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与圣经被翻译为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地区的语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圣经翻译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影响，更是离不开基督教传教士的不懈努力。1384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利夫将圣经首次从拉丁文翻译为英文。到了15世纪，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圣经也相继问世。

基督教传教士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字的真实复杂情况，并且进一步肯定官话白话的价值，是经历了一段探索和磨难过程的。他们初到中国，开始翻译圣经时，并没有将官话白话列为翻译圣经的语言。他们认为白话文体不够严肃，尤其是在期望圣经能够影响文人学士和社会上层时，白话更不是适宜的选择。

随着《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北方还拥有更为广阔的官话区域。传教士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大地上，操官话的人数甚至超过他们所熟悉的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者。[4]

官话旧指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语言，历史上还称为雅言、通语、凡语等，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在19世纪的中国，约90%的地区，75%以上的人口，都在使用“官话”。[5]除了官场使用、通行范围比方言土语广以外，“官话”还比较文雅。中国是个多方言国家，历朝历代都有过一些诸如“书同文”之类的统一语言的措施。例如，清雍正皇帝曾下令将文言写成的《圣谕广训》以官话译出，使官话的使用范围达到了最大范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长安、洛阳、南京等地的方言，都曾因当地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成为汉语共同语基础方言的中心，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官话，而官话区域也会因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而变化。

这种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平民百姓都明白易懂的语言，给传教士的工作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思路。他们充满信心地产生了积极推动官话白话的念头，甚至产生了希望官话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统一的语言的想法和倡议。在1877年外国来华传教士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上，苏格兰圣经会驻华代理人韦廉臣（A.Williamson）就充满信心地提出了这个倡议。[6]

在官话白话圣经翻译开启的19世纪60年代，圣经汉译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出版了五种圣经全译本，即马士曼译本（旧新约全书，1822年），马礼逊译本（旧新约全书，1823年），郭士立译本（新约全书，1839年；旧约全书，1838年），委办译本（新约全书，1852年；旧约全书，1854年）和裨治文译本（新约全书，1855年；旧约全书，1864年）。但这些早期圣经汉译本均为深文理译本[7]，即非常深奥的书面文言文译本。对当时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书本教育的中国民众来说，研读理解文字深奥、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完全不同的基督宗教经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向教育水平不高的民众传教，传教士开始用中国各地不同的方言来翻译圣经，甚至是极小区域范围的地方性方言。他们还出版过用方言汉字或传教士创造的教会罗马字翻译的圣经译本，涉及除湘方言以外的所有方言，即吴方言、闽方言、官话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六大方言。方言圣经虽然简单易懂，但都是传教士早期能到达的东南沿海一带的方言土语，如上海话的《约翰书》（1847年，第一本方言汉字本）[8]、宁波话的《路加福音书》（1852年，第一本方言罗马字本）[9]，对更为广大的官话白话地区没有实际的意义。

1854年（清咸丰四年），英国圣经会在上海的墨海书馆出版了南京官话版《马太福音》[10]。这是圣经中文第一本官话译本，也是第一本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白话的著作。1857年，英国圣经会在上海出版了南京官话版《新约全书》。它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与约翰·施敦力合作督导一个南京本地人，将他们翻译的深文理委办译本《新约全书》进行修改的南京官话白话译本。按现代语言学的分类，南京官话与北京官话、西南官话等一样，都属于官话方言。作为基督教第一部官话译本，虽然是从文言转译成官话白话，也曾受到转译不准确的批评，但它一直被视为圣经官话译本的开路先锋，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中文圣经翻译。[11]

这时，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的消息让欧洲基督宗教国家为之轰动，认为占世界1/3人口的中国人归信基督宗教的时刻即将来临，这将是基督宗教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事。为了迎接这一盛事的到来，1857—1869年，英国圣经会将南京官话译本《新约全书》圣经刊印了15万册[12]，使其成为当时流传极广的圣经译本。

1861年，英国圣经会向最早到达华北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建议，应该筹备翻译一本使用范围更大的北京官话圣经译本。北京官话是指明清以来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语。官话语音以北京话为主，是约于19世纪中叶才形成的现象。[13]在圣经翻译兴盛的晚清时期，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官话扮演着最大范围民族共同语的角色。

1863年（清同治二年），基督教各差会最早到达北京的传教士组成了圣经北京官话翻译委员会。1864—1872年，该委员会出版了多部北京官话译本。1874年，美国圣经会出版了施约瑟独立翻译的北京官话《旧约全书》。[14]该译本价值极高，忠实原文，译文流畅，“40年来无竞争对手”[15]。

北京官话圣经译本翻译者们或许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本第一部翻译成官话的圣经译本，“曾通行全中国达40余年之久”[16]，其重要意义“甚至可与英语钦定本圣经或德国路德圣经相媲美，意义非凡”[17]。它立即在整个官话地区，取代了深文理译本。[18]1878年（清光绪四年），英国圣经会将《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合并出版了《圣经全书》，成为1919年和合官话译本出版前最为常用、流传最广的圣经版本。

北京官话译本为中国圣经翻译的历史开启了白话文体圣经的新里程，在华的英美圣经公会也进行了大量的刊印。北京官话圣经译本有汉字本、教会罗马字本、国语注音字母本、王照官话注音字母本、汉英对照本、汉字与教会罗马字对照本、盲文字本、威妥玛拼音本、快字本，几乎涉及圣经中译本的所有文字表现形式。据苏佩礼的不完全统计，其全部刊印版本有115种，其中含有6种《圣经全书》汉字本，1种《圣经全书》汉英对照本，2种《旧约全书》汉字本，29种《新约全书》汉字本，1种《新约全书》罗马字本，1种《新约全书》盲文本，1种《新约全书》罗马字本。[19]其发行版次、数量，仅次于和合官话圣经译本。直到20世纪40年代，北京官话圣经译本仍有刊印出版。

以官话方言为基础的白话文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它虽然源于白话口语，但异于白话口语，已经形成了自身的表述方式和存在模式，甚至产生了大量流传至今的经典白话文学。从北京官话圣经译本中可以看出，翻译而成的官话已经成为一种书写话体，不再被视为单纯的官话口语的记录工具和复制品，而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更高格调的、具有文学性的文体。不像南京官话圣经译本那样，北京官话圣经译本仅仅只是将文言的圣经翻译成为白话的圣经，并且不太注意语言的修饰和感染力。北京官话译本的目标不单是将口语的官话转变成为书写的形式，而是使用一种更高雅、更文学的官话文体。

北京官话圣经译本对20世纪初期的和合官话圣经译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许多人名、地名和神学译名等专名的翻译，或语气语句都直接被继承下来了。因此可以讲，北京官话圣经译本一直影响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和合官话本圣经是中国基督教会沿用至今的圣经译本，截至2012年11月6日，中国基督教会已印刷发行和合官话本圣经达5 000万册（不包括1949年以前出版的），使其已成为世界上印刷数量最多的圣经版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