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荣幸能够与大家一起，通过学术的方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影响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有文字以来的人类历史中，除了几大宗教以外，可以说没有哪一种世俗的思想体系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了人类思想史的变革，而且在于它直接参与了当代世界历史的构成。生活在当今时代，尤其是生活在当代中国，我们能够切实地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强大魅力和深刻影响。理解当今时代，尤其是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思想仍然是我们强大的理论工具。

毋庸置疑，谈论当代中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但反过来说，谈论当代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当代中国。在当今时代，我们之所以说谈论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中国，根本的原因在于，今天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体现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之中。不仅体现在当代中国的思想观念中，而且体现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实践之中。我们如何来理解和阐释当代中国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贡献，并且把这种贡献提升到概念的层面呢？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日渐巩固是当代中国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贡献，以中国思想和中国实践为典型的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也就是说，我们用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来概括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在我们看来，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下篇，而中国是这种马克思主义成型的实践基础和典型代表。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在揭示资本主义局限性的基础上，探索人类未来发展的理论。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实践上推翻资本主义，从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在这样一条根本的理论路线上，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革命的理论形象问世的。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历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革命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核心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完善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甚至革命的战略策略。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都以革命范畴为核心来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相对而言，经典作家那里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则不完善、不发达、不成熟，大多还是一些原则性的设想。这种状况进一步加深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形象，好像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理论并且只能是一种革命理论。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革命家在没有条件下厨的情况下，还要制订详细的菜谱，讨论如何炒菜。也就是说，社会建设理论的不完善有客观的历史原因，当然也不能否认主观因素的存在。

胜利了的革命必然要面对革命第二天的问题，面临建设问题。革命只是社会建设的前提，而不是根本目的。提出关于革命第二天的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承接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下篇。这就要求辩证地处理革命与建设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建设实践中，如何能够不忘初心，将革命精神转化成建设实践中的能动力量，提出成熟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理论，渐进地推动社会历史的整体进步，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会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有待于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地进行理论的创新。

我们知道，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逐渐形成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并以这种理论指引现实实践，取得了伟大成就。我将这一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过程称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这种建构性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的语境中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何与具体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建构性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它向世界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能够继承革命的主体性精神，建设一个新世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革命理论、只是一种暴力理论的看法，因此将失去根据；同样，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建设理论对立起来的二元论也将失去根据。在这个根本的意义上，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完善，是当代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贡献，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基本贡献。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同样能够发展出一种和平时期的建设理论，以建构性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这样一种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影响和可能意义，是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高的。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面地阐释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发展趋势以及历史意义等。在我看来，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社会历史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解世界和自我理解的一种理论概念。这样一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历史变迁的产物，也是当今时代存在论意识发生变化的产物。虽然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的层面，建构性马克思主义都还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但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的范围内其形象都已经足够清晰了。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建构性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活力，这是一个根本事实。由于中国当代理论和实践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以组织化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并且提出一系列引领当代人类发展的基本理念和实践策略，因此成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典型。

今天回过头去看，在完成博士论文“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之后，我的整个理论研究就指向了捕捉和揭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踪迹。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这个概念，但众多的论文和几本专著都或明或暗地包含了相关的思想。尤其是2014年出版的《走向建构性政治——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书，更是走到了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的门槛上。对于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我曾经犹豫不决。今天，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日子，2018年5月5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世界马克思大会上，我想明确地提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概念，并将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巩固理解为当代中国道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贡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有望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并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引。如果这种预期能够成为现实的话，像20世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建构性马克思主义将再次对人类未来历史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以民族文明复兴的方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也将是当代中国道路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纪念马克思诞辰，不是为了蹭舆论的热点，更不是为了消费马克思的伟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真正的纪念应该根植于当下的生存领会，在与伟大人物跨越时空的对话中，探索历史的发展方向，并实践地参与历史的构成。在这个意义上，纪念不是为了回溯，不是为了单纯的记忆，而是为了重构，以便为实践寻求超越的理论指引。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从一种革命形态向建构性形态的生长，只要它还奠定在革命理论的基础之上，并且不失那样一种源始初心和思想高度的话，它就是一种本质的发展。此种发展才是真诚的纪念，才是真正的继承。今天，我们有幸参加到这样的纪念和继承活动中。更有幸的是，作为学者，我们能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的发展，成为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守护者和创新者。我深信，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有望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当代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