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今天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我们知道，今天普遍使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其实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转化而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以卢卡奇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根本标志。这一思潮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广泛的争论。不仅在理论阐释的细节方面，就是其马克思主义地位和性质都处在激烈的争论之中。这样一种状况当然影响了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国外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变化与这种争论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有关，当然也与国外理论研究发展的态势有关。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争论，最关键的是关于青年卢卡奇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评判上。今天，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开启了新的篇章，走向了更高的理论平台。像有的老师说的那样，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必要仰视而应该是以一种平视的角度来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客观的理性态度中，我们重新清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遗留下来了的许多模糊的甚至错误的看法，就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中绕不开的是对卢卡奇的误解。这种误解今天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影响。在我看来，在关于卢卡奇的误解中，如下三方面事关根本。它们关系到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性质和思想原则的评判，不得不澄清。

第一个误解，是关于卢卡奇和《历史与阶级意识》反列宁主义的性质，进而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性质。今天这样一种判断仍然相当的普遍。迫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强大影响和无法否定的理论性质，许多人在做出这样的论断时，至多是似是而非地说明一下卢卡奇也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如果这样的判断能够成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都是有害的，应该批判甚至是应该拒绝的。当然，这里的批判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辩证批判，而是通常意义上的否定、打击和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开山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具有反列宁主义的性质，这个判断对国内的研究有很深的极坏影响，本质上是站在教条主义的立场上拒绝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当代化的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封闭静止的理论体系。

如果我们去认真地阅读《历史与阶级意识》，去了解这一部重要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针对对象，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是一种错误的论断。尽管在一些理论提法上卢卡奇与列宁不同，甚至有批评列宁的地方，但真正说来，卢卡奇不是反对列宁主义，他恰恰是在一种思想的原则高度上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做出哲学的论证。卢卡奇面对的问题是十月革命以后，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能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发生，而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没有发生或者说迅速地失败了。单纯按照经济决定论的逻辑无法解释这一历史现实。十月革命爆发不久，葛兰西有篇文章认为，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换句话，如果把资本论思想，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把历史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过程的话，根本无法揭示当时十月革命这一社会历史事件。这是当时卢卡奇面对的社会历史语境，是他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出发点。

所以卢卡奇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指向了冰冷的科学主义解释思潮，指向了强调社会历史必然性的历史宿命论思想。卢卡奇突出强调了阶级意识和人的能动性。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中本质性地引进了主体性概念，同时也就意味着本质性地强调了能动的实践性概念。这是一种以哲学的方式为革命奠定基础的理论努力，是当时革命事件的哲学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精神实质跟列宁领导的革命历史形势是紧密相关的。在卢卡奇具体的文章中，他表示阶级意识不是一个自发产生的过程，而是需要宣传、组织，等等，更不要说，他还表示共产党代表着社会的良心。这些命题都很难在反列宁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所以，从根本的理论出发点和理论动机来说，不能将卢卡奇看成是列宁主义的反对者。这是一大冤案。

第二个误解是断定《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本体论问题上是唯心主义。这样一种批判过去相当流行，今天仍然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解，涉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同时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因为真正说来，简单地肯定世界的物质性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有立场，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贡献。马克思哲学恰恰是扬弃了这样一种庸俗的简单化的唯物主义立场。卢卡奇整个的理论努力就在于将马克思哲学从粗糙的唯物主义中解救出来，在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阐释马克思哲学。

就像马克思本人一样，从卢卡奇所针对的历史语境和理论目的来讲，他的问题意识根本就不是世界的起源问题，也不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马克思也曾经将关于自然的物质世界从哪里来，第一个人从哪里来的问题宣布为抽象的问题而予以拒斥。很显然，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在物质世界中超越物质世界的社会历史存在，关注的是这一存在领域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机制。这一存在领域显然不能还原到物质主义的原则进行解释，不能回到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回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不能回到内在的主观精神本身。这里的关键结构当然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卢卡奇对主体性因素的强调不意味着否定客观的物质世界，同样不意味着回到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唯意志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将宿命论和意志论当成相互对立的理论极端来批判的。

按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说法，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仅只能在第一性的问题上使用，离开了这个问题，这一对范畴没有意义。思想的进展不能只停留在第一性的抽象问题和一般原则上。在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瓦解之后，在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由近代的启蒙唯物主义确立起来之后，真正的理论任务是对于抽象唯物主义的批判，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引进实践概念，引进主体性原则，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在这个路线上，社会历史领域本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象，社会性和历史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世界观原则。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在于用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超越了唯心主义，而在于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再度引进主体性精神，克服自然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等的理论局限，将唯物主义推进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卢卡奇不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讨论问题，他讨论历史的发展机制和实践活动与客观条件之间辩证的运动。这就切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从而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力量，因此才在20世纪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框架中断定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将卢卡奇判定为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缺乏理论高度的粗浅之见。

第三个误解是将卢卡奇称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以此批判卢卡奇。这是一个望文生义的判断。《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篇文章“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主要就是方法，只要我们不放弃而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可以无愧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总体性，就是实践中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这让一些缺乏基本哲学常识而又不耐心阅读文本的人将卢卡奇看成是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要是卢卡奇知道了这一称号，他也许会像马克思那样说，这样的做法给了他荣誉，也给了他莫大的耻辱。我们要知道，作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作为一个用黑格尔思想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卢卡奇会在形式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方法概念吗？有谁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读到过逻辑学和辩证法与存在论的分离？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

其实，只要我们稍微认真地读一下《历史与阶级意识》，我们就会看到，卢卡奇反复批判把方法和内容、主体和实体割裂的做法，批评了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形式方法的观点。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在卢卡奇这里，理论不是外在于历史过程的抽象形式。恰好相反，无论作为主客体辩证法还是总体性辩证法，它都不是单纯形式，而是历史自我展开的辩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主客体辩证法实际上就是社会历史的存在论。所以，在谈论主客体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时候，卢卡奇开篇就将这个问题放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问题框架当中来阐释，而且放在社会历史的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存在过程中来阐释。这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方法概念。方法不只是外在的抽象形式，而是与实体过程紧密联系的方法。卢卡奇根本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论者，一些人在这种粗浅的意义上去构筑批判卢卡奇的阵地，只能是自取其辱。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对于他的定位和判定会影响确实也已经影响了对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判定，所以我简单勾勒了这几种我认为的主要误解。今天的条件下，思想和实践进入新的阶段，有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储备之后，我们才有平等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话的可能性，才能尽可能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评价，避免贴标签、仰视、俯视这些粗陋的立场。回顾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研究范式来讲，我认为我们今天获得了平等对话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从过去那种外延性的评判真正走向一种内涵式研究，从而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