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篇就问：“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此以后，“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个不断被提及的重要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阐释史中的这个基本问题称为卢卡奇问题。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卢卡奇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河，影响深远。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以及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争论和对立，很大程度上都根源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当然，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得到最终的解决。也许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的不断追问和回答中得以展开的。通过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和创造性阐释，将会不断地形成各种民族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各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只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远近的问题。

一

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要求历史地看待问题，当然也要求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本身。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非历史的绝对教条。因此，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要具备历史的眼光，不能脱离历史语境做抽象的判断。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既要看到经典文本本身的历史性，也要看到阅读者自身的历史性。历史是意义生成的空间。将文本和思想放置到特定的历史空间中，领会了阅读对象和阅读者自身的历史性，我们才能理解阐释的合理性和限度。这是当代解释学的基本思想。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借助黑格尔思想阐释马克思主义，将主客体辩证法奠定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性意识，这些都是由特殊历史语境决定的。相反，由于东方国家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启蒙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客观性，强调唯物主义，也自有其历史的原因。抽掉历史语境，将某种阐释作为绝对，本身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实践思维和历史性思维相矛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中发挥特定作用的自我展开的历史。这里存在的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问题。

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总是在历史中得到展开的，因此是历史性的。对这种理论的历史性解读是理论历史性展开的基本环节。历史性的阅读方法是自觉地把握文本和阅读本身的历史性，将阅读和理解历史化，置入历史中去，揭示其历史性的边界，理解这种边界形成的历史原因。这样一种解读得到的是与特定语境相契合的理解，而不是绝对与文本自身意义一致的真理。正是这种解读才赋予文本和思想的现实的、因此也是历史性的生命活力，才使思想获得了具体的时间性。历史性的解读是避免在传统与现代、普遍与特殊、正统与改良之间跳跃和倒转的根本出路。打破是与非、坚持与背叛简单对立的二元思维，才能真正理解文本阅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才能真正保持理论向历史的开放，保持对待不同解读秉持一种宽容的立场。遗憾的是，卢卡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在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却没有获得这种宽容，而是遭遇各种教条主义者的批判，至今仍然不绝如缕。

历史性的阅读当然意味着解释中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但绝对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因为对象化的历史语境本身是相对稳定的现实，对象化本身就意味着客观性，意味着制约性。能够写出什么样的东西，与能够读出什么样的意思不是主观任性的结果，不是纯粹的想象。历史性意味着对象化的客观性，意味着受到特定历史语境制约的确定性、普遍性和客观性。因此，虽然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但仍然存在历史性的真理，存在相对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一种理论的真理性，一种解读的合理性根源于它与历史的存在论关联，按马克思的说法，根源于实践中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决不是与对象简单符合的问题，因为对象是在与我们的关系中成为对象的，对象只是我们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在这个意义上，正统是在历史中，在时间中成为正统的。之所以能够成为正统，是因为有效地响应了存在历史的呼唤。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以及这种阐释具有的历史意义，许多关于卢卡奇本人和这部著作的争论可以休矣。

二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提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方法。在卢卡奇看来，只要坚持了这一方法，即使放弃了马克思的所有全部结论，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这是否是说，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是所谓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像一些人阐释的那样？方法与结论、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结果之间可以纯粹外在地切割与分离吗？问题不是这样。在卢卡奇这里，方法论立足于存在论的基础之上。他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辩证法为核心思想，瓦解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瓦解抽象的客观主义。在他这里，具有同等意义的主客体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同时是存在论范畴和方法论范畴。通过这一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的物质本体论、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遭到了批判和质疑。卢卡奇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抽象思维发起了本质性的打击，以此确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卢卡奇指责恩格斯（主要是在《反杜林论》中）谈都没有谈到历史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恩格斯只是在一种自在自然的意义上来谈相互作用，谈辩证法。在卢卡奇看来，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最基本的形式。正因为在实践中，亦即是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才是革命的辩证法，才是历史辩证法。这里涉及实践成为存在论范畴并因此具有世界观意义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原则的这种阐释具有理论的高度并且契合了卢卡奇本身的历史语境和问题意识。当然，他对恩格斯的批评是有待商榷的。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强调了自然辩证法，但恩格斯并非没有谈到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是没有将它突出为核心的原则。而且，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阐释并不能直接地等同于恩格斯主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自然辩证法。关于这个问题恐怕还需要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没有专门讨论自然。但他明确地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这一命题实际上讲的是实践对自然的普遍中介，强调自然存在的社会性、历史性。它不意味着否定自然的实在性和客观性，而是抓住和突出了马克思思想的特质！马克思批判抽象本体论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概念，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隔离自然与历史，自然地理解自然，而不理解历史中的自然。奇怪的是后来的阐释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用唯物主义的“物性”原则来理解历史。在这样的阐释中，马克思社会存在论思想本质地被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对绝对必然性、自在客观性、因果规律性的崇尚。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实证主义化，甚至被变成一种脱离历史的僵化的教条主义体系。

从实践概念、主客体辩证法到作为社会范畴的自然概念的提出，实际上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象和思想原则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象是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原则是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关于世界抽象同一性的本体论哲学，而是社会历史的存在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性质。社会历史领域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辩证展开的领域，因此表现为创造性的展开过程。

马克思也说：“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也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种辩证的过程性表明同一性与差异性构成的历史生成空间。这意味着，不能单向地将理论还原到实践的基础上，认为理论是现实的直观，也不能将实践还原到理论上，好像实践只是理论依葫芦画瓢的落实。在历史性的实践中，存在着复杂的中介联系。实践活动扬弃了自然的因果性和自在的规律性，主体性和阶级意识就成为了卢卡奇基本的理论原则。

三

卢卡奇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命名他的著作，是出于深刻的理论考虑。在这里，历史作为实践构成的存在领域和存在过程，突出了人类实践的主体性，因此也就意味着阶级意识的重要性。通过这样一种理论策略，卢卡奇就与当时的历史语境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卢卡奇赋予了阶级意识构成历史的根本性意义，并为总体性的无产阶级意识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史中，卢卡奇是一位在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层面阐释阶级意识概念的卓越思想家。

然而，实践范畴蕴含的主体性赋予了阶级意识基本地位，同时也可能成为瓦解阶级意识的因素。因为在实践的思维中，阶级意识不是被给出而只能是实践中生成的。历史中是否现实地形成了革命的阶级意识，因此产生了革命的阶级主体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过程，因此是没有绝对的必然性。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面临这个难题。他最终没有摆脱黑格尔的遗产，无产阶级意识被看成同一的主客体，具备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总体性。这个“阶级意识”具有鲜明的黑格尔阴影，起着等同于“绝对精神”所起到的结构性作用。正如卢卡奇自己在新版序言中说的那样，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实践基础，甚至陷入了神秘主义。

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总体性范畴导源于认识论上的主客体同一性问题。到了黑格尔那里，由于过程性和历史性的引入，同一性表现为总体性，作为合题的绝对精神是包含差异和具体的总体。卢卡奇批判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神话，认为这种实体和主体的同一是一种思辨的抽象，是概念神话最后一个辉煌的形式。但卢卡奇给出的作为总体性的无产阶级意识，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何等的相似！后来的历史形势恰好说明了无产阶级并不天然地具有总体性的革命意识。

卢卡奇说无产阶级意识达到了总体性，它既是意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首先，无产阶级意识作为历史事件是否真的出现，它本身是否已成为总体性（即整体性）的意识？后来的马尔库塞就认为它被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化掉了。其次，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意识是否达到了或者说能否达到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认识？因为拜物教性质的物化或异化处境有可能使之觉醒，更可能是一种本质的遮蔽和掩盖。如果对这两个问题存在着否定回答的可能，无产阶级主体地位就不具有绝对性，而是一个历史中的生成问题。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的说法，列宁才有阶级意识的“灌输”理论。

总体性的历史理论往往还伴随着目的论和乌托邦。有人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弥漫着末世论的救赎情怀。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他们的历史概念似乎都分享着这一共同的特征，总是要寻找终极的原则或者终极状态。有人也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也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和终结论，试图寻找历史的完美状态和绝对终点，建立绝对的人间天堂。在这种误解中，马克思思想中的过程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历史性意识消失了。事实上，就像恩格斯说过的那样，存在就是过程。抽象的形而上学思维不是将存在理解为过程，而是在本体的意义上寻找绝对的起点和终点，最终陷入主观的设定。因为没有绝对终点，也没有绝对的根据本身，便将不是终点的终点作为终点，将不是根据的根据作为根据。

人类的存在作为超越物性的领域，本身就是可能性的历史过程。历史的绝对目的、绝对起点、绝对根据只是主观的设定。终极的完美状态只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并不是说人类不需要梦想，因此不再有梦想，而是说梦想只是梦想！不能将梦想作为绝对的根据和依靠，不要梦想能够抓住绝对根据和绝对依靠，没有这种绝对！人类历史与个体生命一样，只是一次或长或短的漂流，在梦想的不断成就或失去中展开，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