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就其思想的出发点还是理论的旨趣来说,历史唯物主义都可以看成一种政治哲学。这不只是说,它提供了一种本质的政治理解,而且是说,政治应该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视角。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歧的实质不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形而上学的问题上,而在政治的理解上。或者说,这些哲学领域内的理论争执蕴含了一种政治理解上的不同,不过是穿着思辨外套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历史唯物主义触及政治,而且唯有从政治出发才能触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核。由于离开了政治的视角、历史的视角,马克思哲学本身被阐释为一种本体论体系,并因此被批判为一种经济还原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就是在这一误解基础上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展开政治哲学思考的。回应他们的批判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在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统觉和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中体现的观念主体性转化为实践中的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在马克思这里,从近代理性的思辨中诞生了实践的政治哲学。因为世界不再被看成实践之外有待我们去解释、去直观的自在实体和自在过程,而是行动中的生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念、政治观念在存在论的高度上被开启出来了。人类存在是主客体相互规定、相互推动的可能性领域,是超越性的实践。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强调历史的规律性和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它并不站在纯粹客体性或主体性的一端。命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历史观只是在形式上对立,实际上二者都是抽象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这种非实践的思辨抽象,反对脱离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关系谈论现实。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将共产主义者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以区别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者。历史不再是自然的、命定论的过程,而被看成是人类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改造现实的革命被看成是基本的政治实践形式。革命并不完全立足于客观必然性的逻辑,而是包含了主体的创造性、推动性,包括了组织、宣传等规范性的实践活动。很显然,政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域中不会被看成是一种自发性的活动,相反,被赋予了一种变革现实的存在论使命。
但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曾经倾向于客体主义的理解,用客观的必然性、自在的规律性、绝对的科学性为未来打包票。这样一来,只能将政治实践活动,从而将阶级意识都看成是经济基础的自然产物。在这样的视域中,对政治的理解不是被封闭在经济之中,就是被排斥在经济之外。好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外在的决定关系。历史完全遵循绝对客观的必然性逻辑,革命运动、阶级主体只是绝对逻辑的体现者,是完成历史理性的经验工具。
在这种解释传统中,自然唯物主义或黑格尔的观念唯心主义还在隐性地起作用,本质还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它虽然多少还强调历史的过程性,但将历史性的过程非历史化了,非实践化了,变成了自在进展。这里本质上没有政治实践,更不用说在一种存在论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功能及其性质了。政治作为规范性的活动领域被封锁在纯粹描述性的客观逻辑之中。在实践意识中已经作为可能性开启出来的历史领域,再度在绝对科学主义的逻辑上被建构。人不是历史的担当者和创造者,而成了绝对逻辑的体现者、执行者。这是传统理解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被批判的关键所在。
二
《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的两位作者拉克劳和墨菲知道这个关键之所在,将瓦解这一阐释逻辑作为其政治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其理论的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对本体论哲学的批判。我们知道,形而上学是各种形式的“根本”意识,后形而上学可以说是“无根”的,后现代主义就是拔根和去根的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哲学因此也要求自觉地成为“无根的政治哲学”,拒绝为政治提供绝对的基础。
罗蒂否定哲学能够为政治提供一种确定的基础,主张作为民主的政治应该优先于哲学,甚至主张以多元意见为前提的民主取代绝对主义的哲学。利奥塔将哲学和科学都看成是一种没有必然性的叙事,它们受到政治权力的支配,而政治本身是受语境决定,因此在语境中漂浮着的公正游戏。拉墨对政治的理解与利奥塔、罗蒂等后现代的思想家具有显著的家族相似性。在谈到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时候,墨菲提出了“无根的政治哲学”概念。在墨菲看来,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政治哲学不应该是对根基的寻求,而应该是对隐喻性地描绘了我们社会关系的那种语言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并不会为自由民主政体提供某些形而上学根基,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根基,而且自由民主政体也不需要任何这样的根基。
显而易见,拉墨的政治概念是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中的贯彻。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解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概念,才能为政治打开可能性的空间,赋予政治连接因素以优先权。在他们那里,政治不是上层建筑,而是被赋予社会本体论的地位。社会划分是内在于政治可能性之中的,而且也内在于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之中。政治中的领导权不是先验地决定的,而是连接实践的结果,是对抗中建构的相对普遍性。因此,政治的本质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政治叙述应该回到话语的连接实践中。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是领导权,而不是在政治分析中赋予经济因素首要的、基础的地位。
拉克劳和墨菲从这种无根的政治哲学立场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经济决定论是本质主义的最后壁垒,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立足于本体论的经济主义,将经济看成是社会的确定基础和决定性的因素,封闭了政治实践的空间,领导权不是被看成斗争实践的结果,而是具有经济的本体论基础,因此不能有效地理解政治的本质。为此,他们对经济决定论、历史必然性、阶级主体、暴力革命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进行了广泛批判,将政治看成社会构成的内在维度。在他们这里,作为连接实践,政治立足于社会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逻辑。
在此基础上,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激进民主政治的构想,并将这种激进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试图在现代自由和民主的框架中重铸社会主义的策略。这样一来,革命政治就变成了改良政治,暴力政治变成了话语政治,阶级政治就变成了身份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解就走到了“后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为当代左翼提供的策略,也是他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落点。
三
在我看来,拉克劳和墨菲置身于后现代的语境之中,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忽视了文本阐释的历史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解,只是阐释的形态之一,而且可能是一种从高处跌落了的、退化了的形式。反对形而上学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倾向,至少是倾向,大量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在当代,也有不少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当代思想,也就是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开启者之一,比如科尔纳等。很显然,拉克劳和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强烈的演绎逻辑,遮蔽了这些倾向。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本身甚至没有足够的关注,因此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概念当成基础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批判。受制于特殊的理论视角和历史语境,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政治的策略和技术进行细致的讨论和分析,这并不能说他们的理论本身封闭了政治的逻辑。马克思出于与黑格尔主义的争论,突出了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基础主义和经济主义。
拉克劳和墨菲以话语实践为中心将领导权的斗争阐释为政治的本质。这种话语中心主义,从政治活动的形式方面理解政治,实际上是抽象掉了政治的本质内容,忽视了政治实践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指向。话语只是在表达现实的基础上建构现实。领导权斗争中被表达的东西才是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列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一命题的基本意义。我们看看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美国总统竞选,看看他们关注和谈论的焦点就可以知道了。这是一个常识,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就能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重要性就在于打破了政治的封闭性,将政治的理解导向了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领域,越过能指直达所指,真正触及了话语、权利、自由、民主等政治范畴之外的、之下的更为前提的东西。它为理解这些现代政治理念的意义和限度奠定了存在论基础。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本质重要的基本方面恰恰被拉克劳和墨菲清理掉了。拉克劳和墨菲回归了对于政治的现代理解。他们再度将政治理解为一个独立的自足领域。问题是:当自由民主的柔性手段面对社会基础本身的坚硬性时,会怎么样?看看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无可奈何和最后的偃旗息鼓,我们就知道了!
拉克劳和墨菲对政治的这种理解,虽然具有后现代的思想背景,但却隐含了理性主义的取向。人是理性的动物,政治应该是讲理的。但问题恰恰在于,政治很多时候不讲理,甚至是讲歪理的。中国有句俗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不讲理的代价太大时,人们才坐下来讲理;讲理解决不了问题时,人们就不再讲理。在政治的话语实践中,沟通也好,协商也好,抗议也好,很多时候只是补充,是修饰。在政治中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而且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边界也并不泾渭分明。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政治中的暴力、屠杀、战争、革命等。否则,我们恐怕就会从善良意志出发,把这些政治的基本形式排斥在政治之外,仅仅将政治看成是基于理性的民主对话。
结束语
拉克劳和墨菲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进行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放弃革命政治和阶级斗争理论,在现代自由民主框架中构想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这一策略是当代政治思想面对历史变化时的基本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理论是历史的,实践的,亦即是语境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本身是超出理性的,理性的体系传递历史的信息。历史的发展是革命还是改良,是暴力还是和平,并没有定数,并不能由理性和理智本身规定。历史是实践的可能性领域。暴力与和平,对抗与妥协,革命与改良总是互为镜像,互相规定。抽象的绝对对立只是发生在理论家的理论解释之中。按马克思的说法,历史本身并不那么绝对。其实,反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同革命的教条主义者一样,是教条主义者,在民主和暴力之间、自由和专政之间建构对立。这些“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看上去总像是“前”马克思的,马克思本身并不这样理解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和超越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上,恰恰是为政治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启了一个有待展开的政治哲学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