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终是与改革实践同步的。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推动思想解放的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学者们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时的基本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国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一开始就不能只从思想史研究的内部逻辑来理解。研究得以展开不仅有着直接的现实背景，并且也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由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具有明显的实践指向，因此，现实实践的变化总是能够很好地体现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变化之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齐头并进，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如果说学术资源的电子化、学术交往的全球化和学术研究手段的信息化等外在因素将彻底地改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的话，不断深化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提出的新要求，对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提出的新要求将成为提升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强大动力，并且将根本改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语境、议题、范式和意义。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验，重新定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意义，从而提升理论研究的层次，是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客观需要，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适应这一新要求，走出了解、引进、学习、模仿的初级阶段，在更高的理论层次展开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对话，自觉地成为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滋养，才能真正跨入新阶段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使命。

从单向学习到平等对话。国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响应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要求，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肖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进入了更加学术化学理化的阶段。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实践走向低潮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处于低潮中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众多议题，甚至一些政策方针，都有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积极影响。总体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应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处于学习引进的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成了我们理论和实践的思想支援，研究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放在翻译介绍、推广普及上。

如今，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学术交流的扩大，学术资源的同步共享，尤其是随着我国建设实践的伟大成就及国外理论界对中国的关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走上了与国外研究者相同的平台上，并因此开始取得了平等对话的理论资格。这种理论背景的变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新要求。研究不能再停留于单方面的学习，翻译引进、介绍批评不再是研究的核心任务。在研究中形成理论自信，坚持主体地位，摆脱盲目迷信，展开平等对话，是新世纪以来逐渐突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特征。随着外语能力的提升，学术交流的扩大，信息资源的共享，研究者应该改变仅仅作为学术转运中介的角色，不再只是承担单向传播和普及的作用，而是真正成为平等的对话者，在思想和理论的层面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展开交流，进行对话。这种深入的研究模式正在形成，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

从模仿消化到融合创新。与研究主要是引进介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借用国外理论资源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当代性质。坦率地说，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不少议题都直接或间接受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诸如实践唯物主义、人道主义、主体性、生态主义等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进有关。回顾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各种争论，许多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议题，有些争论则是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有直接关系。有时不仅是议题而且思想原则也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移植和模仿，直接或者间接地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反思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理论问题，是一个基本的理论路径。今天看来，这样一种研究和阐释路径已经不再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和理论发展的要求了。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现实实践本身对理论提出的更高要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从模仿消化走向融合创新的阶段。我们必须坚持反思性立场，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资源，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理论议题和思想原则，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学术体系，鼓励学者建构有个人特色的范畴、命题和学术体系，甚至是学派。这必然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研究对象，研究不只是为了事实上搞清楚，价值上做出客观评价，而是以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为导向，以形成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目的。以此目的为指引，国外马克思主义将批判性地成为我们自身理论建构的一个环节，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已经成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主动地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自觉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理论创造的内在要素，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服务。没有这样一种高度的实践指向和理论自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进入死胡同，失去现实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大的实践背景和理论逻辑中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样一个过程，应该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得到升华，是其理论价值得以展开的真正要求，当然，这也意味着传统研究模式解体和消亡的必然性。

从单向输入到双向互动。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学习走向对话，从模仿走向创新，这就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从单向的学术输入走向双向互动的更高阶段。国内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具有许多优势，与国外理论界交往密切，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然而，真正的国际化不应该只是单向的学习引进，也理所当然地包括主动的理论输出、话语输出。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成果积极地介绍到国外，不仅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理论的需要，也是推动和提升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需要。

我们知道，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客观地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更多是学理上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阐释更多是从批判资本主义这个角度出发的，并不像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样拥有丰厚的实践土壤，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为支撑。这导致了一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诸如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而忽视了建构性的一面，强调社会运动自发性、分散性而忽视了总体化、组织化的一面，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乌托邦的理想性而忽视社会主义现实性的一面，等等。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由于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虽然在理论的学术化和个性化等方面还明显做得不够，但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实践性品格，产生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历史影响。国内马克思主义者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同等层次上的双向交流和互动，对于国外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阐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今，随着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的提升，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迫切希望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动态。加强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互动，不仅要在众多的理论议题上及时提供我们的思考和成果，而且要在研究中提出和设定我们自己的议题，让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研究中具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因素，以此影响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然走向和必然要求。

总之，目前国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走到了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关键点上，如何适应新的需要，主动地改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模式，是我们推进和完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然要求，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走进新的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