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能否实现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

在1844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面对落后于英法资本主义的德国，马克思曾经有一个本质性的追问。重新思考这一追问的历史语境和思想内涵，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说，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马克思的这一提问，本身就具有本质性的理论高度。在马克思看来，当时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它根本上落后于确立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英国和法国，至多只是在思想上继续和展开了法国革命的历史。因此这一追问的实质在于，一个尚未发展到现代水平却已经面临现代瓦解的后起国家，是否可能不仅越过传统的界限，到达现代解放的水平，而且勇敢地一跃，越过现代本身的界限？历史是否是一个封闭地自我展开的匀速过程，因此是不可跨越和跳跃的线性进展？因此，这一追问的本质性不仅在于直接面对现实，而且在于它触及了社会历史观的根本。按照一种决定论和进化论的观念，这样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追问是不可能进入思想视野的。

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按照马克思美文学的表达，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仍然处于“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的时代。今天我们仍然遭遇“资本之不发展”与“资本之发展”的双重苦难，我们甚至置身于传统、现代乃至于所谓后现代三维时空的并置交叉之中。当代中国在尚未及于现代发展水平之时却真实地遭遇了现代困境。这就是中国现实面临的凶险和机遇所在。这种历史时空的交错，类似于马克思当年提问的德国，因此马克思对德国现实的追问对我们具有一种深刻的震撼。今天的中国是否可能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呢？我们是否可能不仅达到现代各国的水平而且成功越过现代的局限成为未来历史的开拓者呢？这成为关乎当代中国实践之原则性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是初现端倪的现实。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经自觉地在客观的现实语境与超越的未来指向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辩证的历史关联正在展开为具体的现实。

就当代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任务而言，如果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苦于资本主义之不发展”，基本目的只在于形成一个“现代中国”，崛起为现代诸“列强”之一，甚至比它们“更列强”，那么，全面接纳资本及其政治原则将势在必行，问题至多不过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向资本主义的现代转型，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中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它将被看成是摆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束缚，以实现现代化的伟大运动。中国将温和地实现向资本主义的软着陆。在一些人看来，这就是中国改革相对于苏联解体表现出来的智慧之所在，成功的经验之所在。这样一种看法，几近毁掉了中国实践可能具有的超越性。

相反，如果将关注的目光仅仅放在“苦于资本主义之发展”一端，忽视资本主义之不发展的实情，以一种强硬的方式来取消资本、商品、市场，否定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将这些现代的文明成果弃之如敝屣，好像它们已经失去了现实的意义。这样一种立场的根本结果将是保守主义的复辟，一场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将可能变成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和反对。在其中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空想，而可能是封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复辟，中国的实践将落后于现代并始终处于现代水平之下。在这样一种取向中，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下，保守主义、乌托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能找到共同的语言，虽然它们各有志向！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甚至会有意无意地被打扮成反现代的传统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等，被一种与其性质相左的力量借用甚至吞噬。

不管是如上哪一种立场，本质上都不是辩证的历史态度，忽视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方位，不能因为片面的理解而失去对待资本主义的辩证立场，更不能在这样的片面立场中理解当代中国的实践主题和实践的基本性质。片面的理解必然使中国实践失去辩证的理性立场，不是陷入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抽象肯定，就是陷入抽象的否定之中，从而失去超越性的强大力量。

在多重时代因素并置的历史方位中，能够正确引领中国现实的思想只能是一种辩证综合的理论。它必须充分地体现独特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体现了一种联结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辩证智慧，是对中国发展方向最为切中根本的回答，因此正在呈现出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当代中国实践获得原则性高度的可能性和方向所在，它真正意味着一种成为现代与超越现代在现实实践中的辩证联结，因此是一种现实的理想主义。

相对于一般的、或者说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敢地直面了“资本主义之不发展”这一根本实情，谦虚地向资本主义学习，以资本主义的方式不断地弥补我们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的不足，而不是以教条化的方式推行理想，将理想变成剪裁现实的“极权”力量，拒绝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同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突破了对现代资本原则的抽象崇拜，始终存在着驾驭资本和改造资本的实践取向，并且将建构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未来作为坚定方向，而没有将立足于现代资本原则的经济竞争和权力角逐迷信为历史的终结。在这种辩证的历史姿态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所谓收拾“革命残局”，搭建从抽象的理想回归现实的“楼梯”，而是将未来融进现实，试图以一种能动的主体性将立足于现实的实践坚定地导向未来。这就是其锐气和力量所在！就是在引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现实实践，没有忘记中国的历史、没有忘记中国的现实，同时也没有忘记人类当代的处境和可能的未来趋势，体现了一种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论高度和实践勇气。这一理论以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展示着强烈的历史担当意识和雄伟气魄，以精神的力量洞穿历史，并且使实践趋向精神。这一实践，不仅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并且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上加重自身的分量，它并不满足于单纯地成为现代世界的一员。虽然困难重重，任重道远，但它却日益彰显着这种根本气象！

在这个根本的层面上，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对于尚未达到现代水准的落后国家，它昭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实践路线。就其形式而言，此一路线针对“资本主义之不发展”这一实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退却。然而另一方面，这种退却是一种确保前提的退却，其根本的任务仍然在于面对“苦于资本主义之发展”这一时代共同主题，以扬弃资本主义作为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因而应该自觉成为开创未来的力量。这就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关联！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仅仅把中国做大做强的问题，它不是要打造一个现代的“东方不败”，而是要彰显一种新的存在智慧和存在方式，渐进地开启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以辩证的历史智慧摒弃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在对各种极端取向的扬弃中达于历史的真理，开创可能性的未来。这就是今天中国形成具有原则高度的建设实践真正需要的实践理性和历史理性！这样一种历史的理性精神正在逐渐地形成，并且逐渐展现其本质的力量。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包含的辩证空间，恰恰易于被从极端方向上阐释并形成对立。所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常常见到所谓“左右共赞”与“左右共怨”之间的简单并置和倒转！这种状况正是当代中国建设实践的凶险所在。然而，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希望！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中国社会中并不缺乏客观的历史理性，冷静的共识是可能并且存在的。许多极端的取向并不是常态，因此并不代表普遍。因为并且仅只因为变态，这些极端姿态吸引眼球甚至博得喝彩却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历史的真正力量是潜藏在深处的辩证运动。这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据之所在。

当然，就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如果仅仅从一个时代的话语表述来理解这个时代及其未来走向，就可能犯观念论的错误。我们中国人常说“听其言，观其行”。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关于完美社会的理论体系。理论的前提是抽象，而历史的现实发生在众多偶然和细节之中。当代中国建设实践是否能自觉地接受思想的有效指导并且切实地趋向思想，摆平偶然的干扰？这不是理论本身能够保证的，而是实践中的经验命题。解答这一问题，涉及诸多具体的历史因素，只能看实践，看行动！

正是在思想与实践的关联处，批判的哲学能够成为时代的良心，成为理性的眼睛。苏格拉底的“牛虻”比喻定位了哲学家反思批判的角色，面对懈怠的现实它至少应该尽到鞭策、催促、劝诫的责任！

没有思想和理念，实践就是一匹“瞎马”，只能误打误撞；同样，思想和理念不能骑到马背上，它哪里也去不了，最多是一些震撼世界的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