的广狭提供一种衡量和诠释。

早在唐朝贞观年间，传至中国的基督宗教东方教派的聂斯脱利派，已经开始了译经工作。从现存的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和敦煌存留的景教文献来看，景教并没有创建出自己的话语系统，其词语有很强的佛教色彩，如《宝路法王经》《遏拂林经》《三威赞经》等。在唐代“武宗灭佛”事件中，景教被认为是“佛教”的一个派别而遭殃及。没有创立出适合自身特点的新词语，这是它被误解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元朝时，天主教也曾进入中国。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存留下来的有关翻译圣经的文献。

明朝末年，天主教再次来到中国。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葡萄牙天主教会在澳门建立了教堂。1580年（明万历八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来到澳门。之后陆续有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直到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被取缔为止。天主教前后的在华传播长达两个多世纪，这是西学东渐及创译汉语新词新语的重要阶段。一方面，为了传播基督宗教，传教士积极努力地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们积极传播天主教教义，传授西方的世界地理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译著书时，他们和中国学者合作，一起创造了许多天文、地理、历法、数学、神学等领域的新词术语，来指称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新事物、新概念。[2]

现在我们仍然使用的圣经词语都源于这个时代的圣经或宗教小册子的翻译和创作。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特别热衷于文本文献的创作，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文献资料。涉及圣经翻译或圣经文学创作的，有罗明坚的《天主实录》（初刊于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初刊于1635年，明崇祯八年），阳玛诺的《圣经直解》（初刊于1636年，明崇祯九年）等。它们包括了大量的圣经和基督宗教的新词语。

在基督宗教圣经翻译史上，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圣经白日升译本，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白日升与耶稣会分属不同的修会，所持的神学观念和立场有区别，而且他在翻译圣经时，身处巴黎外方传教会所在的四川，与耶稣会活动频繁的北京、上海、沿海地区等有一定的空间距离。因此，他的圣经翻译与耶稣会士们的圣经翻译，显然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他没有将世界创造者译为天主教会认定的“天主”，而是译为“神”。这一词语后来却被基督教继承。

基督教的马礼逊和马士曼在参考白日升译本的同时，又开始了创造基督教词语的新历程。在汉语词汇学史上，19世纪上半叶的基督教传教士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先启后的角色。1822年（清道光二年），基督教出版了历史上第一本汉语圣经全译本，即马士曼译本。1823年（清道光三年），马礼逊圣经全译本也出版了。作为最早的两本圣经全译本，“二马译本”的历史地位不可估量，它们共同奠定了圣经新词语的基础。

大体上，与明清天主教传教士一样，基督教传教士创制新词都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利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旧词语赋予新含义，或延伸其义，或加以基督化，即所谓旧瓶装新酒；二是通过音译来另创新词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