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西方文化欲施加影响于中国文化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向西方取经的结果。从器物工具的学习，到制度的借鉴，再到文学的效仿，其向现代中国迈进的每一步都与向西方学习紧密联系着，而翻译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当时是西方率先冲击影响中国，所以可以说是西方启动了晚清的翻译活动。

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西方传教士主导的白话翻译，使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一路沿袭下来的古白话，开始接触到其他语系的语言。最为直接的是古白话受到印欧语言的影响，走出了自我发展的状态，开始了转向现代白话的新时期。传教士撰写的汉文宣教小册子，要比他们翻译的圣经汉译本更为华人读者所接受。因为那些宣教小册子的风格更接近真正的中文，是直接采用汉语的创作。相比之下，传教士最早的白话翻译——圣经中译本，在语言风格上则显得外来色彩尤为浓厚，更为“欧化”。而“欧化”，正是古白话与现代白话的关键区别点。现代白话就是一种“欧化或现代化”的语言。

现代白话是中国现代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现代白话与古白话的最大区别在于语句语法的欧化，受印欧语言影响形成的新的语言文字表现方式（如标点符号、文字横排、新词语、新句式等），因而欧化是现代白话最突出的标志。进入现代社会的汉语书面文要真正摆脱古典传统的约束，必须建立与古汉语语法有别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新体系的建立需要适度的欧化，即扩大外来语词汇，采用印欧句法，借鉴印欧语表达方式。这种欧化则是通过翻译来开启、借鉴并逐渐实现的。谈到汉语欧化和翻译之间的关系，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早有精辟的论述：“谈欧化往往同时谈翻译，有时差不多竟把二者混为一谈。这也难怪，本来欧化的来源就是翻译，译品最容易欧化，因为顺着原文的词序比较地省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1]

总体来讲，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的欧化问题曾引起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但学术界对汉语欧化的研究是不充分的。首次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欧化现象进行客观、系统的研究，是从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开始的。他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中，最早对汉语欧化进行了专章讨论。[2]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清末民初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文学翻译，开始了古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转变。这些文学翻译作品被认为是现代白话的源头。[3]这些观点的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基本上来自中国传统白话文献，忽略了外国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大量翻译作品，尤其是最早的基于官话白话的翻译作品。

事实上，中国现代白话文至少有三个来源：民间白话口语，自古以来的书面白话文，开始于圣经翻译的基督教翻译作品和传道白话作品。非常可惜的是，极少有人注意到第三个来源。

阅读早期传教士所翻译的书籍，我们会感受到其中语言文字的拗口。这种拗口就源于欧化因素。而欧化的白话文也是创作新文学的文学家们所提倡的现代白话文，不同于传统白话文。可以看出，传教士们使用的中文在词汇上较为俗白，句法上既不用典也不对仗，同时暗含英文的语法逻辑，语气上又有明显模仿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痕迹。

其实早在19世纪60年代，在传教士的众多白话翻译作品中，汉语已经出现了欧化白话的现象和转变，北京官话圣经译本则最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作为传教士们在清醒的官话认识指导下的第一本译作，作为汉语汉字历史上文字表现形式最多的书籍，北京官话圣经译本是最早的官话白话译作，拉开了从古白话向现代白话转型的序幕。本章通过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鲁迅先生称之为“白话马太福音体”的基督教传教士文献，试图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探讨汉语欧化白话的来源和产生的时间、原因，并解读其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