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出发的。这一问题一直是现代以来众多思想争论直接或者隐藏着的焦点，不同历史时期被一再提出。面临当代实践，中国乃至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新一轮市场与计划、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等相互关系的争论。新的理论和实践倾向可能会在这一争论中呈现出来。思考这一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当代社会历史进展的理解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分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成果。虽然广义地说，市民社会包括以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等自由为基本内容的“公共空间”，但其核心是以平等、自由交换为原则的物质生活领域。现代解放，就是使这些领域的生活成为自由的“私事”，不受国家权力支配和干预，国家成了维护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补充性结构。在马克思看来，要求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分离，确立市民社会的自主地位。作为现代解放这一要求“是当然合理的”。马克思肯定了此种解放的积极意义。

但问题在于，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这种分离中，人们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的存在被排斥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性立足于对存在差异的抽象，政治和法律中的公民是没有肉体的自由平等“人格”。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而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现代平等和自由具有抽象的、形式的性质。人们在没有从私有财产和宗教信仰的束缚之中获得解放以前，却可以并且实际上获得了政治解放。马克思阐明了“经济规律的和谐在整个世界上表现为不和谐”这一事实。要求市民社会的生活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私事”，实际上是确认了现代市民社会领域中的非解放。人们的实际生活仍然束缚于市民社会的真正桎梏之中。所以马克思说，以现代经济的自由和谐宣布“历史的终结”只是新近暴发户的愉快想法。

马克思对现代解放限度的这种揭示，对市民社会领域矛盾的批判，是否意味着他将重新肯定国家的基本意义呢？

其实，黑格尔先于马克思看到了现代解放的限度。黑格尔认为，现代市民社会只是理性实现环节中的“抽象理性”和“形式理性”阶段，因此要以理性的国家和理性的法作为“合题”扬弃市民社会。普鲁士君主立宪制成为黑格尔的“理想国”。而马克思则批判性地指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现代分离，只是形式分裂，二者的形成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个内在相关的方面。因此，黑格尔在不触及现代市民社会基础的前提下，企图以政治国家来克服市民社会的困境实现“同一”，乃是“虚构的同一”。马克思否定了现代国家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超越性，批判了在现代制度的框架下靠国家来实现社会和谐的幻想。马克思认为，现代国家是服从和服务于现代社会经济基础的“暴力机器”，它不可能成为超越现代的根本力量。如果整个社会还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自身的限度和内在矛盾。国家必然要维护资本模式的正常运转，以此维护整个社会的有序。不可能在资本普遍统治的前提下要求国家执行超资本的职能。盲目崇拜国家职能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颠倒了“主语”和“谓语”的关系。

在这样的批判视野中，对于马克思而言，理论和实践的任务不再是“成为现代”，不再是以“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来对抗国家权力，当然也不是搬出国家的权威来扬弃市民社会的“非理性”和局限，而是要求在现代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将解放推进到市民社会领域。推翻制约现代自由、平等价值取向的社会制度基础，进而推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全面展开对现代市民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将这一批判看成是解剖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工作，看成是为革命寻找经验和理论根据。马克思在阶级革命的主体性和经济运行的客观性之间建立联系，未来人类的解放是以阶级解放的形式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劳动中获得解放。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自由、平等就不再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以维护这种抽象权利为任务的国家机器和现代性的虚假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国家连同整个上层建筑的消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是同一过程。

二

马克思并不否认现代国家对经济基础的介入，并不否认国家的作用。他只是指出这种介入的性质是对资本运行的维持和稳定，而不是对资本原则的超越。即使现代国家的管理职能也难以摆脱与资本的同谋关系，更不用说在资本跨越国界的新老殖民主义拓展中，国家的巨大作用了。

然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理论和实践上凯恩斯主义兴起，国家职能的强化，被用于指认当代同马克思时代的断裂，宣布马克思理论的过时。马克思理论被看成是抽掉了国家因素的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因此在国家发挥巨大经济干预作用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失去了社会历史基础。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好像国家已经战胜经济自律，资本主义在体系内部找到了克服危机的有效机制。不少人以此批判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是一种“神话”，资本主义的崩溃论成了“寓言”。哈贝马斯甚至以此为依据，认为建立在自由交换和贸易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批判本身也就过时了。从20世纪中期到80年代，抓住这种“历史现象”的变迁“反思”马克思，成了许多西方理论家的主要策略。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的实现形态可以改变，但只要资本本身没有改变，资本就要贯彻自己的原则。西方国家经过战后短暂的“黄金时代”，七十年后进入了“滞胀”状态。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资本限度，不过是使危机形态发生了改变而已。面对危机，历史天平发生了新的倾斜，新自由主义登场，全面市场化和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以自由对抗国家的“越位”，国家权力开始退却，小政府大社会又成为实践的基本取向。然而，不到二十年，新自由主义带来新的灾难，全球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金融风暴一浪高过一浪，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崩溃。这一切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拉美出现了否定性的力量，重新强调国家的作用，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解体后的俄罗斯经过动**，现在的普京政府也再度强调国家的作用，强调国有企业的作用。

这一历史摇摆告诉我们，市场与计划、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作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两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论哪一方力量占据主要位置，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资本原则，而只是资本实现的不同形式，并且是资本实现中不断相互纠正、相互否定的形式。不存在“绝对”市场，或“绝对”国家。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根本前提还现实地发挥作用，不论是自由市场主导，还是政府干预主导，都只能带来暂时的、历史性的平衡，因为不平衡是资本发展的内在规定，而不只是现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国家的内部，也表现在国家之间。因此不论在一国的范围内还是国家之间，只要资本的和谐而不要资本带来的不和谐，不过是庸俗经济学家的抽象幻想。

只要资本还是现实的原则，国家和市场就只能是资本的工具。国家干预可能调节市场自由交换的缺陷，同样，市场交换的自由诉求也可能对抗国家权力的越位和滥用。但它们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走出资本现代性的困境。官场和市场在真实的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被资本原则规定的共谋关系，通常说的所谓官商“勾结”只能被限制，而不可能被彻底铲除。同试图以理想化的市场来克服国家权力腐败一样，试图以理想化的国家完全克服市场局限，也是一种不彻底的幻想。只有消除了现代国家和现代市民社会的存在前提，二者之间的对立、折中或共谋才能被消除。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彻底性之所在。

三

然而，理论的彻底性以抽象为前提，哪怕此种抽象是合理的抽象，它也往往不得不丢掉细节，甚至“不顾实情”，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是存在复杂的具体因素。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就是在复杂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确立的，因此也就带来了在马克思理论的彻底性中不可能遭遇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确立起国家的绝对权威，全面介入社会，表现为绝对的公有制和计划调节，核心是强大的国家权力。这一实践已经遭到了强烈的批判并且走向式微。虽然与苏东剧变全面肯定市场化和私有制，推行“自由主义”路线不同，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有限度地肯定了“市场原则”和“私有制”。此种限度表现为“社会主义”对市场的限定和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但随着改革的进展，国内产生了激烈争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之争再次成为焦点。

一派倾向重新肯定和培育市民社会的自主地位，以对抗国家权力专制和官员腐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构成了对市民社会（经济生活和精神空间）的压制，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市场化不彻底，私有化不彻底，是权力“寻租”，权力异化。另一派则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出发，揭示资本自由主义的弊病和危害，强调保持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干预，而不是主张政府“扔包袱”，成为“小政府”。他们指出，前者是“资改派”，代表新兴的资本家利益，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者则认为后者代表的是官僚阶级，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二者都认为只有自己掌握着真理，代表的是人民利益。

以现代市民社会（经济、精神）的自由来对抗政治权力的专制和独裁，确立市民社会的主体地位，这是现代政治解放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巨大历史功勋。但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那样，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因为市民社会内部本身的对立、冲突和异化还在此种解放的视野之外；因此，在资本日益暴露其困境的当代，仅仅无批判地以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来对抗异化的政治权力，目的仅在于走向“现代”，毋宁说是一种纯粹的倒退。同时，在资本还是现实原则的前提下，陷入对国家权力的崇拜，也可能落入新的陷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运行本身还屈从于资本原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权力是一种社会资本，完全可能成为一种异化的“统治力量”。所以，以国家干预的立场批判自由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并没有天然站在民众一边，相反可能成为“权贵”的帮凶。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面临的尴尬。马克思思想的彻底性在于，他并不抽象地站在“社会”或“国家”一边。对他而言，在现代解放中，“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二者其实是同步同构的。不在经济领域批判资本剥削，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政治生活的领域反对权力异化，批判专制集权，同样不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权力和市场既可能相互制约，更可能同谋。用国家权力不能彻底克服自由市场的局限，同样，用自由市场也不能彻底制约国家权力的异化。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现代相互依存的两极，现代社会就是由此构成的一个不断摇摆的二元结构。

面对现实的处境，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放弃强大政治，就意味着自我处决。但强大政治本身并不必然是解放的力量，它完全可能发生极端的异化，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面临现代市民社会“自由”诉求的压力，可能被以“现代解放”为目标的运动击垮。作为要求“从现代获得解放”的运动反而抵挡不住“现代解放”的攻势。这是因为，并且仅仅是因为它蜕变到了（或者尚处于）“现代解放”的水平之下。就当前的情况而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保持强大的政治国家，而不是国家权力从市民社会（物质的、精神的）生活中“撤退”。但问题恰在于如何确保权力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至于蜕变为异化的力量。这是一个实践的难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实情！其创造历史的可能性也正在于对此实情的驾驭与掌控之中！